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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一種十分奇異的人格，即俠客人格。關於俠客人格，中國的文人最為敏感，也許是由於俠客與文人表麵上相距千裏而實質上一脈相通的緣故吧。中國的文人對俠客最為嚮往，如唐朝詩人賈島就這樣說過：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不過，這是在冒虛火，看上去豪情萬丈，實則氣球一隻，頂不了事，真有急難，千萬不要求這種人。
文人之無用，歷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無一用是書生”，“萬言不值一杯水”，“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等話，說得可謂痛徹心肺。每當國家有難的時候，棄筆從戎者總是少數，多數是在加油鼓勁。令人敬仰的大詩人蘇軾就曾高唱：“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壯語，流澤至今，但蘇軾一生未親臨過戰場。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宋代著名詞人辛棄疾就是一員勇將，組織義軍抗金，闖軍營擒叛徒如入無人之境。唐代大詩文家皮日休也曾參加過黃巢起義。據說水泊梁山義軍的創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倫也是秀才出金譚金首鐵劍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唐/杜牧/赤壁
身。看來，文人要有用，就須棄文從武或是棄文從政，至少也應是亦文亦
武或亦文亦政。
但話又說迴來，要求文人做武將的事、做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這本來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個道德形象，傳統的社會心理對這種道德形象寄予了過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都應當由他們去包攬，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會就會表示不滿，文人自己也會有強烈的失落感。在這裏，社會把文人當做了俠客，而且是為整個社會打抱不平的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幾千年來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要麽慨嘆、要麽退縮、要麽改行，純粹以“文”為職業的文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其實，文人的作用僅限於“吏之師”而已，說得好聽一點，是“帝王師”，至於老師說的話學生聽與不聽，無權無錢的老師實在無能為力，這一點與俠客相比，實有大大的不如之處。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級，如果老師惹怒了學生，不僅沒有飯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卻總是無所施其計，文人之嚮往俠客，那是勢在必然的。
“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固然是文人所處的歷史窘境，但文人的意義也就在這裏。每當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時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殞身而不恤。對於社會的不平，俠客用劍，文人用舌、用筆，況且文人還要從根本上去剷除不平。從這一意義上講，文人也是俠客，而且是更高層次上的精神俠客。雖然始終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大批精神俠客的存在，中華民族才得以延續和發展。
山戎·青銅短劍
劍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俠客來救補，俠客也隻有具備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檔次。真正的文人和俠客，都是現實的批判者和矯正者，他們本有著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俠客，便成了他們幾千年來的人格理想。遠古時代的墨家學派就不必說了，現在一般認為俠即出於墨家，就是講究修身養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據說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路就是好劍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麵，頗有建樹。至於歷代文人，想做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潛、李白、陸遊等，不絕如縷。至龔自珍，則感嘆俠風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但其後譚嗣同、秋謹以及南社的許多詩人都倡俠行俠，甚至以“俠”自名，以示任俠決心，一時間俠風復熾。看來，對“儒俠”人格的嚮往實在是一個深厚的傳統。
正是因為文人(書生)和俠客總是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麵，才有了永恆的魅力，文人和俠客才成為人們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樣(人們羨慕做官，願意做官，但又從心底裏透著對官的反感與批判，其道理也正在這裏)。尤其能夠兼俠客、文人二任於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俠”既克服了文人的軟弱無力，又彌補了俠客的粗疏魯莽，實在是最為健全的人格。
文人無用，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祈求俠客，古已有之，亦於今為烈。文人有用則俠客少，文人無用則俠客多，文人與俠客的消長關係，是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俠客的濫觴階段，也是中國俠客的興盛時期，那正是禮崩樂壞，文人無用而武力大盛的階段。
東漢武氏墓群石刻／專諸刺王僚匣中盤劍裝魚昔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托宿吳專諸
唐／李白／醉後贈從甥高鎮
專諸是春秋時期的著名刺客之一。當時，吳國的公子光想刺殺吳王僚，理由是什麽呢？原來，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二弟餘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劄。諸樊知道季子劄很賢能，就想把王位傳給他，因此，他沒有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公子光立為太子，而是把王位依次傳給三個弟弟，以便季子劄最終登上王位。諸樊死後，就傳位給了餘祭，餘祭死後又傳位給了夷昧，夷昧死後，當把王位傳給季子劄，但季子劄不願當國王，逃到外地去了。於是，吳人就立夷昧之子僚為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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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一種十分奇異的人格，即俠客人格。關於俠客人格，中國的文人最為敏感，也許是由於俠客與文人表麵上相距千裏而實質上一脈相通的緣故吧。中國的文人對俠客最為嚮往，如唐朝詩人賈島就這樣說過：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不過，這是在冒虛火，看上去豪情萬丈，實則氣球一隻，頂不了事，真有急難，千萬不要求這種人。
