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標題：因為隻能點到為止，所以廢了不少稿子。
………………………………………………
1921年3月22日，星期二，小雨。
我們的袁大師一手拿著一支雪茄，另一隻手插在藍色天鵝絨吸煙服的口袋裏麵，佇立在自己書房窗前欣賞著外麵的雨景。
在這個年頭，西方紳士們的服飾還是有點複雜。單說最正式的大禮服的話，就有晨禮服和晚禮服之分。
這兩種禮服都是有長長後擺的燕尾服，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上下身是否同色同色，晚禮服基本都是全黑色的。而晨禮服最醒目的特征就是在於它的黑色上衣與深灰色條紋褲子的搭配。
晨禮服曾經是歐洲上流階層出席英國ascot賽馬場金杯賽時的服裝，因此也被稱為“賽馬禮服”。後來晨禮服被視做白天參加慶典、星期日的教堂禮拜以及婚禮活動的正規禮服。
看二十世紀初的老照片，那些政要留下的照片大都穿著晨禮服，天冷的話外麵還穿著名為柴斯特外套的禮服大衣。一心想要“托亞入歐”的小日本倒是把晨禮服保留了下來，哪怕一百年後日本政府官員的正裝就是晨禮服。
雖說如今的第一晚禮服仍然是燕尾服，但是無尾的tuxedo也開始大行其道，尤其是不像自己英國表兄那麽守舊的美國人，就非常喜歡這種更加方便的禮服。
tuxedo suit實際上就是由袁大師現在身著的吸煙服升格而來，後來幾乎完全取代燕尾服成了標準禮服和正式晚宴套裝。
而吸煙服仍然是一種紳士們的室內裝束，一般來說麵料是絲綢和天鵝絨，以應對不同的季節。
所以對紳士來說，衣食住行那都是學問。袁燕倏要不是帶著大師球係統，還得專門向人請教來著。
不過他並不是因為像某些真-高等華人那樣全身心地認同西方文化，才這麽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西方紳士。恰恰相反，作為一個穿越者他才不覺得西方那一套有什麽優越性而言。
我們的袁大師可是一個很有“工匠精神”的男人。他既然決定了要當公知祖宗，那麽做戲就要做全套，讓自己的徒子徒孫們知道“紳士”這玩意僅僅靠奧特萊斯(outlets)和海淘是當不了的……
好吧，這隻是他給自己找的借口，他老人家單純喜歡耍帥而已。
“姑爺，你的客人來了。”
聽到蓮姐的招唿聲，袁燕倏把雪茄暗滅在煙灰缸裏，轉過身來就看到打扮得很有此時ol味道的艾索爾-摩曼小姐走了進來。
“歡迎你，摩曼小姐。”我們的袁大師語氣有些冷淡，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和昨晚那個花花公子的吊樣根本就是判若兩人。
他這副做派也讓摩曼小姐愣了一下，臉上的笑容收斂了幾分道：“謝謝，膩……嗯，袁先生。”
“蓮姐，你先出去吧。”
“是的……”女傭兼監軍看了一眼新來的女秘書道，“姑爺。”
袁燕倏在心裏麵歎了一口氣，明明自己能理直氣壯地養外室，為什麽總感到有些心虛呢？
這個習慣很不好，一定要改！
自己應該向沃倫-哈丁大統領學習，就在白宮裏麵和情婦偷……那個會麵。
“袁先生，我該做些什麽？”摩曼小姐看袁大師一直不吭聲，隻好自己開口發問了。
那麽這個小妞兒能幹嘛呢？
實際上，有了大師球係統的袁燕倏那就根本用不著什麽速記員了。他剛得到這個破係統的時候，腦子沒有轉過彎來，還自己“劈劈啪啪”地把《socialism》的改編版本打了出來。
可恨這個破係統居然也不提醒他，讓他差點得了腱鞘炎和網球肘。要知道這可是整整五百頁的大作啊。
袁燕倏打量了她一下，一指書桌旁的位子道：“摩曼小姐，你的老本行——速記員啊。”
“哦……”摩曼小姐聞聽此言，臉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就這些嗎？”
我們的袁大師見此情形，歎了一口氣道：“摩曼小姐，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音樂理想的女孩紙。別著急，我會給你提供機會的。不過現在麽……”
“你就當好你的速記員吧。”
“嗯，我明白。”摩曼小姐點點頭，乖巧地坐到了書桌旁，拿起了桌上的拍紙簿和鉛筆。
“那我們就開始吧。”袁燕倏重新點燃了雪茄，沉吟了一下道，“題目就是，新經濟政策……那個冒號，市場經濟在蘇俄的勝利……勝利之前再加個‘暫時’吧……”
這並不是他興之所至才寫的文章，而是來自《美國經濟評論（aer）》這本雜誌的約稿。而這本創刊於1911年的經濟學雜誌正是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專屬刊物。
實際上，美國經濟學會要到1923年才正式成立，成為一家真正的非營利組織（ngo）。不過從1885年開始，在前麵提到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的組織之下，一批美國經濟學家已經有了這麽一個業餘時間聚會的俱樂部。
他們還發行了自己的刊物，不過《aer》隻是非正式刊物。1963年，《美國經濟評論》改版成為《經濟摘要季刊》，後於1969年再發展成為《經濟文獻雜誌》（jel），這才成為學會正式出版物。
