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火啊火——求學
六月底，我高小畢了業，像蠶老上蠶山結繭一樣，要赴“京”趕考了。父親毫不吝嗇地掏五毛錢給我，說是買點吃甚。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父親第一次掏錢給我，每學期的書錢、學費都是父親親自去交的。母親趕緊說：“看你，那又沒有集（鎮），叫娃們上哪去買。”母親在薛崗修過水庫，知道天明寺。於是，她摻玉米麵給我烙了個油涮，還煮了幾個雞蛋。我們三個畢業班，估計有一百多學生，由老師們帶領著，赴天明寺內鄉第五中學參加會考。會考的那幾天，天氣不好，一會陰一會下。害得有些同學還帶上了雨具，舅家的二表姐冬菊，就是帶雨具去的，結果學沒有考上，反倒把雨械弄丟了。我沒雨具帶，少了個累贅，省了個心。第一場考語文，作文題目是《“六一”兒童節日記》。要求內容是寫“六一”，日記體裁。不少同學，沒認真審題，當成兒童節日來寫了，沒了日記的格式，算是跑題了。這一道占六十分的大題，如果考砸了，那可就真的要名落孫山了。我以優異的成績被五中錄取了。錄取通知書是馬老師親自送到家裏的，還向父母親表示祝賀。如果在科舉時代，考上中學，算是過了童子試，當上童生、小秀才了。王店馮營的“紅專”學校，雖說隻相當於高小，可為當時的大隊、小隊培養了不少財會人才，填補了不少空缺。咱營灘的進忠和香梅就在那畢業的，迴鄉成了咱小東營的拴寶和銀環。高小生都有用，何況中學生。因此，全家自然高興了一場。
這內鄉五中，全稱是內鄉縣第五初級中學，所在地在天明寺。雖說是寺，也不知是猴年馬月，前朝哪輩子的事了。早就沒了寺院的影子，隻有一大片建築，占地約有四、五十畝吧。舊時，河南省的省級第幾監獄就設立在此。監獄撤掉後，宛西十三縣土匪司令別廷芳、劉顧三在此辦班，培植他的統治勢力。解放初期，這裏又成了個卷煙廠，當時非常流行的航空牌香煙，就是這兒出品的。但比起馬季先生相聲中的宇宙牌香煙，可差老鼻子了。再後，政府利用這片閑置的設施，為教育事業服務，創辦了有名的內鄉縣五中。它遠離集鎮，離最近的馬山口，至少也有十裏之遙，環境安靜幽雅，遠離鬧市的喧囂。在此開辦學校，不乏是個理想之處。整個大院，分內外兩庭。內庭是原來做監獄用的那一塊。寬厚高大的土圍牆，低下有牢實的地基，用黃土夯製而成。雖經曆了上百年的風風雨雨，可仍然那麽有棱有角，結結實實。上麵加頂蓋瓦，有六七米恁高，就是不架電網，我想罪犯也難以逾越。不可想象，當年是怎樣建造的。牆角上還修築有可俯視院內各個角落的磚木結構的三層炮樓。經過上百年的風吹雨打，仍是堅固無比。高大的門樓一南一北相對峙。南門樓高大雄偉，是五中門麵。配有寬厚的用鉚釘鉚著的兩扇大門，就像舊時城池的門樓一樣。大門外有占地約二十來畝的四方四正的大操場。可供好幾百學生操練之用。北門樓相對矮些，舊時供禮迎上峰之用，也叫禮門。作為學校，已經把其封閉起來，棄之不用。庭內，一條寬敞的石子大路貫通南北，路兩邊高大的榆樹，遮天蔽日。旁邊設有羽毛球場，籃球場。高大寬敞的大禮堂由四排八大基柱支撐著，教堂式的尖形屋頂，用鐵皮包著，上麵設置有風向標。鐵皮上漆著天藍色的油漆，與天渾然一色。大禮堂供學校聚會、典禮、演講、聯歡之用。還有一座波浪式屋頂的小禮堂，是學校的圖書館。裏麵的一道隔牆，把其一分為二，一邊是藏書室，另一邊是閱覽室。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這裏均有收藏，尤其像《紅岩》、《林海雪原》、《烈火金剛》、《紅旗譜》等一大批後來被稱作的紅色經典。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經典散失了不少。甚是可惜。外院是新建的，圍牆矮得多。院內有兩“夥”一廳，和一個一個的小四合院。兩“夥”就是學生的 “大夥”（指學生大食堂）和老師 的“小夥”（指教師小食堂），一廳就是餐廳。總務處設在小四合院裏，剩餘的小四合院為各班的學生集體宿舍。院內有兩口井，井上裝有水車，配有井棚。一口專供兩“夥”用水。一口供洗刷打掃衛生之用。院裏建築錯落有致，大院套小院，院院相扣。校務處，教導處，一前一後並立在內庭。各教研組分列兩廂，布局十分合理。教學區分兩大塊，大的一塊是初一初二的普通教學區。初三畢業班為單另的一小塊，那兒絕對僻靜，為畢業生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男生宿舍按班級區劃，女生宿舍，混班安排在兩個單獨的小院落裏。七十年代，貧困生比較多，幾乎占到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二。他們（包括咱自己）搭不起 大夥，隻有起小灶。學校房屋充足得很，隻不過是柵門柵窗（監獄的牢房嘛）。每個班級都有固定的小灶區。校外在東坡上還設有勞動基地。
六四年秋，學校開學的那一天，我帶上通知書、炊具、餐具、食物和鋪蓋，還有父親許諾過的小木箱，由父親送我到學校。父親拿出一張嶄新的大團結票子，讓我交了學費，報了名。學校有學生夥，向夥上交什麽實物，夥上就發給什麽樣的飯票。白麵、大米是細糧，苞穀麵、高粱麵是粗糧，紅薯及紅薯麵是雜糧。我呢？因為家庭拮據，再加上自己好歹有一年的做飯史了，父親就放心地讓我起了小灶。住的呢？還是集體宿舍。食宿就這樣安頓下來了。
我被編排在六四（二）班，和王店的鳳聯、瑞仙同在一個班，班主任是張奇老師。周生堂、徐文獻、許敬修、王正和、李國華、李連成等老師都任我們的課。第一學期，我就被評上班級的貧困生，每月享受一元錢的助學金。就是這一元錢，我都幾乎上交家裏統一支配，自己很少零用。學校生活是緊張有序的。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要起床，上半個鍾頭的早操，然後集中起來，清點各班上操的人數，安排一天的活動。收操的時候，老是唱一曲《迴故鄉》的歌兒：“太陽紅太陽亮，春風送我迴故鄉，…青山綠水多寬廣…淩雲誌心裏藏……”。接著迴教室上早自習課，教室裏已經點燃了汽油燈，比上高小時的煤油燈，亮堂多了。在出早操的時候，各班級都安排有專人點燈。上完早自習，再吃早飯。這點不像新疆，一起床就吃早飯。上午四節正課，課間有兩操（指體操和眼力保健操）。下午三節正課，然後才是課外活動，打掃衛生。晚飯後還要上四十分鍾的晚自習，最後才就寢熄燈休息。天天如此，周周這般。當時在學生中，流行著一個順口溜：“到了星期一，上課教室裏。過了星期三，作業堆成山。過了星期五，再受一天苦……”反映的是學生生活的艱辛，“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邊苦作舟”，學生嘛，不辛苦點兒咋行？我不但沒有絲毫苦的感覺，也從不言苦，反而覺得生活更加充實了。
