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火耗歸公
清初沿襲明製，各地征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養廉”。雍正帝指出，曆來火耗皆州縣征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汙，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采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並分撥州縣養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製度，稱為“養廉銀製度”，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後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
3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並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4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古代收稅，隻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於統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於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後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5實行銅禁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實行禁用銅器的政策，這是保護錢法的需要。他於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員，設立收買銅器公所，動用藩庫錢糧銀子為基金，大力開展民間收購。雍正帝注意銅的生產，然而它的產量沒有達到鑄錢的需要，所以盡量他大力開展銅禁活動和嚴行私鑄處分，仍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弊病和不足
1重農輕商
雍正帝繼續執行先王發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衛河、澱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帝繼續蠲免錢糧政策。據《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的賦稅和一些地區的漕糧。
但是，他過分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製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2急於求成，手段過嚴
雍正做事急於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陝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過於嚴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後，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後人評價：“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
文化
文化專製
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嶽鍾琪，要他反清複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為正麵典型令漢人效仿。
理學思想
雍正帝繼位後，一方麵遵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國策，重視正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同時，也主張“三教並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進行改造。世宗尊孔、開日講、舉經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國策之舊，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表現在：第一，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教化作用。第二，以傳統儒家“天人感應”思想為指導，利用“神道設教”進行政治統治。
民族
改土歸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隨時任免的流官。改土歸流對於減輕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有幫助，對清朝實施全國性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有重要意義，但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時過度強調使用武力，對一些地區的反抗采取了殘酷的武力鎮壓，也給西南部分少數民族帶來了災難。
“正統”思想
雍正帝宣稱“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意思是這些逆賊的本意，不過是說本朝隻是滿洲的君主，而進關當了整個中國的皇帝，錯誤地懷著地域、民族的偏見，故意捏造一些言論來進行誹謗譏諷。而他們不懂得本朝原居地為滿洲，好比中國人有籍貫於某地一樣。古代的大舜籍貫是東夷，周文王籍貫是西夷，這絲毫不能損害他們聖人的光輝。反駁明末遺民說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統，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
外交
海禁政策
開始嚴格執行海禁，後來考慮到閩福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二年降旨準廣東人移民台灣。但對外洋迴來的人民仍有戒心。
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製。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複迴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製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對俄政策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策淩為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布連斯奇條約》，第二年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劃定了清俄中段邊界，穩定了清俄邊界局勢，促進了清俄邊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總評
雍正帝與康熙帝一樣勤於政事。後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過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史書評價
《清史稿》：“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厘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3]
曆代評價
康熙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學家昭梿說：“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餘嚐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檔，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雨暘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蘭德白克：“控禦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
法國傳教士杜赫德評論道：“盡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現得像是一個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稱讚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熱衷於政事，他為了天下百蒼生的福樂安康夜以繼日地致力於改革政弊。您能給雍正皇帝帶來最的樂事就是向他提出一個能夠提高民眾福利、緩解百姓的生活壓力的良策；他會不惜一切代價努力將這項計劃盡快訴諸實踐。他製定了一係列弘揚美德獎勵善舉的政策，使得臣工們紛紛效法雍正皇帝（節儉的作風）以幫助災荒之年的百姓渡過難關。這些優秀的品質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全國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評價道：“新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父王。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餘力地鼓勵農事。他對這一於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百藝之首亟為重視。各省農民被所在州、縣長官評選為最勤勞、能幹、孝悌者，甚至可以封為八品官。農民為官，並不需為此放棄他已卓有成效的農事耕作，轉而從事他並不了解的刑名錢穀。”
魁奈：康熙皇帝的繼承者（雍正）製定了各種法規，全都有助於樹立起尊重農民的觀念。除了他自己親自犁田播種作出表率外，還下令各城市的總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轄地區選拔出勤懇耕種、誠實正直，並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傑出農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聲譽及相稱的特權。”
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評價道：“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鬆，執政末期受儲立之爭所擾且出現典型長壽帝王的統治能力退化現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滿清實已浮現官僚組織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平惡化的危機；由於雍正即位時正處於政治曆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45歲），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並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他的改革同時包含力行整頓與和現實的妥協（如火耗歸公與養廉銀）。”
