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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幣帳跫矣胝治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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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否可以一體？政治和藝術能否相容？藝術家能否當好政治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給予了否定的迴答。
我們隻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卻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一個藝術家，甚至寧願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係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秉賦素質來講，卻不一定適合當皇帝。因此，他們就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歷史機製就這樣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無數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製卻有可能造就皇帝藝術家，藝術家跟天生秉賦有很大的關係，當不了一個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卻很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中國的皇帝藝術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皇帝陳後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做了亡國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宋徽宗
作《聽琴圖》有很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極富“藝術家氣質”，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一概拋諸腦後。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皇帝藝術家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他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
皇帝藝術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隻會越來越腐敗，皇帝藝術家逐漸蛻變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還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一種理性行為，藝術是一種感性表達，一個完全沉浸在感性當中的人，在常人看來，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一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有板有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是隻會做壞，不會做好的，中國歷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產生的。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個一流的詞人，對中國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隻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攻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隻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歷，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繪《聽琴圖》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都城的時候，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蒼黃辭廟日，教坊獨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麽做，而是去聆聽教坊樂手演奏《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尋歡作樂。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世上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藝術家雖然不能治理好國家，但卻很好侍奉，隻要摸準了他的脾氣，比起皇帝政治家來，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國歷史上，這一類的事例極多，宋徽宗時期的童貫，就應當算是一個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迴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貫在太監中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是太監，但卻沒有一點太監的模樣。據說他身材高大，聲如洪鍾，而且“其勁如鐵”，不知怎麽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還長出了幾根鬍子。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極易討得妃子、宮女的歡心，再加上童貫生性豪爽，不惜財物去結納眾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計較小是小非，所以，宮廷內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他贏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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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幣帳跫矣胝治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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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否可以一體？政治和藝術能否相容？藝術家能否當好政治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給予了否定的迴答。
我們隻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卻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一個藝術家，甚至寧願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係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秉賦素質來講，卻不一定適合當皇帝。因此，他們就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歷史機製就這樣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無數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製卻有可能造就皇帝藝術家，藝術家跟天生秉賦有很大的關係，當不了一個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卻很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中國的皇帝藝術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皇帝陳後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做了亡國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宋徽宗
作《聽琴圖》有很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極富“藝術家氣質”，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一概拋諸腦後。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皇帝藝術家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他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
皇帝藝術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隻會越來越腐敗，皇帝藝術家逐漸蛻變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還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一種理性行為，藝術是一種感性表達，一個完全沉浸在感性當中的人，在常人看來，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一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有板有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是隻會做壞，不會做好的，中國歷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產生的。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個一流的詞人，對中國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隻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攻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隻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歷，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繪《聽琴圖》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都城的時候，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蒼黃辭廟日，教坊獨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麽做，而是去聆聽教坊樂手演奏《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尋歡作樂。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世上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藝術家雖然不能治理好國家，但卻很好侍奉，隻要摸準了他的脾氣，比起皇帝政治家來，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國歷史上，這一類的事例極多，宋徽宗時期的童貫，就應當算是一個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迴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貫在太監中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是太監，但卻沒有一點太監的模樣。據說他身材高大，聲如洪鍾，而且“其勁如鐵”，不知怎麽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還長出了幾根鬍子。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極易討得妃子、宮女的歡心，再加上童貫生性豪爽，不惜財物去結納眾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計較小是小非，所以，宮廷內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他贏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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