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友聞戰死後,整個四川再無野戰之師,蒙軍南下之勢再也無可阻擋,端平三年十月間,連下文州(今甘肅文縣)、龍州(今四川江油縣)、嘉熙元年正月攻陷成都,至此,整個四川全部陷落。


    眼見四川大局已定,闊端率軍北返,留下大將塔海繼續沿江南下,蒙軍又陸續攻下眉州、蓬州、遂寧等地,嘉熙三年十二月開始向夔州進犯。


    夔州就是今天的重慶奉節縣,位於四川盆地最東端,是四川盆地的東大門。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夔州既是長江中遊入川的入口,又是從四川離開的出口,域內丘陵溝壑縱橫交錯,長江水流湍急,僅有幾處稍微平緩的河穀,隻要控製住夔州,也就控製住了四川往來京湖的出入口。


    如今四川已經全境淪陷了,蒙軍再拿下夔州,那京湖一帶的宋軍就隻有被動挨打的份兒,夔州不容有失。


    在此之前,隨著蒙古中路軍、東路軍先後撤軍北歸,孟珙抓住機會連續收複信陽、樊城和襄陽等地。得知蒙軍靠近夔州之後,孟珙派弟弟孟瑛率軍五千守鬆滋,哥哥孟璟率軍守歸州(今湖北秭歸縣),孟珙自己率主力在附近水域埋伏。


    夔州是山城蒙軍不熟,於是主帥塔海派部將按竺爾率軍從萬州(今重慶萬縣)渡口登陸,然後從陸路進攻夔州。萬州雖然有渡口,但萬州路途崎嶇難走加上蒙軍人多,在渡口渡了半天大軍也沒渡完。


    戰場上戰機轉瞬即逝,得到蒙軍登陸的消息後,孟珙立即率軍撲了過去,就是要趁著敵人立足未穩,擊其半渡。


    南宋水軍久經戰陣,麵對著慌亂上岸的蒙軍上去就是一頓猛捶,按竺爾一看想從路上拿下夔州已無希望,幹脆不再上岸,江麵上的蒙軍直接與宋軍水師展開廝殺。


    打水戰那是南宋的專長,蒙軍雖然人多船多,但對操控船隻和水上攻防根本不在行,在孟珙水師打擊下,從萬州到歸州一帶的水麵上,到處都是蒙軍的戰船殘骸和士兵屍體,按竺爾見實在不是南宋水師對手,無奈之下隻好退兵。


    就這樣,從端平二年年末蒙古反攻南侵開始,一直到嘉熙三年,南宋京湖、兩淮、川陝一帶幾乎全都是在靠著孟珙一個人來迴救火,但即便孟珙再怎麽能打也不可能在這麽長的防線上全方位的抵擋住蒙古人,京湖和兩淮算是勉強保住了防線,但川陝地區基本上算是丟光了,隻在夔州擋住了蒙古人,以免蒙軍沿江南下把南宋老家一鍋端掉。


    對蒙作戰如此拉胯,也在朝廷裏引發了一係列人事震動。


    端平入洛失敗後,喬行簡被任命為次相。


    從史彌遠開始到鄭清之任相之初,南宋朝廷一直都是以獨相模式在運作,雖說按照正常製度首相次相應當並相理政,但長久以來要麽有次相沒首相,要麽有首相沒次相,這次二人並相,實際上傳遞出了一個信號:理宗對鄭清之不信任了。


    果然,二人並相不久,端平三年九月,朝廷祭祀時出現驚雷,理宗以天心示戒為名,將鄭清之喬行簡二人一並撤職,接著又下詔給喬行簡讓其迴到朝廷擔任首相。


    朝廷是理宗的朝廷,宰相是理宗的宰相,想讓你幹就能讓你幹,不想讓你幹一道詔書你就得滾蛋,哪怕你是皇帝的老師。


    嘉熙二年二月,史嵩之升任參知政事,接著又在嘉熙三年正月升任次相。


    史嵩之入朝為相遭到了大量諫官的反對,紛紛上梳彈劾,說他端平入洛之時故意不配合運糧導致北伐失敗,應該貶黜而不該任相。但由於蒙古南侵時期從兩淮到京湖,在史嵩之的指揮坐鎮下南宋穩住了防線,諫官們的聲音逐漸被壓了下去,畢竟再多彈劾的奏疏也比不上人家的軍功。