近代日本學者、清史研究專家稻葉君山說：“帝承康熙疏節闊目之後，稍加清理，遂創定清朝財政之基礎。至日後盛運期之財政，實帝之所賜也。譬如農事，康熙為之開墾，雍正為之種植，而乾隆得以收獲也。”
中國曆史學家、清史專家蕭一山說：“世宗剛毅明察，純係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世宗治國天資獨高，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好名圖治，於國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國時期曆史學家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聖祖諸子，皆無豫教，唯世宗之治國，則天資獨高，好名圖治，於國有功。則天之佑清厚，而大業適落此人手，雖於繼統事有可疑，亦不失為唐宗之逆取順守也。”
著名清史研究專家馮爾康說：“雍正本人是有作為的、對中國曆史發展做出貢獻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啟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續發展，成為清朝的鼎盛時期。更有甚者，雍正立誌清除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數百年積弊，所實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成功解決中國古代曆史上的人口稅問題，是巨大創舉。所實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政策，具有現代財政預算、財政管理的意義。在古代曆史上，唐朝劉晏實行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很得人們的讚譽，雍正的經濟政策，比之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統觀雍正的曆史地位，他應當是古代曆史上的傑出帝王。”
清史專家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怕早已衰亡。”“有人說他雄猜陰鷙，是否如此姑且不論，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勞，勤於庶政確是事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貢獻，但為期過短，遽爾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務；即使已經施行的，由於“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遺詔中所說：‘誌願未竟，不無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樣的壽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會不同；要是像兒子乾隆那樣的長命，多活三十一載，政治上變化之大，自不在話下——誇大的說，也許因而改易了此後中國的命運，亦為可定。”
日本東洋史學者、文學博士佐伯富：“諺語雲‘王朝基礎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關後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數十年的基礎盤石，即為雍正所奠定。”
林瑞漢：“雍正在位十三年，嚴厲明察、循名責實、整飭吏治、清理財政，大大矯正康熙以來寬縱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曆代僅見。”
清史研究專家楊珍說：“雍正帝在位僅有13年，然而他卻通過一係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迅速扭轉了康熙晚期積弊嚴重，社會發展受到阻止的局麵。在此基礎上，康乾盛世方能進入鼎盛時期，使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其最高峰。這一為期百年的曆史進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無可或缺。如果從在位時間相對短暫，但建樹之多，政績之大並不亞於其他曆史名君這一角度審視，雍正帝當屬更為不易。”
著名曆史學家郭福祥說：“清代的雍正皇帝在曆史上是一位富有傳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華、剛強的性格、傳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滿矛盾的思想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馮佐哲說：“雍正帝是一個卓越的實用主義政治家。”
劉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現出來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過人、勤奮、幹練，亦為常人所難及。”
著名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南懷瑾說：“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後，有了一位文學詞章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翰林學士；談禪說道，並不遜於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曆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
著名曆史學家易中天說：“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誌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將雍正帝稱為“希世仁君”。
清初沿襲明製，各地征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養廉”。雍正帝指出，曆來火耗皆州縣征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汙，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采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並分撥州縣養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製度，稱為“養廉銀製度”，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後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
3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並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4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古代收稅，隻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於統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於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後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5實行銅禁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實行禁用銅器的政策，這是保護錢法的需要。他於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員，設立收買銅器公所，動用藩庫錢糧銀子為基金，大力開展民間收購。雍正帝注意銅的生產，然而它的產量沒有達到鑄錢的需要，所以盡量他大力開展銅禁活動和嚴行私鑄處分，仍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弊病和不足
1重農輕商
雍正帝繼續執行先王發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衛河、澱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帝繼續蠲免錢糧政策。據《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的賦稅和一些地區的漕糧。
但是，他過分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製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2急於求成，手段過嚴
雍正做事急於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陝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過於嚴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後，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後人評價：“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
文化
文化專製
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嶽鍾琪，要他反清複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為正麵典型令漢人效仿。
理學思想
雍正帝繼位後，一方麵遵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國策，重視正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同時，也主張“三教並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進行改造。世宗尊孔、開日講、舉經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國策之舊，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表現在：第一，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教化作用。第二，以傳統儒家“天人感應”思想為指導，利用“神道設教”進行政治統治。
民族
改土歸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隨時任免的流官。改土歸流對於減輕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有幫助，對清朝實施全國性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有重要意義，但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時過度強調使用武力，對一些地區的反抗采取了殘酷的武力鎮壓，也給西南部分少數民族帶來了災難。
“正統”思想
雍正帝宣稱“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意思是這些逆賊的本意，不過是說本朝隻是滿洲的君主，而進關當了整個中國的皇帝，錯誤地懷著地域、民族的偏見，故意捏造一些言論來進行誹謗譏諷。而他們不懂得本朝原居地為滿洲，好比中國人有籍貫於某地一樣。古代的大舜籍貫是東夷，周文王籍貫是西夷，這絲毫不能損害他們聖人的光輝。反駁明末遺民說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統，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
