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記：
1859年9月16日(鹹豐九年），袁世凱生於河南省，袁世凱出生於項城市王明口鎮袁寨一個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為清朝顯貴，權重一方。
1876年（光緒二年）、1879年（光緒五年），袁世凱兩次鄉試都未考中，遂決計棄文就武。
1881年（光緒七年），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當時吳長慶為淮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當年23歲的袁世凱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以“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並控製稅務。以整頓軍紀和鎮壓兵變有功，為朝鮮國王所看重，並得清政府獎敘五品同知銜。
1884年（光緒十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製王室；國王李熙奔赴清營求助，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係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舉，袁世凱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
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海陸皆敗，袁世凱隨軍撤退天津。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由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藻等奏派擴練駐天津小站的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以加強對全軍的控製。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小站練兵是中國新式軍隊發展的轉折點，也奠定了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礎。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擢直隸（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練兵。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據傳袁世凱將圍園殺後的消息告訴忠於慈禧太後的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皇帝失去政權並遭軟禁。6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冬，因義和團在山東的排外行為引起各國不滿，清廷被迫撤換縱容拳民的山東巡撫毓賢，代之以袁世凱。這是袁世凱首次出任地方大員。袁到任後，對拳民加以驅散，令其在山東無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帶，山東在袁世凱治下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在山東創建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即現在的山東大學。11月，繼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授袁世凱為北洋大臣，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袁世凱任會辦大臣，掌握實權。創辦各種武備學堂，並聘請大批日本軍官擔任教習。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張之洞和袁世凱一起參與廢除科舉製度。軍事上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係滿族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袁的控製之下。5月13日袁世凱奏請籌款自造京張鐵路，15日，袁世凱派陳昭常、詹天佑為京張鐵路總辦，10月開工。7月，袁世凱在天津開辦了無線電訓練班，聘請意大利人葛拉斯為教師。他還托葛拉斯代購馬可尼猝滅火花式無線電機，在南苑等行營及部分軍艦上裝用。10月袁世凱在直隸省河間秋操，首次用電報、電話進行聯絡。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10月13日袁世凱編刊《立憲鋼要》。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調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同年，在袁世凱倡導下，第一支中國警察隊伍於天津成立。中國首次地方選舉：天津市政選舉同年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民主自治選舉。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後相繼去世，溥儀繼位，袁稱疾返迴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安陽。袁在此期間韜光養晦，暗地裏仍關心政事，等待時機複出。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死因之謎
學術界認為袁世凱的死因有兩種：即氣死說與病死說，其中認可氣死說的占絕大多數。
氣死說
黃毅的《袁氏盜國記》是這樣記敘的：“盜國殃民，喪權亂法，在中國為第一元兇，在人類為特別禍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將變。人心怨懟、體麵無存，袁氏人非木石，顧後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凱全傳》中述：“袁世凱以稱帝不成，中外環迫，羞愧、憤怒、怨恨、憂慮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資料選輯》第74期上有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的文章《我的父親袁世凱》，上載：“內外交攻，氣惱成病而死”。上麵的三組材料都認為袁世凱稱帝不成，氣憤中生病而死。
病死說
這種說法是依附於氣死說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氣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氣，而在當時袁世凱死後官方的訃告中說是病死的。黃毅的《袁氏盜國記》中對此有詳細的說明：“五月二十七日，經中醫劉竺鑒、肖龍友百方診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勢加劇，即請駐京法國公使館醫官博士卜西京氏診視症狀，乃知為尿毒症，加以神經衰弱病入膏肓，殆無轉機之望。”佚名《袁世凱全傳》也說袁患“相傳為尿毒症，因中西藥雜進，以致不起。”20世紀50年代在劉厚生的《張謇評傳》中說：“袁世凱患尿毒症，攝護腺腫脹。”在當時如果能采用外科手術進行治療，決不會有生命危險。但在對袁世凱醫治方案上，袁世凱的兩個兒子的意見分歧較大，大兒子袁克定主張用西醫，通過動手術治病；二兒子袁克文則竭力反對用西醫，主張用中醫，雙方相持不下，貽誤治療的時機，最終導致死亡。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凱帝製者，是楊度、孫毓筠、嚴複、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然而，袁世凱複辟帝製的中堅力量卻是他的“十三太保”。
