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人方臘在青溪縣聚眾起義，以反對花石綱，討伐奸臣朱勔為口號，響應者雲集。數月之間攻陷東南幾十個州縣，聲震天下。
延綿數年的花石綱是方臘起義的導火索，而方臘的起義正是北宋徽宗朝社會底層老百姓最憤怒的呐喊。
說起花石綱，可以算得上是蔡京與徽宗兩人互相成就的結果了。
自從崇寧四年應奉局開張營業，徽宗身邊不斷有大型奇珍異寶進獻，怪石嶙峋奇花異草，琳琅滿目好不愜意。
皇帝隻顧享受，卻根本不管無休無止的大型貨運給沿途百姓帶來的負擔。其實自應奉局設立、花石綱開始以來，台諫官的彈劾就沒停過，即使在蔡京的一輪輪政治清洗過後，依然有不少諫官秉公直言應當盡快廢除花石綱。
徽宗根本不管，國庫充盈朝政穩定，有什麽可擔心的？況且宰相都已經給自己說過了，大宋現在是豐亨豫大，就是該享受的時候。
崇寧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徽宗緊張了。
彗星又叫“掃把星”，不是現代人給起的掃把星的外號，而是老早在古代就有這種說法。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講究“天人感應”，即使經過了王安石破除封建迷信的改革運動，但天變警醒世人的思想依然根植在民眾心中，尤其是皇帝格外重視。在之前真宗、仁宗朝都曾出現過彗星，也都引起了兩位皇帝的高度緊張，現在換到徽宗頭上來了彗星，說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
掃把星現世意思是皇帝德行有失，皇帝德行有失總不能懲罰皇帝吧，那就隻好找個替罪羊，崇寧五年二月，首相蔡京罷相。
把皇帝伺候的美美的，百官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可沒想到卻被一顆彗星給幹掉，蔡京無奈離開。但這次的彗星畢竟隻是個偶然事件，徽宗對蔡京的寵信並沒有消除，一年後的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官複原職，仍出任首相。
經曆了一年的賦閑時光，蔡京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識，別看擔任首相無限風光，皇帝想拿掉你的時候根本不會給你說話的機會。
隻有讓皇帝離不開你，你才能永保不敗之地。
想透這一點的蔡京開始了更大力度的逢迎諂媚，花石綱艮嶽已經在做了，那麽該怎麽加大諂媚的力度呢？
既然物質追求已經達到了一定高度，那麽就搞點兒精神追求。蔡京同誌不愧為人精，對徽宗的脾氣摸得一清二楚，當初修艮嶽的時候是聽信了道士的話在皇城東北角修建，後來徽宗也曾多次表達了對道教的推崇，那還等什麽，投其所好就完了。
於是在接下來的大觀、政和年間，在蔡京的慫恿和支持下，朝廷開始鑄九鼎、建明堂、立道觀。尤其是到了政和年間，道士林靈素得寵，在他的建議下，徽宗仿佛當年真宗佞道一般，在全國大興土木道教樓堂場館、道君雕像，就差再次上演天書鬧劇了。
北宋君臣就這樣生活在一片喧囂繁華、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中，大觀三年五月，宮中一名叫做孟翊的學官向徽宗呈上了一副所畫卦象，告訴徽宗，大宋將中道衰微。
孟翊到底是何來頭，卦象又是因何而來，又怎麽從卦象中就推斷出了宋朝將中衰，這一切史書中都沒有記載。但史書記載了徽宗接下來的反應“帝不樂，詔竄遠方”。
徽宗非常生氣，把孟翊貶到了偏遠地區。
孟翊的卦象來龍去脈沒人知道，但馬上司天監報告又發生星變，再一次觸動了徽宗敏感的神經。加之孟翊是蔡京推薦到宮中任學官的，諫官趁機以星變彈劾蔡京，蔡京再次下台。
一次次的星變，孟翊的卦象，徽宗和蔡京都以為純屬倒黴，但所有人都沒想到，這是大宋將亡的征兆，徽宗看不到民間的人怨，上天專門出現天怒給他看，他卻看不懂。
蔡京雖然下台，但與徽宗形成的默契還在，星變引起的宰相下台原本也不是宰相之過，政和二年二月，蔡京再一次起複官複原職，迴到朝中再任首相。
