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孩子的世界單純而美好。學校外麵有野溪,被濃密的熱帶植物沿岸覆蓋,莓果的香甜氣息混在空氣裏,令人充滿莫名的幸福感。溪水清澈如許,赤足其中,低頭便可見透明的細蝦和黑油油的蝌蚪在石頭間遊走。羽毛豔麗的大鳥在蓊鬱的樹叢裏忽隱忽現,發出古老而神秘的叫聲。頭發裏粘著野草,帶著一身泥土氣,提著鞋,褲腳半卷,走進學校,遠遠就看見教室外一排鳳凰木,在七月的暑氣裏,滿樹紅花,一片斑斕。蟬,開始鳴起。

    進入教室坐下,國語老師慢悠悠地教詩。念詩時,他晃著腦袋,就像古時候的書院山長。他談做人的道理,因為,那是個有“座右銘”的時代:我們的書桌都有一張透明的玻璃,玻璃下麵壓著對自己的提醒、勉勵、期許。我們的日記本裏,每隔幾頁就有一張人生格言語錄。作文課,常常會碰到的題目是,《我的座右銘》:助人為快樂之本。要怎麽收獲,便怎麽耕耘。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我知故我在。人生有如釣魚,一竿在手,希望無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日事,今日畢。

    講台上的老師,用諄諄善誘的口吻說:“你們的前途是光明的,隻要努力……”

    五十六歲的我們,圍著餐桌而坐,一一站起來自我介紹,因為不介紹,就認不出誰是誰。我們的眼睛暗了,頭發白了,密密的皺紋自額頭拉到嘴角;從十二歲到五十六歲,中間發生了什麽?

    如果,在我們十二歲那一年,窗外同樣有火紅燒天的鳳凰花,溪裏照樣是魚蝦戲水於潺潺之間,野蛇沿著熱帶常青藤緩慢爬行,然後趴到石塊上曬太陽,如果,我們有這麽一個靈魂很老的人,坐在講台上,用和煦平靜的聲音跟我們這麽說:

    “孩子們,今天十二歲的你們,在四十年之後,如果再度相聚,你們會發現,在你們五十個人之中,會有兩個人患重度憂鬱症,兩個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個人還在為每天的溫飽困難掙紮,三分之一的人覺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滿,一個人會因而自殺,兩個人患了癌症。

    “你們之中,今天最聰明、最優秀的四個孩子,兩個人會成為醫生或工程師或商人,另外兩個人會終其一生落魄而艱辛。所有其他的人,會經曆結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傷和淡淡的幸福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爾的興奮和沉默的失望中度過每一天,然後帶著一種想說卻又說不來的‘懂’,做最後的轉身離開。”

    如果在我們十二歲那年,有人跟我們這樣上課,會怎麽樣?當然,沒有一個老師,會對十二歲的孩子們這樣說話。因為,這,哪能做人生的“座右銘”呢?

    明白

    二十歲的時候,我們的媽媽們五十歲。我們是怎麽談她們的?

    我和家萱在一個浴足館按摩,並排懶坐,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一麵落地大窗,外麵看不進來,我們卻可以把過路的人看個清楚。

    這是上海,這是衡山路。每一個亞洲城市都曾經有過這麽一條路——餐廳特別時髦,酒吧特別昂貴,時裝店冷氣極強、燈光特別亮,牆上的海報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寫的“米蘭”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著白皙的腿還是纖細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樣的短發配牛仔褲還是隨風飄起的長發配透明的絲巾,一顰一笑之間都輻射著美的自覺。每一個經過這麵大窗的女郎,即使是獨自一人,都帶著一種演出的神情和姿態,美美地走過。她們在愛戀自己的青春。

    家萱說,我記得啊,我媽管我管得煩死了,從我上小學開始,她就怕我出門被強奸,到了二十幾歲還不準我超過十二點迴家,每次晚迴來她都一定要等門,然後也不開口說話,就是要讓你“良心發現,自覺慚愧”。我媽簡直就是個道德警察。

    我說,我也記得啊,我媽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時在美國電影上看見演“母親”的講話輕聲細氣的,渾身是優雅“教養”。我想,我媽也是杭州的綢緞莊大小姐,怎麽這麽“豪氣”啊?當然,逃難,還生四個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麽細得起來?她講話聲音大,和鄰居們講到高興時,會笑得驚天動地。她不怒則已,一怒而開罵時,正氣凜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隻能抱頭逃竄。

