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長卿是一個合格的聽眾，對劉娥把持朝政，他並未急著發表自己的意見。
陳希亮是一個士大夫，在儒家的傳統教育中，士大夫最注重禮法、名義。
劉娥曾以天子的依仗，祭祀過宗廟，這在陳希亮、範仲淹這種士大夫看來，簡直是對禮法的踐踏。
但劉娥畢竟對穩定朝綱有功，加之她又是當今官家的‘母親’，且趙禎也默認了她行為，加之當朝的大臣也采取了變通的法子，所以朝臣在沒有過激。
“丹文，你一向見識過人，你說我大宋還機會收複燕雲嗎？”
與讀書人聊天，他們總離不開要談論政治。
對於收複燕雲，姬長卿並不看好，甚至不認為宋朝能夠在“重文抑武”的製度下，能夠收複燕雲。
“公弼想聽實話，還是勉勵之語？”
陳希亮聞言手中的酒杯停下了下來，隨即苦笑著搖頭道：“丹文，何以至此？”
“自我朝太祖太宗以來，國朝輕視武人，荒廢武備，這勢必會導致我朝武弱而文強。”
“武人嬌縱，素來目無法紀，若不加壓製，彼輩定會割據一方，介時我朝又會重蹈前唐藩鎮的後轍。”
“公弼，世間的事，不這樣的，你是士大夫，又是文人，勢必會為文人士大夫說話，可需知道道家有言‘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國朝既想收複燕雲，又不想提高武人地位，這不就民間常說的既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天下可沒有這樣的事。”
宋朝是無法收迴燕雲十六州的，自宋太祖製度“重文抑武”廂軍、二府製度以來，宋朝就注定無法發展太強的軍事力量。
而相比於還沒有漢化的契丹人來說，他們雖是野蠻的，但兵力、戰力也是極強的。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時期，由於得到了燕雲十六州，遼朝的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譬如北方的後晉、後漢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向其主動“稱臣”。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並逐漸實現了中原的大一統。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圖恢複盛唐時期的疆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不過，北宋的“進取心”勢必與更北方的遼朝產生利益上的衝突。
因此，雙方發生了一係列的軍事衝突。如960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於今山東惠民縣辛店鄉先棣州村）；969年，趙匡胤親征北漢，遼朝出兵幹預，分道來援，但均被宋軍擊潰。
979年，宋遼發生高梁河之戰，宋軍大敗。太宗受箭傷，喜提“高粱河車神”“成就”； 986年，宋太宗再次發動對遼戰爭，結果又被遼軍大敗於岐溝關。這兩次戰爭對宋朝的震動非常大，進而埋下了宋朝各階級對遼朝“恐懼與怨恨交加”的心理。
北宋建立以後，麵臨著一個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邊政治環境，即不得不同時麵對遼（契丹）和西夏的威脅。
遼朝給予北宋君臣刻骨銘心的屈辱，使得其自帶的“天下中國”地位，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實際上，除了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狼狽外，遼朝直接“送給”北宋的屈辱，還有很多，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曆史上著名“澶淵之盟”。
1004年閏9月，契丹南侵，寇準建議宋真宗親征。在北宋業已取得一定優勢的前提下，雙方於同年11月簽訂盟約。即“檀淵之盟”。
盟約議定，“宋歲遺遼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宋遼為兄弟之國；二國並不得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就盟約內容而言，“宋歲遺遼銀絹”的行為，無疑“傷害性不高，侮辱性極強。
此外慶曆年間，契丹又再次南下，這一次遼朝大軍兵臨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遼興宗遣使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北宋派富弼攜國書赴遼交涉，最終以“增歲幣十萬兩、絹十萬匹”了結。
據北宋《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雙方在討論環節，遼興宗提出，宋朝“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
宋朝使臣富弼認為，“‘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遼興宗絲毫不客氣：“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