學校的學習生活是充實緊張的，可精神生活卻是愉快多彩的。校內不斷地組織些球類比賽，文體小演什麽的，活躍著校園生活。這裏雖然遠離鬧市，可精神生活並不比集鎮差。鎮上的酒廠、鍋廠等國營企業，經常邀請學校的教師籃球隊前去比賽，我們作為啦啦隊也去助威。學校也時不時地邀請人家來聯誼。場內，隊員們你追我趕，我攔你阻，熱烈異常。老師隊員的身態，優美的運球姿勢，準確的投球動作，贏來了我們啦啦隊的陣陣喝彩。體育老師許敬修年輕體壯，抓球、攔球是他的強項。打前鋒沒說的——棒極了。到手的球，有時看著實在被攔截的傳運不過去了，便高叫一聲：“文獻！我投了。”隨著音落，球就飛進了籃子。數學老師徐文獻打後衛，發揮了他個頭兒大，彈跳力強的優勢，球隻要一到他手，那就沒跑兒。有時候根本不用投，隻縱身一跳，不沾籃板，就勢把球扣在了籃裏。至於那遠投的三分球、五分球，都不在話下。英文老師李連成個頭兒小，打側翼，有時候也不“文”了，從人的胳膊底下竄來溜去，靈活至極，我們都稱其為短小精悍的“蹦蹦棗兒”。我們啦啦隊，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不但給學校隊啦啦助威，也給人家啦啦。“五中隊，加油！”“酒廠隊，加油！”的呐喊聲，時常此起彼伏，一浪高似一浪，熱鬧非凡。
原來，內鄉有八所中學，一中就是高中，和二中都設在縣城裏，三中設在張集，四中在楊集，五中天明寺，六中赤眉，七中夏館，八中餘關。三年困難時期，砍掉了四中和八中。這時的天明寺五中，生源極廣。且不說南召縣的小街（地名），鎮平縣的高丘（地名）等外地有學生慕名前來求學。單就內鄉本縣而言，它輻射了灌張、王店、馬山、餘關四個公社。尤其是馬山、餘關兩個公社，有一半地盤都吃在山裏。不有句歇後語，叫山裏保長——管哩寬嘛，意思是山裏的地頭兒寬。我和風聯，瑞仙都是王店公社的學生，來來去去，有時不免走到一塊兒。瑞仙這個以前被分封過的“夫人”，人謂裝愚，自雲守拙。她走路隻管低頭走路，做事隻管埋頭做事，藏拙不語。她老實、姿本的形象總在我的腦海裏若隱若現，悠來晃去，不能廓清。可她卻毫不知情。花落有意，流水無情，真是聊天野地烤火——一麵熱呀。再說進到教室裏，畢竟是一個班的嘛，低頭不見抬頭見，目光碰在一起，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後來，她染上了漆瘙子（一種皮膚疾病），臉腫得像判官一樣，我真有點心疼呢。自己是在憐香惜玉，自作多情啊！
金風送爽，玉露迎秋，我國的第一團蘑菇雲，騰起在祖國大西北的上空。消息傳來，學校的政治氣氛活躍了許多。一天，學校在小禮堂前麵的中心球場上，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傳達貫徹有關精神，當宣布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實驗成功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歡騰。會後還組織了認真地學習討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風趣地說道：“他們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咱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咱們一顆彈炸，可轟得他們的赫魯曉夫下了台！”
話說六五年的元旦，學校舉辦了聯歡晚會。各班級都精心地編排了的文藝節目，派代表隊參加演出。有歌賦，有舞蹈，有小品，有戲曲，豐富多彩。我們六四（二）班代表隊奉獻的是由江登範、於炳書等同學扮演的小品——《糊塗的縣太爺》。畢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上妝表演了舞蹈——《逛新城》。末了，謝場時演員們雙手一攤，還滑稽地續了個“巴紮咳”。師生共同登台，老師朗誦了配樂詩朗誦《沁園春•；雪》，同學們也合唱了《沁園春•；雪》。教師代表隊演出的壓軸大戲——現代歌劇《白毛女》（上半部），把晚會的氣氛推向了高潮。許敬修、徐文獻、王正和、馬茹閣等老師，把劇中的黃世仁、穆仁智、楊白勞、喜兒等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高水準的戲曲節目，受益良多。
六五年秋，我升初二，班主任換成了王子生老師。王老師是剛轉正的民辦老師，他年輕，勁頭足，有魄力。學校購進了柴油發電機，自己發起了電，亮堂堂的日光燈比汽油燈又亮堂了很多，辦學條件大有改善。但學習風氣也有所改變。上麵開始批古、禁古，鞭笞文藝舞台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舞蹁躚的現象。強調的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先行，更得如此，但有過之。因此，使教育受到了“左”的思想幹擾，些微點叛經離道。學校也跟社會上一樣，掀起了群眾性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風潮。各班級都下發了《毛主席著作》的甲種本或乙種本。縣二中在城南關的“紅學”，辦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廖初江、豐富生、黃祖示先進事跡的圖片展覽。學校組織我們前去參觀交流，取經借寶。受到二中師生的熱情接待。這恐怕是我參與的最早的社會活動了。
