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兩軍在長勺會戰。齊國依仗數量優勢，首先擂鼓吶喊，發動進攻。魯莊公沉不住氣，就讓曹劌出擊，但曹劌隻是讓魯軍列陣不動，嚴守以待。齊軍看見魯軍陣勢牢固、旗甲鮮明，難以衝擊，隻好退迴去。過了一會兒，齊軍再次發動攻擊，曹劌仍按前法對待，齊軍隻好又退了迴去。齊軍統帥心浮氣躁，急於求勝，於是發動了第三次進攻。這時，齊軍軍士已經懈怠，失去了前兩次的銳氣，可魯軍正憋足了勁。此時，曹劌命擂鼓出擊。魯軍一下子就把齊軍衝垮，齊軍失去氣勢，無法抵擋，隻有逃走。魯莊公一看齊軍逃走，就要下令追擊。但曹劌十分謹慎，他登上高車，扶軾而望，發現敵軍旗幟東倒西歪，車轍錯亂無序，確認是逃跑而不是佯敗誘敵，這才下令追擊。自然，長勺之戰以魯國大獲全勝而告終，總算報了齊魯“幹時之戰”的一箭之仇。
在戰後總結經驗時，曹劌指出，軍士作戰往往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齊軍沖了三次，已是強弩之末，魯軍則鬥誌旺盛，取勝就有了把握。再者，齊是大國，可能會有伏兵，所以隻有確認齊軍不是詐敗誘敵後才能追擊。
長勺之戰的勝利，主要靠兩條，一是曹劌能夠正確地掌握和利用戰士的心理和情緒，把握住了作戰規律，再加上他的謹慎果斷，處處不失時機，就在具體的戰略戰術上掌握了主動權。其二是他認為人心可用。長勺之戰一方麵是魯國的保衛戰，帶有一定的正義色彩，更重要的是魯國統治者較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們願意替國君打仗。這兩方麵的因素共同作用，魯人才獲得了長勺之戰的勝利。其實前一方麵是具體的戰術運用，後一方麵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無論怎樣巧妙的戰術也無濟於事。
而與之相反的事例則發生在魯國和鄒國的一次大規模衝突中。在兩國的交戰中，鄒國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士兵百姓卻沒死一個。鄒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問道：“這些人不為上司去拚死，如果殺他們，實在是人太多，法不責眾，殺不勝殺；如果不殺他們，他們看著上司被殺而不去拚死解救，實是罪不容誅。這該怎麽辦才好呢？”孟子迴答說：“每逢兇年飢歲，您的百姓是什麽樣子呢？年紀大的餓死後孟子像
孟子倡王道，主仁政，認為“不嗜殺者能一之”。但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是上焉者王霸雜之，下焉者不堪聞問。
被埋在溝裏坑裏，年輕的則逃散到別的國家去，這樣的有幾千人。而您的倉庫卻十分充實，府庫裏也堆滿了錢財。您的官吏都不向您稟告，這是欺騙國君，殘害百姓。這樣的官吏還不該死嗎？”這就是孟子說過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是說，你怎樣對待別人，你就會得到怎樣的迴報。在這裏，鄒國與魯國，可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當然，不戰而勝無非指的是富國強兵，作好各方麵的準備，尤其是取得民眾的信賴和支持，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但如果一味強調某個方麵，或者想用“仁義”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敗亡了。春秋戰國時期還出了這麽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義”之師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當霸主，卻沒想到在諸侯大會上被楚國捉了去，虧得公子目夷設法營救，才把他迎迴宋國重登君位。宋襄公迴國後十分氣憤，可又不敢去惹楚國，就想去攻打鄭國，因為鄭國在諸侯大會上曾首先倡議讓楚國當盟主。盡管公子目夷等一幫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鄭國，但他還是一意孤行，帶兵出發。
鄭國立刻向楚國求救，楚王就取圍魏救趙之法，派成得臣和門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國，這樣，宋襄公就不得不迴師救宋。宋、楚兩軍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認為，楚軍兵勢強盛，宋軍不必去硬碰，況且楚人無非是為了救鄭，既然宋軍已經撤迴，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卻獨有妙招，他認為楚人是蠻夷之族，兵力有餘，仁義不足，蠻兵是敵不過仁義之師的。於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繡出“仁義”兩個大字，妄圖以“仁義”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裏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寶，但蠻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沒被嚇倒，反在大白天大搖大擺地渡過河來。
公子目夷對宋襄公說：“楚人白日渡河，是沒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們正好趁他們既驕傲又未渡完河的時候出擊，一定能獲得勝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認為既是“仁義”之師就不該投機取巧，擊半渡之師，那會給“仁義”之師丟麵子的。就這樣，宋軍失去了進擊的絕佳機會。
等楚軍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隊的時候，公子目夷又及時向宋襄公提出建議，要求趁楚軍列隊未完出擊，亦可獲勝。宋襄公卻認為考驗他的時候到了，如能堅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義”之師。宋襄公罵公子目夷道：“你真是個不懂道義的人，別人尚未列好隊，怎麽能打他們呢？”
