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聽了，勃然大怒，高聲罵道：“好個介甫(王安石之字)之黨！”拂袖而去。從此，司馬光恨上了蘇軾。
蘇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抱著一顆為國為民也對皇帝負責的赤子之心，在兩月之內，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了全麵的批評，引起了朝野的震動。蘇軾把這種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騎著快馬馳走，群臣不是去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後猛勁地打馬，危險之至，並要求神宗解鞍下馬，餵馬蓄銳，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黨知道了這些，可謂恨得咬牙切齒。王安石還算是個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幫黨徒，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整治蘇軾。
一天，王安石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要與他麵對麵地做一次“深談”。王安石怒責蘇軾說：“你站在司馬光一邊，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蘇軾一聽，火往上冒，反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司馬光像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叔孫豹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之不朽。”這“三不朽”已成為中國人的人生信條。從司馬光一生來看，雖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還是他主編的《資治通鑑》。
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改革時弊，反對因循守舊，是何等堅決，現在我行新法，你為什麽要夥同司馬光來反對我？”蘇軾怒道：“你口口聲聲說我同司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對司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審時度勢，反倒急功近利，貿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這樣，兩人不歡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黨中的重要成員謝景溫上書誣告蘇軾，說他扶喪返川時，利用官船販運私鹽。後雖經查無此事，但蘇軾已厭惡了朝廷的黨爭，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這時，新黨正想排除異己，就把他貶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徐州輾轉數年，興水利，救水災，為民做了許多好事。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軾又從徐州遷知湖州。這時，朝廷裏的鬥爭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來的一夥人，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呂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當上副宰相的，但為了當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給神宗。在王安石寫給呂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無使上知”的字樣，神宗一見，覺得王安石在搞陰謀詭計，十分惱怒，就罷去他的宰相職務，命其永遠不得返朝。這樣以來，過去曾經支持過王安石變法的“新進勇銳”之人呂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獨霸了朝權。蘇軾墨竹畫
蘇軾到達湖州，按慣例要寫謝表，他想起朝廷上發生的這些事，不禁氣憤，在表中不由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李定接到這份謝表一看，不由大喜，覺得陷害蘇軾的時機到了，立即串通舒亶準備“劾奏”蘇軾。
但是，蘇軾文名布於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護，更兼皇後對他很有好感，要想參倒蘇軾，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東山再起，將來難以處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謝表交給了神宗，首先彈劾道：“蘇軾說‘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既是反對新法，也是對皇上不滿；說‘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是發泄自己對職位的不滿情緒，實是未將皇上放在眼裏。”李定還說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說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蘇軾的謝表，果然臉色不悅，再加李定煽風點火，果然有些怒氣了。舒亶見火候已到，便趁機舉出“確鑿證據”，說蘇軾心存險惡。
舒亶說：“蘇軾反對新法，證據確鑿，對每一種法令，他幾乎都作詩訕謗。他包藏禍心，怨恨皇上，無人臣之節，確屬事實。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嚴禁私鹽，他就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這一招的確歹毒，蘇軾這些涉及新法的詩並無攻擊訕謗之意，無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後的一些現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惡毒的攻擊，在此情此景之下，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果然，在猶豫了一陣之後，神宗還是下令將蘇軾拿問。
蘇堤因蘇軾而名滿天下
蘇軾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時，百姓夾道相送，失聲痛哭，足見蘇軾之得民心。押到開封以後，投於烏台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之一——“烏台詩案”。