按說蔡京禍國殃民，根據宋朝製度，早該被諫官彈劾的待不下去了，可奇怪的是蔡京一直穩坐釣魚台，即便是短暫的下台之後也能很快起複，難道說徽宗一朝的諫官們都忘了初心了嗎？
並非諫官忘記初心，實際上早在蔡京迴朝之初還未擔任首相之時，就有諫官強烈反對蔡京迴來，當年連續彈劾蔡卞、章惇和曾布的諫官陳瓘就上疏說蔡京滿口謊言且曾出賣章惇和蔡卞，根本不值得信任。但由於徽宗的信任，根本未能動搖蔡京地位，反而是陳瓘自己被貶出京。
而後來的禦史中丞石公弼更是秉持公心，堅持與蔡京戰鬥甚至一度鬥倒了蔡京。一開始石公弼擔任禦史，隻是一名普通的台諫官，但他對當時的應奉局異常反感，多次上疏說應奉局擾民應當裁撤，言辭太過激烈以致於徽宗不得不叮囑朱勔稍微收斂。
後來石公弼升任禦史中丞，麵對蔡京借方田均稅法偷偷加賦的行為深惡痛絕並且持續彈劾蔡京，終於在大觀三年五月接著孟翊的卦象和又一次的星變把蔡京彈劾下了台。
可即便如此，能夠短期鬥的贏甚至跟蔡京過過招的諫官仍然屈指可數，不是因為台諫製度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徽宗自己在帶著頭的破壞台諫製度。
我們在前麵介紹過，北宋的政令下達是以皇帝詔書的形式實現的，根據詔書擬定製度，需要由宰執商議形成初步意見報呈皇帝，然後由皇帝批準，交由中書舍人或者翰林學士撰寫詔書，再由門下省複審，執行完以上所有操作後再由一個叫做通進銀台司的部門最後複核，才能最終下達給有關部門執行詔書。
以上這麽多步驟中，隻要有任何一個節點上任何一個責任人認為詔書不妥，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甚至將詔書封駁，由宰執和皇帝重新擬定。而台諫官員又可以在任何一個節點上疏提出意見，詔書流轉的全流程都在諫官監督下執行，隻要諫官彈劾而且彈劾言之有理，詔書就要重新擬定。
詔書從製定到下達之所以要經曆如此複雜的流程，台諫的監督又是如此嚴密，就是要規避因宰執成員個人或皇帝個人好惡對國家政策產生影響，務必使得詔書經過大多數人的擬定和審閱，從最大程度上防止任何人專權。
沒錯，皇帝專權也不行，大宋可是民主國家，皇帝想搞獨裁門兒都沒有。
我們現代很多學者、讀書人對於宋朝的向往也多與宋朝這種極其民主的製度有關，大臣上疏言事、國家不殺文官、任何人不會因言獲罪。
漢朝黨錮之禍、唐朝周興來俊臣冤獄殺人、明朝禦史不聽話直接廷仗伺候、清朝更不用說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一句話就可以殺人。
無論對比之前或之後的曆朝曆代，宋朝的民主程度和對文官士大夫的尊重程度獨一檔。
但這一切在徽宗朝被破壞了。
蔡京上台以後，雖然經過設置講議司篩選黨羽打擊異己，可朝廷畢竟還是有不少正直的官員他籠絡不了，台諫係統曆來都是硬骨頭集中營，蔡京根本搞不定。
為了繞開諫官的掣肘，蔡京找到徽宗商議，君臣二人采用內降來對付諫官。
所謂內降，就是皇帝從宮裏直接發出來的命令，又稱內降手詔，可以政事不經中書、軍事不經樞密院直接發出，得到內降的部門或個人必須立即無條件執行，原則上內降的法律效力等同於詔書。
其實內降原本也並非完全合法，最早開始於劉娥時期，由於其太後身份不能隨意的接見大臣議事，處理朝政不方便，於是很多事項決策就以內降的形式進行決策。後來仁宗親政以後專門下詔禁止使用內降，可到了神宗朝後，為了雷厲風行變法方便，很多政令在王安石和神宗商量好之後也直接以內降的形式發布實施。
到了徽宗朝，內降這樣不合法的灰色施政方式被徽宗改革成為合法方式。大觀三年五月朝廷下詔，明確朝廷各部門和各地方應當嚴格執行內降禦筆的要求，有違背的以大不敬論處。
事實證明，內降手詔沒一點兒好處，人不是機器，是人就會犯錯，集合大家的智慧來商量著來就是為了防止皇帝一個人犯錯給國家帶來災難。神宗內降手詔推進熙寧改革造福國家，可後來跟西夏打仗要不是他胡亂發手詔打亂前線的行軍部署，搞不好西夏早被滅了。
我們經常強調讀史書了解曆史一定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絕對論調，但即便如此也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比如獨裁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任何好處。
