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劉門的說法是蕭天石開始叫起來的，劉門道、劉門教也是他開始叫起來的，當今學者則大多把劉門教和後麵要講的太穀學派放到一起來研究，因為二者都有用宗教改造儒家的特點，或者說都是有著宗教性質的儒家學派。有道友可能會說了，劉沅是與道教有極深的淵源，宣揚道教非常努力，還好幾次捐款修青羊宮、二仙庵、武侯祠、新津縣天社山老子廟、純陽觀等，這樣就足夠給槐軒學派定性了嗎？
地球人都知道，四川自古就是道教盛行的地方，前有張天師，後有李涵虛，道教氛圍自然是相當濃厚的。在開門授徒時劉沅發現，民間對於各種神神鬼鬼的信仰太厲害了，成都的百姓們太迷信了，就算是他的學員也一樣。於是劉沅就有了借助鬼神信仰來加強劉門的凝聚力和搞教學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劉沅認為道教在這方麵無疑是強項，既然大家都信道教，於是就以它為切入點，引進了道教科儀的一些東西，稍加改造後，成立了一個“法言壇”。
開壇是道教做法事、齋醮時用的，前麵講到過，正一、靈寶、上清和淨明四大法壇後來合並成了龍虎山萬法宗壇，這算是正統的道壇，是官方認可的。而在民間，也有一些小的道壇，劉沅成立的這個法言壇就算是這一類。劉沅成立的這個法言壇其實就是在門內講法、做法事的一個場所。
既然成立了法壇，就要有相應的活動，於是劉沅編寫了一本《法言會纂》，內容、格式各方麵都是參照著道教設計的，比如有求雨、敬神、賑災等，再由職業道士主持，既專業又非常接地氣。
劉沅之所以搞出這套東西出來，顯然是想利用宗教的影響力來教化民眾，傳播思想，“借鬼神以明道”，自古大家都是利用這一套，隻要好用管用，冷飯多炒幾次又何妨。就這樣，劉沅借助道教的神仙體係、法壇、影響力，達到以儒為宗，以道為用的目的，儒家的思想加入了道教的元素，並且利用了民間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對於學派的發展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
槐軒成為成都最好的學校，據說在劉門學習還是很輕鬆的，平時弟子們早晚都要靜坐，存神養性，因為自己深受體弱之痛，所以這方麵對學生們就有了特殊的要求。學習方麵，一般都是讓門人們自學，遇到問題先記下來，然後他會定期登台講課，順便答疑解惑。對於束修多少也沒太高要求，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人同時學習，有的一學就是十幾年，所以院子裏的人氣還是相當旺的。
由於學生越來越多，原來那個小院就容納不下了，所以逐年擴建，到了道光年間已經發展到占地50畝的大院，時稱劉大公館，學術界則稱儒林第。當時大門上掛的是伍肇齡寫的“儒林劉止唐先生第”的黑底金字大匾，令人惋惜的是，這塊大匾在1958年修建錦江賓館時被拆除，後來就不知所蹤了。
從劉沅開創槐軒學派起，曆年以來正式注冊學籍的弟子多達數千，這些都是劉門的真傳弟子，其中有一百多人中進士或舉人，三百多位貢士，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了。劉沅的後代中，八十年內一共出了八位優秀人才，或中舉，或被點為翰林，江湖人稱“八龍挺秀”，在蜀地傳為佳話。
道光六年（1826年），禮部來文，通知他出任湖北天門知縣，具體為什麽朝廷會起用他不太清楚，很大可能是由於哥哥的關係加上他在四川的辦學成績傳到了北京，而此時的劉沅已經59歲了，這麽多年醉心於做學問，教書育人，早就熄了升官發財的心思，是啊，做學問多好啊。另外這一年他唯一的兒子劉薌林剛剛病故了，當時心情之差可以想象了，所以，劉沅堅決不去，理由是“丁艱守製”，因為我家老母剛過世，我得守孝，謝謝皇帝賞識，實際上當時老母已經故去15年了。
還好，北京的大老板沒有和他較真兒，表示不追究真的假的，不但不奪情了，而且還給他封了一個國子監典簿的散階。對於這種照顧，劉沅也感覺是個負擔，沒過多久便找了一個理由辭職了，我就想安靜地當一個老師啊。還好，北京那邊也沒再打擾他，直到鹹豐五年（1855年），劉沅在槐軒老宅去世，壽88歲。
大概是劉沅去世的第二年，雲南布政使林鴻年來到四川，偶然看到了劉沅的著作，異常驚喜，於是打聽劉沅要去拜見，結果聽說人已經故去了，便找到了劉沅的弟子劉芬，請教學問後，還把他手裏所有劉沅的著作買迴家裏。後來林鴻年罷官迴到福建，就把劉沅的學問傳播開來，漸漸地劉沅在福建有了名氣。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川總督錫良上了份折子，希望能把劉沅列進儒林傳中，當時他是這麽說劉沅的：“孝行孚於鄉裏。裁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定者百餘卷”，同時把劉沅寫的《易》《書》《詩》《三禮》等共十一部著作羅列出來，增加說服力。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麵下來批複：“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告訴錫良，你的請示朕準了，也安排下麵人去辦了，國史館也把劉沅列進儒林傳。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劉沅傳是在清國史館本傳中，有些學者想當然地認為劉沅是被收進了《清史稿》裏的，而且還寫在他的論文裏麵。為此專門在《清史稿》裏仔細查了一下，雖然老眼昏花，用放大鏡還能勉強看清，不過真沒發現裏麵有劉沅的名字。當然，也許是我真沒找到，如果道友發現了請告知。
