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今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校長。


    唐紹儀自幼到上海讀書。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歸國。後曆任駐朝鮮漢城領事、駐朝鮮總領事、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並出任全權大臣與英國談判西藏主權。清末為南北議和北方代表,民國時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任中山縣縣長。上海淪陷後,因盛傳被日敵利用組織偽政府,蔣介石下令戴笠派趙理君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30日將其刺殺於家中,時年七十六歲。


    早年生活


    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在朝生涯


    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被召迴國,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讀書。次年,唐紹儀以德國駐天津前領事穆麟德的隨員前往朝鮮襄助海關事務。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漢城郵政局落成當晚,親日的開化黨舉行宴會,準備將親清朝的事大黨一網打盡,穆麟德也在場。唐紹儀聞訊後臨危不懼,立即與人攜帶武器駕著馬車趕到郵政局,護送穆麟德和被刺傷的守舊派大臣閔泳翊迴到穆麟德的家中,隨後又請來美國傳教士為閔泳翊療傷。給也在朝鮮的袁世凱留下深刻印象,並使兩人成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凱將政變鎮壓,被封為駐朝大臣。而唐紹儀以候選從九品的資格擔任袁世凱公署的西文翻譯,是袁世凱身邊最重要的助手。


    光緒十一年(1885年),唐紹儀到天津稅務衙門任職。隨後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成為清政府駐朝鮮大臣袁世凱的書記官和得力助手。


    光緒十五年(1889年)底,唐紹儀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


    光緒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凱因母親病重請假迴籍,直到次年才假滿迴任。在這期間,經袁世凱推薦,唐紹儀代理袁世凱的職務長達7個多月。在其保舉之下,唐紹儀平步青雲,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已經官居三品銜,僅次於袁世凱,成為甲午中日戰爭前清政府派往朝鮮的二號人物。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東學黨起義,出兵朝鮮。由於袁世凱駐朝十餘年一直與日本為敵,被視為一大障礙,日本欲除之而後快。袁世凱向李鴻章發電報請求將自己調迴,並提出由唐紹儀代理其職。日本人得知消息後,密謀刺袁。唐紹儀聞訊立即求救於英駐朝公使朱爾典,共同策劃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凱改裝易服出走。唐紹儀護送其到漢江邊,登上朱爾典準備的英國兵艦。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唐紹儀被清廷派遣為駐朝鮮總領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紹儀因奔父喪返國,結束其出使朝鮮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政績斐然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占的天津城區、收迴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袁世凱上奏朝廷,稱讚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西藏有關問題。會談期間,唐紹儀態度強硬,力主廢除英藏簽訂的《拉薩條約》,因為這個條約撇開了清政府,英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署的條約是不合法的。會上雖未能完成廢約目標,但說服了弗利夏,他承諾將把唐紹儀的講話帶給英方,唐紹儀初步勝利,挫敗了英國分裂西藏的陰謀。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經過幾番激烈談判,最終唐紹儀和薩道義代表中英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廢除了《拉薩條約》,使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屬於中國領土。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製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後,著力擴大中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和挽迴鐵路借款方麵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隻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迴,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他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後,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也隻得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他打算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製約日本。之後唐紹儀又打算聯美製日,計劃依賴美國資本開發東北來遏製日本。次年,美國以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政府,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日本拉攏美國搶先簽訂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紹儀從上海經日本到美國,後從美國到歐洲。次年7月迴到北京,作為清政府特使秘密訪問美國,推動中德美聯盟和裁厘加稅事,雖獲美國總統接見,但未取得進展。


