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耀(1880-1940)，字昆庭，安徽合肥人，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1919年8月，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晉中將銜，在擔任保定軍校校長的期間裏，為培養新式軍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1月升任陸軍總長兼訓練總監。1926年2月15日暫兼國務總理。1926年3月4日段祺瑞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4月20日辭去總理職，隱居天津，從此脫離政壇。抗戰時期拒絕為日本侵略者“維持局麵”，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語。1940年病逝，追加上將軍銜。
人物介紹
賈德耀(1880-1940)，字昆庭，安徽合肥人。初入保定速成學堂(北京武備學堂)，後官費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迴國後，初入北洋新軍，曾任北洋軍第二鎮正參謀官，第六鎮第二十一協馬隊第二標標統。辛亥革命後，1912年，任河南護軍團長。1913年，升任陸軍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翌年，調任十五混成旅旅長(其小同學馮玉祥為第十六混成旅旅長)。
1916年，任陝南鎮守使。其後，被任命為將軍府參軍、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19年8月，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晉中將銜。後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25年，任陸軍次長，授將軍府寬威將軍，兼任執政府衛隊司令。11月，升任陸軍總長兼訓練總監。1926年2月15日，國務總理許世英提出辭職，由其暫行兼代國務總理。3月4日，北京臨時政府改組，段祺瑞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4月20日，辭去總理職，隱居天津，從此脫離政壇。抗戰初期曾拒絕為日侵略軍“維持局麵”，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語。1940年病故。追加上將銜。
青年立誌
賈德耀青年時，正值清廷腐敗，受列強欺淩壓製時代。留日歸國後，想以新型的方式培養中國軍隊，以達興國強軍之目的。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時，不但改進學校的軍官培養，還提拔了一批有為的青年教官。當時常來賈德耀家的有先父最賞識的得意門生錢大鈞、王以哲、何柱國等人。軍校其他官生也常向賈德耀請教。無論擔任任何軍事要職，賈德耀均以師事之。朋友們打趣地對賈德耀說“你真是桃李滿軍中”。
1923年何柱國與賈德耀侄女賈成敬結婚，是賈德耀的主張，由馮玉祥將軍為之證婚。賈德耀自陝南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旅旅長卸任後，從1920起即從事軍事教育工作，與同學陸錦一樣，立誓不參加軍閥內戰。親朋好友都認為賈德耀在北洋軍中起步較早，理應安排他有一個較高的職位，現反不如士官學校後期生如閻錫山、孫傳芳等。賈德耀亦隻一笑置之。終因北洋政局動蕩，風雲多變，力不從心，仍難酬改革新軍的夙願。賈德耀性格耿直，待人誠懇，喜讀經史，愛好書法，在同僚中有儒將之稱。
在陝南鎮守使任內，與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將軍情誼最契，結為異姓兄弟。在北京任陸軍部編輯局局長時，和李濟深將軍由於誌同道合亦結成金蘭之好，馮將軍曾贈與織錦緞桌椅靠墊;與李將軍也互贈刻有名字的金質懷表。賈德耀雖是皖人，但他的政治思傾向於國民軍馮玉祥將軍。他曾參與鹿鍾麟將軍驅逐溥儀出宮的“北京革命”。
賈德耀和馮玉祥將軍都是讚成孫中山先生北上來京共商國是的。可是段祺瑞執政府中有些安福係的人，卻對此有顧慮。孫中山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大會，他們卻提出“外崇國信”，對內召開“善後會議”相抵製。不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從政經曆