拋開其他的不說，僅就做學問來說，劉沅完全是配得上川西夫子的稱唿，一生師儒為誌，著作等身，這是對他非常恰當的定義。
光緒年間，劉桂文、劉芬等門人後代眾籌創辦了“守經堂”，把他的著作進行了加工整理，共集了二十二種，名為《槐軒全書》，並付梓刊行。
《槐軒全書》有過很多版本，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主要有光緒本、西充本和巴蜀本三種，內容有所不同，不過大多散佚了，散落各地的這些版本被學界稱為“無價孤本”。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趙均強博士曾做過《槐軒全書》的專題研究，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查一下。
其他方麵劉沅也有很多值得講的地方，比如醫術、養生，特別是詩、書更佳，在青羊宮、二仙庵等很多地方還收藏著他的題詠，杜甫草堂還保存著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遊草堂寺廟時寫的七律詩碑。雙流縣文昌宮曾有一通碑，刻著劉沅在嘉慶二十一年（181年）秋重遊故地時寫的四首七律，詩就不摘抄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欣賞一下。
蕭天石在《道海玄微》中對劉沅的學術評價說：“其學既直探洙泗心傳，複深得玄門秘鑰，融道於儒，援儒說道。複會通禪佛，並涉密乘，博學多方，雖較龐雜，然以其能障百川而東之，匯萬流於一海，故最後仍歸本於儒，不失孔門矩鑊。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著作之內容性質而言，則稱之為道化儒家亦可，稱之為儒化道家亦可。其內養及修持方法，則又純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帶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創‘劉門’以後，則又純屬道家人物。……講學規模，以儒家為主；功夫修煉，以道家為本。不奉佛氏，亦不詆排，間舉揚之以助傳心，期融會三家而貫通之。”
地球人都知道，四川自古就是道教盛行的地方，前有張天師，後有李涵虛，道教氛圍自然是相當濃厚的。在開門授徒時劉沅發現，民間對於各種神神鬼鬼的信仰太厲害了，成都的百姓們太迷信了，就算是他的學員也一樣。於是劉沅就有了借助鬼神信仰來加強劉門的凝聚力和搞教學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劉沅認為道教在這方麵無疑是強項，既然大家都信道教，於是就以它為切入點，引進了道教科儀的一些東西，稍加改造後，成立了一個“法言壇”。
開壇是道教做法事、齋醮時用的，前麵講到過，正一、靈寶、上清和淨明四大法壇後來合並成了龍虎山萬法宗壇，這算是正統的道壇，是官方認可的。而在民間，也有一些小的道壇，劉沅成立的這個法言壇就算是這一類。劉沅成立的這個法言壇其實就是在門內講法、做法事的一個場所。
既然成立了法壇，就要有相應的活動，於是劉沅編寫了一本《法言會纂》，內容、格式各方麵都是參照著道教設計的，比如有求雨、敬神、賑災等，再由職業道士主持，既專業又非常接地氣。
劉沅之所以搞出這套東西出來，顯然是想利用宗教的影響力來教化民眾，傳播思想，“借鬼神以明道”，自古大家都是利用這一套，隻要好用管用，冷飯多炒幾次又何妨。就這樣，劉沅借助道教的神仙體係、法壇、影響力，達到以儒為宗，以道為用的目的，儒家的思想加入了道教的元素，並且利用了民間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對於學派的發展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
槐軒成為成都最好的學校，據說在劉門學習還是很輕鬆的，平時弟子們早晚都要靜坐，存神養性，因為自己深受體弱之痛，所以這方麵對學生們就有了特殊的要求。學習方麵，一般都是讓門人們自學，遇到問題先記下來，然後他會定期登台講課，順便答疑解惑。對於束修多少也沒太高要求，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人同時學習，有的一學就是十幾年，所以院子裏的人氣還是相當旺的。
由於學生越來越多，原來那個小院就容納不下了，所以逐年擴建，到了道光年間已經發展到占地50畝的大院，時稱劉大公館，學術界則稱儒林第。當時大門上掛的是伍肇齡寫的“儒林劉止唐先生第”的黑底金字大匾，令人惋惜的是，這塊大匾在1958年修建錦江賓館時被拆除，後來就不知所蹤了。