1921年3月發生了一件振動經濟學界的大事，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
赤色北極熊的新經濟政策為什麽會引發經濟學界的偌大反響呢？
很簡單，這個問題能上綱上線到紅旗究竟能打多久！
眾所周知，馬叔和恩叔認為私有製正是資本主義的罪惡之源，必須予以消滅。那麽私有製一旦消失，在未來社會商品生產也應消除，價值關係必將消失。
沒有了價值關係，商品交換就不能自發完成。不過不要緊，社會可以十分簡單直接地計劃生產、計劃分配。這就是計劃經濟理論的淵源。
在這種產品經濟觀支配下，就出現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可以立即全麵實現“一個國家=一個工廠”的設想，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可以按照預先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來進行。
馬叔恩叔自然是具有開創性的、前瞻性的、預見性的天才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不過他們畢竟是十九世紀的人物兒，也都未親眼看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提出的有關未來社會的設想隻是一種預測，在考察商品貨幣關係問題時往往帶有一般的推論性質。
原本列寧同誌當然是認同這種推論的，但是自十月革命到1921年這四年以來的執政讓他意識到商品貨幣關係問題並沒有那麽簡單，要完全消滅私有製，消滅價值關係似乎也不能一蹴而就，於是就有了新經濟政策。
實際上，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計劃經濟有著某種先天上的不足。
對於這件事情就連布爾什維克內部對此就有相當大的分歧，隻不過目前列寧同誌威望太高，暫時壓住了而已。等他死後，這兩派……好吧，蘇共內部各個山頭還要做過一場。
簡要一點說吧，鋼鐵同誌和布哈林為首的中央派鬥倒了托洛斯基和季諾也維夫的托季聯盟（也稱為新反對派）。最後鋼鐵同誌又幹掉了堅持新經濟政策的“大叛徒”布哈林。
在此之後，鋼鐵同誌就開始“大轉變”政策，不但廢除了新經濟政策，而且也改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蘇聯社會主義不可逆轉地走向了鋼鐵同誌體製。
在蘇俄之外的經濟學界左右兩派本來就對於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爭論不休，新經濟政策的出現就好比沸騰的油鍋裏麵加了一瓢涼水，讓這場爭論進入了高潮。
而我們的袁大師恰在此時拋出了《socialism》，這頓時就引起了經濟學界的注意。（筆者注：史實大致如此，當然略有誇張。）
當然啦，因為這年頭沒有ups和聯邦快遞，也沒有各種“通”。所以目前還隻是一部分美利堅經濟學家們知道他的名字和這本書，這部分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是紐約附近的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喬治-華盛頓大學裏麵的學者。寄給歐洲那票人的書和信件還在路上呢。
“袁先生？袁先生！”
記下了標題的摩曼小姐等了半天，卻看見她的boss呆呆地站在窗前，足足十幾分鍾的時間一動也不動，不由得開口唿喚了起來。
“啊？！”袁燕倏這才從沉思之中迴過神來，轉過頭有些不快地道，“摩曼小姐，請等等。我還在thinking……”
這件事情也不由得他不thinking啊。
當然啦，他不是在考慮這篇文章該怎麽寫。作為一位新古典自由主義大師，這也沒什麽好考慮的。他自然是要幸災樂禍地嘲諷一下布爾什維克和列寧同誌，因為他們終於知道計劃經濟是一條不歸路，不得不引入市場機製來著。
但是！但是！！但是！！！這篇文章一發表，他可就算是正式地得罪了全世界的共運分子了，也意味他正式地踏上反動學閥這條不歸路，還正式地宣告他肯定是當不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了。
《socialism》還可以說是一本學術著作，不過《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在蘇俄的‘暫時’勝利》那就是指名道姓地懟人啊。
就算日後他有機會從右派變成左派，這篇必定會實名發表的文章都是他的一大黑點。
要知道，他懟的還不止是革命導師，“蘇共頭號思想家（布哈林）”，連鐵人大叔一塊都懟進去了。因為鋼鐵同誌體製連新經濟政策都容不下，何況什麽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
哎呀，這要是把這幾位得罪的太狠，老子會不會像“砸碎全世界反revolution頭顱的革命巨鎬”那樣被人用冰鎬來開個瓢呢？
