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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橫的東齊自顧不暇之際,田榮的西齊根本無法獨自應對超過二十萬秦軍部隊兵分三路的猛烈攻勢。


    一路主要是從趙郡由樓船士部隊運輸渡過河水,然後從西齊北部邊境南下的王離麾下大軍。


    這一支大軍主要是由北疆軍團殘部作為主力,所以對於這一帶地區的地形也算得上是比較熟悉。


    在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當中,王離連下二十餘城,並且與張嘉師麾下兵出三川郡的秦軍中央兵團主力會師,在濟陰一帶與齊軍主力對峙。


    張嘉師麾下的秦軍中央軍團主力,在兵出三川郡之後,迅速攻入了齊國邊境組織起來的防禦線之後,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迅速平定河東郡。


    在進入到齊國故地之後,張嘉師取道濟陰而不是看起來更加易攻難守的一條遠路。


    這一條遠路的核心所在是位於已經被楚國滅亡的魯國故地。


    張嘉師沒有聽從儒學博士叔孫通的建議,取道曲阜一帶然後繼續向臨淄進軍。


    這麽一個建議,張嘉師沒有聽從,並不是說張嘉師對於這些儒學博士有什麽不好的看法,相反,在得到了叔孫通等人的投效之後,張嘉師手底下的文官短缺問題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張嘉師在經曆過這麽長時間的治理國家之後,發現了自己曲解了儒學。


    雖然現在的儒學確實也是不乏一些見識迂腐之輩,但是更多的,張嘉師認為現在的儒家,比起他從後世的認識要有三個方麵的優越點:


    一:現在的儒生講求的是“君子六藝”為主要修課方式,而非後世的那種八股文章。


    君子六藝到底是什麽東西?


    “君子六藝”指禮、樂、射、禦、書、數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六種對於先秦文學影響非常大的六經:謂《易》、《書》、《詩》、《禮》、《樂》、《春秋》。


    在“君子六藝”的說法當中,五禮即:“吉”禮,用於祭祀;“兇“禮,用於喪葬;“軍”禮,用於田獵和軍事;“賓”禮,用於朝見或諸侯之間的往來;“嘉”禮,用於宴會和慶賀。


    六樂即:“雲門”、“大鹹”、“大韶”、“大夏”、“大”、“大武”等古樂名。


    古人認為,音樂具有教化、認知、審美及娛樂等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則是教化。所謂教化,即是對美好心靈品質的培育與提升。心靈的本性應該是從善、從美的,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棄惡從善,使人的心靈從醜惡的邊緣迴歸到真善美。音樂作為人類創造的燦爛文化之一,以其揭示人類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的特殊而又巨大的功能,已成為人類心靈世界的一個伊甸園,也成為實現人類自身價值的途徑。


    五射即:“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白矢即箭穿過鵠的,要用力適當,恰中目標,剛剛露出白色箭頭。參連即先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中的,看上去像是一根箭。剡注即箭射出,箭尾高箭頭低,徐徐行進的樣子。襄尺的襄讀讓,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應退讓一尺。井儀即連中四矢,射在鵠的上的位置,要上下左右排列像個井字。


    這一點也就是說懂得五射的儒生,事實上也就是一個善於射術的武士。


    五禦即駕車的技巧,包括:“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鸞、和都是車上的鈴鐺,車走動時,掛在車上的鈴鐺要響得諧調。逐水曲即駕車經過曲折的水道不致墜入水中。過君表即駕車要能通過豎立的標竿中間的空隙而不碰倒標竿。舞交衢即駕車在交道上旋轉時,要合乎節拍,有如舞蹈。逐禽左即在田獵追逐野獸時,要把獵物驅向左邊,以便坐在車左邊的主人射擊。


    五禦同樣也不例外,因為能夠做到駕馭戰車到這個地步,恐怕就算是沒有經曆過訓練的孔武有力之人,都無法輕鬆完成這種五禦方式。


    六藝中的書,即識字,為基礎課之一。現在流傳下來的“六書”指六種製造漢字的方法,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但是古代並沒有對六書有著比較詳細的解釋,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地官》:“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其中沒有對“六書”詳細的名稱,也沒有對六書的解釋。西漢劉歆《七略》:“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這是對六書最早的解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指的是文字形體結構,轉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


    九數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學校的數學教材。六藝中的數同樣是一門基礎課,蘊含著十分深奧的學問。在古代中國,數學和陰陽風水等“迷信”活動一起,被歸入術數類。它的主要功能除了解決日常的丈量土地、算賬收稅等實際問題,就是要計算天體,推演曆法。


    從以上的內容來看,君子六藝就是一種全麵發展一個人能力的教育方式,哪怕是墨家都無法像儒家那樣,對自己門徒實行這種教導方式。


    而後世的儒生,他們所信奉的是程朱理學。


    但是這種程朱理學,早就飽受質疑:


    明末,湖北人後起儒家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清朝以後,反禁欲命題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靜與虛學,其中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5];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清代戴震認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而且不僅如此,明朝中期還有一個人對程朱理學進行大量的實際性批判,這個人就是王陽明以及他的陽明心學。


    在陽明心學當中,因為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又被稱作左派王學)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學這種“心即理”看法的發展,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的正麵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麵接受的。


    而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贄,徐階,張居正,唐順之。尤其是張居正因為信奉陽明心學,進行了對大明帝國幾乎說是可以力挽狂瀾的改革。要不是因為明神宗的緣故,恐怕張居正的改革將會影響到整個曆史的走向。


