第382章 明末是個悲情的年代
大明末年：朕崇禎皇帝朱由檢 作者：正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寧遠城大放異彩的這十一門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撈上來，經千裏運輸至京師後調撥寧遠的。
明朝自萬曆末年即開始仿製西洋大炮，但仿製品的質量遠遜於進口貨，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
無奈從澳門進口大炮，而澳門的鑄炮產能亦十分有限，故隻能打起在沿海沉沒的西方商船所載火炮的主意。
這些商船的自衛火炮並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進入中國後立刻成為有價無市的神器。
可見，早在明末，中國的火器技術已經落後於西方，並非一些文藝作品宣稱的那樣，“從北宋至明末，中國一直引領者世界火器發展的潮流”。
1625年開始，魏忠賢閹黨興風作浪，掀起多次大獄，打擊東林黨人。
隨著孫承宗遭到魏忠賢閹黨排擠去職，其經略遼東的幕僚，如鹿善繼、孫元紅、茅元儀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陸續被罷官。
此時西洋大炮的引進、訓練都仰仗西方傳教士。
當時西方的幾何學、物理學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瞄準開炮已經成為一道物理、幾何應用題，隻需要測定距離等參數。
對照射表，即可調整方位、角度，實現精確瞄準。
明末引進的西洋“銃規”，即象限儀，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命中精度。
徐光啟、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舉考試中結成了很綿密的人脈關係，故往往與東林黨人親近，此時也一並遭到貶斥。
臨危受命的孫承宗於遼東數年的苦心經營，天主教士大夫們為引進火炮動用全部人際關係的竭誠努力，至此全部化為泡影。
此外，明代一樣有保守勢力阻撓引進西洋火器。崇禎末年，有人上書請傳教士湯若望指導鑄造西洋大炮。
左都禦史劉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稱：“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製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在袁崇煥堅守寧遠城時，引進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經趨於癱瘓。即使在創造了寧遠大捷之後，袁崇煥仍然遭到罷官。
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變又給大明的火器部隊以一記重創。
孔有德是原明朝遼東總兵、左都督毛文龍的部下。袁崇煥殺毛文龍後，孔有德逃奔山東，投靠了登州巡撫孫元化，成為步兵左營參將。
1631年秋，皇太極圍攻大淩河城，為救援困於城中的祖大壽，孫元化急令孔有德率輕騎出關。孔有德軍行至河北吳橋。
“大雨雪，眾無所得食，則出行掠”，隨即嘩變，“糾眾數千，掠臨邑，淩商河，殘齊東，圍德平，破新城 ，恣焚殺甚酷”。
這股亂軍一路剽掠，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年正月時竟然“率眾逕至登州”，在城內叛逆的接應之下，孔有德率眾衝入城內。
孫元化等人返迴京城後，遭朝臣指斥入獄，最終被處以極刑。而孔有德叛軍在登州繳獲甚廣，據說已有三百餘門火炮，手下也發展到七千之眾。
最終，孔有德等人以船百餘艘，連同軍器、槍炮等，從登州起航，至鴨綠江口鎮江堡登陸降金。
孔有德在致皇太極的書信中自辯道：“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
孔有德得意地向皇太極表示：“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
皇太極大喜過望，親出郊十裏相迎接。
孫元化還沒來得及自刎就為叛軍所俘虜。孫元化是孔有德的老長官，若非當年孫元化收留，孔有德難保不步毛文龍後塵，故孔有德“以元化故有恩，縱使航海去”。
他是明末難得的火器專家，是徐光啟的得意門生，曾向徐光啟學習火器和西洋算學。
以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為代表的士大夫與西方傳教士親近，熱衷於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引進西洋大炮。
孔有德的手下便是一支裝備了多種西方火器的精銳部隊。
雖然此前在後金已經自行鑄造過幾門大紅衣炮，並由明軍降卒操作，在大淩河之戰中已經嶄露頭角，但孔有德部的加入無疑極大增強了後金火器部隊的實力。
該部在西洋火器專家的一手訓練下，利用西方的彈道學、幾何學和物理學計算炮彈軌跡，其命中率遠高於僅憑經驗、口耳相傳的傳統炮隊。
在孔有德投降僅數年之後，皇太極征朝鮮時，朝鮮人驚愕地發現後金軍隊中不僅裝備了紅夷大炮。
並能組織起幾天幾夜的猛烈炮擊，令朝鮮的城牆灰飛煙滅，士卒無處藏身。朝鮮降服後，後金也多次征調朝鮮火銃手用於攻堅作戰。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末的火器生產反而遭遇了很大困難，前線部隊火器嚴重缺裝。
在孔有德降清之後甚至出現明軍火器在數量上被新生的清軍烏真超哈（滿語“重兵”之意）壓製的情況。
明代自立國起就在製度上確立了一係列裝備火器的軍規，從紙麵上看，明軍的火器裝備率在穩步提高，明軍應該是一支火力不斷增強的部隊。
但實際上，到了戚繼光整治薊遼邊軍時，大部分的衛所軍隊已經不能拿到足夠的火器，戚繼光獲得了朝廷的重點扶持，才把火器的裝備率拉上去。
在當時，很多邊鎮會向朝廷要求發放火器，但朝廷並不會把邊軍要求的那些裝備直接發過去，而是下發所謂的“便利火器”，邊軍要的是大炮，結果收到了一堆一隻手能拎得起來的單兵火器。