從劉沅開創槐軒學派起，曆年以來正式注冊學籍的弟子多達數千，這些都是劉門的真傳弟子，其中有一百多人中進士或舉人，三百多位貢士，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了。劉沅的後代中，八十年內一共出了八位優秀人才，或中舉，或被點為翰林，江湖人稱“八龍挺秀”，在蜀地傳為佳話。
道光六年（1826年），禮部來文，通知他出任湖北天門知縣，具體為什麽朝廷會起用他不太清楚，很大可能是由於哥哥的關係加上他在四川的辦學成績傳到了北京，而此時的劉沅已經59歲了，這麽多年醉心於做學問，教書育人，早就熄了升官發財的心思，是啊，做學問多好啊。另外這一年他唯一的兒子劉薌林剛剛病故了，當時心情之差可以想象了，所以，劉沅堅決不去，理由是“丁艱守製”，因為我家老母剛過世，我得守孝，謝謝皇帝賞識，實際上當時老母已經故去15年了。
還好，北京的大老板沒有和他較真兒，表示不追究真的假的，不但不奪情了，而且還給他封了一個國子監典簿的散階。對於這種照顧，劉沅也感覺是個負擔，沒過多久便找了一個理由辭職了，我就想安靜地當一個老師啊。還好，北京那邊也沒再打擾他，直到鹹豐五年（1855年），劉沅在槐軒老宅去世，壽88歲。
大概是劉沅去世的第二年，雲南布政使林鴻年來到四川，偶然看到了劉沅的著作，異常驚喜，於是打聽劉沅要去拜見，結果聽說人已經故去了，便找到了劉沅的弟子劉芬，請教學問後，還把他手裏所有劉沅的著作買迴家裏。後來林鴻年罷官迴到福建，就把劉沅的學問傳播開來，漸漸地劉沅在福建有了名氣。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川總督錫良上了份折子，希望能把劉沅列進儒林傳中，當時他是這麽說劉沅的：“孝行孚於鄉裏。裁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定者百餘卷”，同時把劉沅寫的《易》《書》《詩》《三禮》等共十一部著作羅列出來，增加說服力。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麵下來批複：“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告訴錫良，你的請示朕準了，也安排下麵人去辦了，國史館也把劉沅列進儒林傳。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劉沅傳是在清國史館本傳中，有些學者想當然地認為劉沅是被收進了《清史稿》裏的，而且還寫在他的論文裏麵。為此專門在《清史稿》裏仔細查了一下，雖然老眼昏花，用放大鏡還能勉強看清，不過真沒發現裏麵有劉沅的名字。當然，也許是我真沒找到，如果道友發現了請告知。
拋開其他的不說，僅就做學問來說，劉沅完全是配得上川西夫子的稱唿，一生師儒為誌，著作等身，這是對他非常恰當的定義。
光緒年間，劉桂文、劉芬等門人後代眾籌創辦了“守經堂”，把他的著作進行了加工整理，共集了二十二種，名為《槐軒全書》，並付梓刊行。
《槐軒全書》有過很多版本，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主要有光緒本、西充本和巴蜀本三種，內容有所不同，不過大多散佚了，散落各地的這些版本被學界稱為“無價孤本”。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趙均強博士曾做過《槐軒全書》的專題研究，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查一下。
其他方麵劉沅也有很多值得講的地方，比如醫術、養生，特別是詩、書更佳，在青羊宮、二仙庵等很多地方還收藏著他的題詠，杜甫草堂還保存著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遊草堂寺廟時寫的七律詩碑。雙流縣文昌宮曾有一通碑，刻著劉沅在嘉慶二十一年（181年）秋重遊故地時寫的四首七律，詩就不摘抄了，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欣賞一下。
蕭天石在《道海玄微》中對劉沅的學術評價說：“其學既直探洙泗心傳，複深得玄門秘鑰，融道於儒，援儒說道。複會通禪佛，並涉密乘，博學多方，雖較龐雜，然以其能障百川而東之，匯萬流於一海，故最後仍歸本於儒，不失孔門矩鑊。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著作之內容性質而言，則稱之為道化儒家亦可，稱之為儒化道家亦可。其內養及修持方法，則又純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帶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創‘劉門’以後，則又純屬道家人物。……講學規模，以儒家為主；功夫修煉，以道家為本。不奉佛氏，亦不詆排，間舉揚之以助傳心，期融會三家而貫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