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餘者曰：“汝唯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色於破釜；能縛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
餘俯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餘之作。
從這篇幼年的文章裏可以看出，蘇軾絕非一個死板迂腐的學究，對於世態人情，乃至於從世態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蘇軾是深有心得的。因此，當蘇軾踏上官場以後，他不是不懂“為官之道”，而是把官場看得太透，把那些爭名逐利之輩看得太透，他們的一舉一動乃至微妙心態蘇軾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隻有一點，就是蘇軾決不同流合汙，隻是為國為民著想，為正義著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國選拔進士的會考中，蘇軾以《刑賞忠厚之至》的論文獲得了歐陽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讚賞，在這篇文章裏，他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愛國愛民之心，並言辭鏗鏘，文氣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審卷官們驚喜不已。歐陽修見卷獨占鰲頭，便想評為第一，但又怕這卷子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為，評為第一會被人猜說，就判為第二，等開三蘇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蘇軾的試卷。在禮部進行的口試複試中，蘇軾以《春秋對義》獲第一名。
後來，歐陽修在讀蘇軾的感謝信時，十分感慨地說：“捧讀蘇軾的信，我全身喜極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當世奇才，我應當迴避，放他出人頭地。請大家記住我的話：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再談起我！”當時，歐陽修文名滿天下，天下士子的進退之權也全操於歐陽修一人之手，歐陽修這麽一句話，蘇軾之名頃刻間傳遍全國。“出人頭地”這一成語，也就是從這裏來的。
在歷任鳳翔簽判等幾任地方官以後，蘇軾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又迴到了開封，仍“入直史館”供職。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準備實施新法，這樣，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個派別。舊黨是反對變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不僅是一位聲望很重的元老名臣，還是一位大學者，重要的史學著作《資治通鑑》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編寫的。新黨是堅決主張變法的，其首領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學者、詩人。由於當時王安石急需選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見風使舵的勢利之徒趁機而上，騙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謝景溫、呂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來。王安石的這種急不擇人的做法，不僅使蘇軾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對他自己來說，既種下了導致變法失敗的禍根，又使他個人遭受到了這幫小人的諂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學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後世對其爭議極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飲恨半山腰》一篇，專門詆毀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還是後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對於這“兩黨”，蘇軾在個人感情上並無偏好，他同司馬光的交往很深，關係很好；對王安石，他與之同出於歐陽修之門，也能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因此，在這兩派勢力之間，蘇軾決不會因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蘇軾對一方有著感情，他也不會因為私人感情而去掩蓋自己的真實觀點，說出違心之論。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領新進之人，氣勢很盛，在經濟、文化等方麵都要一改舊製，推行新法。但蘇軾覺得王安石不論在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在舉薦人才方麵，都有許多不妥之處，不利於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也不利於朝廷的團結，所以，他對王安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對於王安石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措施，尤為不滿，他上書神宗說：“選拔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於能考察人才的實際情況，看其言辭與行為是否統一……希望陛下能夠考慮長遠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貪圖改變舊法，標新立異，亂加歌頌而不顧實際情況。”神宗聽了蘇軾的話，覺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蘇軾詢問說：“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麽地方呢？即便是我的過失，也請你指出來。”蘇軾說：“陛下是個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說是天縱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懇，不怕做事沒有決斷，怕的是想急於把國家治理好，辦事太急，太容易聽別人的話，提拔官員太快。希望陛下能採取安靜沉穩的態度，等待人、事之來，然後再慎重處理。”
神宗聽了，覺得蘇軾對當時情況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採納了他的建議，沒有批準王安石廢科舉、設學館等新法。
司馬光知道了蘇軾的態度以後，非常高興，以為蘇軾是他的一黨，對蘇軾大加稱讚。當不久王安石大張旗鼓推行經濟方麵的新法時，司馬光著急了，他緊急搜羅幫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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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輩煌ㄈㄊ醯那Ч琶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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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司馬光找到蘇軾，未經試探，開門見山地對蘇軾說：“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韙，實在是膽大妄為，我們要聯合起來，一起討伐他！”蘇軾笑笑說：“我知道應該怎麽做。”司馬光以為蘇軾要堅決反對王安石，十分高興，緊接著追問說：“那麽，您打算怎麽辦呢？”蘇軾十分嚴肅地對司馬光說：“王安石改革時弊，欲行新法，也是為國為民著想，是為公不為私，從大局來看，有值得稱道之處。但其新法，確有禍國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對。至於您那‘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信條，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誤國殃民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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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俯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餘之作。