六六年五月，中央發布了《五一六通知》。給文化革命定調——整反動學術“權威”，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即後來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文化革命的發動做輿論準備。山雨欲來風滿樓，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眼看就要開始了。隨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北京出現，我們學校也出現了零星的鳴放大字報，把矛頭指向了學校領導。每個班級都準備有“文房三寶”（隻缺硯一寶了）。誰要是想寫大字報，連領條都不用打，就隻管領就是了，不用花錢。開始隻有少數學生去領，領來做練字之用，什麽篆體不像，楷體不像，隸書不是，草書亦不是，不倫不類的。隻管龍飛鳳舞的寫啊畫啊。沒法貼上牆的都胡亂一揉扔了，能貼上的就貼上了。就是貼上去的，也是文理不通的有之，錯別字連篇的亦有之。後來就有更多的學生跟著學了，耗費了不少的國家錢財。也荒廢了不少“小闖將”們的青春年華。
六六年春夏之交，河北邢台發生了大地震，房倒屋塌。王灣（地名）下了冷子（即冰雹），麥地變成了麥場，麥稈成了麥秸。天災發生了。緊接著八月，中央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人禍也隨之而來。暑假，上麵趁著學校的空兒，在五中舉辦了馬山、王店、灌張、餘關四個公社的三級幹部學習班，學習《十六條》，發動文化大革命。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停止了，甚至連國家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也停止了。搞的該畢業的不能畢業，該招進來的不能進來。九月份開學，仍是原班人馬，隻不過多了個工作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濃抹重彩地開場了。上頭明確指示，學校停課半天，專搞文化大革命。於是，我們每天隻上半天課，剩下的時間都用到搞大鳴大放寫大字報上了。真是胡鬧，可你不胡鬧不隨大群兒，別人會另眼看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批判鄧（鄧拓）吳（吳晗）廖（廖沫沙）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話》，花裏胡哨。大字報漫天飛，飛遍了學校的每個角落。鳴放開始了，先是給學校領導劃上了鳴放專欄，後來連老師也劃上了。門麵地方是鳴放校長、主任們的專欄，偏僻角落是鳴放老師的（專欄），像 “‘白骨精’張xx的批判專欄”， “‘破鞋’馬xx的批判專欄”，“黑老包劉xx的批判專欄”， “‘大叛徒’劉xx的批判專欄等。這裏炮打這個，那裏炮轟那個，學校的門麵地方，乃至各個角落都被大字報占據了。
十月份的時候，學校來了工作組，指導著學校的工作。新生事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人人都有一雙手，不在學校吃閑飯”。我們班的插隊知青點在馬山公社的華北、庵北等大隊。我們在那兒，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十一月下旬，各班級又選派學生代表——紅衛兵，到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們那兒信息比較置後，派去的紅衛兵接受的檢閱，已是第八次了，毛主席八次就接見了紅衛兵百萬之眾，這是接見的最後一次了。
緊接著，革命的“大串聯”活動開始了。各地都建立了相應的紅衛兵接待站，隻要你是學生，憑著學生證，就可以坐車不搭車費，吃飯不掏飯錢，住宿不拿住宿費。同學們都三五成群兒，五七成夥兒的，隨便扯麵旗子打上，就成串聯隊伍了。沒多長時間，又開始“長征”了。所謂的長征，就是像當年紅軍那樣打著綁腿，腰纏武裝帶徒步走，不坐車，到北京、韶山、井岡山、延安等紅色聖地去串聯。這時候的學校，已經不成為學校了，教學秩序完全陷入了癱瘓的混亂狀態。
到了六七年三月，學校仍是照常開學。一發不可收拾的“長征”串聯活動還在進行著。盡管三令五申，停止長征串聯活動，但有不少的學生，仍然滯留在外。還有不少學生正在“長征”返校途中，到校的為數不多。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返校複課鬧革命。返校是陸續的，複課是句空話，鬧還差不多。為什麽呢？因為教室、圖書館，乃至教研組已經被砸得稀爛，不成樣子了。複課還能複得了嗎？更何況學生們放蕩的心思，還沒有從社會上收迴來呢！
再後，學校裏撤走了工作組，而多了些大大小小的紅衛兵組織。什麽“魯迅戰鬥隊”、“衛東彪戰鬥團”、“雄鷹戰鬥師”，什麽“紅色戰鬥軍”、“造反總司令部”……。又是師又是軍又是司令部的，詞兒越用越大。恐怕隻剩地球、宇宙的詞兒沒用上了。難怪連當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那個組長，心裏都很不平衡，諷刺那些造反派頭頭腦腦說：諸位都是軍呀司令的，都比他這個組長大。這些紅衛兵組織，不學習，整日裏無所事事。隻想著如何如何地整人，怎樣怎樣地擺布，專行揪“黑幫”、橫掃“牛鬼蛇神”之能事，批判“資反”路線（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當時工作組執行的路線指責為資反路線）。
那時候，學校流行著一種新的文藝表演形式叫“三句半”。它是由四個人表演，表演時每人攜一打擊樂器，或鼓或鈸，或鑼或梆。以鑼聲開頭，猴不上竿多敲鑼，拿老師當猴耍。輪到誰說，誰就先擊一下手中的樂器，以示注意。前麵三人各說一句，最後一人隻說滑稽、幽默、風趣的半句。這半句可能是一個字兒，也可能是一個詞兒，一個成語、詞組，或一個濃縮了的短語，可人們就是要聽這半句話。老師成了演員，被四個四個地編成一組，到各個場合巡迴做另類的藝術表演。老師反被出醜、出洋相，倒為學生開心，受人尊敬的教師也非為人師了。
