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文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huang·taiji，1592年11月28日申時-1643年9月21日亥時)，滿族，又譯黃台吉、洪太主、紅歹是，乾隆年間改用現譯，沿用至今。他是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八子，努爾哈赤去世後，皇太極受推舉襲承汗位。公元1636年，皇太極被漠南蒙古部落奉為“博格達·徹辰汗”，又稱天聰汗，同年改女真族名為滿洲，在沈陽稱帝，建國號大清。
皇太極前後在位17年。在位期間，發展生產，增強兵力，不斷對明朝作戰，為下階段清王朝迅速擴展入主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廟號太宗，諡號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皇太極出生於1592年11月28日（明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時，努爾哈赤第八子，母為赫納拉氏，名孟古哲哲，是葉赫貝勒布齋和納林布祿的妹妹。
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秋季，孟古哲哲生病，想要見她娘家母親一麵，努爾哈赤派人去通知這事情，納林布祿沒有同意，同年九月孟古哲哲因病去世，皇太極時年12歲。孟古生前的時候，做大福晉時間較短，皇太極當了大汗後，尊奉孟古哲哲為孝慈高皇後。
皇太極自少年起常隨父兄狩獵和征戰，騎射嫻熟。1612年（萬曆四十年），從父出征海西女真烏拉部，克六城。
1616年（後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國（史稱後金），稱大汗，任命次子代善為大貝勒、侄子阿敏為二貝勒、五子莽古爾泰為三貝勒、四貝勒皇太極為四大貝勒。
1618年（天命三年），隨父攻明，獻計襲取撫順（今屬遼寧）。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與諸貝勒率兵大破明軍西路杜鬆部、北路馬林部，與代善破東路劉綎部。不久隨父攻取明開原、鐵嶺，滅葉赫部。
1625年（天命十年），與兄阿巴泰率精騎5000馳援科爾沁，迫使察哈爾蒙古首領林丹汗遠遁。
1626年（天命十一年）農曆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因病去逝。大妃烏拉那拉氏和兩個庶妃殉葬。代善與其子嶽托及薩哈廉，擁皇太極嗣汗位。代善的長子貝勒嶽托和三子貝勒薩哈廉，對諸貝勒大臣說出了擁戴皇太極的原因：“才德冠世，當速繼大位”。由於身為長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眾貝勒乃合詞請上嗣位”，皇太極“辭再三，久之乃許”，被擁舉為大汗。農曆九月一日，皇太極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為天聰元年。
皇太極繼位後，皇太極順應曆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他派人丈量土地，將“各處餘地”歸公，發給民戶耕種，不許旗主、貴族再立莊田。又把原來每13名壯丁編為一莊改為每8名壯丁編為一莊，“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並下令編審壯丁，解放部分奴婢為編民。這些措施，使滿族貴族的特權受到一定製約，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他極力學習漢族文化，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
1632年（天聰六年）農曆正月，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朝政的舊製，改為自己“南麵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繼而尋機削除異已，鏟除了威脅汗位的三大貝勒勢力，使汗權得到鞏固。仿明製，設內三院，六部，“停王貝勒領部院事”，獨主政務。又設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國家機構。集中了汗權，加強了專製統治。
為了擴大兵源，創立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命人在老滿文的基礎上增加圈點，將老滿文改造成新滿文。為了聯絡蒙古和西藏，大力扶植和宣揚喇嘛教。
他決意承襲父誌，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統治。在即位後“邦家未固”時，一方麵對明廷采取議和策略，同時又屢次入關，擄掠漢地大批人畜、財物。
為解除後顧之憂，兩次出兵朝鮮，統一蒙古和黑龍江流域。在鞏固了內部統治，並基本上消除了來自朝鮮和內蒙的威脅後，於1636年（天聰十年）農曆五月，稱帝，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為滿洲。其後將主要兵力用於對明戰爭。
1640年（崇德五年）七月，帶病急援鬆錦之戰，指揮清軍取得鬆錦大捷，生擒洪承疇，殲滅明軍五萬餘人。在降服鬆山、錦州後，清軍占領了除寧遠外的明朝關外全部城鎮。
1642年（崇德七年），再次遣軍入關，連破遠至山東的八十餘城。
1643年（崇德八年）農曆八月初九日，猝死於盛京後宮，年52歲。沈陽昭陵卒諡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後累加諡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沈陽昭陵（北陵）。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由於多次對外掠奪，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采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汗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借機以“禦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至此，四大貝勒，僅剩他和代善兩人。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政務的舊製，改成自己南麵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另外，皇太極仿照明製，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以取代八旗製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三年，建立了由滿漢文人組成的“文館”，職掌“翻譯漢字書籍”，“記注本朝政事”，為皇太極推行漢化運籌帷幄。五年，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十年，又將“文館”擴充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統稱“內三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與敕諭、講經注史、頒布製度等。稍後，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皇太極通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奴隸製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後金社會動蕩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戶”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天聰五年，皇太極頒布《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拓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奸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製申訴等罪，許奴仆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製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仆爭取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複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鮮，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懮，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入侵朝鮮，迫使朝鮮簽訂《江都和約》。1636年，皇太極又以朝鮮“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沈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采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裏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戶，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係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持和效忠。
