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揚地區江河湖泊眾多，有如星羅棋布，地理特點造就了水運便利這個天然優勢。
桓溫北伐前燕時，大軍由水軍艦船運載，從長江以南的姑孰出發，北上直抵黃河以北的枋頭。這是因為江、淮之間有邗溝，黃、淮之間則有鴻溝，分別連通其間水係，桓溫進軍至金鄉時，因天旱水淺，還曾命冠軍將軍毛穆之自巨野澤掘運河三百裏，引黃河入汶、清二水。
而在淮南郡的壽春，向南有芍陂、淝水、巢湖，巢湖是江淮重鎮合肥的天然屏障，與長江之間則有濡須水連接，合肥更是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
自西晉滅吳以來，南方水師經過近百年發展，無論戰船種類，還是攻守器械，都比之前進步許多。大艦有平虜、金翅、青龍等型號，中、小船型則有蒙衝、鬥艦、走舸等，還有拍艦、水舫、水車等數類特殊功能戰船。
大艦也稱樓船，一般建有三層重樓，高達十數丈，船隻四麵又有女牆防護，置有弩窗矛穴，甲板裝有人力拋石機，在水麵上居高臨下，既能遠攻又能近戰，船後往往還曳有走舸數艘作為跟進。
由於地理因素，以及戰馬的缺乏，東晉的軍隊主力多為兼習水戰的步軍，騎兵占據的比例極低，一萬人裏也就一、二百騎，一旦離開水路補給線，要麽困守孤城，要麽軍糧不繼，往往陷入被動，幾次北伐先勝後敗，軍事層麵的敗因都與此有關。
魏晉時的軍製，普遍都是世兵製，也就是軍戶，分籍不與民戶同列，不準與民戶通婚，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即使年老或傷殘也不能退役，仍需從事後勤之類的勞役，戶籍世代不得更易，因此也被時人稱為兵家。
因為長期的戰亂，軍戶兵役、勞役負擔沉重，導致大規模逃亡，或為流民、盜匪，或依附於豪望大族，托求隱庇，充當僮隸、私兵，世兵製也就逐漸衰敗，征發來的兵員身形羸弱，也缺乏訓練，士氣、戰鬥力都極差，因此就出現了募兵。
比較知名的，如東漢末年，靈帝所設的西園八校尉，就是招募壯丁而成。再如東晉時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就是謝玄出鎮廣陵時，招募驍勇之士組建，其士兵多來自郗鑒鎮守京口時，所組建的流民帥軍隊。
前秦涇水渠在滅涼、代次年的四月末大致修成，苻堅本打算與民休息，強化內政，減輕幹旱造成的損害，增加農業產出，為將來的戰略預先積儲。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同年七月末，自桓溫向東移鎮後，代其鎮守荊州已有十餘載的桓豁病逝，這對前秦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
滅前涼同年，春三月，前秦就曾派兵走商洛道，出武關再次南攻荊北，不僅攻克了南鄉，還降服山蠻數萬。
不論是自均水過武當，走沔漢水路，還是自東南入新野，從陸上攻樊、鄧，南鄉都是如橋頭堡一般的重要據點。
因此在前秦滅前涼時，桓豁就派了桓羆、桓石秀、朱序，利用水軍優勢，向上遊襲擾沔漢沿線，緩解前涼壓力的同時，也企圖奪迴南鄉，但前涼國中貴族的迅速投降，導致這一戰略未能奏效。
而在建康，桓溫死後，其幼弟桓衝接掌其位，原本為了對抗桓溫而聯合的王坦之、謝安、王彪之，隨即分道揚鑣。
新帝司馬曜繼位時年僅十一歲，對輔政大權的爭奪頓時陷入白熱化，若非尚對坐鎮姑孰的桓衝存有忌憚，早就互有嫌隙的三家絕不會輕易達成妥協。
王坦之出身太原王氏，從小被父親王述嬌慣，向來自恃才高，目中無人，因此率先出局。簡文帝司馬昱病逝前，曾仿效劉備托孤，下詔以桓溫攝政，王坦之得知後，奪詔入見，當麵發怒將詔書撕毀，足見其性情之偏激。