革命革命，連人名也要改。曾幾何時，學校裏興起了“改名風”。班上有一對雙胞胎，哥哥叫繼祖，弟弟叫耀祖。家庭成份屬於“黑五類”，底板不好。造反派牽強附會，硬說他們在“記租、要租”，妄圖複辟變天，勒令其改名。很多同學把自個不鮮淨的名字都改了，什麽“革命”、“造反”啦，什麽“向東”、“紅彪”啦等等。體育老師許敬修的名字犯忌，改成了許反修。校務主任劉滿倉老師，也嫌名字迂腐，改成了紅文。劉主任是個性格開朗，心胸豁達的人，平日裏愛說愛笑，無所顧忌：“要是那陣子（指1949年解放江南），我隨軍下江南，現在也不隻是這個小主任咯！不過也說不定，興許墳頭上的草都換十幾二十茬了”。就這麽一句話，被抖摟了出來。你不是已改名叫紅文了嗎？紅文！洪武就成皇帝朱元璋了，縣官不如現管，皇帝也不沾弦。說他是革命意誌衰退，就無限上綱上線。當時有個把反對關係當成矛盾關係的混蛋邏輯，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為此，造反派專門開了他的批鬥會，劉主任遭到殘酷的人身攻擊。會後老師們私下議論著：“這劉主任平時喜吹愛炮兒的，下江南這事不一定屬真！”“不管屬不屬真，這迴可算瞎貓碰上死老鼠——對上了！”“這是歪嘴騾子換了個驢——吃嘴上虧了！”……
語文教研組的骨幹，學科帶頭人謝繼民老師，他寫過一本叫《綠葉讚》的書，已經由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前在咱那，曾被譽為陶鑄《鬆樹的風格》的姊妹篇、兄弟章，風靡一時。一篇在頌揚鬆樹的高尚風格，一篇在讚揚綠葉扶花的崇高情操。可就是這樣一本好書。造反派們不欣賞這個，也欣賞不了。竟被稱之為一株封資修的“大毒草”。書成了大毒草，書的作者可倒了大黴了。說其思想反動，不讚紅葉讚綠葉，不頌紅的頌綠的。謝老師被當成“牛鬼蛇神”給揪了出來，行動沒了自由，住室也被人監視。整日裏被揪鬥啊，遊街啊，見天如此，受到殘酷的迫害。每次揪遊迴來，臉上的瘀青，總黑一塊紫一塊的，清秀的臉成了大花臉，白襯衣也花花搭搭的，成了“花”襯衣。雖然身受迫害，可信念堅定，始終不改背向。謝老師總指著他那“花”襯衣給人說：“大家瞅著，都不要忘記這！”有一次，被揪鬥得性起，他直喊：“我找劉主席，要找少奇！”越喊越遭到瘋狂的“迴報”。街遊完了，再搞批鬥，反正折騰得不得安生。每次遊鬥結束，謝老師都要到校醫張克大夫那，或是塗抹點紅汞、紫藥水，或是包紮包紮。
要開謝老師的批鬥會了。會場設在南院的籃球場上，大六月天，火辣辣的大太陽底下，場四周被“雲水怒，風雷急”、“千鈞棒，萬裏埃”、“無罪，有理”等各種標語糊了個嚴嚴實實，一派殺氣騰騰的勢頭。主席台設在一排高大的楊樹前，一張辦公桌，桌上搭了塊紅布，上麵安放著一台擴音器和一架麥克風。樹跟前還摞著高桌子。桌子上方的樹幹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麵貼著“批鬥‘三反’分子謝繼民的大會”的字樣，“繼民”兩個字還倒懸著。懸掛在樹上的高音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長，幹革命靠……”已經被折騰得非常憔悴的謝老師，胸前掛了個一米見方的大牌子，牌子上寫著謝老師的名字，名字上還打了個大紅叉，像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李玉和一樣被拉上來了。造反派們都在表現自己，見到了謝老師，像貓聞到了腥氣似的，“打倒謝繼民！”“打倒‘三反’分子謝繼民！”“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吼叫聲此起彼伏，把一個個跳梁小醜的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把謝老師推上高桌，把他緊緊地拴勒在樹上，拴勒好後把桌子抽去，謝老師就懸掛在樹上，坐上“飛機”了。這些人也真會想點子整人。墊場過了，和往常的批鬥慣例一樣，先集體齊誦一段語錄，邊誦邊揮舞著拳頭：“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後，批鬥就開始動真格了。一個頭目口沫橫飛，指著謝老師首先發問：“哎，你為什麽要寫壞書，啊？蠱惑革命師生，反對毛澤東思想！受何人指使？要老實坦白。”謝老師幹咳了一聲，忙解釋道：“no，no、no，沒有反對，就點違背。”頭腦們的問話，暗示謝老師讓禍水上流，引火上燒，指向學校領導。對謝老師的迴答，自然一百個不滿意了。又一個聲音高叫著：“為何，為何？嗯！是不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思想何其反動。”謝老師接著迴答：“no，no、 no。反靜，反、靜！俺也要進步。”謝老師風趣的答非所問，使造反派惱羞成怒。“你真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啊！”另一個頭目歇斯底裏地叫囂著。照著謝老師的軟肋上就是一棒，疼的謝老師，眉頭一皺牙關一咬。隨即臉上被抽了一樹條子。謝老師就任憑怎樣，也不吭聲了。“任憑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謝老師已身陷囹圄，能如此鎮定自若，實在令人欽佩。造反派要發瘋了，他們看是水潑不進，刀槍不入了，就沒頭沒腦地抽打著身著短袖襯衣的謝老師，條子的抽打雨點般的落在他的身上、臉上。謝老師一不走二不躲，哦！被捆綁在樹上呢，沒法走，也躲不開呀！須臾，謝老師臉上汗涔涔下，出現了片片瘀青，血水斑斑；身上汗涔涔下，襯衣緊貼在皮膚上，顯露出道道的血水印兒。
啊？他倆呀。後來，謝老師被定了現行反革命的罪，判了刑，被押送到農場服刑改造，直到撥亂反正時才得到平反。平反後，謝老師重新修訂，再版了他的《綠葉讚》。不久，他被調進了地區的作家協會。劉主任雖還是個主任，可已不在是校務處的小主任，成了地區教育處教研組的大主任了。八十年代初，教育上有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在地區召開。年逾花甲的謝老師，應邀出現在會議開幕式的主席台上，與主持會議的劉主任並肩坐在一起。倆時不時地傾過身子，小聲地拍上幾句，彼此都笑容滿麵。晚上的歡迎宴會上，專家學者們答謝敬酒。東道主劉主任高興地迎上前去，與謝老師，不，與謝會長舉手碰杯，痛快地一幹見底。
學校生活已經非學校生活了，校外上街遊行，搞大辯論，校內學習毛主席語錄，開批鬥會，學校生活僅此而已。各紅衛兵組織，政令不一，各有各的行動，他們內部問題齟齬，起了生澀（彼此間不和，好像鐵
