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和新來的指導員關係一般，但是我還是要感謝這個指導員。指導員幾乎苛刻的標準，真的排除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後來我才知道，像我這樣拉起的武裝力量，後來都因為立場不堅定，不是被敵人消滅了，就是投靠了敵人。”
“當年號稱十萬東北聯軍的黨組織軍隊，後來最艱苦的時候不到一萬人。敵人加大了圍剿和封鎖，一些人受不了打擊私下離隊了，更有一些人公開宣布脫黨。最後堅持到最後的黨組織隊伍，加起來隻有三四千人而已。”
“我的部隊要是一開始不嚴格要求的話，不是馬上變質就是被敵人消滅，我也會大家拖累到死，或者是是被敵人抓住的。當我想感謝這個指導員的時候，我才知道已經調離的指導員在其他地方犧牲了。他是我第一個搭檔，也是我第一個好兄弟，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叫梁衝。”
“我在東北帶了兩年多近三年，正當我想要招兵買馬擴大影響力的時候，黨組織對我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當時中日已經全麵開戰，內地需要大量有經驗的軍隊幹部。我不但了解日本人，而且在東北和日軍正麵作戰過，組織希望我組建一個教導隊，教授大家對敵經驗。我義無反顧離開了東北，我的手下繼續留在東北和敵人戰鬥。”
“不久之前我遇上一個老戰友，這個老部下現在已經是副師長了。留在東北的戰友，隻要活著的人，現在都是各自帶兵打仗的團長、師長了。我的手下現在職務都比我高，我見了他們還要給他們敬禮。為了這件事情，我心裏沒有少鬧過情緒，不過為了革|命，我不在乎這些。”
“迴到關內後，我組建了一個教導隊，專門教授大家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和日軍的作戰技巧。我們隸屬於八路軍，我的職務暫時定為連級。為了這件事情我差點和我的上級們大打出手，讓我迴來當教員我可以忍受，隻給我一個破連級待遇算什麽？當我知道我的手下好幾個人曾經是紅軍時期的團長、師長之後，我不敢有什麽怨言。”
“我的直屬上級是曾經紅一方麵軍的一個副軍長，他曾經在日本人那裏學習過，才是真正的日本通。在他的指導下，我們不但整理好了比較完整的資料，也開始教授大家一些簡單的日語。例如投降、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等等。”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製帝製、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紀末(一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為從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11年夏天，湘、鄂、粵、川等省爆發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榮縣獨立，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熊秉坤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勝利後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宣布獨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布退位詔書。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製製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曆廣泛，“特就昔日所曆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唿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複”、“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曆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製。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製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製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匯，以迄於今。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曆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鴉片戰爭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辛酉政變後，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後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1895年中日戰爭後，英、俄、美、日、法、德等國爭先恐後地奪取侵華權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國的局勢。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
1896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孫中山是欽犯。一星期後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孫中山被公館抓住。12日到14日，孫中山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聯係，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於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現。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通過水運把孫送迴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仆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後於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後，連夜尋找參讚馬格裏並且報案，但是馬格裏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最早的英文版《倫敦蒙難記》案，並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並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為攻。馬格裏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為輿論壓力才放孫中山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孫中山終於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孫中山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為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後，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孫中山。
1896年，清政府與沙俄簽署了以日本為假想敵的《中俄密約》，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極大恐慌，為了對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國內部的反清勢力，先是對維新派極盡快籠絡之能事，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政府轉而動起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的念頭，而孫中山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把活動基地設在了日本。
清末革命團體分布圖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改良派的宣傳相比相形見絀。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1900年以後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革命出版物開始興起，在1 1905年，同盟會成員在東京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後，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誌。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複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孫中山手書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1905年在東京召開後，一批日本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例如畢生支持中國革命事業的宮崎滔天;又如長崎的富翁梅屋莊吉等。日本離中國很近，又是一個島國，那裏成為革命黨躲避鎮壓、聯絡同誌、建立組織、籌措資金、培養力量的好去處，並從當地引來眾多幫助中國革命的人。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汪兆銘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中國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衝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了收迴路礦權運動和抵製美貨運動。
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費又相當之少，終於激起了中國同盟會內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中國同盟會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後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為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麵已經出現，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為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後，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鬥誌衰弱，而中國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卻對革命矢誌不渝。堅持不懈。為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可是孫中山卻對宋曾經支持章太炎耿耿於懷，態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取消，有力者盡可另樹一幟。”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為了讓革命不至於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於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後，宋教仁作為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遊地區為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係與聯合，並製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當年號稱十萬東北聯軍的黨組織軍隊，後來最艱苦的時候不到一萬人。敵人加大了圍剿和封鎖，一些人受不了打擊私下離隊了，更有一些人公開宣布脫黨。最後堅持到最後的黨組織隊伍，加起來隻有三四千人而已。”
“我的部隊要是一開始不嚴格要求的話，不是馬上變質就是被敵人消滅，我也會大家拖累到死，或者是是被敵人抓住的。當我想感謝這個指導員的時候，我才知道已經調離的指導員在其他地方犧牲了。他是我第一個搭檔，也是我第一個好兄弟，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叫梁衝。”