段祺瑞兩度執政，對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大批借款，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實行所謂“武力統一”，擴充皖係勢力，消除異己，反對革命。到1926年段祺瑞政府財政枯竭，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致使原任國務總理的許世英無法應付，堅請辭職。段祺瑞不得不物色另外人選。
賈德耀與馮玉祥將軍的舊誼，兼以國民軍中以鹿鍾麟為首的各將領立敦促，勉強應段氏之邀允為暫代國務總理。2月份組閣時邀請賀德霖任財政總長，向各銀行提出籌款辦法。首先平息各大中小學校因長期欠薪而引起的罷教風波。賈德耀由代總理到任總理，不過兩個月零五天，而這正是段政府風雨飄搖的時期，段氏認為賈德耀可為與國命軍牽線的人，東北軍也對之無反感，於是成為一時的緩衝人。
剛解決了財政上一些問題，接著東北軍進關。直魯聯軍與國民軍在天津大沽口發生激戰。首都警衛總司令鹿鍾麟不得不去大沽口指揮作戰，各帝國主義借口保僑，又提交八國最後通牒，使執政府無法應付。賈德耀既是國務總理，就必須在段氏意圖下處理、調解這些事務。最後調解不成，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北京市學生及群眾遊行示威，要求拒絕八國通牒，停止內戰，召開會議，解決爭端。執政府門前發生槍擊學生的慘案。賈德耀為此事己和全體閣員提出總辭職。段先生不準，還要他處理善後事宜。他曾和閣員們商議奔走，多方設法防止事態惡化，未能收效、深感痛心。對發生“三·一八”慘案，賈亦負有一定責任。
國務總理
1924年11月，段祺瑞複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並特任吳光新為陸軍總長。賈德耀因與吳同鄉又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故吳推薦賈任陸軍次長，並兼任執政府衛隊司令。同年11月賈德耀升任陸軍總長兼訓練總監。
1926年2月，各方紛紛向政府索餉、索薪，各機關官吏、公務員及國立學校教職員工1000多人包圍國務院，索要欠薪。總理許世英窮於應付，遂於2月15日提出辭職後出走天津。段祺瑞決定在此期間由陸軍總長賈德耀暫行兼代國務總理。之後，許世英四次請段氏準免其本兼各職。
這種情況下，段執政府遂召見國民軍首腦鹿鍾麟、劉驥，麵告說“國務總理職已決定賈德耀署理，望其勸駕”。鹿、劉往見賈德耀，賈表示“允任賀得霖為財政總長後，本人可視事”。於是，段祺瑞召見賈德耀磋商組閣事宜，賈乘機請免其代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1926年3月4日北京臨時政府改組，段祺瑞免去許世英的國務總理一職，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是為北洋政府第39任國務總理。
引咎辭職
1926年，舉世震驚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作為國務總理的賈德耀在各方譴責下難辭其咎，遂於同年3月20日決議全體內閣辭職，段祺瑞不允。同年4月17日，再呈段辭去總理職務。此時吳佩孚密令手下監視段祺瑞，段氏政權處於四麵楚歌境地。4月20日，段決定下野離京，臨行前下令免去賈德耀本兼各職。這樣賈德耀前後代理與正式總理任期從1926年2月15日至4月20日共64天，後人稱“賈德耀內閣為皖係殉葬的內閣”。
不做漢奸
1935年冀察政委會成立，賈德耀被國民政府為任為該委員會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任。這時殷汝耕己在冀東成立傀儡“冀東自治政府”。賈德耀認為這是在華北土地上的一塊毒瘤，想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方交涉取消。理由是既然冀察政委會成立，就不應再有其他政權。經與日方多次交涉，據理力爭。終以環境複雜險惡，日軍經常製造事端而難於有成。為此，賈德耀曾徹夜不眠，導致心髒病發作、迄未正式就職，後由魏忠翰先生繼任。
“七·七”盧溝橋戰爭爆發，至月底，二十九軍撤離平津，派張自忠將軍暫時留守，辦理善後。一天張將軍匆匆到賈德耀家對賈德耀說“局麵己無法維持，要早作打算，我將潛離北平”等語。賈德耀隨即稱病住進德國醫院。日偽維持會成立，平津交通漸漸恢複。賈德耀化妝成老農民逃避來津，租賃住進英租界姓毛的房子。一天，日本軍部派人來提出要租用賈德耀北京的房屋，並遊說賈德耀參加偽組織，房子、生活費用均可解決。賈德耀聞此說“不要欺人太甚，你們以為這房子是我唯一的產業，以此威脅利誘，我就會屈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是絕對不行的。”氣憤之下，心髒病複發，終日不離針藥。北京住房被日軍強占改做軍醫院宿舍。