    宣統二年(1910年),唐紹儀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不久即辭職。


    南北議和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黨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意在監督臨時總統的個人權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議由伍廷芳為革命黨一方代表率代表團,擬與時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談和。為議和,袁世凱再次啟用唐紹儀,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舉行議和談判。次日,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和談全權代表前往漢口。出發前,袁世凱交代唐紹儀:“應避免戰爭,恢複秩序為原則,旨在避免國家分裂。至於君主製度,萬萬不可變更”。袁世凱授意唐紹儀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條件都可以讓步。但有唐紹儀心懷“共和理想”,他的議和的指導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袁世凱的幕僚寫信給《泰晤士報》記者莫裏循:“唐紹儀昨天晚上在鐵路臥車四號房中剪了辮子。”作為朝廷命官的唐紹儀不著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裝束,抵達上海。和他形成對照,前來迎接他的伍廷芳,卻還穿著中式長袍。


    從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紹儀和伍廷芳共進行了五次談判,涉及停戰、政體、國民會議等重大問題。達成在湖北、陝西、安徽、江蘇、奉天等地的停戰協定。談判的核心問題實際是中國該實行君主立憲製還是民主共和製。伍廷芳在第二次會議上明確表示:“民軍主張共和立憲”。唐紹儀此時完全沒理會袁世凱交代的方針:“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在唐紹儀看來,此時談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樣和平達到共和。唐紹儀隨後繼續與伍廷芳秘密磋商關於清帝退位的優待辦法,以及孫中山的辭職和由袁世凱繼任的各項問題。


    然而,孫中山的迴國給談判帶來了變數,獨立各省成立了臨時政府,共舉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南方提出的如他“讚成共和,當舉為大總統”的許諾產生了懷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紹儀與伍廷芳議定的條款一律不算數。唐紹儀辭職,袁世凱批準,自己靠電報和伍廷芳談判。唐紹儀被撤去議和代表資格後,並未立即被調返北京。袁世凱揚言“直接電商”,實際仍由唐紹儀經辦。唐紹儀在和談中未盡袁世凱之意,並勸袁世凱迎遂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唐紹儀在議和過程中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由於南北雙方代表共同努力,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製、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袁世凱隻是通過撤掉唐紹儀給南方以壓力,他想確保取消帝製後保證自己坐上大總統的寶座,同時又不敢推翻協議。在最終得到孫中山讓位的許諾之下,南北議和最終形成的清帝退位、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結局,實際仍是唐紹儀和伍廷芳協議中的本質內容。


    入會組閣


    唐紹儀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經過南北議和與孫中山接觸,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麵轉變。民國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紹儀出任內閣國務總理後,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袁世凱的實力”是中國統一的發展基礎。一周後,在黃興、蔡元培的介紹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當醞釀新政府總理人選時,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內閣,4月遷往北京。唐紹儀出任總理之初,本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但是袁世凱大權獨攬,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製、事事都遵守約法等做法甚為不滿,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兩人的裂痕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袁係趙秉鈞(為內閣內務總長)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趙秉鈞竟以辭職威脅。在籌款方麵,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終導致了二人分道揚鑣。 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適加入同盟會)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拋開總理附署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徹悟袁世凱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遂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


    此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人集資創辦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仍密切關注著政治舞台。民國二年(1913年),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唐紹儀予以強烈的譴責,並拒絕袁世凱拉攏其複任北洋政府總理。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複辟,唐紹儀與蔡元培、汪精衛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製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注:第一次唐紹儀內閣:成立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立後的第一個內閣,也是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期的第一個內閣。第二次唐紹儀內閣:成立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8月5日,結束於同年9月19日。國務總理唐紹儀並沒有到任)


    南下革命


    民國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組閣,以唐紹儀為外交總長。9月17日抵達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軍團的通電反對,於是於9月29日辭職。同年6月,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係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頓覺中國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於孫中山能夠成為領袖,領導人民走民主的道路。他力主恢複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


    民國六年(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


    民國七年(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製,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