他們是：袁世凱
族侄袁乃寬
財神梁士詒
軍師楊杏城
幹殿下段芝貴
內務總長朱啟鈐
小智囊阮忠樞
表弟張鎮芳
參謀顧問夏壽田
參謀顧問顧鼇
健將朱家寶
周自齊
曹汝霖
袁世凱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刻，正值中國在封建製度的桎梏下將要走完其漫長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給中華民族帶來創巨痛深的甲午戰爭的前後。戰前，他是李鴻章淮係軍孫中山袁世凱閥集團的一名初露頭角的走卒。戰後，趁淮係軍閥衰落的時機，他在小站創練了一支新式陸軍，並以此為資本，破壞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撲滅了反帝愛國的義和團起義，在中外反動派的一片喝彩聲中，爬上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顯赫職位。他敏銳地覺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如不謀求新的對策，很難再繼續維持其統治。因此，從1901至1908年，他戴著“急進改革者”的麵具，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理論綱領為指導，以那支新式陸軍為核心，通過辦“新政”，組織起一個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這個新興的集團是淮係軍閥集團的延續和發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結果，是帝國主義侵華由瓜分政策轉到“保全(清朝)政策”的產物。
袁世凱正是依靠這個集團的勢力，不遺餘力地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封建專製王朝，破壞正在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然而，當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風暴來臨的前夕，他在與世襲的滿族親貴集團的戰爭中遭到了慘敗，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陷於崩潰的絕境。曆史發展造成了一種新的局勢和條件，使得已經失勢三年的袁世凱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結起北洋集團的軍事政治力量，贏得了帝國主義和國內立憲派的依賴和支持，先打著“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強奪了清政府的一切權力；又迎合時代潮流，舉著“讚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但是，這個專製皇權的崇拜者和覬覦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國能實行民主共和。
他之所以要和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妥協，握手言歡，實際上完全是為了盡快絞殺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擇手段地加強個人權力，破壞法製，踐踏民主，追求專製獨裁的統一；並把民主派視為集權路上的最大障礙，乘民主派尚未鞏固陣地之際，步步緊逼，迫使他們退出政府，裁減革命軍隊，接著便無情地把他們浸在血泊裏。他又解散國會，撒毀“約法”，將民主政治的痕跡掃蕩淨盡。然而，這一切扼殺民族生機的反動行為，卻都是在“統一國家”、“救國救民”及“保衛共和”的動聽口號掩飾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對袁世凱的讓步，換來的是災難性的打擊。滿腔悲憤的孫中山，率領殘存的部分民主力量倉猝逃亡國外。一些助紂為虐的進步黨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獨裁暴政麵前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憲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軍閥氣焰萬丈，腐惡的政治勢力好象安如泰山了。
袁氏顧盼自雄，以為自己是天運所選定的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曆史的進程。於是，他悍然恢複帝製，企圖建立萬世一係的“洪憲”王朝，強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發展到極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麵一樣，全國人民終於識破了他的真麵目：原來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的“英雄”、“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是一個背信棄義、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個寡廉鮮恥的賣國賊。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人民的憤怒情緒在許多地方發展為騷動或起義。規模雖小，但相當普遍，宛如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波濤洶湧，勢不可擋。
孫中山重整旗鼓，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與獨裁者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國內鬥爭的形勢迅速發生變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共同利益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致進步黨人和那些對帝製心懷猜忌的北洋軍閥也都意識到，不撇開袁世凱就不能保持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利益。
於是，他們便和當初袁世凱所要消滅和排斥的一切社會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袁”。短命的洪憲王朝在各種勢力的打擊下僅僅鬧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曆史無情地嘲弄了袁世凱：他本來要追求世襲的絕對的獨裁權力，結果卻使他的一切既得權力都喪失殆盡。
中外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妄想扭轉曆史車輪前進的醜角，這類醜角沒有一個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袁世凱的曆史又一次證明：凡是不顧社會曆史發展的要求，違背人民意誌而倒行逆施的人，無論他是多麽驕橫跋扈，顯赫一時，其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被拋入曆史的垃圾堆。
