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九 招安—梁山的唯一出路
水滸密碼：解密一百單八將 作者：席光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結局無外乎有三種，一是被鎮壓下去，慘劇收場；二是推翻現政權，改朝換代；三是與現政權和解，接受招安。宋江領導的梁山起義也難逃這三種宿命，從其明刀明槍與宋朝對抗那天起結局就已經注定要三選其一。被鎮壓下去是宋江及其集團最不願得到的結局，改朝換代自然是其最願得到的結果。相比較而言，招安則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結果。從北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及梁山內部條件來看梁山集團改朝換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本為零。
農民起義要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要具備最基本的兩個條件，一是外部條件；二是內部條件。外部條件主要指社會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民不聊生，反抗暴動一觸即發；內部條件主要指起義軍自身實力要過硬，不僅戰鬥力要強，而且還要順應社會潮流，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哪怕支持是暫時的），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翻開中國古代史，農民起義最成功的範例有兩個，一個是劉邦；另一個是朱元璋。這兩個人的成功也是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手下謀臣良將極多，團隊戰鬥力超強。劉邦手下有蕭何、韓信、張良和曹參等，朱元璋則有劉伯溫、徐達和常遇春等輔佐；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都相當惡劣，劉邦處在秦末，朱元璋處在元末，都是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時。內因和外因同時具備，他們成功了。而大多數農民起義，比如洪秀全、李自成、黃巢、張角和陳勝等，則均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要麽是內因不足，要麽是外因不備，所以這些人隻能以悲劇收場。
具體到梁山起義，其改朝換代所需的內因和外因是否具備呢？
先說外因，梁山起義所處的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朝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當時若是有什麽諾貝爾獎，估計百分之九十都要歸宋朝人。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的gdp一度達到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五十，極盛時期的美國也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宋朝的這一紀錄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哪個國家可以打破了。因為經濟空前繁榮，所以宋朝的貨幣鑄造量非常大。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五百零六萬貫，唐朝鼎盛時期的鑄幣也不過三十二萬貫。公元1077年，北宋稅收總計七千零七十萬貫。其中出自農民的稅收隻有兩千一百六十二萬貫，占百分之三十；工商稅收則達四千九百一十一萬貫，占百分之七十。農民不再是納稅的主體，宋朝也是曆代王朝對農民剝削最輕的王朝。由於剝削減輕，所以宋朝社會裏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遠比其他朝代要緩和得多。基於此，震動全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間屈指可數。宋朝的城市化率竟破天荒地達到百分之三十，直到一千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才重新達到這一高度，而西方達到這一水平則要比宋朝晚八百多年。高度的城市化使宋朝的市民階層規模空前提升，這也許是《水滸》裏市民階層出身的好漢數量比較多的原因之一。農民與市民共同構成了宋朝底層社會的主體，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有所分化和緩和。事實上，兩宋的滅亡都是亡在了外患上，內憂（農民暴動）從沒有對兩宋政權構成過實質性威脅。