1939年天津大水災，生活困窘，賈德耀又疾病纏身。隻好作為重病人，混過日軍檢查崗哨，先乘小火輪到大沽口，再換輪船到上海，暫時借住在薛篤弼家中。在上海經治療有所好轉，本想通過堂姐丈何柱國軍長接應，轉赴抗戰內地，終因國難家愁，心情憂鬱，以致病情轉劇，在1940年逝世於上海法租界，終年60歲。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曾在報上公布唁電，聲稱“在華北淪陷時，拒從敵偽，保持民族氣節，殊堪嘉獎，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等語。
人物介紹
賈德耀(1880-1940)，字昆庭，安徽合肥人。初入保定速成學堂(北京武備學堂)，後官費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迴國後，初入北洋新軍，曾任北洋軍第二鎮正參謀官，第六鎮第二十一協馬隊第二標標統。辛亥革命後，1912年，任河南護軍團長。1913年，升任陸軍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翌年，調任十五混成旅旅長(其小同學馮玉祥為第十六混成旅旅長)。
1916年，任陝南鎮守使。其後，被任命為將軍府參軍、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19年8月，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晉中將銜。後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25年，任陸軍次長，授將軍府寬威將軍，兼任執政府衛隊司令。11月，升任陸軍總長兼訓練總監。1926年2月15日，國務總理許世英提出辭職，由其暫行兼代國務總理。3月4日，北京臨時政府改組，段祺瑞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4月20日，辭去總理職，隱居天津，從此脫離政壇。抗戰初期曾拒絕為日侵略軍“維持局麵”，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語。1940年病故。追加上將銜。
青年立誌
賈德耀青年時，正值清廷腐敗，受列強欺淩壓製時代。留日歸國後，想以新型的方式培養中國軍隊，以達興國強軍之目的。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時，不但改進學校的軍官培養，還提拔了一批有為的青年教官。當時常來賈德耀家的有先父最賞識的得意門生錢大鈞、王以哲、何柱國等人。軍校其他官生也常向賈德耀請教。無論擔任任何軍事要職，賈德耀均以師事之。朋友們打趣地對賈德耀說“你真是桃李滿軍中”。
1923年何柱國與賈德耀侄女賈成敬結婚，是賈德耀的主張，由馮玉祥將軍為之證婚。賈德耀自陝南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旅旅長卸任後，從1920起即從事軍事教育工作，與同學陸錦一樣，立誓不參加軍閥內戰。親朋好友都認為賈德耀在北洋軍中起步較早，理應安排他有一個較高的職位，現反不如士官學校後期生如閻錫山、孫傳芳等。賈德耀亦隻一笑置之。終因北洋政局動蕩，風雲多變，力不從心，仍難酬改革新軍的夙願。賈德耀性格耿直，待人誠懇，喜讀經史，愛好書法，在同僚中有儒將之稱。
在陝南鎮守使任內，與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將軍情誼最契，結為異姓兄弟。在北京任陸軍部編輯局局長時，和李濟深將軍由於誌同道合亦結成金蘭之好，馮將軍曾贈與織錦緞桌椅靠墊;與李將軍也互贈刻有名字的金質懷表。賈德耀雖是皖人，但他的政治思傾向於國民軍馮玉祥將軍。他曾參與鹿鍾麟將軍驅逐溥儀出宮的“北京革命”。
賈德耀和馮玉祥將軍都是讚成孫中山先生北上來京共商國是的。可是段祺瑞執政府中有些安福係的人，卻對此有顧慮。孫中山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大會，他們卻提出“外崇國信”，對內召開“善後會議”相抵製。不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從政經曆
段祺瑞兩度執政，對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大批借款，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實行所謂“武力統一”，擴充皖係勢力，消除異己，反對革命。到1926年段祺瑞政府財政枯竭，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致使原任國務總理的許世英無法應付，堅請辭職。段祺瑞不得不物色另外人選。