為了彌補女真，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斬斷明朝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一方麵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麵，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沈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裏克、伊蘇忒、紮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紮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淩，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複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裏(從沈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年蒙唿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紮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裏，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
曆史評價
《清史稿》評價皇太極：上儀表奇偉，聰睿絕倫，顏如渥丹，嚴寒不栗。長益神勇，善騎射，性耽典籍，谘覽弗倦，仁孝寬惠，廓然有大度。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明政不綱，盜賊憑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戰以剿民命，七致書於明之將帥，屈意請和。明人不量強弱，自亡其國，無足論者。然帝交鄰之道，實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無以異。嗚唿，聖矣哉！
蔡東藩作品提及皇太極：滿洲太宗確係能手，觀其聲東擊西，征服朝鮮，其兵謀不亞乃父。
法國學者格奧賽（renégrousset）評價皇太極：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金庸在《袁崇煥評傳》提及皇太極：皇太極的智謀武略，實是中國曆代帝皇中不可多見的人物，本身的才幹見識，不在劉邦、劉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國曆史家大概因他是滿清皇帝，由於種族偏見，向來沒有給他以應得的極高評價。其實以他的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高瞻遠矚、明斷果決，自唐太宗以後，中國曆朝帝皇沒有幾個能及得上。皇太極的軍事天才雖不及父親，政治才能卻猶有過之。
閻崇年作品描述皇太極：愛新覺羅·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稱為四貝勒。皇太極12歲喪母，20歲帶兵打仗，35歲登極，在位17年，52歲去世，是清朝繼努爾哈赤之後又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閻崇年先生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評價道：皇太極的一生就是四麵開拓的一生，用“鷹揚天下”來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其謀略包括精心謀劃，繼承汗位；一後四妃，籠絡蒙古；鬆錦用兵，精於謀略；設反間計，除袁崇煥等，皇太極心計之深、謀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歎為觀止。
皇太極前後在位17年。在位期間，發展生產，增強兵力，不斷對明朝作戰，為下階段清王朝迅速擴展入主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廟號太宗，諡號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皇太極出生於1592年11月28日（明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時，努爾哈赤第八子，母為赫納拉氏，名孟古哲哲，是葉赫貝勒布齋和納林布祿的妹妹。
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秋季，孟古哲哲生病，想要見她娘家母親一麵，努爾哈赤派人去通知這事情，納林布祿沒有同意，同年九月孟古哲哲因病去世，皇太極時年12歲。孟古生前的時候，做大福晉時間較短，皇太極當了大汗後，尊奉孟古哲哲為孝慈高皇後。
皇太極自少年起常隨父兄狩獵和征戰，騎射嫻熟。1612年（萬曆四十年），從父出征海西女真烏拉部，克六城。
1616年（後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國（史稱後金），稱大汗，任命次子代善為大貝勒、侄子阿敏為二貝勒、五子莽古爾泰為三貝勒、四貝勒皇太極為四大貝勒。
1618年（天命三年），隨父攻明，獻計襲取撫順（今屬遼寧）。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與諸貝勒率兵大破明軍西路杜鬆部、北路馬林部，與代善破東路劉綎部。不久隨父攻取明開原、鐵嶺，滅葉赫部。
1625年（天命十年），與兄阿巴泰率精騎5000馳援科爾沁，迫使察哈爾蒙古首領林丹汗遠遁。
1626年（天命十一年）農曆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因病去逝。大妃烏拉那拉氏和兩個庶妃殉葬。代善與其子嶽托及薩哈廉，擁皇太極嗣汗位。代善的長子貝勒嶽托和三子貝勒薩哈廉，對諸貝勒大臣說出了擁戴皇太極的原因：“才德冠世，當速繼大位”。由於身為長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眾貝勒乃合詞請上嗣位”，皇太極“辭再三，久之乃許”，被擁舉為大汗。農曆九月一日，皇太極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為天聰元年。
皇太極繼位後，皇太極順應曆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他派人丈量土地，將“各處餘地”歸公，發給民戶耕種，不許旗主、貴族再立莊田。又把原來每13名壯丁編為一莊改為每8名壯丁編為一莊，“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並下令編審壯丁，解放部分奴婢為編民。這些措施，使滿族貴族的特權受到一定製約，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他極力學習漢族文化，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
1632年（天聰六年）農曆正月，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朝政的舊製，改為自己“南麵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繼而尋機削除異已，鏟除了威脅汗位的三大貝勒勢力，使汗權得到鞏固。仿明製，設內三院，六部，“停王貝勒領部院事”，獨主政務。又設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國家機構。集中了汗權，加強了專製統治。
為了擴大兵源，創立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命人在老滿文的基礎上增加圈點，將老滿文改造成新滿文。為了聯絡蒙古和西藏，大力扶植和宣揚喇嘛教。
他決意承襲父誌，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統治。在即位後“邦家未固”時，一方麵對明廷采取議和策略，同時又屢次入關，擄掠漢地大批人畜、財物。