在這種大背景下，梁山起義完全不具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唿百應及摧枯拉朽式的外部條件。缺乏外因這個先決條件，梁山集團跟宋朝對抗就有點孤軍奮戰且不識時務的意味了。
再說內因，梁山集團到底有沒有實力跟宋朝政府全麵對抗呢？我們先看幾個實例。梁山集團打祝家莊這樣的村級民兵組織，先後打了三次才勉強拿下，宋江為此還險些被俘；同樣打村級民兵組織曾頭市，梁山老大晁蓋竟然戰死。打大名府、打高唐州、打華州，以及打東平和東昌二府，梁山每一次都是以巧取勝，勝得有些僥幸。真正打硬碰硬的攻堅戰僅上述幾個地級市就夠梁山喝一壺的了，而宋朝如東昌府這樣的城市怎麽也有幾百個，裏麵有多少張清、多少高廉和多少董平？誰又能說得清。人家總不能都是軟骨頭，任你宋江納頭一拜便投降吧。梁山好漢很能打不假（這也是施耐庵所極力塑造的），但是這種能打僅局限在保衛梁山或集中兵力打某個城市上（並且前提是打了就走）。若要跟宋朝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對抗，梁山這點實力還差的太多。
梁山革命根據地有其局限性，我們看到宋江帶人在梁山泊駐紮既不搞生產，也不搞貿易，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糧草基本靠搶，馬匹基本也靠搶，黃金、白銀和戰略物資基本還靠搶，這種經營模式的局限性極大。宋江對梁山多方改造，但始終未改變其占山為王的土匪式經營模式。今天沒糧草了，好辦，下山去搶。搶來後消停一段時間，吃完再搶。這種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和經濟基礎的根據地，通俗一點就叫“賊窩”。毛主席及老一輩革命先輩們在井岡山和延安等創建了一係列根據地，向來都是革命生產兩手抓。延安還經常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這樣的根據地才是具有政權性質的革命根據地。根據地越來越大，越來越廣，最後全中國都成了革命根據地。《水滸》中的梁山是沒有專一搞生產勞動的農民居住的，居民除了一百單八將外就是小嘍囉，而這些人是不進行生產勞動的。我們看到無論是打祝家莊這樣的農莊，還是打大名府這樣的都市，梁山攻陷城池後第一要務就是搶奪府庫錢糧。搶戰略物資的同時梁山義軍的軍紀也實在令人難以恭維，拿下城池以後總少不了要殺人放火。如果再加上奸淫擄掠，跟真正的土匪就一般無二了。拿下大名府後，書上這樣寫道“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偌大的北京大名居民傷亡一半，那將是如何慘烈的景象，這樣的武裝老百姓會支持？
全盛時期的梁山人馬大約數萬之眾，如此規模的部隊日耗糧草巨大，隻憑搶已經不能滿足兄弟們的吃飯問題了。怎麽辦？隻有接受招安，讓朝廷養著這支部隊。
以上種種構成了梁山集團不可能推翻宋朝的內因。
既然不具備推翻現政權的條件，那麽擺在梁山集團麵前的隻剩兩條路了，一是被鎮壓下去；二是接受招安。被血腥鎮壓下去，慘劇收場，顯然不是梁山願意得到的結局。明知道是死，還起義幹嗎？於是擺在梁山麵前的隻剩下一條路——招安。
農民起義要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要具備最基本的兩個條件，一是外部條件；二是內部條件。外部條件主要指社會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民不聊生，反抗暴動一觸即發；內部條件主要指起義軍自身實力要過硬，不僅戰鬥力要強，而且還要順應社會潮流，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哪怕支持是暫時的），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翻開中國古代史，農民起義最成功的範例有兩個，一個是劉邦；另一個是朱元璋。這兩個人的成功也是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手下謀臣良將極多，團隊戰鬥力超強。劉邦手下有蕭何、韓信、張良和曹參等，朱元璋則有劉伯溫、徐達和常遇春等輔佐；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都相當惡劣，劉邦處在秦末，朱元璋處在元末，都是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時。內因和外因同時具備，他們成功了。而大多數農民起義，比如洪秀全、李自成、黃巢、張角和陳勝等，則均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要麽是內因不足，要麽是外因不備，所以這些人隻能以悲劇收場。
具體到梁山起義，其改朝換代所需的內因和外因是否具備呢？