蔡京依靠皇權既實現了徽宗的獨裁，也從某種意義上實現了自己的獨裁，朝堂上百官噤聲，沒人敢對他提出反對意見，一時之間頗有些東方不敗的味道。
東方不敗的蔡京未曾想到，真正能威脅自己的地位的人物就在自己的黨羽之中。
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王黼受詔命任職次相，蔡京獨相的時代結束了。
王黼是開封本地人，崇寧年間進士及第後先後在相州等地方做官，原本北宋每一科的進士那麽多，王黼也不是高榜進士，入朝做京官這事兒跟他基本上也就無緣了，一輩子大概也就是個地方官。可人家王黼有個獨門的核心競爭力，帥。
史書記載王黼本來長得就帥，而且除了基礎的帥還搭配了白皙的皮膚、一頭金發和一雙金色瞳孔的眼睛，看起來簡直就是帥中之帥。
自古以來與女色相比，男色更是一種稀缺資源，寇準、章惇都是個人能力出眾又加上帥，後來的仕途才如虎添翼平步青雲。而王黼同誌更是帥出了新花樣，不僅有基礎帥還有金眸子，更是迷倒一片群眾。除了不同凡響的帥之外，王黼還特別能說，口才好，大帥哥再加上口才好，還是進士及第，差不多就跟撒貝寧一樣了。
地方任職沒多久，王黼果然引起了別人的重視，在兼職編修書籍的時候王黼認識了一個叫做何誌的官員，被他的外表和口才吸引，將王黼推薦給了父親何執中。何執中當時任職副宰相，見到王黼之後也是一百個喜歡，很快，經過何執中的推薦，王黼進入館閣任職，步入了仕途的快車道。
得益於王黼出色的口才，進入館閣後的王黼提拔的很快，到了大觀年間不到三十歲的王黼已經擔任諫官。
按照北宋的官場潛規則，諫官品級不高，但政治地位極高，很多人都是四五十歲才做到諫官，王黼年紀輕輕就任職諫官簡直前途不可限量。但王黼對這樣的升遷速度仍然不滿意，為了更快的更進一步，他需要找到靠山做政治投機。
經過縝密的盤算，王黼把寶押在了當時失勢的前宰相蔡京身上。
大觀三年五月蔡京因星變被罷相後一直謫居在杭州，朝中由張商英擔任首相。事實證明隻要不盡心逢迎徽宗的首相都做不長，張商英上任後對徽宗的艮嶽、花石綱、道觀之類的亂七八糟的非常反感，多次勸諫徽宗不要搞這些勞民傷財的破事兒，時間長了徽宗逐漸產生了不滿，怎麽以前蔡京在的時候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換個宰相居然開始管我了？
失落的徽宗想起蔡京的好，開始頻頻派人去杭州慰問蔡京，並且還給蔡京賜了玉環聊表心意。聰明的王黼敏銳的抓住了這個機遇，皇帝這是想讓蔡京迴來，那就順水推舟給徽宗和蔡京一個機會，給自己掙個人情。
參透了局勢的王黼開始攻擊首相張商英，把元佑黨爭的那些破事兒又拿出來大做文章，接著又上疏建議朝廷仍然詔蔡京迴朝擔任首相。
王黼自己的奏疏肯定成不了氣候，但奏疏上去了之後徽宗並未有任何斥責，這下子其他諫官一看知道首相這是失勢了，大家一窩蜂一樣彈劾張商英，張商英終於被貶出京。
張商英走了，宰執不能群龍無首，徽宗思來想去決定從諫如流，聽諫官的意思詔蔡京迴來接著幹吧。
王黼的這番動作蔡京看在眼裏，知道這人主動投靠應該投桃報李，於是蔡京迴朝之後，王黼得到了進一步的提拔，擔任禦史中丞。
王黼在禦史中丞任上沒多久改任翰林學士，當時的樞相鄭居中原來也是蔡京的黨羽，由於其鄭貴妃家外戚的身份蔡京一直沒提議讓他進入宰執，他便懷恨在心。後來鄭居中終於通過鄭貴妃的關係給徽宗吹足了枕頭風當上了樞相，便開始跟蔡京鬥法。
鄭居中安排人對蔡京又是彈劾又是誣告，無奈徽宗對蔡京非常信任，多次都沒有追究。
蔡京穩坐釣魚台，鄭居中卻柳明花暗，鄭貴妃沒過多久當上了皇後，開始對鄭居中避起嫌來。也可以理解，人的觀點往往要與自己的位置相匹配，鄭貴妃原來隻是一屆妃子在宮裏無依無靠，需要朝廷裏有外戚來幫襯，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鄭皇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後母儀天下全天下都是她的子民，不能光盯著自家外戚那一畝三分地。