為爭奪輔政之權的主導地位，作為外戚的王坦之天然占據上風，謝安卻不計一時之得失，跳出盤外出了妙招，他上表請曾經在穆帝、哀帝時臨朝攝政的褚太後再度垂簾。
當時三人雖同掌中樞，名位卻有高下之分，王坦之為侍中、中書令、丹陽尹居首，王彪之為尚書令看似次之實為居末，謝安為侍中、尚書仆射、中護軍看似居末實則居中，可局麵很快就被深謀遠慮的謝安扭轉。
王坦之出於加強太原王氏與皇家的聯係，請以族侄王蘊之女王法慧嫁予司馬曜為後，司馬曜的生母是發跡前曾被宮女稱作昆侖奴的李陵容，他僅在名義上以追封為簡文帝皇後的王簡姬為嫡母，與太原王氏並無血緣關係。
王坦之提議的這樁婚事很快定下，但因司馬曜尚幼，婚期進行了延後，可隨即因王彪之出麵反對褚太後臨朝，二人被謝安架到了火上。此前成帝繼位之初，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時，專決政事，一反王導時的寬和，後引發蘇峻之亂，有這樣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爭奪輔政大權的難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針對。
謝安則繼續火上澆油，給王彪之上眼藥，在朝中逢人就說：“朝之大事，眾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
好家夥，朝政諸事決議，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攝政太後和無所作為又好指手畫腳的朝中諸公又置於何地？
王彪之為了自辯，隻好上書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後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衝那邊去，趕緊給他加護軍將軍、散騎常侍進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權，以示信任。
東晉製度大多沿襲了曹魏，護軍隸屬於領軍，年資重的才稱將軍，資曆不夠則稱中護軍，王彪之當時都六十八歲了，這加銜純粹是個安慰，加散騎卻不拜侍中，與另外兩人的差距一目了然。
畢竟脅迫皇室這事也是有先例的，自成帝司馬衍下令土斷，康帝、穆帝、哀帝在位期間，這一政令也維持下來，主要內容就是廢除僑置郡縣，將隱庇的僑民編戶，以增加稅基、兵源。結果呢？要麽死的不明不白，要麽服食丹散求死。
而當時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在幹啥？哀帝司馬丕繼位之初，王坦之、謝安、王珣等三家子弟，早已紛紛入職於展現出不臣之心的桓溫麾下，其幕府中自習鑿齒迴襄陽閑居後，好不容易混出頭的郗超差點地位不保，你們搞事別搞我啊，而哀帝司馬丕的皇後王穆之就是太原王氏女，可為了家族利益，太原王氏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女兒，選擇站在世家這一邊。
簡單來說，就是皇帝、權臣、世家各有矛盾，相互利用，結果皇帝把局麵玩崩了，兩頭受氣。
也正是因為這些世家的表現，當時打算南下入晉的釋道安才為苻融打動，借沙門掩護，自己坐居荊襄，分別遣同學、弟子，西入巴、蜀，東入江、揚，暗為前秦查探消息。
桓溫死後，桓氏內部也因桓秘、桓熙叔侄企圖謀殺桓衝，剛經曆了一場變故，正在穩定內部、權力過度的階段，而前秦則乘機進攻蜀地，奪取梁、益二州，荊州的桓豁壓力大增，又聯係桓衝在江、揚東線發動攻勢以分攤壓力，對於建康的政爭既力有不逮，也無暇兼顧。
