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益貴公子對升鬥小民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姬長卿隻能繼續舉例：“趙益公子，可曾聽過‘升鬥小民’這個詞？”
趙益被姬長卿一番言論吸引了，因此態度轉而便為躬謙：“未曾聽聞，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姬長卿擺手，歎息道：“指教倒談不上，隻不過為了更具體的論證我的觀點，我會從百姓、官吏、貴族、國家四個層麵論證姬某的觀點。”
“升鬥小民即指每天現買現吃，沒有多餘糧食的人家。用於形容收入微薄、貧困的百姓。目前大宋天下約摸八成都是這個狀態。”
趙益鄒著眉道：“天下百姓生活的如此艱辛嗎？”
姬長卿點了頭：“大宋百姓十之八九都是這樣，自我官家即位已來，廣修德政，天下承平，可與百姓而言，天下的稅賦任然太重了，譬如五口之家，耕田十畝，產糧約2000斛，約可兩稅過後，每畝征一鬥，約20鬥。”
“20鬥？這不是很少嗎？這不是朝廷的仁政嗎？”
“雖隻有20鬥，可地方上還有其他稅收需要繳納，丁錢和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田賦和附加稅，主要的有頭子錢、義倉稅、農器稅、牛革筋角稅、進際稅、香鹽錢、曲引錢、市例錢等等。
征收下來2000斛，隻餘下四百至五百斛，甚至個別隻有不到四百斛，而一人一年就要吃上百斛，節省一點九十斛，也勉強能活。”
趙益聞言，隻是靜靜沉思，深鎖眉頭。
“這還隻是先帝之前的大概估算，自澶淵之恥後，百姓的稅賦中，又需要多繳納一鬥，如此算下來，百姓已經處於饑餓之中了。
此外官府為彌補糧食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向農民征收的一種賦稅，名曰“耗米”。在實際征收中，官府普遍多收。每納米一石，要附加耗米4-5鬥，甚至1-2石。正耗之外，還有“明會耗”、“州用耗”等名目。
如此層層計算，百姓就算是將產量提高一倍、兩倍，也不過是處於饑餓與餓不死的狀態之中。”
聞言趙益臉色越發蒼白，姬長卿並未停止列舉：“趙公子認為此中還缺少什麽？”
趙益聞言，隻是低頭沉思，方才開口道：“是什麽？”
“是人口，天下的人口可不會不增長的，一家五口或許起初隻有五人，可十五年後，五口之家，會變成十口。人口會隨著時間不斷增長，可土地不會變，五口人十畝田尚能養活，可十口之家呢？”
趙益臉色越發難看，姬長卿列舉的數字已經可以讓他看見，一個個骨瘦嶙峋、蒼白無力、衣衫襤褸的百姓，他們成群結隊，像極了一堆幹草，隻有一點火星，就能引發席卷整個天下的大火。
至道年間，朝廷歲收穀萬餘擔，錢465萬餘貫，絹162萬餘匹，妯縫27.3萬餘匹，絲線141萬餘兩，茶49萬餘斤，箭杆87萬隻，黃蠟30萬餘斤。
按照朝廷禮製，正一品官，月領祿米150石，俸錢12萬文，外加每年綾20匹，羅1匹，綿50兩;從九品官，月祿米5石，俸錢8000文，外加每年綿12兩。除以上俸祿外，還有各種補貼，名目繁多，計有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等。官員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錢也由從公中支取。
支出卻占盡整個國庫的十之六七，以此為基礎，導入人口增長、稅賦增長，一千萬貫左右，而官員俸祿、各地軍費、宗室支出占據財政的十之八九左右，這將會導致‘國無結餘，而靡費者眾。’的困境。
此後，若是遇上戰事、災情、突發情況，幾乎不敢想象，會是什麽樣的情形。”
“從以上數字，我們便可得出，隨著時間的發展，官員人數不斷增多，朝廷奉養的士兵不斷增多，朝廷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將麵臨者國無結餘，入不敷出，民無錢可用的局麵。”
…………
趙益走了，臉上寫滿沮喪，麵色也極為陰沉。
姬長卿的數據羅列的很精準，隻要翻一翻過去的史料，便可得知，他倒是顯得很輕鬆，隻是遊玩的興致沒了。
付完賬，姬長卿帶著姬書麟又給小書陽、李吟梅帶了些禮物，方才返迴住處。
北宋的財政問題一直都有，縱觀整個曆史，還未曾有過如此高效收割社會財富的製度。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