文人之無用，歷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無一用是書生”，“萬言不值一杯水”，“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等話，說得可謂痛徹心肺。每當國家有難的時候，棄筆從戎者總是少數，多數是在加油鼓勁。令人敬仰的大詩人蘇軾就曾高唱：“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壯語，流澤至今，但蘇軾一生未親臨過戰場。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宋代著名詞人辛棄疾就是一員勇將，組織義軍抗金，闖軍營擒叛徒如入無人之境。唐代大詩文家皮日休也曾參加過黃巢起義。據說水泊梁山義軍的創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倫也是秀才出金譚金首鐵劍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唐/杜牧/赤壁
身。看來，文人要有用，就須棄文從武或是棄文從政，至少也應是亦文亦
武或亦文亦政。
但話又說迴來，要求文人做武將的事、做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這本來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個道德形象，傳統的社會心理對這種道德形象寄予了過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都應當由他們去包攬，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會就會表示不滿，文人自己也會有強烈的失落感。在這裏，社會把文人當做了俠客，而且是為整個社會打抱不平的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幾千年來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要麽慨嘆、要麽退縮、要麽改行，純粹以“文”為職業的文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其實，文人的作用僅限於“吏之師”而已，說得好聽一點，是“帝王師”，至於老師說的話學生聽與不聽，無權無錢的老師實在無能為力，這一點與俠客相比，實有大大的不如之處。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級，如果老師惹怒了學生，不僅沒有飯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卻總是無所施其計，文人之嚮往俠客，那是勢在必然的。
“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固然是文人所處的歷史窘境，但文人的意義也就在這裏。每當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時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殞身而不恤。對於社會的不平，俠客用劍，文人用舌、用筆，況且文人還要從根本上去剷除不平。從這一意義上講，文人也是俠客，而且是更高層次上的精神俠客。雖然始終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大批精神俠客的存在，中華民族才得以延續和發展。
山戎·青銅短劍
劍乃兵器之王，唯有德者可佩之，德寡者佩之，反受其害。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俠客來救補，俠客也隻有具備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檔次。真正的文人和俠客，都是現實的批判者和矯正者，他們本有著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俠客，便成了他們幾千年來的人格理想。遠古時代的墨家學派就不必說了，現在一般認為俠即出於墨家，就是講究修身養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據說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路就是好劍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麵，頗有建樹。至於歷代文人，想做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潛、李白、陸遊等，不絕如縷。至龔自珍，則感嘆俠風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但其後譚嗣同、秋謹以及南社的許多詩人都倡俠行俠，甚至以“俠”自名，以示任俠決心，一時間俠風復熾。看來，對“儒俠”人格的嚮往實在是一個深厚的傳統。
正是因為文人(書生)和俠客總是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麵，才有了永恆的魅力，文人和俠客才成為人們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樣(人們羨慕做官，願意做官，但又從心底裏透著對官的反感與批判，其道理也正在這裏)。尤其能夠兼俠客、文人二任於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俠”既克服了文人的軟弱無力，又彌補了俠客的粗疏魯莽，實在是最為健全的人格。
文人無用，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祈求俠客，古已有之，亦於今為烈。文人有用則俠客少，文人無用則俠客多，文人與俠客的消長關係，是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俠客的濫觴階段，也是中國俠客的興盛時期，那正是禮崩樂壞，文人無用而武力大盛的階段。
東漢武氏墓群石刻／專諸刺王僚匣中盤劍裝魚昔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托宿吳專諸
唐／李白／醉後贈從甥高鎮
專諸是春秋時期的著名刺客之一。當時，吳國的公子光想刺殺吳王僚，理由是什麽呢？原來，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二弟餘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劄。諸樊知道季子劄很賢能，就想把王位傳給他，因此，他沒有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公子光立為太子，而是把王位依次傳給三個弟弟，以便季子劄最終登上王位。諸樊死後，就傳位給了餘祭，餘祭死後又傳位給了夷昧，夷昧死後，當把王位傳給季子劄，但季子劄不願當國王，逃到外地去了。於是，吳人就立夷昧之子僚為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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