    史嵩之雖然做了次相,但在當時還兼了包括兩淮、沿江等多個製置使的職務,大部分時間在外主持軍務,於是朝廷上實際上依然是“獨相”狀態,由喬行簡主持朝政。


    喬行簡之前作為史彌遠親信,最大的特點和優勢就是聽話。


    史彌遠交代什麽,喬行簡就辦什麽,史彌遠支持什麽,喬行簡也支持什麽。這種行事風格一直保持沒變,現在喬行簡做了首相,依然聽話,不主動決策,隻是聽理宗的,理宗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戰爭年代,皇帝搞獨裁是有好處的,可以集中國家的軍力財力來應付困難,可理宗顯然並非一個聖明天子,軍國大事讓他來做決斷,難了點兒。


    嘉熙二年三月,蒙古使者來到臨安,提出了兩國和談的建議,蒙古可以罷兵,但南宋必須按照以往伺候金國的標準來伺候蒙古:稱臣,每年進貢銀絹各二十萬。


    舉朝嘩然。


    根據蒙古方麵史料,在端平入洛失敗後,南宋曾經向蒙古派出使者,提議用歲幣換三京。但當時金國新滅,南宋全國都沉浸在大仇得報的振奮心情中,就算是北伐失敗了又能怎樣?大宋已然中興,一次北伐失敗再來一次就是了。


    然而端平入洛的慘敗讓南宋高層看到了自身實力的欠缺和中原之地的殘破,三京所在的河南遍地焦土,就算收迴來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法生產,想要恢複到北宋的水平,非十年以上經營辦不到。


    換句話說,把三京拿迴來,那就是個沉重的包袱,但河南又是南宋的根,於情於理於法都不能丟棄,為了爭取時間恢複河南,就必須與蒙古實現和平。


    和平要麽打出來要麽買出來,讓南宋步兵在河南河北大平原上追著蒙古騎兵打那是不可能的,以當時的形勢來看,隻能買。


    但壞就壞在,這項策略是理宗、鄭清之等幾個核心決策人製定的,在當時大家看來,即使端平入洛跟蒙軍打了一仗,蒙古人也不會輕易南下開戰,河南依然處於真空狀態,和平還有的談。


    然而亂世裏風雲突變,端平二年年末蒙軍大舉南下,南宋左支右絀勉強守住半壁防線,此時兩國對待議和的態度再次發生轉變。


    對於蒙古而言,先前沒同意,那是因為不知道南宋的底細,不如先打打試試,萬一一戰而勝之直接滅了南宋,那豈不就是坐擁南宋江山自己收錢就行了,又何必每年等著南宋來送。


    對於南宋而言,先前議和被蒙古拒絕也就算了,此時蒙軍侵略國家,民眾又剛剛經曆了滅金的愛國情緒高漲時期,這個時候不奮起抗爭趕走侵略者,反而又要向對待金國一樣向蒙古進貢銀絹,皇帝和宰相會被老百姓罵死。


    蒙古使者的到來引起了滿朝文武的激烈憤慨,諫官們再次開足馬力上梳,絕不可卑躬屈膝再次向蒙古稱臣納貢。


    嘉熙二年三月之前,蒙古人曾短暫撤出四川,實際上此時如果接受蒙古的條件,把河南拿迴來,韜光養晦蟄伏一段時間,待國力恢複之後,宋蒙局勢說不定會有所改觀。畢竟想要對付蒙古這種體量的大帝國,北宋可能有的打,南宋一定沒得打。


    但輿論的走向讓這場議和化為泡影,沒人敢稱臣納貢,就算是主和派史嵩之,此前也是主張平等的和平,而不是這種喪權辱國的和平,秦檜才死了幾十年,南宋君臣不敢再背這罵名。


    於是,在滿朝文武的反對中,蒙古使者帶著失望迴朝複命,就在南宋上下緊張的為下一次宋蒙大戰做準備之時,漠北草原傳來消息,窩闊台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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