此事不可不thinking啊！
thinking到這裏，袁燕倏那真是欲哭無淚，忍不住就曼聲吟道：“苟……”
“皮卡皮卡。”
“大師球，這句詩是引用不是抄襲啊！你用得著皮卡皮卡嗎？”
“宿主，這句詩是禁句，你就理解一下吧。”
我們的袁大師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疲倦地走到書桌旁，一屁股坐了下來，自暴自棄地道：“摩曼小姐，你聽到好了……”
“《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在蘇俄的‘暫時’勝利》是袁燕倏先生在192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當時西方世界對於蘇俄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了解也不過是一鱗半爪。而袁先生以他強大的推理能力，深厚的經濟學功底以及他獨有的宏大曆史觀，洞見了蘇俄新經濟政策的來龍去脈和主要手段。讓西方經濟學界第一次見識到了袁先生在經濟學上的才華。
這篇文章甫一發表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光文章標題就觸怒了很多左派經濟學家。而且他當時已經發表了博士論文《socialism》裏麵也對社會主義頗多指摘，這也讓他成了東方經濟學家們的共同敵人。
他在文中指出的最為關鍵之處便是，雖然蘇俄當局認識到了計劃經濟有著先天上的缺陷，不得不引入市場經濟作為補充。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體製和今後外部的國際局勢，外加俄羅斯長期實行集權體製的曆史因素，這三者決定新經濟政策必將失敗，蘇俄必將會走向更加嚴格且嚴厲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製。這不是為蘇共領導人意誌為轉移。
現在我們這些後人當然知道他說的沒錯，在斯大林上台之後便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他集中一切力量片麵發展重工業，用高積累與剝奪農民的辦法保證工業化所需的資金。
不過在當時很多人斥之為奇談怪論，認為他是在嘩眾取寵，故意抹黑蘇俄和蘇共。
可是這篇文章卻引起了列寧本人的注意，據說他曾經要求他的同誌們好好讀一下‘那個中國人的文章’，並且告誡說‘如果這個中國人的預言成真，那麽總有一天農民會讓我們去見他媽的鬼的。’。（注釋1）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列寧的說法並不正確。鋼鐵同誌還有一種做法，那就是在農民讓他們去見他媽的鬼之前就把農民變成他媽的鬼……”
——節選自哈耶克的《袁燕倏係列文章評述》
……………………
注釋1：1922年11月底列寧和副財政人民委員弗拉基米羅夫在交談中，說過“我們現在有兩個最重要的領域。第一個是商業，這就是學會經商，為的是首先同農村，農民結合。不這樣做有一天農民會讓我們去見他媽的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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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22日，星期二，小雨。
我們的袁大師一手拿著一支雪茄，另一隻手插在藍色天鵝絨吸煙服的口袋裏麵，佇立在自己書房窗前欣賞著外麵的雨景。
在這個年頭，西方紳士們的服飾還是有點複雜。單說最正式的大禮服的話，就有晨禮服和晚禮服之分。
這兩種禮服都是有長長後擺的燕尾服，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上下身是否同色同色，晚禮服基本都是全黑色的。而晨禮服最醒目的特征就是在於它的黑色上衣與深灰色條紋褲子的搭配。
晨禮服曾經是歐洲上流階層出席英國ascot賽馬場金杯賽時的服裝，因此也被稱為“賽馬禮服”。後來晨禮服被視做白天參加慶典、星期日的教堂禮拜以及婚禮活動的正規禮服。
看二十世紀初的老照片，那些政要留下的照片大都穿著晨禮服，天冷的話外麵還穿著名為柴斯特外套的禮服大衣。一心想要“托亞入歐”的小日本倒是把晨禮服保留了下來，哪怕一百年後日本政府官員的正裝就是晨禮服。
雖說如今的第一晚禮服仍然是燕尾服，但是無尾的tuxedo也開始大行其道，尤其是不像自己英國表兄那麽守舊的美國人，就非常喜歡這種更加方便的禮服。
tuxedo suit實際上就是由袁大師現在身著的吸煙服升格而來，後來幾乎完全取代燕尾服成了標準禮服和正式晚宴套裝。
而吸煙服仍然是一種紳士們的室內裝束，一般來說麵料是絲綢和天鵝絨，以應對不同的季節。
所以對紳士來說，衣食住行那都是學問。袁燕倏要不是帶著大師球係統，還得專門向人請教來著。