賈德耀與馮玉祥將軍的舊誼，兼以國民軍中以鹿鍾麟為首的各將領立敦促，勉強應段氏之邀允為暫代國務總理。2月份組閣時邀請賀德霖任財政總長，向各銀行提出籌款辦法。首先平息各大中小學校因長期欠薪而引起的罷教風波。賈德耀由代總理到任總理，不過兩個月零五天，而這正是段政府風雨飄搖的時期，段氏認為賈德耀可為與國命軍牽線的人，東北軍也對之無反感，於是成為一時的緩衝人。
剛解決了財政上一些問題，接著東北軍進關。直魯聯軍與國民軍在天津大沽口發生激戰。首都警衛總司令鹿鍾麟不得不去大沽口指揮作戰，各帝國主義借口保僑，又提交八國最後通牒，使執政府無法應付。賈德耀既是國務總理，就必須在段氏意圖下處理、調解這些事務。最後調解不成，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北京市學生及群眾遊行示威，要求拒絕八國通牒，停止內戰，召開會議，解決爭端。執政府門前發生槍擊學生的慘案。賈德耀為此事己和全體閣員提出總辭職。段先生不準，還要他處理善後事宜。他曾和閣員們商議奔走，多方設法防止事態惡化，未能收效、深感痛心。對發生“三·一八”慘案，賈亦負有一定責任。
國務總理
1924年11月，段祺瑞複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並特任吳光新為陸軍總長。賈德耀因與吳同鄉又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故吳推薦賈任陸軍次長，並兼任執政府衛隊司令。同年11月賈德耀升任陸軍總長兼訓練總監。
1926年2月，各方紛紛向政府索餉、索薪，各機關官吏、公務員及國立學校教職員工1000多人包圍國務院，索要欠薪。總理許世英窮於應付，遂於2月15日提出辭職後出走天津。段祺瑞決定在此期間由陸軍總長賈德耀暫行兼代國務總理。之後，許世英四次請段氏準免其本兼各職。
這種情況下，段執政府遂召見國民軍首腦鹿鍾麟、劉驥，麵告說“國務總理職已決定賈德耀署理，望其勸駕”。鹿、劉往見賈德耀，賈表示“允任賀得霖為財政總長後，本人可視事”。於是，段祺瑞召見賈德耀磋商組閣事宜，賈乘機請免其代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1926年3月4日北京臨時政府改組，段祺瑞免去許世英的國務總理一職，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是為北洋政府第39任國務總理。
引咎辭職
1926年，舉世震驚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作為國務總理的賈德耀在各方譴責下難辭其咎，遂於同年3月20日決議全體內閣辭職，段祺瑞不允。同年4月17日，再呈段辭去總理職務。此時吳佩孚密令手下監視段祺瑞，段氏政權處於四麵楚歌境地。4月20日，段決定下野離京，臨行前下令免去賈德耀本兼各職。這樣賈德耀前後代理與正式總理任期從1926年2月15日至4月20日共64天，後人稱“賈德耀內閣為皖係殉葬的內閣”。
不做漢奸
1935年冀察政委會成立，賈德耀被國民政府為任為該委員會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任。這時殷汝耕己在冀東成立傀儡“冀東自治政府”。賈德耀認為這是在華北土地上的一塊毒瘤，想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方交涉取消。理由是既然冀察政委會成立，就不應再有其他政權。經與日方多次交涉，據理力爭。終以環境複雜險惡，日軍經常製造事端而難於有成。為此，賈德耀曾徹夜不眠，導致心髒病發作、迄未正式就職，後由魏忠翰先生繼任。
“七·七”盧溝橋戰爭爆發，至月底，二十九軍撤離平津，派張自忠將軍暫時留守，辦理善後。一天張將軍匆匆到賈德耀家對賈德耀說“局麵己無法維持，要早作打算，我將潛離北平”等語。賈德耀隨即稱病住進德國醫院。日偽維持會成立，平津交通漸漸恢複。賈德耀化妝成老農民逃避來津，租賃住進英租界姓毛的房子。一天，日本軍部派人來提出要租用賈德耀北京的房屋，並遊說賈德耀參加偽組織，房子、生活費用均可解決。賈德耀聞此說“不要欺人太甚，你們以為這房子是我唯一的產業，以此威脅利誘，我就會屈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是絕對不行的。”氣憤之下，心髒病複發，終日不離針藥。北京住房被日軍強占改做軍醫院宿舍。
1939年天津大水災，生活困窘，賈德耀又疾病纏身。隻好作為重病人，混過日軍檢查崗哨，先乘小火輪到大沽口，再換輪船到上海，暫時借住在薛篤弼家中。在上海經治療有所好轉，本想通過堂姐丈何柱國軍長接應，轉赴抗戰內地，終因國難家愁，心情憂鬱，以致病情轉劇，在1940年逝世於上海法租界，終年60歲。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曾在報上公布唁電，聲稱“在華北淪陷時，拒從敵偽，保持民族氣節，殊堪嘉獎，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