六月底，我高小畢了業，像蠶老上蠶山結繭一樣，要赴“京”趕考了。父親毫不吝嗇地掏五毛錢給我，說是買點吃甚。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父親第一次掏錢給我，每學期的書錢、學費都是父親親自去交的。母親趕緊說：“看你，那又沒有集（鎮），叫娃們上哪去買。”母親在薛崗修過水庫，知道天明寺。於是，她摻玉米麵給我烙了個油涮，還煮了幾個雞蛋。我們三個畢業班，估計有一百多學生，由老師們帶領著，赴天明寺內鄉第五中學參加會考。會考的那幾天，天氣不好，一會陰一會下。害得有些同學還帶上了雨具，舅家的二表姐冬菊，就是帶雨具去的，結果學沒有考上，反倒把雨械弄丟了。我沒雨具帶，少了個累贅，省了個心。第一場考語文，作文題目是《“六一”兒童節日記》。要求內容是寫“六一”，日記體裁。不少同學，沒認真審題，當成兒童節日來寫了，沒了日記的格式，算是跑題了。這一道占六十分的大題，如果考砸了，那可就真的要名落孫山了。我以優異的成績被五中錄取了。錄取通知書是馬老師親自送到家裏的，還向父母親表示祝賀。如果在科舉時代，考上中學，算是過了童子試，當上童生、小秀才了。王店馮營的“紅專”學校，雖說隻相當於高小，可為當時的大隊、小隊培養了不少財會人才，填補了不少空缺。咱營灘的進忠和香梅就在那畢業的，迴鄉成了咱小東營的拴寶和銀環。高小生都有用，何況中學生。因此，全家自然高興了一場。
這內鄉五中，全稱是內鄉縣第五初級中學，所在地在天明寺。雖說是寺，也不知是猴年馬月，前朝哪輩子的事了。早就沒了寺院的影子，隻有一大片建築，占地約有四、五十畝吧。舊時，河南省的省級第幾監獄就設立在此。監獄撤掉後，宛西十三縣土匪司令別廷芳、劉顧三在此辦班，培植他的統治勢力。解放初期，這裏又成了個卷煙廠，當時非常流行的航空牌香煙，就是這兒出品的。但比起馬季先生相聲中的宇宙牌香煙，可差老鼻子了。再後，政府利用這片閑置的設施，為教育事業服務，創辦了有名的內鄉縣五中。它遠離集鎮，離最近的馬山口，至少也有十裏之遙，環境安靜幽雅，遠離鬧市的喧囂。在此開辦學校，不乏是個理想之處。整個大院，分內外兩庭。內庭是原來做監獄用的那一塊。寬厚高大的土圍牆，低下有牢實的地基，用黃土夯製而成。雖經曆了上百年的風風雨雨，可仍然那麽有棱有角，結結實實。上麵加頂蓋瓦，有六七米恁高，就是不架電網，我想罪犯也難以逾越。不可想象，當年是怎樣建造的。牆角上還修築有可俯視院內各個角落的磚木結構的三層炮樓。經過上百年的風吹雨打，仍是堅固無比。高大的門樓一南一北相對峙。南門樓高大雄偉，是五中門麵。配有寬厚的用鉚釘鉚著的兩扇大門，就像舊時城池的門樓一樣。大門外有占地約二十來畝的四方四正的大操場。可供好幾百學生操練之用。北門樓相對矮些，舊時供禮迎上峰之用，也叫禮門。作為學校，已經把其封閉起來，棄之不用。庭內，一條寬敞的石子大路貫通南北，路兩邊高大的榆樹，遮天蔽日。旁邊設有羽毛球場，籃球場。高大寬敞的大禮堂由四排八大基柱支撐著，教堂式的尖形屋頂，用鐵皮包著，上麵設置有風向標。鐵皮上漆著天藍色的油漆，與天渾然一色。大禮堂供學校聚會、典禮、演講、聯歡之用。還有一座波浪式屋頂的小禮堂，是學校的圖書館。裏麵的一道隔牆，把其一分為二，一邊是藏書室，另一邊是閱覽室。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這裏均有收藏，尤其像《紅岩》、《林海雪原》、《烈火金剛》、《紅旗譜》等一大批後來被稱作的紅色經典。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經典散失了不少。甚是可惜。外院是新建的，圍牆矮得多。院內有兩“夥”一廳，和一個一個的小四合院。兩“夥”就是學生的 “大夥”（指學生大食堂）和老師 的“小夥”（指教師小食堂），一廳就是餐廳。總務處設在小四合院裏，剩餘的小四合院為各班的學生集體宿舍。院內有兩口井，井上裝有水車，配有井棚。一口專供兩“夥”用水。一口供洗刷打掃衛生之用。院裏建築錯落有致，大院套小院，院院相扣。校務處，教導處，一前一後並立在內庭。各教研組分列兩廂，布局十分合理。教學區分兩大塊，大的一塊是初一初二的普通教學區。初三畢業班為單另的一小塊，那兒絕對僻靜，為畢業生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男生宿舍按班級區劃，女生宿舍，混班安排在兩個單獨的小院落裏。七十年代，貧困生比較多，幾乎占到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二。他們（包括咱自己）搭不起 大夥，隻有起小灶。學校房屋充足得很，隻不過是柵門柵窗（監獄的牢房嘛）。每個班級都有固定的小灶區。校外在東坡上還設有勞動基地。
六四年秋，學校開學的那一天，我帶上通知書、炊具、餐具、食物和鋪蓋，還有父親許諾過的小木箱，由父親送我到學校。父親拿出一張嶄新的大團結票子，讓我交了學費，報了名。學校有學生夥，向夥上交什麽實物，夥上就發給什麽樣的飯票。白麵、大米是細糧，苞穀麵、高粱麵是粗糧，紅薯及紅薯麵是雜糧。我呢？因為家庭拮據，再加上自己好歹有一年的做飯史了，父親就放心地讓我起了小灶。住的呢？還是集體宿舍。食宿就這樣安頓下來了。
我被編排在六四（二）班，和王店的鳳聯、瑞仙同在一個班，班主任是張奇老師。周生堂、徐文獻、許敬修、王正和、李國華、李連成等老師都任我們的課。第一學期，我就被評上班級的貧困生，每月享受一元錢的助學金。就是這一元錢，我都幾乎上交家裏統一支配，自己很少零用。學校生活是緊張有序的。早上，天蒙蒙亮，就得要起床，上半個鍾頭的早操，然後集中起來，清點各班上操的人數，安排一天的活動。收操的時候，老是唱一曲《迴故鄉》的歌兒：“太陽紅太陽亮，春風送我迴故鄉，…青山綠水多寬廣…淩雲誌心裏藏……”。接著迴教室上早自習課，教室裏已經點燃了汽油燈，比上高小時的煤油燈，亮堂多了。在出早操的時候，各班級都安排有專人點燈。上完早自習，再吃早飯。這點不像新疆，一起床就吃早飯。上午四節正課，課間有兩操（指體操和眼力保健操）。下午三節正課，然後才是課外活動，打掃衛生。晚飯後還要上四十分鍾的晚自習，最後才就寢熄燈休息。天天如此，周周這般。當時在學生中，流行著一個順口溜：“到了星期一，上課教室裏。過了星期三，作業堆成山。過了星期五，再受一天苦……”反映的是學生生活的艱辛，“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邊苦作舟”，學生嘛，不辛苦點兒咋行？我不但沒有絲毫苦的感覺，也從不言苦，反而覺得生活更加充實了。