冊封完皇後之後，鄭皇後馬上建議，基於鄭居中敏感的外戚身份，免去其樞相職位。
雖然後來鄭居中又有起複，但蔡京還是在兩人直接鬥爭中先下一城，可先下一城的蔡京發現，王黼這小子居然一直和鄭居中私下來往，妄圖串通一氣來對付自己。
自己提拔起來的爪牙一個個的背叛自己，蔡京怒不可遏，將王黼從翰林學士院踢了出去，改任為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雖然也是朝廷重要部門的一把手，但是政治地位比翰林學士差遠了，翰林學士那是宰執預備隊，戶部尚書隻是普通高級官員，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正巧王黼當時父親去世，戶部尚書任職不久就迴家丁憂去了。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背叛我的人更是要徹底打倒，鄭居中出局王黼迴家，不管是後宮幹預還是皇帝信任的結果，蔡京對這樣的結果都很滿意。可他沒想到剛剛滿意了還不到五個月，王黼就迴來了。
正常丁憂需要三年，王黼五個月就迴來，而且還是官複翰林學士的原職，令蔡京吃驚不已。
多番打聽之下，原來王黼這時候已經攀附上了大宦官梁師成，在梁師成的幫助下，王黼不僅提前結束丁憂，更是重新迴歸翰林學士行列。
梁師成可不是普通的宦官，北宋宣和年間，得寵的梁師成權勢滔天，人稱“隱相”，其政治實力與蔡京相比也不遑多讓。
除了“隱相”外，梁師成還有個榮譽稱號，跟蔡京童貫朱勔王黼還有後來自己的一位下屬李彥一起被稱為“六賊”。
賊人梁師成一開始隻是宮裏的一名跑腿兒的，但跟其他宦官不一樣，梁師成是個有文化的宦官，也是因為他有文化能書寫，被宮裏的書藝局主管賈詳選中進入書藝局做事。
梁師成在書藝局幹了幾年，因為聰明活絡會來事兒，逐漸贏得大家的歡迎，後來賈詳病死，推薦梁師成去睿思殿文字外庫做事。
睿思殿文字外庫有個重要的職能，傳遞聖旨。
之前我們講過，宋代的聖旨必須經過複雜的流程形成詔書才能生效，但徽宗朝破壞政治規矩，開始頻頻的把聖旨以內降的形式傳出直接生效。內降用的多了，內降的傳旨官就成了香餑餑，大家想象一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就類似於那種感覺。
如果僅僅是傳旨倒也不至於讓梁師成成為一支政治力量，但徽宗到了大觀、政和年間越來越懶，常常連聖旨都懶得自己寫了，正好梁師成會寫字，那就由梁師成來代筆了。
雖然曆朝曆代都有宦官幹政的，但在北宋宦官竟然能染指聖旨的撰寫這還是頭一迴，聖旨幹係重大，每一字的不同都可能導致政策完全不一樣，這就導致了朝廷裏所有人在關心徽宗對於某些事件看法的同時，還要格外關注最終聖旨的下達，畢竟表達意思和撰寫聖旨的不是一個人，梁師成表麵上是替徽宗撰寫聖旨，實際上掌握了無限大的權力。
我們經常說壞人臭味相投蛇鼠一窩，同為六賊的梁師成，按道理說應該跟蔡京情投意合才對，但出乎大家意料，梁師成跟蔡京非常不對付，而且原因還要追溯到蘇軾身上去。
梁師成得勢之後，也許是附庸風雅也許是確有其事，對外號稱自己的蘇軾的兒子，為了維護蘇軾兒子的格調，派人到處搜尋蘇軾和其他名家的書畫作品用於收藏，還邀請賓客來參觀評論，意思是呐都來看看，我這些高雅情調都是我爹蘇軾教的，要不是我是蘇軾的兒子我會對這些感興趣嗎？
徽宗朝到了大觀年間，蘇軾早已病逝多年，梁師成雖然極力擁戴蘇軾但朝廷上畢竟是蔡京當道，蔡京自詡為新法派，對舊黨蘇軾當然是不待見的，而且不僅是不待見，為了防止蘇軾的作品給舊黨人士帶來精神支持，不讓舊黨人睹物思情，蔡京下令在全國全麵禁止蘇軾作品流傳，凡蘇軾作品一經發現立即銷毀。
蔡京的這種做法激起了梁師成的強烈不滿，找到徽宗哀求保留蘇軾的作品。梁師成也是人精，非常了解徽宗的心思，文藝青年徽宗一聽說蔡京要銷毀蘇軾的作品哪可能同意，馬上就製止了蔡京的毀書行為。
這一局梁師成是鬥贏了，蔡京也沒有跟梁師成繼續爭下去，可兩人的梁子就此結下，你是六賊我也是六賊，咱們賊逢對手旗鼓相當，走著瞧吧蔡京。
得到梁師成暗中幫助的王黼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樣，重合元年（公元1118年）正月，王黼終於進入宰執，任職尚書左丞。