不過他並不是因為像某些真-高等華人那樣全身心地認同西方文化，才這麽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西方紳士。恰恰相反，作為一個穿越者他才不覺得西方那一套有什麽優越性而言。
我們的袁大師可是一個很有“工匠精神”的男人。他既然決定了要當公知祖宗，那麽做戲就要做全套，讓自己的徒子徒孫們知道“紳士”這玩意僅僅靠奧特萊斯(outlets)和海淘是當不了的……
好吧，這隻是他給自己找的借口，他老人家單純喜歡耍帥而已。
“姑爺，你的客人來了。”
聽到蓮姐的招唿聲，袁燕倏把雪茄暗滅在煙灰缸裏，轉過身來就看到打扮得很有此時ol味道的艾索爾-摩曼小姐走了進來。
“歡迎你，摩曼小姐。”我們的袁大師語氣有些冷淡，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和昨晚那個花花公子的吊樣根本就是判若兩人。
他這副做派也讓摩曼小姐愣了一下，臉上的笑容收斂了幾分道：“謝謝，膩……嗯，袁先生。”
“蓮姐，你先出去吧。”
“是的……”女傭兼監軍看了一眼新來的女秘書道，“姑爺。”
袁燕倏在心裏麵歎了一口氣，明明自己能理直氣壯地養外室，為什麽總感到有些心虛呢？
這個習慣很不好，一定要改！
自己應該向沃倫-哈丁大統領學習，就在白宮裏麵和情婦偷……那個會麵。
“袁先生，我該做些什麽？”摩曼小姐看袁大師一直不吭聲，隻好自己開口發問了。
那麽這個小妞兒能幹嘛呢？
實際上，有了大師球係統的袁燕倏那就根本用不著什麽速記員了。他剛得到這個破係統的時候，腦子沒有轉過彎來，還自己“劈劈啪啪”地把《socialism》的改編版本打了出來。
可恨這個破係統居然也不提醒他，讓他差點得了腱鞘炎和網球肘。要知道這可是整整五百頁的大作啊。
袁燕倏打量了她一下，一指書桌旁的位子道：“摩曼小姐，你的老本行——速記員啊。”
“哦……”摩曼小姐聞聽此言，臉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就這些嗎？”
我們的袁大師見此情形，歎了一口氣道：“摩曼小姐，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音樂理想的女孩紙。別著急，我會給你提供機會的。不過現在麽……”
“你就當好你的速記員吧。”
“嗯，我明白。”摩曼小姐點點頭，乖巧地坐到了書桌旁，拿起了桌上的拍紙簿和鉛筆。
“那我們就開始吧。”袁燕倏重新點燃了雪茄，沉吟了一下道，“題目就是，新經濟政策……那個冒號，市場經濟在蘇俄的勝利……勝利之前再加個‘暫時’吧……”
這並不是他興之所至才寫的文章，而是來自《美國經濟評論（aer）》這本雜誌的約稿。而這本創刊於1911年的經濟學雜誌正是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專屬刊物。
實際上，美國經濟學會要到1923年才正式成立，成為一家真正的非營利組織（ngo）。不過從1885年開始，在前麵提到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的組織之下，一批美國經濟學家已經有了這麽一個業餘時間聚會的俱樂部。
他們還發行了自己的刊物，不過《aer》隻是非正式刊物。1963年，《美國經濟評論》改版成為《經濟摘要季刊》，後於1969年再發展成為《經濟文獻雜誌》（jel），這才成為學會正式出版物。
1921年3月發生了一件振動經濟學界的大事，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
赤色北極熊的新經濟政策為什麽會引發經濟學界的偌大反響呢？
很簡單，這個問題能上綱上線到紅旗究竟能打多久！
眾所周知，馬叔和恩叔認為私有製正是資本主義的罪惡之源，必須予以消滅。那麽私有製一旦消失，在未來社會商品生產也應消除，價值關係必將消失。
沒有了價值關係，商品交換就不能自發完成。不過不要緊，社會可以十分簡單直接地計劃生產、計劃分配。這就是計劃經濟理論的淵源。
在這種產品經濟觀支配下，就出現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可以立即全麵實現“一個國家=一個工廠”的設想，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可以按照預先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來進行。
馬叔恩叔自然是具有開創性的、前瞻性的、預見性的天才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不過他們畢竟是十九世紀的人物兒，也都未親眼看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提出的有關未來社會的設想隻是一種預測，在考察商品貨幣關係問題時往往帶有一般的推論性質。
原本列寧同誌當然是認同這種推論的，但是自十月革命到1921年這四年以來的執政讓他意識到商品貨幣關係問題並沒有那麽簡單，要完全消滅私有製，消滅價值關係似乎也不能一蹴而就，於是就有了新經濟政策。