趁著桓衝迴鎮姑孰，掌握中樞的三家又圍繞著京口，開啟了新一輪明爭暗鬥。此前桓溫北伐前燕，以郗超之計謀得京口兵權，枋頭之戰大敗而還後，移鎮廣陵，為挽迴聲望，先後諉過袁真，擅行廢立，誅除殷、庾，雖令朝中畏懼，但由此引發的亂子也是一樁接一樁。
前秦則不斷兼並擴張，對江左的威脅日益增加，京口的重要性也就越發凸顯。
上遊的荊州，襄陽居沔漢之中，水路上通漢中，下抵武昌，北岸不遠又是淯水與漢水交匯處，可從水路北上南陽郡治所宛城。
京口在建康以東，傳馬朝發夕至，對岸江北就是廣陵縣，這裏是邗溝連通長江處，也稱中瀆水，當時因廣陵郡臨海，這條水道沿途人煙稀少，沼澤遍布，不時發生淤塞，碰上枯水期，水軍都玩不轉，下船走陸路大規模進入，那就是自討苦吃。
再就是開頭提到的合肥，自濡須水北上，入巢湖經合肥，由淝水至壽春入淮，上遊有汝水、潁水，下遊有渦水、泗水，潁水可至許昌，泗水接連彭城，從江淮到黃淮，大半個中原都囊括其中。
而從北方南下，一旦突破濡須口，得以進入長江，下遊的建康與長江中遊就會被割裂開來，桓溫當初移鎮姑孰，正是以此威脅北麵的建康，濡須水匯入長江處的東岸就是姑孰所屬的於湖縣，與南麵的蕪湖縣同屬丹陽郡。
三家爭奪京口兵權，其實在桓溫死後就開始了，當時作為各方妥協，以吳國內史刁彝，出任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盧悚起事時，負責看守廢帝司馬奕的人就是刁彝。
刁彝早年曾為父報仇，因經曆相似，得到桓溫賞識，最終卻未得重用。吳國內史是刁彝當時看守司馬奕時出任的職官，其實就是臨時來當個牢頭，吳郡是陸氏的大本營，他一個北人又家族衰敗，根本沒實力叫板，其本官與之後拖延為桓溫寫錫文的袁宏一樣，都是尚書台下的吏部郎。
而謝安自哀帝時離開桓溫幕府後，至桓溫病死，擔任吏部尚書已經十年有餘。桓溫死後不久，袁宏隨即升任東陽太守，他在桓溫幕府中長期不得誌，但少年入仕之初卻是受謝尚提拔，早已打上了謝氏故吏的標簽。
刁彝之子刁逵、刁暢、刁弘都不注重名譽，都親自經商營利，廣置田產多達上萬頃，蓄奴數千人，而且為了搞錢毫無節操，賭檔、放貸也是尋常，而且還縱容手下設局誆人參賭。劉裕年少時就被刁逵坑過，後來刁逵追隨桓玄篡晉，被起兵討伐的劉裕所殺，家中子侄無論長幼，幾無幸存。
刁彝死後，王坦之以外戚身份，在京口兵權的爭奪中占據優勢，仿照此前庾氏兄弟、褚裒出鎮的先例，出任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可兵權到手卻也離開了中樞，率先出局。
桓溫死前，入建康吊拜簡文帝司馬昱時，當時三家聯合抗衡桓溫，王坦之與謝安率百官在新亭郊迎，桓溫設宴相邀，暗地裏命部曲於隔壁埋伏。
王坦之因此前撕毀司馬昱以桓溫攝政詔書一事，心中十分害怕桓溫當場翻臉，於是向謝安問策。王坦之的兒子王愉，在哀帝司馬丕死後，娶了桓溫之女桓伯子，司馬奕被廢位時，雙方也曾有過聯合。
謝安從容迴以：“晉祚存亡，在此一行”，隨即陪同赴宴。
二人察覺是鴻門宴後，曾當著司馬昱之麵怒撕詔書的王坦之，席間驚慌失色，緊張到汗流浹背，手中笏板拿倒了都未察覺。
謝安卻能維持鎮定，神態自若的說：“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一句話就讓桓溫笑著撤去伏兵，因為謝安敏銳的抓到了關鍵，不僅放下身段，謙稱自己，尊稱桓溫，還抬高吹捧其為諸侯。
桓溫雖然手握重兵，甚至擅行廢立，但與王謝這種頂級門閥比起來，桓氏還是略有遜色，而他早年因行伍經曆，一度被這些高門子弟蔑稱為老革，因此始終渴望得到這些頂級門閥的支持和認可。
可由於根本利益上的衝突，以及對土斷政策的維持，已經從次級士族轉變為藩鎮軍閥的桓溫，與想要維係對江左政權主導地位的王謝高門，注定走不到一起。
