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健在擊退桓溫後,仿劉邦約法三章之故事,安撫關中大姓、仕宦豪傑之心,又通過崇尚禮法、推崇儒學,緩和了與雍秦漢人的矛盾,更難得的是苻健勤於政務不修宮室,又開通關市招徠商旅,逢遇災荒減輕百姓負擔,注重恢複民力。


    從這些德政上,已對晉朝死心的王猛認為苻健值得輔佐,於是投靠呂婆樓協助其訪查三輔,一邊加深對秦國君臣的了解,一邊等待被推薦的時機。哪知風雲變幻,苻健、苻萇父子相繼死去,秦國落到了性情暴烈的苻生手裏,王猛這一等就是三年。


    慕容儁在晉永和八年(352年)擊滅冉魏後,拋棄晉朝旗號自稱燕皇帝,至苻堅發動雲龍門之變(357年六月)的同年十一月,燕國遷都於鄴意欲大舉南下。釋道安正受武邑太守盧歆之邀講經,四十五歲的他獲知此事後再次前往鄴城,與弟子居住在早有布置的受都寺。


    但北方經過連年戰亂,已是田園荒廢、旱蝗交替、盜匪遍地,慕容儁又計劃征發大軍攻滅秦、晉,根本沒空搭理釋道安。燕國從上至下的情勢,對佛圖澄遺留下的弘法事業都相當不利,於是他隻得率眾離開河北,分批前往王屋女林山,渡過黃河重新迴到陸渾。


    直到慕容恪攻克洛陽(365年三月),燕軍又繼續在河南擴張,而洛陽失守前,司馬昱與桓溫在洌洲會麵命其移鎮姑孰籌備伐燕,但因晉哀帝司馬丕不久後駕崩作罷。又因慕容恪進據崤穀、澠池,苻堅親自率軍前往陝城防備,大戰似乎一觸即發。


    此時仕秦的王猛雖然得到苻堅信任重用,但秦國困於關中國力也不如燕國,又正值五公之亂前夕。釋道安掌握的沙門勢力通過王猛暗中對秦國多有襄助,對秦國情勢卻不是很看好,加上襄陽名士習鑿齒寫信邀請他南下弘法,於是帶著同學(曾一同師事佛圖澄)、弟子數百人前往投奔。


    習鑿齒曾在桓溫幕府中曆任從事、西曹主簿、別駕等職頗受信重,但在桓溫野心顯露後,習鑿齒先在奉命出使建康窺探時懈怠被降職為戶曹參軍,之後又幾次幫親友謀取顯職,故意觸怒桓溫離開幕府出任滎陽太守(356年),又在燕軍進入河洛奪取滎陽(363年)前去職歸鄉,與釋道安書信交往多年。


    桓秘(桓溫四弟)在桓溫流露不臣之心後也持反對意見,時常與鼓動桓溫的桓衝(桓溫五弟)爭執,被桓溫閑置心中怨鬱。習鑿齒與桓秘是多年好友,互相明白心意,迴到家鄉後寄書桓秘,信中追思諸葛亮、龐統等古人風采,與其共勉說“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從前,百年之後,你我二人不會被後人視為平庸的劉表。”什麽都沒點破,但作為知己,一切盡在不言中。


    釋道安率眾南下至新野時,苻堅派胞弟苻融為使者來追,苻融從小聰慧早成,身材修長相貌英俊,連天生獨眼脾氣暴烈的苻生,都因喜愛苻融器度才貌常讓他陪伴身邊。而且苻融文武雙全,善於騎射擊刺,有能敵百夫之勇,未滿二十歲便有宰輔大臣的聲望,簡直就是苻堅加強版。在苻堅登位後,苻融跟隨王猛學習為政之道,更在呂婆樓、王猛之後出任司隸校尉,以明察善斷著稱。


    苻融還有過目不忘、過耳成誦之能,聰明善辯、驚才絕豔、下筆成章,時人把他與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相比。釋道安七歲學五經,十五歲轉學佛法,在鄴城代佛圖澄講說時,解答過諸多疑難問題,亦有“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可一番交談過後卻是釋道安心悅誠服,苻融通曉經傳在佛學上也有獨到見解,如秦主之弟這樣的顯貴都有如此水準,那麽秦國對文教、佛學的重視便可見一斑了。


    於是釋道安答應率沙門勢力為秦國效命,但沒有就此前往長安,而是命同學竺法汰領弟子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入蜀,自己則率弟子慧遠、慧持(兩人是兄弟,姑姑尼道儀住在江夏)等四百餘人前往襄陽,住在峴山南習家池旁的白馬寺。次年以清談雜糅老釋的南方佛教首腦人物支遁病逝,釋道安遣弟子慧遠去陽口,命竺法汰入建康,雙方一直維持書信往來。釋道安親自居中於襄陽,將依托沙門勢力的情報網絡輻射開來,為秦國源源不斷的傳遞消息。


    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尊和尚雲遊至敦煌三危山下大泉河穀開石窟供佛。同年七月王猛與楊安、姚萇出兵兩萬餘掃蕩荊北諸郡,八月掠民萬餘戶北還。次年(367年)二月,王猛與薑衡、邵羌、姚萇率軍一萬七千餘先平斂岐之亂。四月,大破涼主張天錫軍,俘斬一萬七千餘,修書一封說其退兵。隨即一襲白衣輕車簡從,詐開城門智擒李儼,奪取枹罕。趕上釋道安向秦國證明沙門勢力價值上交投名狀,桓豁、張天錫這虧吃的一點不冤,要不是秦國內部不穩,這倆人早被追諡了,李儼之流完全是摟草打兔子,順手的事。


    釋道安另一同學竺法雅在高邑立寺,訓誘僧眾百餘人,遊西域複返的康法朗在中山傳法有門人數百。後趙兵部令徐忡之女比丘尼安令首,從佛圖澄和淨檢尼受戒,石虎掌權時立建賢寺及五精舍,隨從出家者二百餘人。淨檢俗名仲令儀是徐州人,其父曾為武威太守,居洛陽時受戒,創建竹林寺,東漢末年徐州牧陶謙的老鄉笮融便在下邳修浮屠寺、九鏡塔。


    本土的道教此時教義還不夠完善,魏晉以來又流行道教的終末論,加上各地托名道教的起義此起彼伏,因此被統治者所忌憚。晉八王之亂後,北方動蕩不安,時人皆感人生無常,精神缺乏寄托,加上統治者利用佛教戒惡修善、六道輪迴理念來安撫各族百姓,於是佛教得以流行北方,如佛圖澄這般從西域進入中土弘法的僧侶為數眾多。而且胡人政權頻繁更迭,被殺怕了的降附士族以妥協換取生存空間,厭苦避世情緒極為普遍,加上後趙滅亡中原大亂,很多人為避亂遁入佛門,後趙君子營一脈的情報網絡殘餘也就此並入佛圖澄留下的北方沙門勢力。


    於是,在秦國五公之亂全麵爆發後,燕國麵對滅秦良機卻毫無行動,除了內部上層權力爭奪外,更多的是這些降附士族的厭戰、消極所致。隨著慕容儁病逝(360年),他那個征召150萬大軍的計劃雖然沒有完成,卻成功引發了關東士庶的反感。圍繞許昌、洛陽地區,燕、晉在中原連年交戰,燕國國力一直處在疲勞狀態,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看似軍勢強盛的燕國就像一根緊繃到極限,即將斷裂的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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