1859年9月16日(鹹豐九年），袁世凱生於河南省，袁世凱出生於項城市王明口鎮袁寨一個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為清朝顯貴，權重一方。
1876年（光緒二年）、1879年（光緒五年），袁世凱兩次鄉試都未考中，遂決計棄文就武。
1881年（光緒七年），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當時吳長慶為淮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當年23歲的袁世凱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以“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並控製稅務。以整頓軍紀和鎮壓兵變有功，為朝鮮國王所看重，並得清政府獎敘五品同知銜。
1884年（光緒十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製王室；國王李熙奔赴清營求助，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係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舉，袁世凱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
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海陸皆敗，袁世凱隨軍撤退天津。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由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藻等奏派擴練駐天津小站的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以加強對全軍的控製。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小站練兵是中國新式軍隊發展的轉折點，也奠定了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礎。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擢直隸（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練兵。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據傳袁世凱將圍園殺後的消息告訴忠於慈禧太後的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皇帝失去政權並遭軟禁。6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冬，因義和團在山東的排外行為引起各國不滿，清廷被迫撤換縱容拳民的山東巡撫毓賢，代之以袁世凱。這是袁世凱首次出任地方大員。袁到任後，對拳民加以驅散，令其在山東無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帶，山東在袁世凱治下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在山東創建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學堂－－山東大學堂，即現在的山東大學。11月，繼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授袁世凱為北洋大臣，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袁世凱任會辦大臣，掌握實權。創辦各種武備學堂，並聘請大批日本軍官擔任教習。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張之洞和袁世凱一起參與廢除科舉製度。軍事上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係滿族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袁的控製之下。5月13日袁世凱奏請籌款自造京張鐵路，15日，袁世凱派陳昭常、詹天佑為京張鐵路總辦，10月開工。7月，袁世凱在天津開辦了無線電訓練班，聘請意大利人葛拉斯為教師。他還托葛拉斯代購馬可尼猝滅火花式無線電機，在南苑等行營及部分軍艦上裝用。10月袁世凱在直隸省河間秋操，首次用電報、電話進行聯絡。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10月13日袁世凱編刊《立憲鋼要》。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調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同年，在袁世凱倡導下，第一支中國警察隊伍於天津成立。中國首次地方選舉：天津市政選舉同年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民主自治選舉。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後相繼去世，溥儀繼位，袁稱疾返迴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安陽。袁在此期間韜光養晦，暗地裏仍關心政事，等待時機複出。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死因之謎
學術界認為袁世凱的死因有兩種：即氣死說與病死說，其中認可氣死說的占絕大多數。
氣死說
黃毅的《袁氏盜國記》是這樣記敘的：“盜國殃民，喪權亂法，在中國為第一元兇，在人類為特別禍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將變。人心怨懟、體麵無存，袁氏人非木石，顧後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凱全傳》中述：“袁世凱以稱帝不成，中外環迫，羞愧、憤怒、怨恨、憂慮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資料選輯》第74期上有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的文章《我的父親袁世凱》，上載：“內外交攻，氣惱成病而死”。上麵的三組材料都認為袁世凱稱帝不成，氣憤中生病而死。
病死說
這種說法是依附於氣死說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氣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氣，而在當時袁世凱死後官方的訃告中說是病死的。黃毅的《袁氏盜國記》中對此有詳細的說明：“五月二十七日，經中醫劉竺鑒、肖龍友百方診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勢加劇，即請駐京法國公使館醫官博士卜西京氏診視症狀，乃知為尿毒症，加以神經衰弱病入膏肓，殆無轉機之望。”佚名《袁世凱全傳》也說袁患“相傳為尿毒症，因中西藥雜進，以致不起。”20世紀50年代在劉厚生的《張謇評傳》中說：“袁世凱患尿毒症，攝護腺腫脹。”在當時如果能采用外科手術進行治療，決不會有生命危險。但在對袁世凱醫治方案上，袁世凱的兩個兒子的意見分歧較大，大兒子袁克定主張用西醫，通過動手術治病；二兒子袁克文則竭力反對用西醫，主張用中醫，雙方相持不下，貽誤治療的時機，最終導致死亡。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凱帝製者，是楊度、孫毓筠、嚴複、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然而，袁世凱複辟帝製的中堅力量卻是他的“十三太保”。