而在成功化解桓溫帶兵入朝的危機後，原本齊名的王坦之、謝安，可以說是高下立判。王坦之向來高傲，急躁、欺軟怕硬、固執的性格，更是與父親王述如出一轍，經此一事後心中本就生出鬱結，後來又因出鎮丟了輔政之權，更是鬱鬱成疾，次年就病死在任上。
桓溫北伐前燕時，大軍由水軍艦船運載，從長江以南的姑孰出發，北上直抵黃河以北的枋頭。這是因為江、淮之間有邗溝，黃、淮之間則有鴻溝，分別連通其間水係，桓溫進軍至金鄉時，因天旱水淺，還曾命冠軍將軍毛穆之自巨野澤掘運河三百裏，引黃河入汶、清二水。
而在淮南郡的壽春，向南有芍陂、淝水、巢湖，巢湖是江淮重鎮合肥的天然屏障，與長江之間則有濡須水連接，合肥更是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
自西晉滅吳以來，南方水師經過近百年發展，無論戰船種類，還是攻守器械，都比之前進步許多。大艦有平虜、金翅、青龍等型號，中、小船型則有蒙衝、鬥艦、走舸等，還有拍艦、水舫、水車等數類特殊功能戰船。
大艦也稱樓船，一般建有三層重樓，高達十數丈，船隻四麵又有女牆防護，置有弩窗矛穴，甲板裝有人力拋石機，在水麵上居高臨下，既能遠攻又能近戰，船後往往還曳有走舸數艘作為跟進。
由於地理因素，以及戰馬的缺乏，東晉的軍隊主力多為兼習水戰的步軍，騎兵占據的比例極低，一萬人裏也就一、二百騎，一旦離開水路補給線，要麽困守孤城，要麽軍糧不繼，往往陷入被動，幾次北伐先勝後敗，軍事層麵的敗因都與此有關。
魏晉時的軍製，普遍都是世兵製，也就是軍戶，分籍不與民戶同列，不準與民戶通婚，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即使年老或傷殘也不能退役，仍需從事後勤之類的勞役，戶籍世代不得更易，因此也被時人稱為兵家。
因為長期的戰亂，軍戶兵役、勞役負擔沉重，導致大規模逃亡，或為流民、盜匪，或依附於豪望大族，托求隱庇，充當僮隸、私兵，世兵製也就逐漸衰敗，征發來的兵員身形羸弱，也缺乏訓練，士氣、戰鬥力都極差，因此就出現了募兵。
比較知名的，如東漢末年，靈帝所設的西園八校尉，就是招募壯丁而成。再如東晉時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就是謝玄出鎮廣陵時，招募驍勇之士組建，其士兵多來自郗鑒鎮守京口時，所組建的流民帥軍隊。
前秦涇水渠在滅涼、代次年的四月末大致修成，苻堅本打算與民休息，強化內政，減輕幹旱造成的損害，增加農業產出，為將來的戰略預先積儲。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同年七月末，自桓溫向東移鎮後，代其鎮守荊州已有十餘載的桓豁病逝，這對前秦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
滅前涼同年，春三月，前秦就曾派兵走商洛道，出武關再次南攻荊北，不僅攻克了南鄉，還降服山蠻數萬。
不論是自均水過武當，走沔漢水路，還是自東南入新野，從陸上攻樊、鄧，南鄉都是如橋頭堡一般的重要據點。
因此在前秦滅前涼時，桓豁就派了桓羆、桓石秀、朱序，利用水軍優勢，向上遊襲擾沔漢沿線，緩解前涼壓力的同時，也企圖奪迴南鄉，但前涼國中貴族的迅速投降，導致這一戰略未能奏效。
而在建康，桓溫死後，其幼弟桓衝接掌其位，原本為了對抗桓溫而聯合的王坦之、謝安、王彪之，隨即分道揚鑣。
新帝司馬曜繼位時年僅十一歲，對輔政大權的爭奪頓時陷入白熱化，若非尚對坐鎮姑孰的桓衝存有忌憚，早就互有嫌隙的三家絕不會輕易達成妥協。
