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酒後題反詩惹來殺身之禍,我們前麵講了宋江寫的詩不一定就是反詩。可那隻是筆者的看法,黃文炳和蔡九知府可不那麽認為。尤其是黃文炳,一口咬定是反詩。並拿出了所謂證據。即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家木”為宋;“水工”為江;“三十六”可能指三十六天罡,或是宋江三十六歲這年造反,這一點黃文炳沒有猜測完全;“播亂在山東”黃文炳認為是指宋江的老家山東,其實指梁山更貼切。隻不過當時梁山未成氣候,還沒有完全納入官府視野。有了牆上的反詩和所謂的這些輿論證據,宋江反詩一案如板上釘釘。

    宋江題反詩一案與明清時期的“文字獄”還是有區別的,“文字獄”大都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而宋江反詩一案則不同,“血染潯陽江口”和“敢笑黃巢不丈夫”等句有明顯的反政府傾向。蔡九知府按大宋律法判宋江死刑,應該說很正常並合乎情理,黃文炳的舉報也很及時並合乎情理。有人題反詩,要謀反。我把他舉報給官府,有錯嗎?沒有錯,並且在曆朝曆代都不能算錯。黃文炳的舉報和蔡九知府的審判一切都很合法,大家都在依大宋律法辦事。然而宋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罪犯,他與梁山黑幫及江州地方黑社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蔡九知府要處死宋江,直接觸犯了這兩大“黑勢力”的利益,於是一場血腥廝殺不可避免地在江州展開。

    從宋江題反詩到宋江被押上刑場處斬,這段時間裏作者施耐庵安排了一係列小插曲,如宋江裝瘋、吳用寫假信、戴宗傳假信、兼蕭讓和金大堅上梁山、假信被識破,以及黃孔目拖延時日等。這些插曲使故事更加複雜,情節更加跌宕起伏。忽而山窮水盡,忽而又峰迴路轉,情節的離奇變化吊足了讀者胃口。

    寫到宋江和戴宗上刑場一節,作者又運用了大量筆墨,一寫打掃法場;二寫在犯人頭上刷膠水和插紙花;三寫宋江跌腳和戴宗歎氣;四寫劊子手叫起惡來,二犯人押到行刑路口……每一次描寫形勢便危機一分,使讀者為宋江的命運擔足了心。作者每描寫一處讀者的心便隨著收緊一分,好不容易熬到梁山好漢劫法場了,作者依舊按部就班製造懸念。先是一夥弄蛇的,又有一夥使槍棒賣藥的,接著又一夥挑擔和一夥推車的。東西南北闖進法場,關鍵時刻行其關鍵之事。讀者讀到此處方才為宋江的命運放下心來,繼而又禁不住為作者巧妙又井然有序的安排拍案叫絕。

    金聖歎批《水滸》批到本迴時,對“宋江行刑”一段批道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頁後,隻是一個驚嚇。吾嚐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於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樂太過也。

    要不說《水滸》是名著呢,什麽著作才可稱為“名著”?我們說名著不僅要有極高的文學性和思想性,還要有扣人心弦的情節。情節不吸引人眼球,怎麽能讓讀者讀下去?情節的巧妙安排,就是在給讀者一再讀下去的動力。除以上之外,名著一般還具有較高的曆史研究價值。比如宋江上刑場一節,行刑前在頭上刷膠水和插紙花、吃長休飯、喝永別酒……於是我們知道了,古代犯人斬頭時還要走這些“手續”。再如宋江裝瘋一節,我們了解到在古代瘋子也是不必負法律責任的。史學家有很多問題其實就是通過各種文學作品找到答案或依據的,要不怎麽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呢?在他的詩歌中描寫了很多唐朝中後期發生的大事件,通過作品中的描寫我們就可以看到幾百年甚至數千年前的一些事了。這就是名著,名著帶給我們的享受是全方位的。有時名著讀多了,讀深了,我們在寫作中還會不知不覺流露出名著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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