    現在,我們自己五十多歲了,媽媽們成了八十多歲的“老媼”。

    “你媽時光會錯亂嗎?”她問。

    會啊,我說,譬如有一次帶她到鄉下看風景,她很興奮,一路上說個不停:“這條路走下去轉個彎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說:“你看你看,那個山頭我常去收租,就是那裏。”我就對她說:“媽,這裏你沒來過啦。”她就開罵了:“亂講,我就住在這裏,我家就在那山穀裏,那裏還有條河,叫新安江。”

    我才明白,這一片台灣的美麗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時光轉換迴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發光,孩子似的指著車窗外:“佃農在我家地上種了很多楊梅、桃子,我爸爸讓我去收租,佃農都對我很好,給我一大堆果子帶走,我還爬很高的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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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幾歲,媽?”我輕聲問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很小聲地說:“我……我媽呢?我要找我媽。”

    家萱的母親住在北京一家安養院裏。“開始的時候,她老說有人打她,剃她頭發,聽得我糊塗——這個安養院很有品質,怎麽會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點憂鬱,“後來我才弄明白,原來她迴到了‘文革’時期。年輕的時候,她是工廠裏的出納,被拖出去打,讓她洗廁所,把她剃成陰陽頭——總之,就是對人極盡的侮辱。”

    在你最衰弱的時候,卻迴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著沉默的家萱,“那……你怎麽辦?”

    她說:“想了好久,後來想出一個辦法。我自己寫了個證明書,就寫‘某某人工作努力,態度良好,愛國愛黨,是本廠優良職工,已經被平反,恢複一切待遇。’然後還刻了一個好大的章,叫什麽什麽委員會,蓋在證明書上。告訴看護說,媽媽一說有人打她,就把這證書拿出來給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麽我們這些五十歲的女人都在做一樣的事啊。我媽每天都在數她錢包裏的鈔票,每天都邊數邊說:“我沒錢,哪裏去了?”我們跟她解釋說她的錢在銀行裏,她就用那種懷疑的眼光盯著你看,然後還是時時刻刻緊抓著錢包,焦慮萬分。怎麽辦?我於是打了一個“銀行證明”:“茲證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萬元整”,然後下麵蓋個方方正正的章,紅色的,正的反的連蓋好幾個,看起來很衙門,很威風。我交代印傭:“她一提到錢,你就把這證明拿出來讓她看。”我把好幾副老花眼鏡也備妥,跟“銀行證明”一起放在她床頭抽屜。錢包,塞在她枕頭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媽媽手記”技術交換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現一個年輕的女郎,寬闊飄逸的絲綢褲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靈靈的妖嬌模樣;她的手指一直繞著自己的發絲,帶著給別人看的淺淺的笑,款款行走。

    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心中漸漸有一分明白,如月光瀉地。

    什麽

    我有一種鄉下人特有的愚鈍。成長在鄉村海畔,不曾識都會繁華,十八歲才第一次看見同齡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妝品,才發現並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樣,早上起來隻知清水洗素顏。在台南的鳳凰樹下閑散讀書,亦不知何謂競爭和進取;畢業後到了台北,大吃一驚,原來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請留學。

    這種愚鈍,會跟著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麵,你永遠是那最後“知道”的人。譬如,年過五十,蒼茫獨行間,忽然驚覺,咦,怎麽這麽多的朋友在讀佛經?他們在找什麽我不知道的東西?

    表麵上毫無跡象。像三十歲時一樣意興風發,我們議論文壇的蜚短流長,我們憂慮政事的空耗和價值的錯亂,我們商量什麽事情值得行動、什麽理想不值得期待,我們臧否人物、解析現象、辯論立場,我們也飲酒、品茶、看畫、吃飯,我們時而微言大義,時而聒噪無聊,也常常言不及義。

    可是,沒有人會說:“我正在讀《金剛經》。”

    會發現他們的秘密,是因為我自己開始求索生死大問,而愚鈍如我會開始求索生死大問是因為父親的死亡,像海上突來閃電把夜空劈成兩半,天空為之一破,讓你看見了這一生從未見過的最深邃的裂縫、最神秘的破碎、最難解的滅絕。

    於是可能在某個微雨的夜晚,一盞寒燈,二三飲者,在觥籌交錯之後突然安靜下來,嗒然若失,隻聽窗外風穿野林肅肅,山川一時寂寥。

    “你們看見了我看見的嗎?”我悄聲問。

    這時,他們不動聲色,手裏的高腳酒杯開始輕輕搖晃,絳紅色的酒微微蕩漾但絕不濺溢。一個點頭說:“早看見了。”另一個搖頭說:“汝之開悟,何其遲也。”然後前者說:“你就從《楞嚴經》開始讀吧。”後者說:“春分將至,或可赴恆河一遊。”

    我驚愕不已:嗄,你們都考過了“托福”啊?