延綿數年的花石綱是方臘起義的導火索，而方臘的起義正是北宋徽宗朝社會底層老百姓最憤怒的呐喊。
說起花石綱，可以算得上是蔡京與徽宗兩人互相成就的結果了。
自從崇寧四年應奉局開張營業，徽宗身邊不斷有大型奇珍異寶進獻，怪石嶙峋奇花異草，琳琅滿目好不愜意。
皇帝隻顧享受，卻根本不管無休無止的大型貨運給沿途百姓帶來的負擔。其實自應奉局設立、花石綱開始以來，台諫官的彈劾就沒停過，即使在蔡京的一輪輪政治清洗過後，依然有不少諫官秉公直言應當盡快廢除花石綱。
徽宗根本不管，國庫充盈朝政穩定，有什麽可擔心的？況且宰相都已經給自己說過了，大宋現在是豐亨豫大，就是該享受的時候。
崇寧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徽宗緊張了。
彗星又叫“掃把星”，不是現代人給起的掃把星的外號，而是老早在古代就有這種說法。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講究“天人感應”，即使經過了王安石破除封建迷信的改革運動，但天變警醒世人的思想依然根植在民眾心中，尤其是皇帝格外重視。在之前真宗、仁宗朝都曾出現過彗星，也都引起了兩位皇帝的高度緊張，現在換到徽宗頭上來了彗星，說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
掃把星現世意思是皇帝德行有失，皇帝德行有失總不能懲罰皇帝吧，那就隻好找個替罪羊，崇寧五年二月，首相蔡京罷相。
把皇帝伺候的美美的，百官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可沒想到卻被一顆彗星給幹掉，蔡京無奈離開。但這次的彗星畢竟隻是個偶然事件，徽宗對蔡京的寵信並沒有消除，一年後的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官複原職，仍出任首相。
經曆了一年的賦閑時光，蔡京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識，別看擔任首相無限風光，皇帝想拿掉你的時候根本不會給你說話的機會。
隻有讓皇帝離不開你，你才能永保不敗之地。
想透這一點的蔡京開始了更大力度的逢迎諂媚，花石綱艮嶽已經在做了，那麽該怎麽加大諂媚的力度呢？
既然物質追求已經達到了一定高度，那麽就搞點兒精神追求。蔡京同誌不愧為人精，對徽宗的脾氣摸得一清二楚，當初修艮嶽的時候是聽信了道士的話在皇城東北角修建，後來徽宗也曾多次表達了對道教的推崇，那還等什麽，投其所好就完了。
於是在接下來的大觀、政和年間，在蔡京的慫恿和支持下，朝廷開始鑄九鼎、建明堂、立道觀。尤其是到了政和年間，道士林靈素得寵，在他的建議下，徽宗仿佛當年真宗佞道一般，在全國大興土木道教樓堂場館、道君雕像，就差再次上演天書鬧劇了。
北宋君臣就這樣生活在一片喧囂繁華、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中，大觀三年五月，宮中一名叫做孟翊的學官向徽宗呈上了一副所畫卦象，告訴徽宗，大宋將中道衰微。
孟翊到底是何來頭，卦象又是因何而來，又怎麽從卦象中就推斷出了宋朝將中衰，這一切史書中都沒有記載。但史書記載了徽宗接下來的反應“帝不樂，詔竄遠方”。
徽宗非常生氣，把孟翊貶到了偏遠地區。
孟翊的卦象來龍去脈沒人知道，但馬上司天監報告又發生星變，再一次觸動了徽宗敏感的神經。加之孟翊是蔡京推薦到宮中任學官的，諫官趁機以星變彈劾蔡京，蔡京再次下台。
一次次的星變，孟翊的卦象，徽宗和蔡京都以為純屬倒黴，但所有人都沒想到，這是大宋將亡的征兆，徽宗看不到民間的人怨，上天專門出現天怒給他看，他卻看不懂。
蔡京雖然下台，但與徽宗形成的默契還在，星變引起的宰相下台原本也不是宰相之過，政和二年二月，蔡京再一次起複官複原職，迴到朝中再任首相。
按說蔡京禍國殃民，根據宋朝製度，早該被諫官彈劾的待不下去了，可奇怪的是蔡京一直穩坐釣魚台，即便是短暫的下台之後也能很快起複，難道說徽宗一朝的諫官們都忘了初心了嗎？
