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剛剛即位，副宰相歐陽修就罷相，這時候最忙的就是首相韓琦，英宗即位時才剛剛擔任山陵使去監造仁宗陵墓，這還沒過去幾年，又要去擔任山陵使監造英宗陵墓。
好在神宗比他爹強多了，不作妖不折騰，跟韓琦配合著安安穩穩的辦完了英宗全部後事。
英宗後事結束後，韓琦還朝，剛一迴來禦史中丞王陶就上梳彈劾他擔任宰相上朝不押班、為官跋扈。
所謂押班就是北宋上朝時候一種傳統規矩，百官在大慶殿或者紫宸殿這種大殿站立，由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輪換領頭向皇帝行禮，然後皇帝在垂拱殿等側殿與群臣商議朝事。
規矩是這樣沒錯，可這個押班的做法，好幾十年沒搞過了，大家都嫌麻煩，都是直接到側殿上朝麵聖，都沒搞過押班。
就這種形同虛設的規矩，沒人告就大家相安無事，一有人告那還真的就一告一個準兒，因為宰相們確實都沒押過班。
而且王陶還提了一個詞，跋扈。要知道英宗朝時候韓琦逼退曹太後、幹掉所有諫官，他和歐陽修幾乎把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全得罪完了，所作所為的的確確就是一個權相所為，跋扈這個詞沒用錯。
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得韓琦養成了及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政權已經穩妥的交接到了新君手裏，這時候再不急流勇退以後恐怕再沒機會了，韓琦上梳自請罷相，神宗苦苦挽留終究留不住，韓琦終於也離開了。
神宗即位時剛剛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紀，與父親英宗不同，神宗並沒有過多經曆皇儲立與不立的問題，他是英宗的大兒子，隻要健康長大成人不存在皇位之爭，如今君臨天下的神宗自然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治理國家上麵。
可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北宋中央政府，經過這麽一陣折騰，歐陽修韓琦相繼離去，中書僅剩下曾公亮和趙拚兩位宰相。
神宗想振興大宋，離不開宰相的幫助，問題是宰相都在政治鬥爭中被鬥倒了，老宰相離開了，當務之急就是選拔新人進入中書擔任宰相。
神宗選中了翰林學士張方平擔任參知政事。
張方平是熬了多年才熬上來的，但能夠被神宗提拔任職宰相卻不是因為資曆老，而是因為他懂經濟。
自幼聰明絕倫的張方平跟所有天才少年有著類似的經曆，進士及第後在地方上做縣令，後來又通過賢良方正科考試提拔，接著又通過製科考試進入館閣並兼任諫官。
製科考試，是在科舉考試之後進士及第的人選中繼續進一步舉辦的考試，想參加製科考試有兩種途徑，一是中進士科時候名詞特別高，在地方上任職期滿述職之後正常參加製科考試；二是進士及第了但名詞不高，地方上任職期滿後有宰執的推薦，同樣也能參加製科考試。
由於北宋中後期科舉考試錄用的讀書人越來越多，進士也逐漸多起來，大家都是進士，如何能在一眾精英中脫穎而出？參加製科考試就是最好的方式，製科考試的試卷宰執們和皇帝都會親自閱卷，隻要有才華，不怕大佬們看不見。
製科考試相當於高級公務員選拔，考試通過的可以直接進入館閣任職，館閣我們都知道的，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個大佬都是從館閣走出來的，館閣就是當時北宋最重要的人才儲備庫，當上閣臣的張方平前途無量。