楚軍列隊完畢，立即發動進攻，宋軍無法抵擋，隻好敗退。公子目夷等人拚死保護宋襄公，可他還是受了幾處傷，腿上還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責備他大搞“仁義”之師，他還毫不悔悟地說：“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說，看見受傷的人，就不要再去傷害他；看見頭髮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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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總結經驗時，曹劌指出，軍士作戰往往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齊軍沖了三次，已是強弩之末，魯軍則鬥誌旺盛，取勝就有了把握。再者，齊是大國，可能會有伏兵，所以隻有確認齊軍不是詐敗誘敵後才能追擊。
長勺之戰的勝利，主要靠兩條，一是曹劌能夠正確地掌握和利用戰士的心理和情緒，把握住了作戰規律，再加上他的謹慎果斷，處處不失時機，就在具體的戰略戰術上掌握了主動權。其二是他認為人心可用。長勺之戰一方麵是魯國的保衛戰，帶有一定的正義色彩，更重要的是魯國統治者較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們願意替國君打仗。這兩方麵的因素共同作用，魯人才獲得了長勺之戰的勝利。其實前一方麵是具體的戰術運用，後一方麵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無論怎樣巧妙的戰術也無濟於事。
而與之相反的事例則發生在魯國和鄒國的一次大規模衝突中。在兩國的交戰中，鄒國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士兵百姓卻沒死一個。鄒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問道：“這些人不為上司去拚死，如果殺他們，實在是人太多，法不責眾，殺不勝殺；如果不殺他們，他們看著上司被殺而不去拚死解救，實是罪不容誅。這該怎麽辦才好呢？”孟子迴答說：“每逢兇年飢歲，您的百姓是什麽樣子呢？年紀大的餓死後孟子像
孟子倡王道，主仁政，認為“不嗜殺者能一之”。但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是上焉者王霸雜之，下焉者不堪聞問。
被埋在溝裏坑裏，年輕的則逃散到別的國家去，這樣的有幾千人。而您的倉庫卻十分充實，府庫裏也堆滿了錢財。您的官吏都不向您稟告，這是欺騙國君，殘害百姓。這樣的官吏還不該死嗎？”這就是孟子說過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是說，你怎樣對待別人，你就會得到怎樣的迴報。在這裏，鄒國與魯國，可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當然，不戰而勝無非指的是富國強兵，作好各方麵的準備，尤其是取得民眾的信賴和支持，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但如果一味強調某個方麵，或者想用“仁義”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敗亡了。春秋戰國時期還出了這麽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義”之師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當霸主，卻沒想到在諸侯大會上被楚國捉了去，虧得公子目夷設法營救，才把他迎迴宋國重登君位。宋襄公迴國後十分氣憤，可又不敢去惹楚國，就想去攻打鄭國，因為鄭國在諸侯大會上曾首先倡議讓楚國當盟主。盡管公子目夷等一幫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鄭國，但他還是一意孤行，帶兵出發。
鄭國立刻向楚國求救，楚王就取圍魏救趙之法，派成得臣和門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國，這樣，宋襄公就不得不迴師救宋。宋、楚兩軍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認為，楚軍兵勢強盛，宋軍不必去硬碰，況且楚人無非是為了救鄭，既然宋軍已經撤迴，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卻獨有妙招，他認為楚人是蠻夷之族，兵力有餘，仁義不足，蠻兵是敵不過仁義之師的。於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繡出“仁義”兩個大字，妄圖以“仁義”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裏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寶，但蠻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沒被嚇倒，反在大白天大搖大擺地渡過河來。
公子目夷對宋襄公說：“楚人白日渡河，是沒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們正好趁他們既驕傲又未渡完河的時候出擊，一定能獲得勝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認為既是“仁義”之師就不該投機取巧，擊半渡之師，那會給“仁義”之師丟麵子的。就這樣，宋軍失去了進擊的絕佳機會。
等楚軍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隊的時候，公子目夷又及時向宋襄公提出建議，要求趁楚軍列隊未完出擊，亦可獲勝。宋襄公卻認為考驗他的時候到了，如能堅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義”之師。宋襄公罵公子目夷道：“你真是個不懂道義的人，別人尚未列好隊，怎麽能打他們呢？”
楚軍列隊完畢，立即發動進攻，宋軍無法抵擋，隻好敗退。公子目夷等人拚死保護宋襄公，可他還是受了幾處傷，腿上還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責備他大搞“仁義”之師，他還毫不悔悟地說：“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說，看見受傷的人，就不要再去傷害他；看見頭髮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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