遼興宗又後退一步，提出將‘獻’改為‘納’，富弼仍不同意，並在迴國後提議朝廷不要答應遼朝的“無理”要求。
不過，宋仁宗並未聽從富弼的意見，最終許稱‘納’。
坦誠說，無論是“貢”還是“獻”和“納”，都反映了出了遼朝意欲淩駕於北宋之上的心態，甚至想做對方的宗主。
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雙方關於北方邊界的一係列。
自1072年春天開始，遼朝就故意在宋遼界河挑起事端。
1074年春，遼朝派遣蕭禧為使臣，以“宋人侵入遼界”為借口，要求雙方重新劃分河東、河北蔚、應、朔三州的地界。和預期一樣，北宋又雙叒叕對遼朝作出退讓。
1076年11月，雙方沿分水嶺重劃了雙方地界，遼朝屢次敲詐，每次都能得償所願。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與西夏對峙的過程中，遼朝不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充當調停者，以提高自己“國際大國”的地位。有時甚至乘雙方戰爭之機，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給北宋施加壓力，趁機撈取利益。一言概之，這不僅掣製了北宋徹底解除西北邊患的努力，也讓其感受到了“壯誌難酬”的。
實際上，澶淵之盟訂立後，宋遼兩國基本上維持著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麵。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宋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窘境。
遼朝的軍事威脅，仍無時不在地影響著北宋的軍政方針和國策。因此，黃河的防邊功能，受到了北宋君臣的重大關注。當然，“北宋治理黃河的政策，並不完全出自為防治黃河決溢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與防邊緊密。
除了河防以外，北宋也經常組織人力，采取開挖塘泊、種樹等辦法，盡可能限製和防範遼朝軍隊的南下。
遺憾的是，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不僅沒能用戰爭手段收複燕雲地區，一度需要通過“賜”歲幣、“增賜”歲幣，與“夷族”稱兄道弟，甚至割地的辦法求得邊境的安寧，這種恥辱感是北宋幾代君臣所不能釋懷。
宋朝皇帝代表的是士大夫地主階級的利益，對於士大夫階級而言，戰爭遠遠不如兼並土地、種地的利益高。
但凡隻要能保住自己的皇位，保護自己的利益，宋朝統治不惜認一個兄長、叔父。
“公弼，燕雲恐怕無法收迴了……”
陳希亮通紅的臉隨即變得蒼白。
陳希亮是一個士大夫，在儒家的傳統教育中，士大夫最注重禮法、名義。
劉娥曾以天子的依仗，祭祀過宗廟，這在陳希亮、範仲淹這種士大夫看來，簡直是對禮法的踐踏。
但劉娥畢竟對穩定朝綱有功，加之她又是當今官家的‘母親’，且趙禎也默認了她行為，加之當朝的大臣也采取了變通的法子，所以朝臣在沒有過激。
“丹文，你一向見識過人，你說我大宋還機會收複燕雲嗎？”
與讀書人聊天，他們總離不開要談論政治。
對於收複燕雲，姬長卿並不看好，甚至不認為宋朝能夠在“重文抑武”的製度下，能夠收複燕雲。
“公弼想聽實話，還是勉勵之語？”
陳希亮聞言手中的酒杯停下了下來，隨即苦笑著搖頭道：“丹文，何以至此？”
“自我朝太祖太宗以來，國朝輕視武人，荒廢武備，這勢必會導致我朝武弱而文強。”
“武人嬌縱，素來目無法紀，若不加壓製，彼輩定會割據一方，介時我朝又會重蹈前唐藩鎮的後轍。”
“公弼，世間的事，不這樣的，你是士大夫，又是文人，勢必會為文人士大夫說話，可需知道道家有言‘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國朝既想收複燕雲，又不想提高武人地位，這不就民間常說的既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天下可沒有這樣的事。”
宋朝是無法收迴燕雲十六州的，自宋太祖製度“重文抑武”廂軍、二府製度以來，宋朝就注定無法發展太強的軍事力量。
而相比於還沒有漢化的契丹人來說，他們雖是野蠻的，但兵力、戰力也是極強的。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時期，由於得到了燕雲十六州，遼朝的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譬如北方的後晉、後漢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向其主動“稱臣”。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並逐漸實現了中原的大一統。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圖恢複盛唐時期的疆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不過，北宋的“進取心”勢必與更北方的遼朝產生利益上的衝突。
因此，雙方發生了一係列的軍事衝突。如960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於今山東惠民縣辛店鄉先棣州村）；969年，趙匡胤親征北漢，遼朝出兵幹預，分道來援，但均被宋軍擊潰。