    民國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談,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其主張被北方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係軍閥所不容,因此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和談曆時年餘,終未達成協議。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運動,運動期間唐紹儀表現出很大的熱情,通電北洋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他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民國九年(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係軍閥,正式脫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鬥爭。11月,桂係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唐紹儀隨孫中山迴到廣州,重建軍政府。此時二人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紹儀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中山所製定的總統製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製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仍以唐紹儀為財政部長。但唐紹儀拒絕出任,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民國十六年(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


    擔任縣長


    民國十八年(1929年),唐紹儀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在就職詞中表示要用25年的時間將中山模範縣建成與世界大都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建大港口,擬修大鐵路,想方設法,決心將中山縣建設成“全國各縣之模範”。


    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紹儀兼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該計劃包括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加強農漁業和鄉村建設、引進外資和發展教育諸方麵,而以開辟唐家無稅商港為重點。他多次邀請粵省要人和專家前往唐家灣考察,還編印《中山縣發展大綱》,散發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設法從各方麵籌集獎金,一時間,此地成為“粵中最繁盛之區,收入甚钜”。他在任上比較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並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有布衣縣長之稱。但唐紹儀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排擠。5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身處漩渦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廣州國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稱“寧粵分裂”,唐紹儀參加了汪精衛等人在廣州組織的反蔣聯盟。9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12月31日,廣州國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唐紹儀是五常委之一。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唐紹儀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期間唐紹儀曾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與日本人密談謀和條件。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陳濟棠通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以索餉為名發動嘩變,包圍唐紹儀的寓所,逼其去職。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公開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唐紹儀站在蔣介石一邊,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提議撤銷國民黨中執委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等機關,從而促使陳濟棠兵敗下台,事後,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未再參與政治。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未轉移後方,滯留上海。上海淪陷後,唐紹儀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沒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


    由於唐紹儀的政治聲望引起日偽政權的注意,故被視為“以華製華”傀儡的最佳獵物。日本有了一個所謂“南唐北吳(吳佩孚)”計劃,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還組織了一個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做唐紹儀、吳佩孚的工作,計劃由唐紹儀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腦如穀正文、土肥原賢二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當時國民黨特務已經掌握到“偽華中新組織有成立之訊,其名義為華中臨時政府,以與華北偽臨時政府相唿應,係采三權分立製,人選有總統唐紹儀、行政院長為梁鴻誌、司法張耀曾或章士釗、立法院長溫宗堯、交通由梁鴻誌兼、外交陳籙、軍政周鳳岐、財政陳錦濤、內政陳中孚、教育陳群並兼上海或南京市長,成立後更進一步而與華北偽組織合並。”特務乃通過各種途徑警告他們切勿為日人所利用。


    因而廣州抗敵後援會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上旬去電唐紹儀,請其脫離惡勢力的包圍,刻日南歸,唐紹儀不予答複。到了3月19日,廣州各界人士及社團在省民眾教育館二樓開會,會上由廣州市各社會團體聯銜電催唐紹儀南歸,電文說:“請公善保晚節,否則自墮名譽,遺臭萬年”,並匯去旅費2萬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費也不肯收。唐紹儀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有充分考慮;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測,置自身於險境。


    晚年遇刺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賢二在唐紹儀女婿岑德廣的帶領下,親自赴唐宅長談,拉攏唐紹儀出山。潛伏於上海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偵知此事後,匯報給重慶方麵,蔣介石指示軍統局負責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員到上海把唐紹儀除掉。戴笠派趙理君赴滬暗殺唐紹儀。 9月30日,趙理君至武康路唐家借鑒賞古玩之名,潛入其家中,用利斧將其暗殺。趙理君逃跑後,唐紹儀隨即被送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於9月30日淩晨3:50氣絕,時年七十五歲。


    唐紹儀遇刺後,一些國民黨元老十分不滿沒有掌握唐紹儀失節確證,就將其殺害。消息傳出後,上海輿論一時大嘩。10月5日,重慶方麵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等名義,特地頒布《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唐紹儀生平事跡“宣付國史”,以平息風波。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紹儀晚年被日本人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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