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皇帝是中國主要朝代的開國皇帝，至於其他戰亂時期而產生的走馬燈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幾代也是北方，總之，絕大多數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還較為集中，大多沿運河兩岸分布。
這真是風水不同，地殊人異嗎？其實，這要看怎麽講。如果把風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東西，當然與風水無關；但若從廣義上理解風水，把風水看作一種人文地理方麵的東西，甚至有一些地緣政治的色彩，那就與風水有關。在中國古代社會，北方開發較早，文化也較為早熟，社會製度、宗法觀念相對於南方來講較為嚴密、發達和成熟，在大多數時間裏，北方不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還是經濟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戰，因而，改朝換代之舉一般都發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論是社會統治、宗法統治、思想統治均比北方要相對為弱，因此，人們的思想觀念就較為解放和活躍，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麵。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別看隻有這八個字，其中包含的深奧道理卻是萬古不易的。孔子這句話從表麵上來看，意思是說仁厚的人喜歡高山峻嶺，智慧的人喜歡河流溪水，而實際上卻道出了兩種智慧類型。一種是仁者，一種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嶺一樣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卻如河流溪水一般變動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眾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環境，而崇山峻嶺及平原草漠眾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環境，即使是現代科學也不否認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智能的影響。
仁者多傾向於搞政治，智者多傾向於搞文學藝術。看來，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僅有其社會方麵的必然性，還有地理方麵的必然性。
仁者與智者，隻是兩種智慧類型，絕無高下之分；文人與帝王，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就其作用來講，實際上亦無高下之分，隻是人們極易看到帝王身享榮華富貴、手操生殺大權，而看不到學者文人是無冕之王，是社會精神的主宰罷了。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學者書生或是文人雅士是與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書生也絕對做不了開國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書生所學的聖賢之道是為了治國，決非為了開國，聖賢之道教人修身養性，決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書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遠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麵，隻能永遠站在現實的前麵去召喚、嘆惋、慨嘆身後的社會現實，而不會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宮殿。
第三，書生文人長於書齋，兩耳盡是聖賢的教誨，缺乏社會鍛鍊，故缺少開國帝王所必備的野心、勢利、詭詐、機變、老辣、無賴、無恥、狠毒乃至喪盡天良等性格素質。
第四，中國歷來就是一個學者與帝王分離、文人與官吏分離的國度。學者文人別說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喪失了文人學者的品格，隻剩下了官格，以學者文人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為官之道往往壓倒一切。
第五，文人學者在古代社會生活地位往往並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書生。
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就出現了這樣的奇異現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開國皇帝，當開國皇帝的大多屬於這兩種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強，蓋因流氓無顧忌，豪強有勢力也。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裏，卻偏偏出了一個書生皇帝，把書生和皇帝這兩種不同的人格結合在一起，造出一種怪胎來。從這一書生皇帝的成敗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意味的東西。
西漢與東漢之間，隔了一個短短的朝代，這就是歷時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歷史著作不大提這一朝代，認為是西漢和東漢兩個朝代的銜接過渡階段，是漢朝的暫時中斷。其實，這還是應當算作是一個獨立的朝代，這不僅因為王莽正式稱帝建年號，還因為他掌握了實際政權，頒布實行了許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由書生通過幹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書生皇帝。
漢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為是王太後的侄子，被封為新都侯，這時，王莽三十歲。又過了七八年，王莽看準時機，揭發了廢後許氏夥同王長、王融希望重為皇後的一係列陰謀，由原大司馬王根推薦，做了大司馬，從此，王莽開始了他沽名釣譽的生涯。
新莽“大布黃幹”銅幣王莽做了大司馬，決心要在名聲上超出他的上輩，於是，就禮賢下士，延攬名士作為幕僚，並做出一副極其清廉高潔的樣子，每當從朝廷上得了賞賜，他都全部分給賓客僚屬，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節儉，穿的是破舊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飯菜，幾乎和一般的百姓沒有什麽兩樣。一次，王莽的母親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來探視，這些人都穿著綾羅綢緞，頭上戴著珠寶首飾，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門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剛剛蓋過膝蓋。客人們以為她是王家的僕婦，等悄悄問過別人之後，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禮數十分周到，但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這以後，王莽開始有了清廉儉約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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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風水不同，地殊人異嗎？