學校的學習生活是充實緊張的，可精神生活卻是愉快多彩的。校內不斷地組織些球類比賽，文體小演什麽的，活躍著校園生活。這裏雖然遠離鬧市，可精神生活並不比集鎮差。鎮上的酒廠、鍋廠等國營企業，經常邀請學校的教師籃球隊前去比賽，我們作為啦啦隊也去助威。學校也時不時地邀請人家來聯誼。場內，隊員們你追我趕，我攔你阻，熱烈異常。老師隊員的身態，優美的運球姿勢，準確的投球動作，贏來了我們啦啦隊的陣陣喝彩。體育老師許敬修年輕體壯，抓球、攔球是他的強項。打前鋒沒說的——棒極了。到手的球，有時看著實在被攔截的傳運不過去了，便高叫一聲：“文獻！我投了。”隨著音落，球就飛進了籃子。數學老師徐文獻打後衛，發揮了他個頭兒大，彈跳力強的優勢，球隻要一到他手，那就沒跑兒。有時候根本不用投，隻縱身一跳，不沾籃板，就勢把球扣在了籃裏。至於那遠投的三分球、五分球，都不在話下。英文老師李連成個頭兒小，打側翼，有時候也不“文”了，從人的胳膊底下竄來溜去，靈活至極，我們都稱其為短小精悍的“蹦蹦棗兒”。我們啦啦隊，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不但給學校隊啦啦助威，也給人家啦啦。“五中隊，加油！”“酒廠隊，加油！”的呐喊聲，時常此起彼伏，一浪高似一浪，熱鬧非凡。
原來，內鄉有八所中學，一中就是高中，和二中都設在縣城裏，三中設在張集，四中在楊集，五中天明寺，六中赤眉，七中夏館，八中餘關。三年困難時期，砍掉了四中和八中。這時的天明寺五中，生源極廣。且不說南召縣的小街（地名），鎮平縣的高丘（地名）等外地有學生慕名前來求學。單就內鄉本縣而言，它輻射了灌張、王店、馬山、餘關四個公社。尤其是馬山、餘關兩個公社，有一半地盤都吃在山裏。不有句歇後語，叫山裏保長——管哩寬嘛，意思是山裏的地頭兒寬。我和風聯，瑞仙都是王店公社的學生，來來去去，有時不免走到一塊兒。瑞仙這個以前被分封過的“夫人”，人謂裝愚，自雲守拙。她走路隻管低頭走路，做事隻管埋頭做事，藏拙不語。她老實、姿本的形象總在我的腦海裏若隱若現，悠來晃去，不能廓清。可她卻毫不知情。花落有意，流水無情，真是聊天野地烤火——一麵熱呀。再說進到教室裏，畢竟是一個班的嘛，低頭不見抬頭見，目光碰在一起，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後來，她染上了漆瘙子（一種皮膚疾病），臉腫得像判官一樣，我真有點心疼呢。自己是在憐香惜玉，自作多情啊！
金風送爽，玉露迎秋，我國的第一團蘑菇雲，騰起在祖國大西北的上空。消息傳來，學校的政治氣氛活躍了許多。一天，學校在小禮堂前麵的中心球場上，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傳達貫徹有關精神，當宣布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實驗成功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歡騰。會後還組織了認真地學習討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風趣地說道：“他們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咱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咱們一顆彈炸，可轟得他們的赫魯曉夫下了台！”
話說六五年的元旦，學校舉辦了聯歡晚會。各班級都精心地編排了的文藝節目，派代表隊參加演出。有歌賦，有舞蹈，有小品，有戲曲，豐富多彩。我們六四（二）班代表隊奉獻的是由江登範、於炳書等同學扮演的小品——《糊塗的縣太爺》。畢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上妝表演了舞蹈——《逛新城》。末了，謝場時演員們雙手一攤，還滑稽地續了個“巴紮咳”。師生共同登台，老師朗誦了配樂詩朗誦《沁園春•；雪》，同學們也合唱了《沁園春•；雪》。教師代表隊演出的壓軸大戲——現代歌劇《白毛女》（上半部），把晚會的氣氛推向了高潮。許敬修、徐文獻、王正和、馬茹閣等老師，把劇中的黃世仁、穆仁智、楊白勞、喜兒等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高水準的戲曲節目，受益良多。
六五年秋，我升初二，班主任換成了王子生老師。王老師是剛轉正的民辦老師，他年輕，勁頭足，有魄力。學校購進了柴油發電機，自己發起了電，亮堂堂的日光燈比汽油燈又亮堂了很多，辦學條件大有改善。但學習風氣也有所改變。上麵開始批古、禁古，鞭笞文藝舞台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舞蹁躚的現象。強調的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先行，更得如此，但有過之。因此，使教育受到了“左”的思想幹擾，些微點叛經離道。學校也跟社會上一樣，掀起了群眾性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風潮。各班級都下發了《毛主席著作》的甲種本或乙種本。縣二中在城南關的“紅學”，辦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廖初江、豐富生、黃祖示先進事跡的圖片展覽。學校組織我們前去參觀交流，取經借寶。受到二中師生的熱情接待。這恐怕是我參與的最早的社會活動了。