並非諫官忘記初心，實際上早在蔡京迴朝之初還未擔任首相之時，就有諫官強烈反對蔡京迴來，當年連續彈劾蔡卞、章惇和曾布的諫官陳瓘就上疏說蔡京滿口謊言且曾出賣章惇和蔡卞，根本不值得信任。但由於徽宗的信任，根本未能動搖蔡京地位，反而是陳瓘自己被貶出京。
而後來的禦史中丞石公弼更是秉持公心，堅持與蔡京戰鬥甚至一度鬥倒了蔡京。一開始石公弼擔任禦史，隻是一名普通的台諫官，但他對當時的應奉局異常反感，多次上疏說應奉局擾民應當裁撤，言辭太過激烈以致於徽宗不得不叮囑朱勔稍微收斂。
後來石公弼升任禦史中丞，麵對蔡京借方田均稅法偷偷加賦的行為深惡痛絕並且持續彈劾蔡京，終於在大觀三年五月接著孟翊的卦象和又一次的星變把蔡京彈劾下了台。
可即便如此，能夠短期鬥的贏甚至跟蔡京過過招的諫官仍然屈指可數，不是因為台諫製度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徽宗自己在帶著頭的破壞台諫製度。
我們在前麵介紹過，北宋的政令下達是以皇帝詔書的形式實現的，根據詔書擬定製度，需要由宰執商議形成初步意見報呈皇帝，然後由皇帝批準，交由中書舍人或者翰林學士撰寫詔書，再由門下省複審，執行完以上所有操作後再由一個叫做通進銀台司的部門最後複核，才能最終下達給有關部門執行詔書。
以上這麽多步驟中，隻要有任何一個節點上任何一個責任人認為詔書不妥，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甚至將詔書封駁，由宰執和皇帝重新擬定。而台諫官員又可以在任何一個節點上疏提出意見，詔書流轉的全流程都在諫官監督下執行，隻要諫官彈劾而且彈劾言之有理，詔書就要重新擬定。
詔書從製定到下達之所以要經曆如此複雜的流程，台諫的監督又是如此嚴密，就是要規避因宰執成員個人或皇帝個人好惡對國家政策產生影響，務必使得詔書經過大多數人的擬定和審閱，從最大程度上防止任何人專權。
沒錯，皇帝專權也不行，大宋可是民主國家，皇帝想搞獨裁門兒都沒有。
我們現代很多學者、讀書人對於宋朝的向往也多與宋朝這種極其民主的製度有關，大臣上疏言事、國家不殺文官、任何人不會因言獲罪。
漢朝黨錮之禍、唐朝周興來俊臣冤獄殺人、明朝禦史不聽話直接廷仗伺候、清朝更不用說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一句話就可以殺人。
無論對比之前或之後的曆朝曆代，宋朝的民主程度和對文官士大夫的尊重程度獨一檔。
但這一切在徽宗朝被破壞了。
蔡京上台以後，雖然經過設置講議司篩選黨羽打擊異己，可朝廷畢竟還是有不少正直的官員他籠絡不了，台諫係統曆來都是硬骨頭集中營，蔡京根本搞不定。
為了繞開諫官的掣肘，蔡京找到徽宗商議，君臣二人采用內降來對付諫官。
所謂內降，就是皇帝從宮裏直接發出來的命令，又稱內降手詔，可以政事不經中書、軍事不經樞密院直接發出，得到內降的部門或個人必須立即無條件執行，原則上內降的法律效力等同於詔書。
其實內降原本也並非完全合法，最早開始於劉娥時期，由於其太後身份不能隨意的接見大臣議事，處理朝政不方便，於是很多事項決策就以內降的形式進行決策。後來仁宗親政以後專門下詔禁止使用內降，可到了神宗朝後，為了雷厲風行變法方便，很多政令在王安石和神宗商量好之後也直接以內降的形式發布實施。
到了徽宗朝，內降這樣不合法的灰色施政方式被徽宗改革成為合法方式。大觀三年五月朝廷下詔，明確朝廷各部門和各地方應當嚴格執行內降禦筆的要求，有違背的以大不敬論處。
事實證明，內降手詔沒一點兒好處，人不是機器，是人就會犯錯，集合大家的智慧來商量著來就是為了防止皇帝一個人犯錯給國家帶來災難。神宗內降手詔推進熙寧改革造福國家，可後來跟西夏打仗要不是他胡亂發手詔打亂前線的行軍部署，搞不好西夏早被滅了。
我們經常強調讀史書了解曆史一定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絕對論調，但即便如此也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比如獨裁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任何好處。