先說外因，梁山起義所處的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朝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當時若是有什麽諾貝爾獎，估計百分之九十都要歸宋朝人。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的gdp一度達到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五十，極盛時期的美國也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宋朝的這一紀錄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哪個國家可以打破了。因為經濟空前繁榮，所以宋朝的貨幣鑄造量非常大。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五百零六萬貫，唐朝鼎盛時期的鑄幣也不過三十二萬貫。公元1077年，北宋稅收總計七千零七十萬貫。其中出自農民的稅收隻有兩千一百六十二萬貫，占百分之三十；工商稅收則達四千九百一十一萬貫，占百分之七十。農民不再是納稅的主體，宋朝也是曆代王朝對農民剝削最輕的王朝。由於剝削減輕，所以宋朝社會裏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遠比其他朝代要緩和得多。基於此，震動全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間屈指可數。宋朝的城市化率竟破天荒地達到百分之三十，直到一千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才重新達到這一高度，而西方達到這一水平則要比宋朝晚八百多年。高度的城市化使宋朝的市民階層規模空前提升，這也許是《水滸》裏市民階層出身的好漢數量比較多的原因之一。農民與市民共同構成了宋朝底層社會的主體，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有所分化和緩和。事實上，兩宋的滅亡都是亡在了外患上，內憂（農民暴動）從沒有對兩宋政權構成過實質性威脅。
在這種大背景下，梁山起義完全不具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唿百應及摧枯拉朽式的外部條件。缺乏外因這個先決條件，梁山集團跟宋朝對抗就有點孤軍奮戰且不識時務的意味了。
再說內因，梁山集團到底有沒有實力跟宋朝政府全麵對抗呢？我們先看幾個實例。梁山集團打祝家莊這樣的村級民兵組織，先後打了三次才勉強拿下，宋江為此還險些被俘；同樣打村級民兵組織曾頭市，梁山老大晁蓋竟然戰死。打大名府、打高唐州、打華州，以及打東平和東昌二府，梁山每一次都是以巧取勝，勝得有些僥幸。真正打硬碰硬的攻堅戰僅上述幾個地級市就夠梁山喝一壺的了，而宋朝如東昌府這樣的城市怎麽也有幾百個，裏麵有多少張清、多少高廉和多少董平？誰又能說得清。人家總不能都是軟骨頭，任你宋江納頭一拜便投降吧。梁山好漢很能打不假（這也是施耐庵所極力塑造的），但是這種能打僅局限在保衛梁山或集中兵力打某個城市上（並且前提是打了就走）。若要跟宋朝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對抗，梁山這點實力還差的太多。
梁山革命根據地有其局限性，我們看到宋江帶人在梁山泊駐紮既不搞生產，也不搞貿易，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糧草基本靠搶，馬匹基本也靠搶，黃金、白銀和戰略物資基本還靠搶，這種經營模式的局限性極大。宋江對梁山多方改造，但始終未改變其占山為王的土匪式經營模式。今天沒糧草了，好辦，下山去搶。搶來後消停一段時間，吃完再搶。這種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和經濟基礎的根據地，通俗一點就叫“賊窩”。毛主席及老一輩革命先輩們在井岡山和延安等創建了一係列根據地，向來都是革命生產兩手抓。延安還經常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這樣的根據地才是具有政權性質的革命根據地。根據地越來越大，越來越廣，最後全中國都成了革命根據地。《水滸》中的梁山是沒有專一搞生產勞動的農民居住的，居民除了一百單八將外就是小嘍囉，而這些人是不進行生產勞動的。我們看到無論是打祝家莊這樣的農莊，還是打大名府這樣的都市，梁山攻陷城池後第一要務就是搶奪府庫錢糧。搶戰略物資的同時梁山義軍的軍紀也實在令人難以恭維，拿下城池以後總少不了要殺人放火。如果再加上奸淫擄掠，跟真正的土匪就一般無二了。拿下大名府後，書上這樣寫道“比及柴進尋著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偌大的北京大名居民傷亡一半，那將是如何慘烈的景象，這樣的武裝老百姓會支持？
全盛時期的梁山人馬大約數萬之眾，如此規模的部隊日耗糧草巨大，隻憑搶已經不能滿足兄弟們的吃飯問題了。怎麽辦？隻有接受招安，讓朝廷養著這支部隊。
以上種種構成了梁山集團不可能推翻宋朝的內因。
既然不具備推翻現政權的條件，那麽擺在梁山集團麵前的隻剩兩條路了，一是被鎮壓下去；二是接受招安。被血腥鎮壓下去，慘劇收場，顯然不是梁山願意得到的結局。明知道是死，還起義幹嗎？於是擺在梁山麵前的隻剩下一條路——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