六六年五月，中央發布了《五一六通知》。給文化革命定調——整反動學術“權威”，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即後來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文化革命的發動做輿論準備。山雨欲來風滿樓，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眼看就要開始了。隨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北京出現，我們學校也出現了零星的鳴放大字報，把矛頭指向了學校領導。每個班級都準備有“文房三寶”（隻缺硯一寶了）。誰要是想寫大字報，連領條都不用打，就隻管領就是了，不用花錢。開始隻有少數學生去領，領來做練字之用，什麽篆體不像，楷體不像，隸書不是，草書亦不是，不倫不類的。隻管龍飛鳳舞的寫啊畫啊。沒法貼上牆的都胡亂一揉扔了，能貼上的就貼上了。就是貼上去的，也是文理不通的有之，錯別字連篇的亦有之。後來就有更多的學生跟著學了，耗費了不少的國家錢財。也荒廢了不少“小闖將”們的青春年華。
六六年春夏之交，河北邢台發生了大地震，房倒屋塌。王灣（地名）下了冷子（即冰雹），麥地變成了麥場，麥稈成了麥秸。天災發生了。緊接著八月，中央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人禍也隨之而來。暑假，上麵趁著學校的空兒，在五中舉辦了馬山、王店、灌張、餘關四個公社的三級幹部學習班，學習《十六條》，發動文化大革命。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停止了，甚至連國家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也停止了。搞的該畢業的不能畢業，該招進來的不能進來。九月份開學，仍是原班人馬，隻不過多了個工作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濃抹重彩地開場了。上頭明確指示，學校停課半天，專搞文化大革命。於是，我們每天隻上半天課，剩下的時間都用到搞大鳴大放寫大字報上了。真是胡鬧，可你不胡鬧不隨大群兒，別人會另眼看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批判鄧（鄧拓）吳（吳晗）廖（廖沫沙）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話》，花裏胡哨。大字報漫天飛，飛遍了學校的每個角落。鳴放開始了，先是給學校領導劃上了鳴放專欄，後來連老師也劃上了。門麵地方是鳴放校長、主任們的專欄，偏僻角落是鳴放老師的（專欄），像 “‘白骨精’張xx的批判專欄”， “‘破鞋’馬xx的批判專欄”，“黑老包劉xx的批判專欄”， “‘大叛徒’劉xx的批判專欄等。這裏炮打這個，那裏炮轟那個，學校的門麵地方，乃至各個角落都被大字報占據了。
十月份的時候，學校來了工作組，指導著學校的工作。新生事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人人都有一雙手，不在學校吃閑飯”。我們班的插隊知青點在馬山公社的華北、庵北等大隊。我們在那兒，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十一月下旬，各班級又選派學生代表——紅衛兵，到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們那兒信息比較置後，派去的紅衛兵接受的檢閱，已是第八次了，毛主席八次就接見了紅衛兵百萬之眾，這是接見的最後一次了。
緊接著，革命的“大串聯”活動開始了。各地都建立了相應的紅衛兵接待站，隻要你是學生，憑著學生證，就可以坐車不搭車費，吃飯不掏飯錢，住宿不拿住宿費。同學們都三五成群兒，五七成夥兒的，隨便扯麵旗子打上，就成串聯隊伍了。沒多長時間，又開始“長征”了。所謂的長征，就是像當年紅軍那樣打著綁腿，腰纏武裝帶徒步走，不坐車，到北京、韶山、井岡山、延安等紅色聖地去串聯。這時候的學校，已經不成為學校了，教學秩序完全陷入了癱瘓的混亂狀態。
到了六七年三月，學校仍是照常開學。一發不可收拾的“長征”串聯活動還在進行著。盡管三令五申，停止長征串聯活動，但有不少的學生，仍然滯留在外。還有不少學生正在“長征”返校途中，到校的為數不多。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返校複課鬧革命。返校是陸續的，複課是句空話，鬧還差不多。為什麽呢？因為教室、圖書館，乃至教研組已經被砸得稀爛，不成樣子了。複課還能複得了嗎？更何況學生們放蕩的心思，還沒有從社會上收迴來呢！
再後，學校裏撤走了工作組，而多了些大大小小的紅衛兵組織。什麽“魯迅戰鬥隊”、“衛東彪戰鬥團”、“雄鷹戰鬥師”，什麽“紅色戰鬥軍”、“造反總司令部”……。又是師又是軍又是司令部的，詞兒越用越大。恐怕隻剩地球、宇宙的詞兒沒用上了。難怪連當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那個組長，心裏都很不平衡，諷刺那些造反派頭頭腦腦說：諸位都是軍呀司令的，都比他這個組長大。這些紅衛兵組織，不學習，整日裏無所事事。隻想著如何如何地整人，怎樣怎樣地擺布，專行揪“黑幫”、橫掃“牛鬼蛇神”之能事，批判“資反”路線（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當時工作組執行的路線指責為資反路線）。
那時候，學校流行著一種新的文藝表演形式叫“三句半”。它是由四個人表演，表演時每人攜一打擊樂器，或鼓或鈸，或鑼或梆。以鑼聲開頭，猴不上竿多敲鑼，拿老師當猴耍。輪到誰說，誰就先擊一下手中的樂器，以示注意。前麵三人各說一句，最後一人隻說滑稽、幽默、風趣的半句。這半句可能是一個字兒，也可能是一個詞兒，一個成語、詞組，或一個濃縮了的短語，可人們就是要聽這半句話。老師成了演員，被四個四個地編成一組，到各個場合巡迴做另類的藝術表演。老師反被出醜、出洋相，倒為學生開心，受人尊敬的教師也非為人師了。