蔡京依靠皇權既實現了徽宗的獨裁，也從某種意義上實現了自己的獨裁，朝堂上百官噤聲，沒人敢對他提出反對意見，一時之間頗有些東方不敗的味道。
東方不敗的蔡京未曾想到，真正能威脅自己的地位的人物就在自己的黨羽之中。
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王黼受詔命任職次相，蔡京獨相的時代結束了。
王黼是開封本地人，崇寧年間進士及第後先後在相州等地方做官，原本北宋每一科的進士那麽多，王黼也不是高榜進士，入朝做京官這事兒跟他基本上也就無緣了，一輩子大概也就是個地方官。可人家王黼有個獨門的核心競爭力，帥。
史書記載王黼本來長得就帥，而且除了基礎的帥還搭配了白皙的皮膚、一頭金發和一雙金色瞳孔的眼睛，看起來簡直就是帥中之帥。
自古以來與女色相比，男色更是一種稀缺資源，寇準、章惇都是個人能力出眾又加上帥，後來的仕途才如虎添翼平步青雲。而王黼同誌更是帥出了新花樣，不僅有基礎帥還有金眸子，更是迷倒一片群眾。除了不同凡響的帥之外，王黼還特別能說，口才好，大帥哥再加上口才好，還是進士及第，差不多就跟撒貝寧一樣了。
地方任職沒多久，王黼果然引起了別人的重視，在兼職編修書籍的時候王黼認識了一個叫做何誌的官員，被他的外表和口才吸引，將王黼推薦給了父親何執中。何執中當時任職副宰相，見到王黼之後也是一百個喜歡，很快，經過何執中的推薦，王黼進入館閣任職，步入了仕途的快車道。
得益於王黼出色的口才，進入館閣後的王黼提拔的很快，到了大觀年間不到三十歲的王黼已經擔任諫官。
按照北宋的官場潛規則，諫官品級不高，但政治地位極高，很多人都是四五十歲才做到諫官，王黼年紀輕輕就任職諫官簡直前途不可限量。但王黼對這樣的升遷速度仍然不滿意，為了更快的更進一步，他需要找到靠山做政治投機。
經過縝密的盤算，王黼把寶押在了當時失勢的前宰相蔡京身上。
大觀三年五月蔡京因星變被罷相後一直謫居在杭州，朝中由張商英擔任首相。事實證明隻要不盡心逢迎徽宗的首相都做不長，張商英上任後對徽宗的艮嶽、花石綱、道觀之類的亂七八糟的非常反感，多次勸諫徽宗不要搞這些勞民傷財的破事兒，時間長了徽宗逐漸產生了不滿，怎麽以前蔡京在的時候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換個宰相居然開始管我了？
失落的徽宗想起蔡京的好，開始頻頻派人去杭州慰問蔡京，並且還給蔡京賜了玉環聊表心意。聰明的王黼敏銳的抓住了這個機遇，皇帝這是想讓蔡京迴來，那就順水推舟給徽宗和蔡京一個機會，給自己掙個人情。
參透了局勢的王黼開始攻擊首相張商英，把元佑黨爭的那些破事兒又拿出來大做文章，接著又上疏建議朝廷仍然詔蔡京迴朝擔任首相。
王黼自己的奏疏肯定成不了氣候，但奏疏上去了之後徽宗並未有任何斥責，這下子其他諫官一看知道首相這是失勢了，大家一窩蜂一樣彈劾張商英，張商英終於被貶出京。
張商英走了，宰執不能群龍無首，徽宗思來想去決定從諫如流，聽諫官的意思詔蔡京迴來接著幹吧。
王黼的這番動作蔡京看在眼裏，知道這人主動投靠應該投桃報李，於是蔡京迴朝之後，王黼得到了進一步的提拔，擔任禦史中丞。
王黼在禦史中丞任上沒多久改任翰林學士，當時的樞相鄭居中原來也是蔡京的黨羽，由於其鄭貴妃家外戚的身份蔡京一直沒提議讓他進入宰執，他便懷恨在心。後來鄭居中終於通過鄭貴妃的關係給徽宗吹足了枕頭風當上了樞相，便開始跟蔡京鬥法。
鄭居中安排人對蔡京又是彈劾又是誣告，無奈徽宗對蔡京非常信任，多次都沒有追究。
蔡京穩坐釣魚台，鄭居中卻柳明花暗，鄭貴妃沒過多久當上了皇後，開始對鄭居中避起嫌來。也可以理解，人的觀點往往要與自己的位置相匹配，鄭貴妃原來隻是一屆妃子在宮裏無依無靠，需要朝廷裏有外戚來幫襯，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鄭皇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後母儀天下全天下都是她的子民，不能光盯著自家外戚那一畝三分地。
冊封完皇後之後，鄭皇後馬上建議，基於鄭居中敏感的外戚身份，免去其樞相職位。
雖然後來鄭居中又有起複，但蔡京還是在兩人直接鬥爭中先下一城，可先下一城的蔡京發現，王黼這小子居然一直和鄭居中私下來往，妄圖串通一氣來對付自己。