從這篇幼年的文章裏可以看出，蘇軾絕非一個死板迂腐的學究，對於世態人情，乃至於從世態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蘇軾是深有心得的。因此，當蘇軾踏上官場以後，他不是不懂“為官之道”，而是把官場看得太透，把那些爭名逐利之輩看得太透，他們的一舉一動乃至微妙心態蘇軾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隻有一點，就是蘇軾決不同流合汙，隻是為國為民著想，為正義著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國選拔進士的會考中，蘇軾以《刑賞忠厚之至》的論文獲得了歐陽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讚賞，在這篇文章裏，他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愛國愛民之心，並言辭鏗鏘，文氣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審卷官們驚喜不已。歐陽修見卷獨占鰲頭，便想評為第一，但又怕這卷子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為，評為第一會被人猜說，就判為第二，等開三蘇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蘇軾的試卷。在禮部進行的口試複試中，蘇軾以《春秋對義》獲第一名。
後來，歐陽修在讀蘇軾的感謝信時，十分感慨地說：“捧讀蘇軾的信，我全身喜極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當世奇才，我應當迴避，放他出人頭地。請大家記住我的話：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再談起我！”當時，歐陽修文名滿天下，天下士子的進退之權也全操於歐陽修一人之手，歐陽修這麽一句話，蘇軾之名頃刻間傳遍全國。“出人頭地”這一成語，也就是從這裏來的。
在歷任鳳翔簽判等幾任地方官以後，蘇軾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又迴到了開封，仍“入直史館”供職。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準備實施新法，這樣，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個派別。舊黨是反對變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不僅是一位聲望很重的元老名臣，還是一位大學者，重要的史學著作《資治通鑑》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編寫的。新黨是堅決主張變法的，其首領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學者、詩人。由於當時王安石急需選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見風使舵的勢利之徒趁機而上，騙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謝景溫、呂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來。王安石的這種急不擇人的做法，不僅使蘇軾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對他自己來說，既種下了導致變法失敗的禍根，又使他個人遭受到了這幫小人的諂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學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後世對其爭議極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飲恨半山腰》一篇，專門詆毀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還是後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對於這“兩黨”，蘇軾在個人感情上並無偏好，他同司馬光的交往很深，關係很好；對王安石，他與之同出於歐陽修之門，也能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因此，在這兩派勢力之間，蘇軾決不會因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蘇軾對一方有著感情，他也不會因為私人感情而去掩蓋自己的真實觀點，說出違心之論。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領新進之人，氣勢很盛，在經濟、文化等方麵都要一改舊製，推行新法。但蘇軾覺得王安石不論在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在舉薦人才方麵，都有許多不妥之處，不利於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也不利於朝廷的團結，所以，他對王安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對於王安石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措施，尤為不滿，他上書神宗說：“選拔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於能考察人才的實際情況，看其言辭與行為是否統一……希望陛下能夠考慮長遠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貪圖改變舊法，標新立異，亂加歌頌而不顧實際情況。”神宗聽了蘇軾的話，覺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蘇軾詢問說：“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麽地方呢？即便是我的過失，也請你指出來。”蘇軾說：“陛下是個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說是天縱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懇，不怕做事沒有決斷，怕的是想急於把國家治理好，辦事太急，太容易聽別人的話，提拔官員太快。希望陛下能採取安靜沉穩的態度，等待人、事之來，然後再慎重處理。”
神宗聽了，覺得蘇軾對當時情況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採納了他的建議，沒有批準王安石廢科舉、設學館等新法。
司馬光知道了蘇軾的態度以後，非常高興，以為蘇軾是他的一黨，對蘇軾大加稱讚。當不久王安石大張旗鼓推行經濟方麵的新法時，司馬光著急了，他緊急搜羅幫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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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輩煌ㄈㄊ醯那Ч琶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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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司馬光找到蘇軾，未經試探，開門見山地對蘇軾說：“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韙，實在是膽大妄為，我們要聯合起來，一起討伐他！”蘇軾笑笑說：“我知道應該怎麽做。”司馬光以為蘇軾要堅決反對王安石，十分高興，緊接著追問說：“那麽，您打算怎麽辦呢？”蘇軾十分嚴肅地對司馬光說：“王安石改革時弊，欲行新法，也是為國為民著想，是為公不為私，從大局來看，有值得稱道之處。但其新法，確有禍國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對。至於您那‘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信條，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誤國殃民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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