王坦之出身太原王氏，從小被父親王述嬌慣，向來自恃才高，目中無人，因此率先出局。簡文帝司馬昱病逝前，曾仿效劉備托孤，下詔以桓溫攝政，王坦之得知後，奪詔入見，當麵發怒將詔書撕毀，足見其性情之偏激。
為爭奪輔政之權的主導地位，作為外戚的王坦之天然占據上風，謝安卻不計一時之得失，跳出盤外出了妙招，他上表請曾經在穆帝、哀帝時臨朝攝政的褚太後再度垂簾。
當時三人雖同掌中樞，名位卻有高下之分，王坦之為侍中、中書令、丹陽尹居首，王彪之為尚書令看似次之實為居末，謝安為侍中、尚書仆射、中護軍看似居末實則居中，可局麵很快就被深謀遠慮的謝安扭轉。
王坦之出於加強太原王氏與皇家的聯係，請以族侄王蘊之女王法慧嫁予司馬曜為後，司馬曜的生母是發跡前曾被宮女稱作昆侖奴的李陵容，他僅在名義上以追封為簡文帝皇後的王簡姬為嫡母，與太原王氏並無血緣關係。
王坦之提議的這樁婚事很快定下，但因司馬曜尚幼，婚期進行了延後，可隨即因王彪之出麵反對褚太後臨朝，二人被謝安架到了火上。此前成帝繼位之初，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時，專決政事，一反王導時的寬和，後引發蘇峻之亂，有這樣的先例在，王坦之和王彪之爭奪輔政大權的難看吃相，很快就在朝中被針對。
謝安則繼續火上澆油，給王彪之上眼藥，在朝中逢人就說：“朝之大事，眾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
好家夥，朝政諸事決議，要是成了王彪之的一言堂，那小皇帝、攝政太後和無所作為又好指手畫腳的朝中諸公又置於何地？
王彪之為了自辯，隻好上書告老，王坦之和褚太後也怕把琅琊王氏逼到桓衝那邊去，趕緊給他加護軍將軍、散騎常侍進行挽留，予以直入禁中之權，以示信任。
東晉製度大多沿襲了曹魏，護軍隸屬於領軍，年資重的才稱將軍，資曆不夠則稱中護軍，王彪之當時都六十八歲了，這加銜純粹是個安慰，加散騎卻不拜侍中，與另外兩人的差距一目了然。
畢竟脅迫皇室這事也是有先例的，自成帝司馬衍下令土斷，康帝、穆帝、哀帝在位期間，這一政令也維持下來，主要內容就是廢除僑置郡縣，將隱庇的僑民編戶，以增加稅基、兵源。結果呢？要麽死的不明不白，要麽服食丹散求死。
而當時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在幹啥？哀帝司馬丕繼位之初，王坦之、謝安、王珣等三家子弟，早已紛紛入職於展現出不臣之心的桓溫麾下，其幕府中自習鑿齒迴襄陽閑居後，好不容易混出頭的郗超差點地位不保，你們搞事別搞我啊，而哀帝司馬丕的皇後王穆之就是太原王氏女，可為了家族利益，太原王氏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女兒，選擇站在世家這一邊。
簡單來說，就是皇帝、權臣、世家各有矛盾，相互利用，結果皇帝把局麵玩崩了，兩頭受氣。
也正是因為這些世家的表現，當時打算南下入晉的釋道安才為苻融打動，借沙門掩護，自己坐居荊襄，分別遣同學、弟子，西入巴、蜀，東入江、揚，暗為前秦查探消息。
桓溫死後，桓氏內部也因桓秘、桓熙叔侄企圖謀殺桓衝，剛經曆了一場變故，正在穩定內部、權力過度的階段，而前秦則乘機進攻蜀地，奪取梁、益二州，荊州的桓豁壓力大增，又聯係桓衝在江、揚東線發動攻勢以分攤壓力，對於建康的政爭既力有不逮，也無暇兼顧。
趁著桓衝迴鎮姑孰，掌握中樞的三家又圍繞著京口，開啟了新一輪明爭暗鬥。此前桓溫北伐前燕，以郗超之計謀得京口兵權，枋頭之戰大敗而還後，移鎮廣陵，為挽迴聲望，先後諉過袁真，擅行廢立，誅除殷、庾，雖令朝中畏懼，但由此引發的亂子也是一樁接一樁。
前秦則不斷兼並擴張，對江左的威脅日益增加，京口的重要性也就越發凸顯。
上遊的荊州，襄陽居沔漢之中，水路上通漢中，下抵武昌，北岸不遠又是淯水與漢水交匯處，可從水路北上南陽郡治所宛城。