蘇軾在獄中待了很長時間，蘇軾的兒子求告無門，便去南京找蘇軾的弟弟蘇轍想辦法。臨行之時，他囑咐別人，送飯時送魚，不要送肉，但送飯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進去，蘇軾一見，誤以為大限將至，不由悲憤中生。原因，蘇軾與兒子約好，如果沒有什麽情況，送飯時帶魚，如果情況緊急，送飯時帶肉，這樣可以內外通氣，早作準備。蘇軾自覺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將他處死，在悲憤之中，索筆寫下了兩首詩，其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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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抱著一顆為國為民也對皇帝負責的赤子之心，在兩月之內，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了全麵的批評，引起了朝野的震動。蘇軾把這種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騎著快馬馳走，群臣不是去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後猛勁地打馬，危險之至，並要求神宗解鞍下馬，餵馬蓄銳，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黨知道了這些，可謂恨得咬牙切齒。王安石還算是個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幫黨徒，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整治蘇軾。
一天，王安石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要與他麵對麵地做一次“深談”。王安石怒責蘇軾說：“你站在司馬光一邊，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蘇軾一聽，火往上冒，反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司馬光像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叔孫豹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之不朽。”這“三不朽”已成為中國人的人生信條。從司馬光一生來看，雖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還是他主編的《資治通鑑》。
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改革時弊，反對因循守舊，是何等堅決，現在我行新法，你為什麽要夥同司馬光來反對我？”蘇軾怒道：“你口口聲聲說我同司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對司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審時度勢，反倒急功近利，貿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這樣，兩人不歡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黨中的重要成員謝景溫上書誣告蘇軾，說他扶喪返川時，利用官船販運私鹽。後雖經查無此事，但蘇軾已厭惡了朝廷的黨爭，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這時，新黨正想排除異己，就把他貶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徐州輾轉數年，興水利，救水災，為民做了許多好事。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軾又從徐州遷知湖州。這時，朝廷裏的鬥爭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來的一夥人，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呂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當上副宰相的，但為了當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給神宗。在王安石寫給呂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無使上知”的字樣，神宗一見，覺得王安石在搞陰謀詭計，十分惱怒，就罷去他的宰相職務，命其永遠不得返朝。這樣以來，過去曾經支持過王安石變法的“新進勇銳”之人呂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獨霸了朝權。蘇軾墨竹畫
蘇軾到達湖州，按慣例要寫謝表，他想起朝廷上發生的這些事，不禁氣憤，在表中不由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李定接到這份謝表一看，不由大喜，覺得陷害蘇軾的時機到了，立即串通舒亶準備“劾奏”蘇軾。
但是，蘇軾文名布於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護，更兼皇後對他很有好感，要想參倒蘇軾，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東山再起，將來難以處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謝表交給了神宗，首先彈劾道：“蘇軾說‘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既是反對新法，也是對皇上不滿；說‘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是發泄自己對職位的不滿情緒，實是未將皇上放在眼裏。”李定還說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說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蘇軾的謝表，果然臉色不悅，再加李定煽風點火，果然有些怒氣了。舒亶見火候已到，便趁機舉出“確鑿證據”，說蘇軾心存險惡。
舒亶說：“蘇軾反對新法，證據確鑿，對每一種法令，他幾乎都作詩訕謗。他包藏禍心，怨恨皇上，無人臣之節，確屬事實。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嚴禁私鹽，他就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這一招的確歹毒，蘇軾這些涉及新法的詩並無攻擊訕謗之意，無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後的一些現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惡毒的攻擊，在此情此景之下，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果然，在猶豫了一陣之後，神宗還是下令將蘇軾拿問。
蘇堤因蘇軾而名滿天下
蘇軾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時，百姓夾道相送，失聲痛哭，足見蘇軾之得民心。押到開封以後，投於烏台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之一——“烏台詩案”。
蘇軾在獄中待了很長時間，蘇軾的兒子求告無門，便去南京找蘇軾的弟弟蘇轍想辦法。臨行之時，他囑咐別人，送飯時送魚，不要送肉，但送飯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進去，蘇軾一見，誤以為大限將至，不由悲憤中生。原因，蘇軾與兒子約好，如果沒有什麽情況，送飯時帶魚，如果情況緊急，送飯時帶肉，這樣可以內外通氣，早作準備。蘇軾自覺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將他處死，在悲憤之中，索筆寫下了兩首詩，其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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