    可以說,心學的“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的觀點,在很多方麵而言,就是更加務實的一種儒家學說。


    張嘉師不希望儒家的學說會走上理學的那一條歪路,而大秦帝國的統治鞏固,也不需要這種方式。這就是張嘉師的最根本想法或者是說底線。


    就是因為這些因素,張嘉師命令叔孫通暫時待命,然後等到合適的時間,代皇帝嬴拜祭孔廟以及孟子墓。


    這也是張嘉師對儒生們表示的一種善意信號。


    ……


    張嘉師一直以來都相當敬重孔子,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麵:


    第一個,孔子在中國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這也就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在這個前提下,在孔子的心中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提倡的是“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而且孔子在教育指導方麵,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第二個則是因為孔子提倡的道德觀念,確實是能夠有效的讓國家治理,以及民族水平提升方麵有著足夠的影響力。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係:在個體層麵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26]德道思想體係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係。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製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製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製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


    固然張嘉師本身也不支持孔子本身有些迂腐的想法,但是不得不承認一點,那就是孔子確實是稱得上一聲聖人的稱唿。


    所以在這麽一個前提下,張嘉師讓叔孫通等人在合適的時候代天子拜祭孔廟以及孟子墓的想法,也不是一時之間的心血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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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攻西齊國的三路大軍當中,臧荼麾下的五萬兵馬的推進速度相對更快一些。


    臧荼作為張嘉師諸多老丈人當中,年紀最大以及也算得上是一員能征善戰之智將,臧荼的能力張嘉師都是比較放心的。


    當然,張嘉師有點疑惑的是,自己的正牌嶽父之一的臧衍據說不知所蹤,有可能已經在亂世當中死亡的事情之後,表示很不可思議。


    因為按照臧衍原來的曆史軌跡,對方將會在匈奴當中生活居住很長一段時間。


    也許,現在的臧衍也成為了匈奴人的一員,但是對於自己的這個嶽父,張嘉師的心情有些複雜,因為他確實是自己的嶽父不假,但是對方的行事似乎更加不如臧兒這個被劉邦親自平定的祖父。


    在青玉靈書當中,記載著臧衍的一部分事跡:


    陳叛變時,燕王盧綰派張勝向匈奴散播陳戰敗的消息,避免匈奴派兵增援陳。張勝本想聯同匈奴將陳消滅,但遇見臧衍,他說:“您之所以得到重用,因您通曉匈奴之事。而燕所能夠長久,是因為諸侯屢屢造反。現在您為了燕,想要迅速消滅陳。但陳被消滅了以後,下一個就該輪到燕國了。”張勝同意其話,遂不再返迴燕地,勸說盧綰暗通匈奴。


    在這之後,就沒有了臧衍的消息。


    而對於張嘉師而言,這麽一個事情不是重點了,畢竟現在就算是臧衍站在他的麵前,他也就是會很平靜的尊稱對方一聲丈人。


    至於臧荼之能,有一點能夠很清楚的看得出。


    那就是在劉邦的心中,臧荼的能力並不亞於彭越,要不然也不會如同對付彭越那樣,進行禦駕親征。


    而正如張嘉師所想的那樣,臧荼的這一路從碭郡攻入齊國的部隊,很快就撕開了西齊與楚國的連接通道。


    在這種情況下,楚軍想要對西齊進行支援恐怕還得從琅琊郡一帶的泰山一線取道北上,進入到東齊,然後再繞路對西齊進行支援。


    當然,直接從逐漸廢棄的齊長城地區北上進攻臧荼所部,也許是項羽所希望做的事情。


    而對於臧荼而言,這個不知道在什麽時候修築的長城,就是防禦楚國進入西齊地區的重要防禦手段。


    齊長城到底是在什麽時候開始修築的?這一點眾說紛紜。


    有田氏齊國的齊威王時期開始修築的說法,但是這一點在平陰村銘文出土之後,就宣告錯誤:


    據此銘文所記是指魯襄公十八年齊晉之戰,魯襄公十八年,即周靈王十七年(公元前555年),所指長城即指齊長城,說明此時齊國早已修築有長城。我們又從《管子》:“方五百裏,……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的記載分析,其齊國的地域範圍亦當在春秋中葉以前。


    因春秋晚期齊滅萊、紀諸國,國土疆域已擴大至東海沿崖,當時齊國的疆域已不是方五百裏,而是齊地方二千裏了。此文獻與出土文物銘刻所載互為印證,是證春秋中葉以前齊國已有長城存在。齊國春秋時期所築西部長城,時稱的防或钜防,與戰國時期向東延修的東段長城在性質、用途方麵相比,是否有防或長城的嚴格區別?我們認為春秋所築西部長城,因是土築而成,其工程浩大,世稱钜防,其用途雖有障水之用,但已在堤堰障水設施上加固連接重築,其主要作用已用於戰爭之禦敵,齊長城東西兩段,雖所築時間有別,但用途和功能卻是相同的。


    當然,不要以為齊國修築長城是無用功,而長城本身就有著自己的戰略意義:


    長城是我國古代早期的一項軍事防禦工程,春秋戰國時期為適應諸侯國爭奪戰爭的需要而修築。齊長城的疆域又不限此界,僅以此為守界;即戰時自防守於此,利時又可以以此界進攻盡取它國之地,即所謂能攻易守。這從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曾多次越過長城攻侵它國的實例得以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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