京口在建康以東，傳馬朝發夕至，對岸江北就是廣陵縣，這裏是邗溝連通長江處，也稱中瀆水，當時因廣陵郡臨海，這條水道沿途人煙稀少，沼澤遍布，不時發生淤塞，碰上枯水期，水軍都玩不轉，下船走陸路大規模進入，那就是自討苦吃。
再就是開頭提到的合肥，自濡須水北上，入巢湖經合肥，由淝水至壽春入淮，上遊有汝水、潁水，下遊有渦水、泗水，潁水可至許昌，泗水接連彭城，從江淮到黃淮，大半個中原都囊括其中。
而從北方南下，一旦突破濡須口，得以進入長江，下遊的建康與長江中遊就會被割裂開來，桓溫當初移鎮姑孰，正是以此威脅北麵的建康，濡須水匯入長江處的東岸就是姑孰所屬的於湖縣，與南麵的蕪湖縣同屬丹陽郡。
三家爭奪京口兵權，其實在桓溫死後就開始了，當時作為各方妥協，以吳國內史刁彝，出任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盧悚起事時，負責看守廢帝司馬奕的人就是刁彝。
刁彝早年曾為父報仇，因經曆相似，得到桓溫賞識，最終卻未得重用。吳國內史是刁彝當時看守司馬奕時出任的職官，其實就是臨時來當個牢頭，吳郡是陸氏的大本營，他一個北人又家族衰敗，根本沒實力叫板，其本官與之後拖延為桓溫寫錫文的袁宏一樣，都是尚書台下的吏部郎。
而謝安自哀帝時離開桓溫幕府後，至桓溫病死，擔任吏部尚書已經十年有餘。桓溫死後不久，袁宏隨即升任東陽太守，他在桓溫幕府中長期不得誌，但少年入仕之初卻是受謝尚提拔，早已打上了謝氏故吏的標簽。
刁彝之子刁逵、刁暢、刁弘都不注重名譽，都親自經商營利，廣置田產多達上萬頃，蓄奴數千人，而且為了搞錢毫無節操，賭檔、放貸也是尋常，而且還縱容手下設局誆人參賭。劉裕年少時就被刁逵坑過，後來刁逵追隨桓玄篡晉，被起兵討伐的劉裕所殺，家中子侄無論長幼，幾無幸存。
刁彝死後，王坦之以外戚身份，在京口兵權的爭奪中占據優勢，仿照此前庾氏兄弟、褚裒出鎮的先例，出任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可兵權到手卻也離開了中樞，率先出局。
桓溫死前，入建康吊拜簡文帝司馬昱時，當時三家聯合抗衡桓溫，王坦之與謝安率百官在新亭郊迎，桓溫設宴相邀，暗地裏命部曲於隔壁埋伏。
王坦之因此前撕毀司馬昱以桓溫攝政詔書一事，心中十分害怕桓溫當場翻臉，於是向謝安問策。王坦之的兒子王愉，在哀帝司馬丕死後，娶了桓溫之女桓伯子，司馬奕被廢位時，雙方也曾有過聯合。
謝安從容迴以：“晉祚存亡，在此一行”，隨即陪同赴宴。
二人察覺是鴻門宴後，曾當著司馬昱之麵怒撕詔書的王坦之，席間驚慌失色，緊張到汗流浹背，手中笏板拿倒了都未察覺。
謝安卻能維持鎮定，神態自若的說：“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一句話就讓桓溫笑著撤去伏兵，因為謝安敏銳的抓到了關鍵，不僅放下身段，謙稱自己，尊稱桓溫，還抬高吹捧其為諸侯。
桓溫雖然手握重兵，甚至擅行廢立，但與王謝這種頂級門閥比起來，桓氏還是略有遜色，而他早年因行伍經曆，一度被這些高門子弟蔑稱為老革，因此始終渴望得到這些頂級門閥的支持和認可。
可由於根本利益上的衝突，以及對土斷政策的維持，已經從次級士族轉變為藩鎮軍閥的桓溫，與想要維係對江左政權主導地位的王謝高門，注定走不到一起。
而在成功化解桓溫帶兵入朝的危機後，原本齊名的王坦之、謝安，可以說是高下立判。王坦之向來高傲，急躁、欺軟怕硬、固執的性格，更是與父親王述如出一轍，經此一事後心中本就生出鬱結，後來又因出鎮丟了輔政之權，更是鬱鬱成疾，次年就病死在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