青年才俊張方平在接下來的官場生涯中曆任開封知府、翰林學士、禦史中丞和三司使，在三司使這個職位上，張方平表現出了傑出的財務管理能力。
仁宗年間，北宋積弱積貧已經非常嚴重，張方平擔任三司使之後通過工作中的觀察提出了兩條辦法用以改善當時糟糕的財務狀況：首先是利用輕重之術增加收入，其次是量入為出削減費用。
所謂輕重之術，來自於《管子·輕重》，意思是政府通過調節貨幣、糧食、布帛等之間的輕重比例關係來平衡物價增加收入，也就是政府來做賤買貴賣的生意。
量入為出削減費用的核心在於量入，從仁宗到英宗三任皇帝都知道國家財政支出太多已經不堪重負，但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合適又很難判定，張方平就說了，量入就是要把國家一整年的收入提前做好預算，預算做完之後所有支出都按照預算來分配並控製，決不能超出預算金額。
為了使預算更加科學可靠，張方平還規定，三司所做預算除了每個數字必須有依據來源外，還必須要參考過去多年的收支數字，拿不準的數字就利用過去幾年的數字求平均數確定。
要知道張方平可是在宋朝，這樣的管理理念已經相當科學了，張方平曾經因推薦官員犯罪受到牽連被貶，數年後迴京再度擔任三司使，複任三司使之後上梳了十四條財務改革措施，時任首相富弼收到奏疏後看了一下午非常讚賞，對他的財務措施言聽計從。
神宗對張方平的大名早已仰慕，而且張方平不僅業務能力過硬，在英宗病重期間韓琦進宮請立太子，張方平當時任翰林學士，也一直在旁邊一同請立神宗為太子，並且親自起草了立神宗為皇太子的詔書。
又是人才又是關鍵時刻的“自己人”，不用張方平當宰相還能用誰？治平四年九月，張方平升任參知政事。
張方平做參知政事，諫官頭子司馬光不同意。
上任禦史中丞王陶在彈劾韓琦事件中用力過猛，上梳言辭太過激烈，引起了宰執集團的嚴重反感，韓琦罷相後幾個宰執向神宗提出罷免奸臣王陶，否則宰相們都不幹了。
雖然王陶是神宗即位前的老班底，但惹了眾怒，韓琦已經被他鬥倒了，總不能再把宰相們全都幹掉吧，神宗權衡再三隻能把王陶免職外放。
禦史中丞是諫官群體的領導，崗位非常重要，空缺出來了之後神宗環顧滿朝文武，有能力、有資曆、適合做禦史中丞的有且僅有司馬光了。
司馬光一上任就對張方平的任命表示強烈反對，原因是張方平貪贓枉法。
張方平的貪贓枉法還要追溯到仁宗年間，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當時低價購買了一處房產，這處房產的主人叫劉寶衡。劉寶衡是個著名的酒商，開設了一家酒場專門搞釀酒賣酒生意。
按照北宋律法，政府不直接經營酒業，而是實行酒曲專賣，酒曲賣給民間開設酒場賣酒，或者老百姓零星購買自己根據口味自己釀酒。
劉寶衡開設的酒場由於經營不善，資不抵債之前欠了政府一大筆酒曲錢還不上，隻好賣房抵債，賣給了張方平。
可問題是劉寶衡賣的這處房產並非自己私宅，而是劉氏家族的祖產，是全家的財產，最關鍵的，房產售賣價格過低，有巧取豪奪之嫌。劉家親族告到開封府，經過審理，劉寶衡確實沒有這處房產的實際所有權，於是判處交易無效，房產仍歸劉家，劉寶衡退迴張方平購房款。
按說這事兒到此為止結束了，可張方平不是一般人，堂堂國家三司使居然卷入到這種醜聞案中，成何體統。時任禦史中丞的包拯上梳彈劾，張方平毫無懸念的被免職。
現在司馬光舊事重提，說的就是他張方平有道德瑕疵，這種人怎麽能任參知政事呢？