他們是：袁世凱
族侄袁乃寬
財神梁士詒
軍師楊杏城
幹殿下段芝貴
內務總長朱啟鈐
小智囊阮忠樞
表弟張鎮芳
參謀顧問夏壽田
參謀顧問顧鼇
健將朱家寶
周自齊
曹汝霖
袁世凱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刻，正值中國在封建製度的桎梏下將要走完其漫長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給中華民族帶來創巨痛深的甲午戰爭的前後。戰前，他是李鴻章淮係軍孫中山袁世凱閥集團的一名初露頭角的走卒。戰後，趁淮係軍閥衰落的時機，他在小站創練了一支新式陸軍，並以此為資本，破壞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撲滅了反帝愛國的義和團起義，在中外反動派的一片喝彩聲中，爬上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顯赫職位。他敏銳地覺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如不謀求新的對策，很難再繼續維持其統治。因此，從1901至1908年，他戴著“急進改革者”的麵具，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理論綱領為指導，以那支新式陸軍為核心，通過辦“新政”，組織起一個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這個新興的集團是淮係軍閥集團的延續和發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結果，是帝國主義侵華由瓜分政策轉到“保全(清朝)政策”的產物。
袁世凱正是依靠這個集團的勢力，不遺餘力地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封建專製王朝，破壞正在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然而，當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風暴來臨的前夕，他在與世襲的滿族親貴集團的戰爭中遭到了慘敗，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陷於崩潰的絕境。曆史發展造成了一種新的局勢和條件，使得已經失勢三年的袁世凱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結起北洋集團的軍事政治力量，贏得了帝國主義和國內立憲派的依賴和支持，先打著“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強奪了清政府的一切權力；又迎合時代潮流，舉著“讚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但是，這個專製皇權的崇拜者和覬覦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國能實行民主共和。
他之所以要和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妥協，握手言歡，實際上完全是為了盡快絞殺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擇手段地加強個人權力，破壞法製，踐踏民主，追求專製獨裁的統一；並把民主派視為集權路上的最大障礙，乘民主派尚未鞏固陣地之際，步步緊逼，迫使他們退出政府，裁減革命軍隊，接著便無情地把他們浸在血泊裏。他又解散國會，撒毀“約法”，將民主政治的痕跡掃蕩淨盡。然而，這一切扼殺民族生機的反動行為，卻都是在“統一國家”、“救國救民”及“保衛共和”的動聽口號掩飾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對袁世凱的讓步，換來的是災難性的打擊。滿腔悲憤的孫中山，率領殘存的部分民主力量倉猝逃亡國外。一些助紂為虐的進步黨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獨裁暴政麵前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憲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軍閥氣焰萬丈，腐惡的政治勢力好象安如泰山了。
袁氏顧盼自雄，以為自己是天運所選定的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曆史的進程。於是，他悍然恢複帝製，企圖建立萬世一係的“洪憲”王朝，強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發展到極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麵一樣，全國人民終於識破了他的真麵目：原來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的“英雄”、“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是一個背信棄義、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個寡廉鮮恥的賣國賊。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人民的憤怒情緒在許多地方發展為騷動或起義。規模雖小，但相當普遍，宛如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波濤洶湧，勢不可擋。
孫中山重整旗鼓，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場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與獨裁者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國內鬥爭的形勢迅速發生變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共同利益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致進步黨人和那些對帝製心懷猜忌的北洋軍閥也都意識到，不撇開袁世凱就不能保持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利益。
於是，他們便和當初袁世凱所要消滅和排斥的一切社會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袁”。短命的洪憲王朝在各種勢力的打擊下僅僅鬧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曆史無情地嘲弄了袁世凱：他本來要追求世襲的絕對的獨裁權力，結果卻使他的一切既得權力都喪失殆盡。
中外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妄想扭轉曆史車輪前進的醜角，這類醜角沒有一個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袁世凱的曆史又一次證明：凡是不顧社會曆史發展的要求，違背人民意誌而倒行逆施的人，無論他是多麽驕橫跋扈，顯赫一時，其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被拋入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