其實，這要看怎麽講。如果把風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東西，當然與風水無關；但若從廣義上理解風水，把風水看作一種人文地理方麵的東西，甚至有一些地緣政治的色彩，那就與風水有關。在中國古代社會，北方開發較早，文化也較為早熟，社會製度、宗法觀念相對於南方來講較為嚴密、發達和成熟，在大多數時間裏，北方不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還是經濟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戰，因而，改朝換代之舉一般都發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論是社會統治、宗法統治、思想統治均比北方要相對為弱，因此，人們的思想觀念就較為解放和活躍，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麵。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別看隻有這八個字，其中包含的深奧道理卻是萬古不易的。孔子這句話從表麵上來看，意思是說仁厚的人喜歡高山峻嶺，智慧的人喜歡河流溪水，而實際上卻道出了兩種智慧類型。一種是仁者，一種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嶺一樣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卻如河流溪水一般變動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眾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環境，而崇山峻嶺及平原草漠眾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環境，即使是現代科學也不否認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智能的影響。
仁者多傾向於搞政治，智者多傾向於搞文學藝術。看來，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僅有其社會方麵的必然性，還有地理方麵的必然性。
仁者與智者，隻是兩種智慧類型，絕無高下之分；文人與帝王，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就其作用來講，實際上亦無高下之分，隻是人們極易看到帝王身享榮華富貴、手操生殺大權，而看不到學者文人是無冕之王，是社會精神的主宰罷了。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學者書生或是文人雅士是與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書生也絕對做不了開國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書生所學的聖賢之道是為了治國，決非為了開國，聖賢之道教人修身養性，決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書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遠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麵，隻能永遠站在現實的前麵去召喚、嘆惋、慨嘆身後的社會現實，而不會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宮殿。
第三，書生文人長於書齋，兩耳盡是聖賢的教誨，缺乏社會鍛鍊，故缺少開國帝王所必備的野心、勢利、詭詐、機變、老辣、無賴、無恥、狠毒乃至喪盡天良等性格素質。
第四，中國歷來就是一個學者與帝王分離、文人與官吏分離的國度。學者文人別說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喪失了文人學者的品格，隻剩下了官格，以學者文人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為官之道往往壓倒一切。
第五，文人學者在古代社會生活地位往往並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書生。
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就出現了這樣的奇異現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開國皇帝，當開國皇帝的大多屬於這兩種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強，蓋因流氓無顧忌，豪強有勢力也。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裏，卻偏偏出了一個書生皇帝，把書生和皇帝這兩種不同的人格結合在一起，造出一種怪胎來。從這一書生皇帝的成敗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意味的東西。
西漢與東漢之間，隔了一個短短的朝代，這就是歷時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歷史著作不大提這一朝代，認為是西漢和東漢兩個朝代的銜接過渡階段，是漢朝的暫時中斷。其實，這還是應當算作是一個獨立的朝代，這不僅因為王莽正式稱帝建年號，還因為他掌握了實際政權，頒布實行了許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由書生通過幹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書生皇帝。
漢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為是王太後的侄子，被封為新都侯，這時，王莽三十歲。又過了七八年，王莽看準時機，揭發了廢後許氏夥同王長、王融希望重為皇後的一係列陰謀，由原大司馬王根推薦，做了大司馬，從此，王莽開始了他沽名釣譽的生涯。
新莽“大布黃幹”銅幣王莽做了大司馬，決心要在名聲上超出他的上輩，於是，就禮賢下士，延攬名士作為幕僚，並做出一副極其清廉高潔的樣子，每當從朝廷上得了賞賜，他都全部分給賓客僚屬，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節儉，穿的是破舊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飯菜，幾乎和一般的百姓沒有什麽兩樣。一次，王莽的母親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來探視，這些人都穿著綾羅綢緞，頭上戴著珠寶首飾，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門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剛剛蓋過膝蓋。客人們以為她是王家的僕婦，等悄悄問過別人之後，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禮數十分周到，但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這以後，王莽開始有了清廉儉約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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