明末是個悲情的時代，無法言說他的故事，哪怕過了幾百年仍然對其念念不忘……
明朝自萬曆末年即開始仿製西洋大炮，但仿製品的質量遠遜於進口貨，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
無奈從澳門進口大炮，而澳門的鑄炮產能亦十分有限，故隻能打起在沿海沉沒的西方商船所載火炮的主意。
這些商船的自衛火炮並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進入中國後立刻成為有價無市的神器。
可見，早在明末，中國的火器技術已經落後於西方，並非一些文藝作品宣稱的那樣，“從北宋至明末，中國一直引領者世界火器發展的潮流”。
1625年開始，魏忠賢閹黨興風作浪，掀起多次大獄，打擊東林黨人。
隨著孫承宗遭到魏忠賢閹黨排擠去職，其經略遼東的幕僚，如鹿善繼、孫元紅、茅元儀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陸續被罷官。
此時西洋大炮的引進、訓練都仰仗西方傳教士。
當時西方的幾何學、物理學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瞄準開炮已經成為一道物理、幾何應用題，隻需要測定距離等參數。
對照射表，即可調整方位、角度，實現精確瞄準。
明末引進的西洋“銃規”，即象限儀，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命中精度。
徐光啟、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舉考試中結成了很綿密的人脈關係，故往往與東林黨人親近，此時也一並遭到貶斥。
臨危受命的孫承宗於遼東數年的苦心經營，天主教士大夫們為引進火炮動用全部人際關係的竭誠努力，至此全部化為泡影。
此外，明代一樣有保守勢力阻撓引進西洋火器。崇禎末年，有人上書請傳教士湯若望指導鑄造西洋大炮。
左都禦史劉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稱：“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製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在袁崇煥堅守寧遠城時，引進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經趨於癱瘓。即使在創造了寧遠大捷之後，袁崇煥仍然遭到罷官。
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變又給大明的火器部隊以一記重創。
孔有德是原明朝遼東總兵、左都督毛文龍的部下。袁崇煥殺毛文龍後，孔有德逃奔山東，投靠了登州巡撫孫元化，成為步兵左營參將。
1631年秋，皇太極圍攻大淩河城，為救援困於城中的祖大壽，孫元化急令孔有德率輕騎出關。孔有德軍行至河北吳橋。
“大雨雪，眾無所得食，則出行掠”，隨即嘩變，“糾眾數千，掠臨邑，淩商河，殘齊東，圍德平，破新城 ，恣焚殺甚酷”。
這股亂軍一路剽掠，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年正月時竟然“率眾逕至登州”，在城內叛逆的接應之下，孔有德率眾衝入城內。
孫元化等人返迴京城後，遭朝臣指斥入獄，最終被處以極刑。而孔有德叛軍在登州繳獲甚廣，據說已有三百餘門火炮，手下也發展到七千之眾。
最終，孔有德等人以船百餘艘，連同軍器、槍炮等，從登州起航，至鴨綠江口鎮江堡登陸降金。
孔有德在致皇太極的書信中自辯道：“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
孔有德得意地向皇太極表示：“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
皇太極大喜過望，親出郊十裏相迎接。
孫元化還沒來得及自刎就為叛軍所俘虜。孫元化是孔有德的老長官，若非當年孫元化收留，孔有德難保不步毛文龍後塵，故孔有德“以元化故有恩，縱使航海去”。
他是明末難得的火器專家，是徐光啟的得意門生，曾向徐光啟學習火器和西洋算學。
以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為代表的士大夫與西方傳教士親近，熱衷於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引進西洋大炮。
孔有德的手下便是一支裝備了多種西方火器的精銳部隊。
雖然此前在後金已經自行鑄造過幾門大紅衣炮，並由明軍降卒操作，在大淩河之戰中已經嶄露頭角，但孔有德部的加入無疑極大增強了後金火器部隊的實力。
該部在西洋火器專家的一手訓練下，利用西方的彈道學、幾何學和物理學計算炮彈軌跡，其命中率遠高於僅憑經驗、口耳相傳的傳統炮隊。
在孔有德投降僅數年之後，皇太極征朝鮮時，朝鮮人驚愕地發現後金軍隊中不僅裝備了紅夷大炮。
並能組織起幾天幾夜的猛烈炮擊，令朝鮮的城牆灰飛煙滅，士卒無處藏身。朝鮮降服後，後金也多次征調朝鮮火銃手用於攻堅作戰。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末的火器生產反而遭遇了很大困難，前線部隊火器嚴重缺裝。
在孔有德降清之後甚至出現明軍火器在數量上被新生的清軍烏真超哈（滿語“重兵”之意）壓製的情況。
明代自立國起就在製度上確立了一係列裝備火器的軍規，從紙麵上看，明軍的火器裝備率在穩步提高，明軍應該是一支火力不斷增強的部隊。
但實際上，到了戚繼光整治薊遼邊軍時，大部分的衛所軍隊已經不能拿到足夠的火器，戚繼光獲得了朝廷的重點扶持，才把火器的裝備率拉上去。
在當時，很多邊鎮會向朝廷要求發放火器，但朝廷並不會把邊軍要求的那些裝備直接發過去，而是下發所謂的“便利火器”，邊軍要的是大炮，結果收到了一堆一隻手能拎得起來的單兵火器。
明末是個悲情的時代，無法言說他的故事，哪怕過了幾百年仍然對其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