    我想到那能詩能畫能樂又曾經充滿家國憂思的李叔同,三十八歲就決定放下,毅然出家——他究竟看見了什麽?夏丏尊在父喪後,曾經特別到杭州定慧寺去探望李叔同,李叔同所贈字,就是《楞嚴經》的經文:

    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

    弘一法師在自己母親的忌日,總是點亮油燈,磨好濃墨,素心書寫《無常經》:

    有三種法,於諸世間,是“不可愛”,是“不光澤”,是“不可念”,是“不稱意”。何者為三,謂“老、病、死”。

    他是否很早就看見了我很晚才看見的?

    我們的同代人,大隱者周夢蝶,六七歲時被大人問到遠大誌願時,說的是:“我隻要這樣小小一小塊地(舉手在空中畫了個小圓圈);裏頭栽七棵蒜苗,就這樣過一輩子。”夢蝶今年八十六歲了,過的確實就是“一小塊地七棵蒜苗”的一輩子。是不是他早慧異於尋常,六七歲時就已知道“不可愛”、“不光澤”、“不可念”、“不稱意”在生命本質上的意義,否則,他怎麽會在城市陋巷的幽晦騎樓裏,在那極其蒼白又迷惘荒涼的五十年代時光裏,寫下這樣的詩句: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過了

    甚至夜夜來吊唁的蝶夢也冷了

    是的,至少你還有虛無留存

    你說。至少你已懂得什麽是什麽了

    是的,沒有一種笑是鐵打的

    甚至眼淚也不是……

    也是五十年代,彼得·席格把《聖經·傳道書》裏的詩譜成了曲,旋律甜美輕快,使人想跳舞,可是那詞,傾聽之下總使我眼睛潮濕,喉頭酸楚: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

    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放手有時,保持有時、舍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難的是,你如何辨識尋找和放手的時刻,你如何懂得,什麽是什麽呢?

    共老

    我們走進中環一個公園。很小一塊綠地,被四邊的摩天大樓緊緊裹著,大樓的頂端插入雲層,底部小公園像大樓與大樓之間一張小小吊床,盛著一捧青翠。

    淙淙流水旁看見一塊凹凸有致的岩石,三個人各選一個角,坐了下來。一個人仰望天,一個人俯瞰地,我看一株樹,矮墩墩的,樹葉油亮茂盛,擠成一團濃鬱的深綠。

    這三個人,平常各自忙碌。一個,經常一麵開車一麵上班,電話一個接一個,總是在一個紅綠燈與下一個紅綠燈之間做了無數個業務的交代。睡覺時,手機開著,放在枕邊。另一個,天還沒亮就披上白袍開始巡房,吃飯時腰間機器一響就接,放下筷子就往外疾走。和朋友痛快飲酒時,一個人站到角落裏捂著嘴小聲說話,仔細聽,他說的多半是:“屍體呢?”“家屬到了沒?”“從幾樓跳的?幾點鍾?”然後不動聲色地迴到熱鬧的餐桌。人們問:“怎麽了?”他說:“沒什麽。”大夥散時,他就一個人匆匆上路,多半在夜色迷茫的時候。

    還有我自己,總是有讀不完的書,寫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風景,想不完的事情,問不完的問題,愛不完的蟲魚鳥獸花草樹木。忙,忙死了。

    可是我們決定一起出來走走。三個人,就這樣漫無目的地行走,身上沒有一個包袱,手裏沒有一張地圖。

    然後,我就看見它了。

    在那一團濃鬱的深綠裏,藏著一隻濃鬱深綠的野鸚鵡,正在啄吃一粒綠得發亮的楊桃。我靠近樹,仰頭仔細看它。野鸚鵡眼睛圓滾滾的,也看著我。我們就在那楊桃樹下對看。

    另外兩個人,也悄悄走了過來。三個人,就那樣立在樹下,仰著頭,屏息,安靜,凝視許久,一直到野鸚鵡將楊桃吃完,吐了核,拍拍翅膀,“嘩”一下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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