司馬光很了解張方平，能力超群但道德確有瑕疵，可司馬光雖然了解張方平卻不了解神宗，神宗與以往曆屆皇帝不一樣，他有一個恢複“漢唐舊疆”的終極夢想。
一心恢複舊疆的神宗知道，想要開疆擴土不是嘴上說說那麽容易，那是要對外用兵，而對外用兵就要有一隻強悍的部隊，想要擁有強悍的部隊就得有錢。
一句話，富國才能強兵。
張方平是不是有道德瑕疵根本不重要，神宗需要他的理財能力，更何況他那點兒道德瑕疵在神宗看來根本不是個事兒，決定力排眾議依然啟用張方平任參知政事。可司馬光畢竟是禦史中丞，諫官大領導在朝中一唿百應，在他的彈劾下時間久了張方平不一定能頂得住壓力。
為了能給張方平創造一個良好的施政環境，神宗決定調離司馬光，讓司馬光去擔任翰林學士。
從禦史中丞到翰林學士這可不是降職，我們知道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身邊最核心的政治顧問，能夠直接升任參知政事，神宗這一安排並沒有委屈司馬光。
但是司馬光不幹了，怎麽著啊皇帝，提個建議你不愛聽就直接把我調離工作崗位了，那我幹脆不幹了。司馬光上梳辭官表示，不伺候了。
神宗知道司馬光是忠臣對國家有功，剛剛韓琦歐陽修離開朝廷這時候再損失一員忠臣兼老臣朝政不穩就不劃算了，於是就下詔解釋自己近期要在太學開辦經筵日講，滿朝文武隻有司馬相公學術水平最高，這個工作隻能您去做，禦史中丞這個崗位能勝任的人很多，但是去搞經筵日講隻能您去，所以給您調了一下崗位，還請您多多體諒趕緊迴來上任。
經筵日講就是皇帝開辦的學術研討會，主要是通過學習古代儒家經典或者聖賢事跡，主講者講完後還要迴答參與經筵眾人的問題，交流學習思想和心得。
經筵日講裏經常會用古代例子來模擬時政，借古諷今，探討時政得失，既是重要的學術論壇，也是重要的時政講壇，司馬光出任主講也確實合適。
司馬光琢磨了琢磨，好像說的也有道理，論學識淵博當朝自己肯定是首屈一指，這經筵日講司馬光不出馬還有誰能出馬？
你看，給人戴高帽子也是需要水平的，神宗這頂高帽子給司馬光戴的是舒舒服服。
治平四年九月，張方平順利出任參知政事，神宗本以為可以借助張方平的執政能力改變朝政，實現富國強兵，可萬萬沒想到上任不到一個月父親去世，張方平迴家丁憂守孝去了。
張方平一走，神宗的改革戰略無法實施，到了第二年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神宗派使者去張方平老家下詔讓他奪情起複，不需要守孝滿三年了，馬上重新迴到朝中上班，可連下數詔均被張方平婉拒，一定要給父親守孝守完。
張方平不來，神宗就向其他大臣求取治國之道，結果官員們開始紛紛進諫，收到的建議永遠都是那幾條：實行仁政、廣開言路、明辨忠奸、進賢退不肖諸如此類，神宗看了一陣子奏疏惡心壞了，不再看了。
朝中大臣們暮色沉沉，恰逢老宰相富弼在外任職期滿迴京述職，神宗知道富弼是慶曆新政的主要發起人，也知道富弼曾在西北邊境主持軍事，於是在述職時問富弼，如何富國強兵，徹底解決邊境問題？
富弼沉默良久，告訴神宗，陛下剛剛登基，應當廣施仁政，希望陛下二十年內不要采取軍事行動。
那個曾經銳誌改革、鎮守邊關的國家柱石，如今已經老了，再也沒有了當年那種意氣風發的進取精神，神宗明白了，眼前的富弼無法幫助他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
就在神宗焦慮於國家衰弱而毫無辦法的時候，翰林學士韓維告訴神宗，王安石在江寧府差不多已經丁憂期滿，隻有他能幫助你振興大宋。
韓維在神宗做皇子的時候就是神宗的身邊侍講，專門給神宗講學教神宗讀書，一直深受信任和器重。既然韓維這麽推崇王安石，神宗決定請王安石出山，幫助他振興大宋，實現大宋民族的偉大複興。