為解除後顧之憂，兩次出兵朝鮮，統一蒙古和黑龍江流域。在鞏固了內部統治，並基本上消除了來自朝鮮和內蒙的威脅後，於1636年（天聰十年）農曆五月，稱帝，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為滿洲。其後將主要兵力用於對明戰爭。
1640年（崇德五年）七月，帶病急援鬆錦之戰，指揮清軍取得鬆錦大捷，生擒洪承疇，殲滅明軍五萬餘人。在降服鬆山、錦州後，清軍占領了除寧遠外的明朝關外全部城鎮。
1642年（崇德七年），再次遣軍入關，連破遠至山東的八十餘城。
1643年（崇德八年）農曆八月初九日，猝死於盛京後宮，年52歲。沈陽昭陵卒諡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後累加諡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沈陽昭陵（北陵）。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由於多次對外掠奪，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采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汗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借機以“禦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至此，四大貝勒，僅剩他和代善兩人。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政務的舊製，改成自己南麵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另外，皇太極仿照明製，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以取代八旗製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三年，建立了由滿漢文人組成的“文館”，職掌“翻譯漢字書籍”，“記注本朝政事”，為皇太極推行漢化運籌帷幄。五年，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十年，又將“文館”擴充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統稱“內三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與敕諭、講經注史、頒布製度等。稍後，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皇太極通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奴隸製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後金社會動蕩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戶”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天聰五年，皇太極頒布《離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拓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奸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製申訴等罪，許奴仆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製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仆爭取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複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鮮，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懮，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入侵朝鮮，迫使朝鮮簽訂《江都和約》。1636年，皇太極又以朝鮮“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沈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采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裏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戶，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係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持和效忠。
為了彌補女真，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斬斷明朝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一方麵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麵，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沈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裏克、伊蘇忒、紮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紮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淩，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複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裏(從沈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年蒙唿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紮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裏，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
曆史評價
《清史稿》評價皇太極：上儀表奇偉，聰睿絕倫，顏如渥丹，嚴寒不栗。長益神勇，善騎射，性耽典籍，谘覽弗倦，仁孝寬惠，廓然有大度。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明政不綱，盜賊憑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戰以剿民命，七致書於明之將帥，屈意請和。明人不量強弱，自亡其國，無足論者。然帝交鄰之道，實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無以異。嗚唿，聖矣哉！
蔡東藩作品提及皇太極：滿洲太宗確係能手，觀其聲東擊西，征服朝鮮，其兵謀不亞乃父。
法國學者格奧賽（renégrousset）評價皇太極：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金庸在《袁崇煥評傳》提及皇太極：皇太極的智謀武略，實是中國曆代帝皇中不可多見的人物，本身的才幹見識，不在劉邦、劉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國曆史家大概因他是滿清皇帝，由於種族偏見，向來沒有給他以應得的極高評價。其實以他的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高瞻遠矚、明斷果決，自唐太宗以後，中國曆朝帝皇沒有幾個能及得上。皇太極的軍事天才雖不及父親，政治才能卻猶有過之。
閻崇年作品描述皇太極：愛新覺羅·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稱為四貝勒。皇太極12歲喪母，20歲帶兵打仗，35歲登極，在位17年，52歲去世，是清朝繼努爾哈赤之後又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閻崇年先生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評價道：皇太極的一生就是四麵開拓的一生，用“鷹揚天下”來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其謀略包括精心謀劃，繼承汗位；一後四妃，籠絡蒙古；鬆錦用兵，精於謀略；設反間計，除袁崇煥等，皇太極心計之深、謀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