革命革命，連人名也要改。曾幾何時，學校裏興起了“改名風”。班上有一對雙胞胎，哥哥叫繼祖，弟弟叫耀祖。家庭成份屬於“黑五類”，底板不好。造反派牽強附會，硬說他們在“記租、要租”，妄圖複辟變天，勒令其改名。很多同學把自個不鮮淨的名字都改了，什麽“革命”、“造反”啦，什麽“向東”、“紅彪”啦等等。體育老師許敬修的名字犯忌，改成了許反修。校務主任劉滿倉老師，也嫌名字迂腐，改成了紅文。劉主任是個性格開朗，心胸豁達的人，平日裏愛說愛笑，無所顧忌：“要是那陣子（指1949年解放江南），我隨軍下江南，現在也不隻是這個小主任咯！不過也說不定，興許墳頭上的草都換十幾二十茬了”。就這麽一句話，被抖摟了出來。你不是已改名叫紅文了嗎？紅文！洪武就成皇帝朱元璋了，縣官不如現管，皇帝也不沾弦。說他是革命意誌衰退，就無限上綱上線。當時有個把反對關係當成矛盾關係的混蛋邏輯，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為此，造反派專門開了他的批鬥會，劉主任遭到殘酷的人身攻擊。會後老師們私下議論著：“這劉主任平時喜吹愛炮兒的，下江南這事不一定屬真！”“不管屬不屬真，這迴可算瞎貓碰上死老鼠——對上了！”“這是歪嘴騾子換了個驢——吃嘴上虧了！”……
語文教研組的骨幹，學科帶頭人謝繼民老師，他寫過一本叫《綠葉讚》的書，已經由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前在咱那，曾被譽為陶鑄《鬆樹的風格》的姊妹篇、兄弟章，風靡一時。一篇在頌揚鬆樹的高尚風格，一篇在讚揚綠葉扶花的崇高情操。可就是這樣一本好書。造反派們不欣賞這個，也欣賞不了。竟被稱之為一株封資修的“大毒草”。書成了大毒草，書的作者可倒了大黴了。說其思想反動，不讚紅葉讚綠葉，不頌紅的頌綠的。謝老師被當成“牛鬼蛇神”給揪了出來，行動沒了自由，住室也被人監視。整日裏被揪鬥啊，遊街啊，見天如此，受到殘酷的迫害。每次揪遊迴來，臉上的瘀青，總黑一塊紫一塊的，清秀的臉成了大花臉，白襯衣也花花搭搭的，成了“花”襯衣。雖然身受迫害，可信念堅定，始終不改背向。謝老師總指著他那“花”襯衣給人說：“大家瞅著，都不要忘記這！”有一次，被揪鬥得性起，他直喊：“我找劉主席，要找少奇！”越喊越遭到瘋狂的“迴報”。街遊完了，再搞批鬥，反正折騰得不得安生。每次遊鬥結束，謝老師都要到校醫張克大夫那，或是塗抹點紅汞、紫藥水，或是包紮包紮。
要開謝老師的批鬥會了。會場設在南院的籃球場上，大六月天，火辣辣的大太陽底下，場四周被“雲水怒，風雷急”、“千鈞棒，萬裏埃”、“無罪，有理”等各種標語糊了個嚴嚴實實，一派殺氣騰騰的勢頭。主席台設在一排高大的楊樹前，一張辦公桌，桌上搭了塊紅布，上麵安放著一台擴音器和一架麥克風。樹跟前還摞著高桌子。桌子上方的樹幹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麵貼著“批鬥‘三反’分子謝繼民的大會”的字樣，“繼民”兩個字還倒懸著。懸掛在樹上的高音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長，幹革命靠……”已經被折騰得非常憔悴的謝老師，胸前掛了個一米見方的大牌子，牌子上寫著謝老師的名字，名字上還打了個大紅叉，像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李玉和一樣被拉上來了。造反派們都在表現自己，見到了謝老師，像貓聞到了腥氣似的，“打倒謝繼民！”“打倒‘三反’分子謝繼民！”“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吼叫聲此起彼伏，把一個個跳梁小醜的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把謝老師推上高桌，把他緊緊地拴勒在樹上，拴勒好後把桌子抽去，謝老師就懸掛在樹上，坐上“飛機”了。這些人也真會想點子整人。墊場過了，和往常的批鬥慣例一樣，先集體齊誦一段語錄，邊誦邊揮舞著拳頭：“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後，批鬥就開始動真格了。一個頭目口沫橫飛，指著謝老師首先發問：“哎，你為什麽要寫壞書，啊？蠱惑革命師生，反對毛澤東思想！受何人指使？要老實坦白。”謝老師幹咳了一聲，忙解釋道：“no，no、no，沒有反對，就點違背。”頭腦們的問話，暗示謝老師讓禍水上流，引火上燒，指向學校領導。對謝老師的迴答，自然一百個不滿意了。又一個聲音高叫著：“為何，為何？嗯！是不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思想何其反動。”謝老師接著迴答：“no，no、 no。反靜，反、靜！俺也要進步。”謝老師風趣的答非所問，使造反派惱羞成怒。“你真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啊！”另一個頭目歇斯底裏地叫囂著。照著謝老師的軟肋上就是一棒，疼的謝老師，眉頭一皺牙關一咬。隨即臉上被抽了一樹條子。謝老師就任憑怎樣，也不吭聲了。“任憑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謝老師已身陷囹圄，能如此鎮定自若，實在令人欽佩。造反派要發瘋了，他們看是水潑不進，刀槍不入了，就沒頭沒腦地抽打著身著短袖襯衣的謝老師，條子的抽打雨點般的落在他的身上、臉上。謝老師一不走二不躲，哦！被捆綁在樹上呢，沒法走，也躲不開呀！須臾，謝老師臉上汗涔涔下，出現了片片瘀青，血水斑斑；身上汗涔涔下，襯衣緊貼在皮膚上，顯露出道道的血水印兒。
啊？他倆呀。後來，謝老師被定了現行反革命的罪，判了刑，被押送到農場服刑改造，直到撥亂反正時才得到平反。平反後，謝老師重新修訂，再版了他的《綠葉讚》。不久，他被調進了地區的作家協會。劉主任雖還是個主任，可已不在是校務處的小主任，成了地區教育處教研組的大主任了。八十年代初，教育上有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在地區召開。年逾花甲的謝老師，應邀出現在會議開幕式的主席台上，與主持會議的劉主任並肩坐在一起。倆時不時地傾過身子，小聲地拍上幾句，彼此都笑容滿麵。晚上的歡迎宴會上，專家學者們答謝敬酒。東道主劉主任高興地迎上前去，與謝老師，不，與謝會長舉手碰杯，痛快地一幹見底。
學校生活已經非學校生活了，校外上街遊行，搞大辯論，校內學習毛主席語錄，開批鬥會，學校生活僅此而已。各紅衛兵組織，政令不一，各有各的行動，他們內部問題齟齬，起了生澀（彼此間不和，好像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