979年，宋遼發生高梁河之戰，宋軍大敗。太宗受箭傷，喜提“高粱河車神”“成就”； 986年，宋太宗再次發動對遼戰爭，結果又被遼軍大敗於岐溝關。這兩次戰爭對宋朝的震動非常大，進而埋下了宋朝各階級對遼朝“恐懼與怨恨交加”的心理。
北宋建立以後，麵臨著一個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邊政治環境，即不得不同時麵對遼（契丹）和西夏的威脅。
遼朝給予北宋君臣刻骨銘心的屈辱，使得其自帶的“天下中國”地位，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實際上，除了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狼狽外，遼朝直接“送給”北宋的屈辱，還有很多，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曆史上著名“澶淵之盟”。
1004年閏9月，契丹南侵，寇準建議宋真宗親征。在北宋業已取得一定優勢的前提下，雙方於同年11月簽訂盟約。即“檀淵之盟”。
盟約議定，“宋歲遺遼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宋遼為兄弟之國；二國並不得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就盟約內容而言，“宋歲遺遼銀絹”的行為，無疑“傷害性不高，侮辱性極強。
此外慶曆年間，契丹又再次南下，這一次遼朝大軍兵臨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遼興宗遣使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北宋派富弼攜國書赴遼交涉，最終以“增歲幣十萬兩、絹十萬匹”了結。
據北宋《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雙方在討論環節，遼興宗提出，宋朝“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
宋朝使臣富弼認為，“‘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遼興宗絲毫不客氣：“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
遼興宗又後退一步，提出將‘獻’改為‘納’，富弼仍不同意，並在迴國後提議朝廷不要答應遼朝的“無理”要求。
不過，宋仁宗並未聽從富弼的意見，最終許稱‘納’。
坦誠說，無論是“貢”還是“獻”和“納”，都反映了出了遼朝意欲淩駕於北宋之上的心態，甚至想做對方的宗主。
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雙方關於北方邊界的一係列。
自1072年春天開始，遼朝就故意在宋遼界河挑起事端。
1074年春，遼朝派遣蕭禧為使臣，以“宋人侵入遼界”為借口，要求雙方重新劃分河東、河北蔚、應、朔三州的地界。和預期一樣，北宋又雙叒叕對遼朝作出退讓。
1076年11月，雙方沿分水嶺重劃了雙方地界，遼朝屢次敲詐，每次都能得償所願。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與西夏對峙的過程中，遼朝不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充當調停者，以提高自己“國際大國”的地位。有時甚至乘雙方戰爭之機，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給北宋施加壓力，趁機撈取利益。一言概之，這不僅掣製了北宋徹底解除西北邊患的努力，也讓其感受到了“壯誌難酬”的。
實際上，澶淵之盟訂立後，宋遼兩國基本上維持著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麵。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宋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窘境。
遼朝的軍事威脅，仍無時不在地影響著北宋的軍政方針和國策。因此，黃河的防邊功能，受到了北宋君臣的重大關注。當然，“北宋治理黃河的政策，並不完全出自為防治黃河決溢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與防邊緊密。
除了河防以外，北宋也經常組織人力，采取開挖塘泊、種樹等辦法，盡可能限製和防範遼朝軍隊的南下。
遺憾的是，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不僅沒能用戰爭手段收複燕雲地區，一度需要通過“賜”歲幣、“增賜”歲幣，與“夷族”稱兄道弟，甚至割地的辦法求得邊境的安寧，這種恥辱感是北宋幾代君臣所不能釋懷。
宋朝皇帝代表的是士大夫地主階級的利益，對於士大夫階級而言，戰爭遠遠不如兼並土地、種地的利益高。
但凡隻要能保住自己的皇位，保護自己的利益，宋朝統治不惜認一個兄長、叔父。
“公弼，燕雲恐怕無法收迴了……”
陳希亮通紅的臉隨即變得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