北宋人對本朝超邁唐代的財政能力和國家治理效果頗為自得，稱宋太宗朝歲入緡錢已“兩倍於唐室矣”，兩稅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稅，“無慮十倍”，又稱北宋財用“十倍於漢，五倍於唐”。程頤說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無內亂”。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全國財政的實際總量會更高。北宋經過一係列製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中央財政征調，改變了“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於公家”的狀況。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北宋財政增長首先來自於較唐朝更加嚴密的財政征調製度。北宋前期三司統領財政，“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形成“三司統發運，發運統諸路，一路之漕臣統諸州，上下相維之勢”。元豐改製後戶部總領全國財政，分左、右曹，左曹統領轉運司、州、縣的“經賦”係統。熙寧變法設立朝廷財政的同時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司農寺—常平司—常平給納官管理係統，專門負責朝廷財政的征管，朝廷財政“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甚至“雖天子不可得而用”。元豐改製後戶部右曹取代司農寺負責朝廷財賦，仍保持計司之外的獨立地位。嚴密的製度設計保障了國家財政的征調。
北宋財政超過漢唐更來自於工商業稅源的開拓。首先是財政思想的變化。北宋雖然立足農本的“食租衣稅”仍是“政治正確”，但這一幌子下的財政思想已然煥新。宋人深知募兵製下“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須開拓工商業財源，因而用農本來解釋為何向工商取利，稱“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
“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利用商賈“助國家之經費”，使“大商富賈為國貿遷”的途徑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經濟製度設計極為巧妙，不僅能高效的收斂天下之財供國用，還能讓百姓不至於因為饑餓、貧困而發動大規模起義。
以至於民貧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納錢多。
用錢來換天下之財富，換取和平，也難怪‘區區三十萬’就讓真宗選擇躺平了。
趙益被姬長卿一番言論吸引了，因此態度轉而便為躬謙：“未曾聽聞，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姬長卿擺手，歎息道：“指教倒談不上，隻不過為了更具體的論證我的觀點，我會從百姓、官吏、貴族、國家四個層麵論證姬某的觀點。”
“升鬥小民即指每天現買現吃，沒有多餘糧食的人家。用於形容收入微薄、貧困的百姓。目前大宋天下約摸八成都是這個狀態。”
趙益鄒著眉道：“天下百姓生活的如此艱辛嗎？”
姬長卿點了頭：“大宋百姓十之八九都是這樣，自我官家即位已來，廣修德政，天下承平，可與百姓而言，天下的稅賦任然太重了，譬如五口之家，耕田十畝，產糧約2000斛，約可兩稅過後，每畝征一鬥，約20鬥。”
“20鬥？這不是很少嗎？這不是朝廷的仁政嗎？”
“雖隻有20鬥，可地方上還有其他稅收需要繳納，丁錢和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田賦和附加稅，主要的有頭子錢、義倉稅、農器稅、牛革筋角稅、進際稅、香鹽錢、曲引錢、市例錢等等。
征收下來2000斛，隻餘下四百至五百斛，甚至個別隻有不到四百斛，而一人一年就要吃上百斛，節省一點九十斛，也勉強能活。”
趙益聞言，隻是靜靜沉思，深鎖眉頭。
“這還隻是先帝之前的大概估算，自澶淵之恥後，百姓的稅賦中，又需要多繳納一鬥，如此算下來，百姓已經處於饑餓之中了。
此外官府為彌補糧食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向農民征收的一種賦稅，名曰“耗米”。在實際征收中，官府普遍多收。每納米一石，要附加耗米4-5鬥，甚至1-2石。正耗之外，還有“明會耗”、“州用耗”等名目。
如此層層計算，百姓就算是將產量提高一倍、兩倍，也不過是處於饑餓與餓不死的狀態之中。”
聞言趙益臉色越發蒼白，姬長卿並未停止列舉：“趙公子認為此中還缺少什麽？”
趙益聞言，隻是低頭沉思，方才開口道：“是什麽？”
“是人口，天下的人口可不會不增長的，一家五口或許起初隻有五人，可十五年後，五口之家，會變成十口。人口會隨著時間不斷增長，可土地不會變，五口人十畝田尚能養活，可十口之家呢？”
趙益臉色越發難看，姬長卿列舉的數字已經可以讓他看見，一個個骨瘦嶙峋、蒼白無力、衣衫襤褸的百姓，他們成群結隊，像極了一堆幹草，隻有一點火星，就能引發席卷整個天下的大火。
至道年間，朝廷歲收穀萬餘擔，錢465萬餘貫，絹162萬餘匹，妯縫27.3萬餘匹，絲線141萬餘兩，茶49萬餘斤，箭杆87萬隻，黃蠟30萬餘斤。
按照朝廷禮製，正一品官，月領祿米150石，俸錢12萬文，外加每年綾20匹，羅1匹，綿50兩;從九品官，月祿米5石，俸錢8000文，外加每年綿12兩。除以上俸祿外，還有各種補貼，名目繁多，計有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等。官員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錢也由從公中支取。