“我在東北帶了兩年多近三年，正當我想要招兵買馬擴大影響力的時候，黨組織對我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當時中日已經全麵開戰，內地需要大量有經驗的軍隊幹部。我不但了解日本人，而且在東北和日軍正麵作戰過，組織希望我組建一個教導隊，教授大家對敵經驗。我義無反顧離開了東北，我的手下繼續留在東北和敵人戰鬥。”
“不久之前我遇上一個老戰友，這個老部下現在已經是副師長了。留在東北的戰友，隻要活著的人，現在都是各自帶兵打仗的團長、師長了。我的手下現在職務都比我高，我見了他們還要給他們敬禮。為了這件事情，我心裏沒有少鬧過情緒，不過為了革|命，我不在乎這些。”
“迴到關內後，我組建了一個教導隊，專門教授大家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和日軍的作戰技巧。我們隸屬於八路軍，我的職務暫時定為連級。為了這件事情我差點和我的上級們大打出手，讓我迴來當教員我可以忍受，隻給我一個破連級待遇算什麽？當我知道我的手下好幾個人曾經是紅軍時期的團長、師長之後，我不敢有什麽怨言。”
“我的直屬上級是曾經紅一方麵軍的一個副軍長，他曾經在日本人那裏學習過，才是真正的日本通。在他的指導下，我們不但整理好了比較完整的資料，也開始教授大家一些簡單的日語。例如投降、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等等。”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製帝製、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紀末(一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為從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11年夏天，湘、鄂、粵、川等省爆發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榮縣獨立，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熊秉坤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勝利後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宣布獨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布退位詔書。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製製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曆廣泛，“特就昔日所曆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於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並不廣泛，稱唿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複”、“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曆程，稱“一次革命，起於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製。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並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製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製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匯，以迄於今。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曆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鴉片戰爭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辛酉政變後，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後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1895年中日戰爭後，英、俄、美、日、法、德等國爭先恐後地奪取侵華權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國的局勢。
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
1896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孫中山是欽犯。一星期後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孫中山被公館抓住。12日到14日，孫中山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聯係，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於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現。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通過水運把孫送迴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仆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後於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後，連夜尋找參讚馬格裏並且報案，但是馬格裏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最早的英文版《倫敦蒙難記》案，並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並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為攻。馬格裏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為輿論壓力才放孫中山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孫中山終於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孫中山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為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後，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孫中山。
1896年，清政府與沙俄簽署了以日本為假想敵的《中俄密約》，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極大恐慌，為了對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國內部的反清勢力，先是對維新派極盡快籠絡之能事，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政府轉而動起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的念頭，而孫中山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把活動基地設在了日本。
清末革命團體分布圖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改良派的宣傳相比相形見絀。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1900年以後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革命出版物開始興起，在1 1905年，同盟會成員在東京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後，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
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首先出現排滿字樣，有的刊物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了新氣象，公開倡言革命。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誌。1903年11月，黃興建立華興會。以後，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複會，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團體。
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70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作為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孫中山手書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了《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1905年在東京召開後，一批日本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例如畢生支持中國革命事業的宮崎滔天;又如長崎的富翁梅屋莊吉等。日本離中國很近，又是一個島國，那裏成為革命黨躲避鎮壓、聯絡同誌、建立組織、籌措資金、培養力量的好去處，並從當地引來眾多幫助中國革命的人。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汪兆銘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
革命派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中國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衝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了收迴路礦權運動和抵製美貨運動。
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費又相當之少，終於激起了中國同盟會內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中國同盟會總理職務，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後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為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麵已經出現，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為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後，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鬥誌衰弱，而中國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卻對革命矢誌不渝。堅持不懈。為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可是孫中山卻對宋曾經支持章太炎耿耿於懷，態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取消，有力者盡可另樹一幟。”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為了讓革命不至於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於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後，宋教仁作為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遊地區為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係與聯合，並製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