好在神宗比他爹強多了，不作妖不折騰，跟韓琦配合著安安穩穩的辦完了英宗全部後事。
英宗後事結束後，韓琦還朝，剛一迴來禦史中丞王陶就上梳彈劾他擔任宰相上朝不押班、為官跋扈。
所謂押班就是北宋上朝時候一種傳統規矩，百官在大慶殿或者紫宸殿這種大殿站立，由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輪換領頭向皇帝行禮，然後皇帝在垂拱殿等側殿與群臣商議朝事。
規矩是這樣沒錯，可這個押班的做法，好幾十年沒搞過了，大家都嫌麻煩，都是直接到側殿上朝麵聖，都沒搞過押班。
就這種形同虛設的規矩，沒人告就大家相安無事，一有人告那還真的就一告一個準兒，因為宰相們確實都沒押過班。
而且王陶還提了一個詞，跋扈。要知道英宗朝時候韓琦逼退曹太後、幹掉所有諫官，他和歐陽修幾乎把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全得罪完了，所作所為的的確確就是一個權相所為，跋扈這個詞沒用錯。
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得韓琦養成了及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政權已經穩妥的交接到了新君手裏，這時候再不急流勇退以後恐怕再沒機會了，韓琦上梳自請罷相，神宗苦苦挽留終究留不住，韓琦終於也離開了。
神宗即位時剛剛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年紀，與父親英宗不同，神宗並沒有過多經曆皇儲立與不立的問題，他是英宗的大兒子，隻要健康長大成人不存在皇位之爭，如今君臨天下的神宗自然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治理國家上麵。
可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北宋中央政府，經過這麽一陣折騰，歐陽修韓琦相繼離去，中書僅剩下曾公亮和趙拚兩位宰相。
神宗想振興大宋，離不開宰相的幫助，問題是宰相都在政治鬥爭中被鬥倒了，老宰相離開了，當務之急就是選拔新人進入中書擔任宰相。
神宗選中了翰林學士張方平擔任參知政事。
張方平是熬了多年才熬上來的，但能夠被神宗提拔任職宰相卻不是因為資曆老，而是因為他懂經濟。
自幼聰明絕倫的張方平跟所有天才少年有著類似的經曆，進士及第後在地方上做縣令，後來又通過賢良方正科考試提拔，接著又通過製科考試進入館閣並兼任諫官。
製科考試，是在科舉考試之後進士及第的人選中繼續進一步舉辦的考試，想參加製科考試有兩種途徑，一是中進士科時候名詞特別高，在地方上任職期滿述職之後正常參加製科考試；二是進士及第了但名詞不高，地方上任職期滿後有宰執的推薦，同樣也能參加製科考試。
由於北宋中後期科舉考試錄用的讀書人越來越多，進士也逐漸多起來，大家都是進士，如何能在一眾精英中脫穎而出？參加製科考試就是最好的方式，製科考試的試卷宰執們和皇帝都會親自閱卷，隻要有才華，不怕大佬們看不見。
製科考試相當於高級公務員選拔，考試通過的可以直接進入館閣任職，館閣我們都知道的，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個大佬都是從館閣走出來的，館閣就是當時北宋最重要的人才儲備庫，當上閣臣的張方平前途無量。