支出卻占盡整個國庫的十之六七，以此為基礎，導入人口增長、稅賦增長，一千萬貫左右，而官員俸祿、各地軍費、宗室支出占據財政的十之八九左右，這將會導致‘國無結餘，而靡費者眾。’的困境。
此後，若是遇上戰事、災情、突發情況，幾乎不敢想象，會是什麽樣的情形。”
“從以上數字，我們便可得出，隨著時間的發展，官員人數不斷增多，朝廷奉養的士兵不斷增多，朝廷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將麵臨者國無結餘，入不敷出，民無錢可用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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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益走了，臉上寫滿沮喪，麵色也極為陰沉。
姬長卿的數據羅列的很精準，隻要翻一翻過去的史料，便可得知，他倒是顯得很輕鬆，隻是遊玩的興致沒了。
付完賬，姬長卿帶著姬書麟又給小書陽、李吟梅帶了些禮物，方才返迴住處。
北宋的財政問題一直都有，縱觀整個曆史，還未曾有過如此高效收割社會財富的製度。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
北宋人對本朝超邁唐代的財政能力和國家治理效果頗為自得，稱宋太宗朝歲入緡錢已“兩倍於唐室矣”，兩稅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稅，“無慮十倍”，又稱北宋財用“十倍於漢，五倍於唐”。程頤說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無內亂”。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北宋能與唐代比較的財政總數主要是載入《會計錄》的三司(戶部)財政，而內藏、朝廷財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全國財政的實際總量會更高。北宋經過一係列製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中央財政征調，改變了“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於公家”的狀況。
宋人稱北宋前期盛時已是“所入之財比於唐代之盛時一再倍”，且北宋財政收入總體上不斷增長，熙寧元豐後“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法後“比熙寧又再倍矣”。
北宋財政增長首先來自於較唐朝更加嚴密的財政征調製度。北宋前期三司統領財政，“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形成“三司統發運，發運統諸路，一路之漕臣統諸州，上下相維之勢”。元豐改製後戶部總領全國財政，分左、右曹，左曹統領轉運司、州、縣的“經賦”係統。熙寧變法設立朝廷財政的同時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司農寺—常平司—常平給納官管理係統，專門負責朝廷財政的征管，朝廷財政“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甚至“雖天子不可得而用”。元豐改製後戶部右曹取代司農寺負責朝廷財賦，仍保持計司之外的獨立地位。嚴密的製度設計保障了國家財政的征調。
北宋財政超過漢唐更來自於工商業稅源的開拓。首先是財政思想的變化。北宋雖然立足農本的“食租衣稅”仍是“政治正確”，但這一幌子下的財政思想已然煥新。宋人深知募兵製下“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須開拓工商業財源，因而用農本來解釋為何向工商取利，稱“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
“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利用商賈“助國家之經費”，使“大商富賈為國貿遷”的途徑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經濟製度設計極為巧妙，不僅能高效的收斂天下之財供國用，還能讓百姓不至於因為饑餓、貧困而發動大規模起義。
以至於民貧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納錢多。
用錢來換天下之財富，換取和平，也難怪‘區區三十萬’就讓真宗選擇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