外交
海禁政策
開始嚴格執行海禁，後來考慮到閩福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二年降旨準廣東人移民台灣。但對外洋迴來的人民仍有戒心。
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製。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複迴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製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對俄政策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策淩為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布連斯奇條約》，第二年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劃定了清俄中段邊界，穩定了清俄邊界局勢，促進了清俄邊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總評
雍正帝與康熙帝一樣勤於政事。後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過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史書評價
《清史稿》：“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厘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3]
曆代評價
康熙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學家昭梿說：“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餘嚐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檔，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雨暘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蘭德白克：“控禦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
法國傳教士杜赫德評論道：“盡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現得像是一個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稱讚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熱衷於政事，他為了天下百蒼生的福樂安康夜以繼日地致力於改革政弊。您能給雍正皇帝帶來最的樂事就是向他提出一個能夠提高民眾福利、緩解百姓的生活壓力的良策；他會不惜一切代價努力將這項計劃盡快訴諸實踐。他製定了一係列弘揚美德獎勵善舉的政策，使得臣工們紛紛效法雍正皇帝（節儉的作風）以幫助災荒之年的百姓渡過難關。這些優秀的品質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全國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評價道：“新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父王。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餘力地鼓勵農事。他對這一於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百藝之首亟為重視。各省農民被所在州、縣長官評選為最勤勞、能幹、孝悌者，甚至可以封為八品官。農民為官，並不需為此放棄他已卓有成效的農事耕作，轉而從事他並不了解的刑名錢穀。”
魁奈：康熙皇帝的繼承者（雍正）製定了各種法規，全都有助於樹立起尊重農民的觀念。除了他自己親自犁田播種作出表率外，還下令各城市的總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轄地區選拔出勤懇耕種、誠實正直，並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傑出農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聲譽及相稱的特權。”
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評價道：“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鬆，執政末期受儲立之爭所擾且出現典型長壽帝王的統治能力退化現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滿清實已浮現官僚組織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平惡化的危機；由於雍正即位時正處於政治曆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45歲），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並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他的改革同時包含力行整頓與和現實的妥協（如火耗歸公與養廉銀）。”
近代日本學者、清史研究專家稻葉君山說：“帝承康熙疏節闊目之後，稍加清理，遂創定清朝財政之基礎。至日後盛運期之財政，實帝之所賜也。譬如農事，康熙為之開墾，雍正為之種植，而乾隆得以收獲也。”
中國曆史學家、清史專家蕭一山說：“世宗剛毅明察，純係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世宗治國天資獨高，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好名圖治，於國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國時期曆史學家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聖祖諸子，皆無豫教，唯世宗之治國，則天資獨高，好名圖治，於國有功。則天之佑清厚，而大業適落此人手，雖於繼統事有可疑，亦不失為唐宗之逆取順守也。”
著名清史研究專家馮爾康說：“雍正本人是有作為的、對中國曆史發展做出貢獻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啟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續發展，成為清朝的鼎盛時期。更有甚者，雍正立誌清除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數百年積弊，所實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成功解決中國古代曆史上的人口稅問題，是巨大創舉。所實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政策，具有現代財政預算、財政管理的意義。在古代曆史上，唐朝劉晏實行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很得人們的讚譽，雍正的經濟政策，比之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統觀雍正的曆史地位，他應當是古代曆史上的傑出帝王。”
清史專家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怕早已衰亡。”“有人說他雄猜陰鷙，是否如此姑且不論，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勞，勤於庶政確是事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貢獻，但為期過短，遽爾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務；即使已經施行的，由於“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遺詔中所說：‘誌願未竟，不無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樣的壽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會不同；要是像兒子乾隆那樣的長命，多活三十一載，政治上變化之大，自不在話下——誇大的說，也許因而改易了此後中國的命運，亦為可定。”
日本東洋史學者、文學博士佐伯富：“諺語雲‘王朝基礎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關後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數十年的基礎盤石，即為雍正所奠定。”
林瑞漢：“雍正在位十三年，嚴厲明察、循名責實、整飭吏治、清理財政，大大矯正康熙以來寬縱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曆代僅見。”
清史研究專家楊珍說：“雍正帝在位僅有13年，然而他卻通過一係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迅速扭轉了康熙晚期積弊嚴重，社會發展受到阻止的局麵。在此基礎上，康乾盛世方能進入鼎盛時期，使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其最高峰。這一為期百年的曆史進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無可或缺。如果從在位時間相對短暫，但建樹之多，政績之大並不亞於其他曆史名君這一角度審視，雍正帝當屬更為不易。”
著名曆史學家郭福祥說：“清代的雍正皇帝在曆史上是一位富有傳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華、剛強的性格、傳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滿矛盾的思想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馮佐哲說：“雍正帝是一個卓越的實用主義政治家。”
劉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現出來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過人、勤奮、幹練，亦為常人所難及。”
著名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南懷瑾說：“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後，有了一位文學詞章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翰林學士；談禪說道，並不遜於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曆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
著名曆史學家易中天說：“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誌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將雍正帝稱為“希世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