自己提拔起來的爪牙一個個的背叛自己，蔡京怒不可遏，將王黼從翰林學士院踢了出去，改任為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雖然也是朝廷重要部門的一把手，但是政治地位比翰林學士差遠了，翰林學士那是宰執預備隊，戶部尚書隻是普通高級官員，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正巧王黼當時父親去世，戶部尚書任職不久就迴家丁憂去了。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背叛我的人更是要徹底打倒，鄭居中出局王黼迴家，不管是後宮幹預還是皇帝信任的結果，蔡京對這樣的結果都很滿意。可他沒想到剛剛滿意了還不到五個月，王黼就迴來了。
正常丁憂需要三年，王黼五個月就迴來，而且還是官複翰林學士的原職，令蔡京吃驚不已。
多番打聽之下，原來王黼這時候已經攀附上了大宦官梁師成，在梁師成的幫助下，王黼不僅提前結束丁憂，更是重新迴歸翰林學士行列。
梁師成可不是普通的宦官，北宋宣和年間，得寵的梁師成權勢滔天，人稱“隱相”，其政治實力與蔡京相比也不遑多讓。
除了“隱相”外，梁師成還有個榮譽稱號，跟蔡京童貫朱勔王黼還有後來自己的一位下屬李彥一起被稱為“六賊”。
賊人梁師成一開始隻是宮裏的一名跑腿兒的，但跟其他宦官不一樣，梁師成是個有文化的宦官，也是因為他有文化能書寫，被宮裏的書藝局主管賈詳選中進入書藝局做事。
梁師成在書藝局幹了幾年，因為聰明活絡會來事兒，逐漸贏得大家的歡迎，後來賈詳病死，推薦梁師成去睿思殿文字外庫做事。
睿思殿文字外庫有個重要的職能，傳遞聖旨。
之前我們講過，宋代的聖旨必須經過複雜的流程形成詔書才能生效，但徽宗朝破壞政治規矩，開始頻頻的把聖旨以內降的形式傳出直接生效。內降用的多了，內降的傳旨官就成了香餑餑，大家想象一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就類似於那種感覺。
如果僅僅是傳旨倒也不至於讓梁師成成為一支政治力量，但徽宗到了大觀、政和年間越來越懶，常常連聖旨都懶得自己寫了，正好梁師成會寫字，那就由梁師成來代筆了。
雖然曆朝曆代都有宦官幹政的，但在北宋宦官竟然能染指聖旨的撰寫這還是頭一迴，聖旨幹係重大，每一字的不同都可能導致政策完全不一樣，這就導致了朝廷裏所有人在關心徽宗對於某些事件看法的同時，還要格外關注最終聖旨的下達，畢竟表達意思和撰寫聖旨的不是一個人，梁師成表麵上是替徽宗撰寫聖旨，實際上掌握了無限大的權力。
我們經常說壞人臭味相投蛇鼠一窩，同為六賊的梁師成，按道理說應該跟蔡京情投意合才對，但出乎大家意料，梁師成跟蔡京非常不對付，而且原因還要追溯到蘇軾身上去。
梁師成得勢之後，也許是附庸風雅也許是確有其事，對外號稱自己的蘇軾的兒子，為了維護蘇軾兒子的格調，派人到處搜尋蘇軾和其他名家的書畫作品用於收藏，還邀請賓客來參觀評論，意思是呐都來看看，我這些高雅情調都是我爹蘇軾教的，要不是我是蘇軾的兒子我會對這些感興趣嗎？
徽宗朝到了大觀年間，蘇軾早已病逝多年，梁師成雖然極力擁戴蘇軾但朝廷上畢竟是蔡京當道，蔡京自詡為新法派，對舊黨蘇軾當然是不待見的，而且不僅是不待見，為了防止蘇軾的作品給舊黨人士帶來精神支持，不讓舊黨人睹物思情，蔡京下令在全國全麵禁止蘇軾作品流傳，凡蘇軾作品一經發現立即銷毀。
蔡京的這種做法激起了梁師成的強烈不滿，找到徽宗哀求保留蘇軾的作品。梁師成也是人精，非常了解徽宗的心思，文藝青年徽宗一聽說蔡京要銷毀蘇軾的作品哪可能同意，馬上就製止了蔡京的毀書行為。
這一局梁師成是鬥贏了，蔡京也沒有跟梁師成繼續爭下去，可兩人的梁子就此結下，你是六賊我也是六賊，咱們賊逢對手旗鼓相當，走著瞧吧蔡京。
得到梁師成暗中幫助的王黼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樣，重合元年（公元1118年）正月，王黼終於進入宰執，任職尚書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