青年才俊張方平在接下來的官場生涯中曆任開封知府、翰林學士、禦史中丞和三司使，在三司使這個職位上，張方平表現出了傑出的財務管理能力。
仁宗年間，北宋積弱積貧已經非常嚴重，張方平擔任三司使之後通過工作中的觀察提出了兩條辦法用以改善當時糟糕的財務狀況：首先是利用輕重之術增加收入，其次是量入為出削減費用。
所謂輕重之術，來自於《管子·輕重》，意思是政府通過調節貨幣、糧食、布帛等之間的輕重比例關係來平衡物價增加收入，也就是政府來做賤買貴賣的生意。
量入為出削減費用的核心在於量入，從仁宗到英宗三任皇帝都知道國家財政支出太多已經不堪重負，但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合適又很難判定，張方平就說了，量入就是要把國家一整年的收入提前做好預算，預算做完之後所有支出都按照預算來分配並控製，決不能超出預算金額。
為了使預算更加科學可靠，張方平還規定，三司所做預算除了每個數字必須有依據來源外，還必須要參考過去多年的收支數字，拿不準的數字就利用過去幾年的數字求平均數確定。
要知道張方平可是在宋朝，這樣的管理理念已經相當科學了，張方平曾經因推薦官員犯罪受到牽連被貶，數年後迴京再度擔任三司使，複任三司使之後上梳了十四條財務改革措施，時任首相富弼收到奏疏後看了一下午非常讚賞，對他的財務措施言聽計從。
神宗對張方平的大名早已仰慕，而且張方平不僅業務能力過硬，在英宗病重期間韓琦進宮請立太子，張方平當時任翰林學士，也一直在旁邊一同請立神宗為太子，並且親自起草了立神宗為皇太子的詔書。
又是人才又是關鍵時刻的“自己人”，不用張方平當宰相還能用誰？治平四年九月，張方平升任參知政事。
張方平做參知政事，諫官頭子司馬光不同意。
上任禦史中丞王陶在彈劾韓琦事件中用力過猛，上梳言辭太過激烈，引起了宰執集團的嚴重反感，韓琦罷相後幾個宰執向神宗提出罷免奸臣王陶，否則宰相們都不幹了。
雖然王陶是神宗即位前的老班底，但惹了眾怒，韓琦已經被他鬥倒了，總不能再把宰相們全都幹掉吧，神宗權衡再三隻能把王陶免職外放。
禦史中丞是諫官群體的領導，崗位非常重要，空缺出來了之後神宗環顧滿朝文武，有能力、有資曆、適合做禦史中丞的有且僅有司馬光了。
司馬光一上任就對張方平的任命表示強烈反對，原因是張方平貪贓枉法。
張方平的貪贓枉法還要追溯到仁宗年間，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當時低價購買了一處房產，這處房產的主人叫劉寶衡。劉寶衡是個著名的酒商，開設了一家酒場專門搞釀酒賣酒生意。
按照北宋律法，政府不直接經營酒業，而是實行酒曲專賣，酒曲賣給民間開設酒場賣酒，或者老百姓零星購買自己根據口味自己釀酒。
劉寶衡開設的酒場由於經營不善，資不抵債之前欠了政府一大筆酒曲錢還不上，隻好賣房抵債，賣給了張方平。
可問題是劉寶衡賣的這處房產並非自己私宅，而是劉氏家族的祖產，是全家的財產，最關鍵的，房產售賣價格過低，有巧取豪奪之嫌。劉家親族告到開封府，經過審理，劉寶衡確實沒有這處房產的實際所有權，於是判處交易無效，房產仍歸劉家，劉寶衡退迴張方平購房款。
按說這事兒到此為止結束了，可張方平不是一般人，堂堂國家三司使居然卷入到這種醜聞案中，成何體統。時任禦史中丞的包拯上梳彈劾，張方平毫無懸念的被免職。
現在司馬光舊事重提，說的就是他張方平有道德瑕疵，這種人怎麽能任參知政事呢？
司馬光很了解張方平，能力超群但道德確有瑕疵，可司馬光雖然了解張方平卻不了解神宗，神宗與以往曆屆皇帝不一樣，他有一個恢複“漢唐舊疆”的終極夢想。
一心恢複舊疆的神宗知道，想要開疆擴土不是嘴上說說那麽容易，那是要對外用兵，而對外用兵就要有一隻強悍的部隊，想要擁有強悍的部隊就得有錢。
一句話，富國才能強兵。
張方平是不是有道德瑕疵根本不重要，神宗需要他的理財能力，更何況他那點兒道德瑕疵在神宗看來根本不是個事兒，決定力排眾議依然啟用張方平任參知政事。可司馬光畢竟是禦史中丞，諫官大領導在朝中一唿百應，在他的彈劾下時間久了張方平不一定能頂得住壓力。
為了能給張方平創造一個良好的施政環境，神宗決定調離司馬光，讓司馬光去擔任翰林學士。
從禦史中丞到翰林學士這可不是降職，我們知道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身邊最核心的政治顧問，能夠直接升任參知政事，神宗這一安排並沒有委屈司馬光。
但是司馬光不幹了，怎麽著啊皇帝，提個建議你不愛聽就直接把我調離工作崗位了，那我幹脆不幹了。司馬光上梳辭官表示，不伺候了。
神宗知道司馬光是忠臣對國家有功，剛剛韓琦歐陽修離開朝廷這時候再損失一員忠臣兼老臣朝政不穩就不劃算了，於是就下詔解釋自己近期要在太學開辦經筵日講，滿朝文武隻有司馬相公學術水平最高，這個工作隻能您去做，禦史中丞這個崗位能勝任的人很多，但是去搞經筵日講隻能您去，所以給您調了一下崗位，還請您多多體諒趕緊迴來上任。
經筵日講就是皇帝開辦的學術研討會，主要是通過學習古代儒家經典或者聖賢事跡，主講者講完後還要迴答參與經筵眾人的問題，交流學習思想和心得。
經筵日講裏經常會用古代例子來模擬時政，借古諷今，探討時政得失，既是重要的學術論壇，也是重要的時政講壇，司馬光出任主講也確實合適。
司馬光琢磨了琢磨，好像說的也有道理，論學識淵博當朝自己肯定是首屈一指，這經筵日講司馬光不出馬還有誰能出馬？
你看，給人戴高帽子也是需要水平的，神宗這頂高帽子給司馬光戴的是舒舒服服。
治平四年九月，張方平順利出任參知政事，神宗本以為可以借助張方平的執政能力改變朝政，實現富國強兵，可萬萬沒想到上任不到一個月父親去世，張方平迴家丁憂守孝去了。
張方平一走，神宗的改革戰略無法實施，到了第二年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神宗派使者去張方平老家下詔讓他奪情起複，不需要守孝滿三年了，馬上重新迴到朝中上班，可連下數詔均被張方平婉拒，一定要給父親守孝守完。
張方平不來，神宗就向其他大臣求取治國之道，結果官員們開始紛紛進諫，收到的建議永遠都是那幾條：實行仁政、廣開言路、明辨忠奸、進賢退不肖諸如此類，神宗看了一陣子奏疏惡心壞了，不再看了。
朝中大臣們暮色沉沉，恰逢老宰相富弼在外任職期滿迴京述職，神宗知道富弼是慶曆新政的主要發起人，也知道富弼曾在西北邊境主持軍事，於是在述職時問富弼，如何富國強兵，徹底解決邊境問題？
富弼沉默良久，告訴神宗，陛下剛剛登基，應當廣施仁政，希望陛下二十年內不要采取軍事行動。
那個曾經銳誌改革、鎮守邊關的國家柱石，如今已經老了，再也沒有了當年那種意氣風發的進取精神，神宗明白了，眼前的富弼無法幫助他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
就在神宗焦慮於國家衰弱而毫無辦法的時候，翰林學士韓維告訴神宗，王安石在江寧府差不多已經丁憂期滿，隻有他能幫助你振興大宋。
韓維在神宗做皇子的時候就是神宗的身邊侍講，專門給神宗講學教神宗讀書，一直深受信任和器重。既然韓維這麽推崇王安石，神宗決定請王安石出山，幫助他振興大宋，實現大宋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