實際上，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計劃經濟有著某種先天上的不足。
對於這件事情就連布爾什維克內部對此就有相當大的分歧，隻不過目前列寧同誌威望太高，暫時壓住了而已。等他死後，這兩派……好吧，蘇共內部各個山頭還要做過一場。
簡要一點說吧，鋼鐵同誌和布哈林為首的中央派鬥倒了托洛斯基和季諾也維夫的托季聯盟（也稱為新反對派）。最後鋼鐵同誌又幹掉了堅持新經濟政策的“大叛徒”布哈林。
在此之後，鋼鐵同誌就開始“大轉變”政策，不但廢除了新經濟政策，而且也改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蘇聯社會主義不可逆轉地走向了鋼鐵同誌體製。
在蘇俄之外的經濟學界左右兩派本來就對於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爭論不休，新經濟政策的出現就好比沸騰的油鍋裏麵加了一瓢涼水，讓這場爭論進入了高潮。
而我們的袁大師恰在此時拋出了《socialism》，這頓時就引起了經濟學界的注意。（筆者注：史實大致如此，當然略有誇張。）
當然啦，因為這年頭沒有ups和聯邦快遞，也沒有各種“通”。所以目前還隻是一部分美利堅經濟學家們知道他的名字和這本書，這部分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是紐約附近的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喬治-華盛頓大學裏麵的學者。寄給歐洲那票人的書和信件還在路上呢。
“袁先生？袁先生！”
記下了標題的摩曼小姐等了半天，卻看見她的boss呆呆地站在窗前，足足十幾分鍾的時間一動也不動，不由得開口唿喚了起來。
“啊？！”袁燕倏這才從沉思之中迴過神來，轉過頭有些不快地道，“摩曼小姐，請等等。我還在thinking……”
這件事情也不由得他不thinking啊。
當然啦，他不是在考慮這篇文章該怎麽寫。作為一位新古典自由主義大師，這也沒什麽好考慮的。他自然是要幸災樂禍地嘲諷一下布爾什維克和列寧同誌，因為他們終於知道計劃經濟是一條不歸路，不得不引入市場機製來著。
但是！但是！！但是！！！這篇文章一發表，他可就算是正式地得罪了全世界的共運分子了，也意味他正式地踏上反動學閥這條不歸路，還正式地宣告他肯定是當不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了。
《socialism》還可以說是一本學術著作，不過《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在蘇俄的‘暫時’勝利》那就是指名道姓地懟人啊。
就算日後他有機會從右派變成左派，這篇必定會實名發表的文章都是他的一大黑點。
要知道，他懟的還不止是革命導師，“蘇共頭號思想家（布哈林）”，連鐵人大叔一塊都懟進去了。因為鋼鐵同誌體製連新經濟政策都容不下，何況什麽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
哎呀，這要是把這幾位得罪的太狠，老子會不會像“砸碎全世界反revolution頭顱的革命巨鎬”那樣被人用冰鎬來開個瓢呢？
此事不可不thinking啊！
thinking到這裏，袁燕倏那真是欲哭無淚，忍不住就曼聲吟道：“苟……”
“皮卡皮卡。”
“大師球，這句詩是引用不是抄襲啊！你用得著皮卡皮卡嗎？”
“宿主，這句詩是禁句，你就理解一下吧。”
我們的袁大師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疲倦地走到書桌旁，一屁股坐了下來，自暴自棄地道：“摩曼小姐，你聽到好了……”
“《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在蘇俄的‘暫時’勝利》是袁燕倏先生在192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當時西方世界對於蘇俄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了解也不過是一鱗半爪。而袁先生以他強大的推理能力，深厚的經濟學功底以及他獨有的宏大曆史觀，洞見了蘇俄新經濟政策的來龍去脈和主要手段。讓西方經濟學界第一次見識到了袁先生在經濟學上的才華。
這篇文章甫一發表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光文章標題就觸怒了很多左派經濟學家。而且他當時已經發表了博士論文《socialism》裏麵也對社會主義頗多指摘，這也讓他成了東方經濟學家們的共同敵人。
他在文中指出的最為關鍵之處便是，雖然蘇俄當局認識到了計劃經濟有著先天上的缺陷，不得不引入市場經濟作為補充。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體製和今後外部的國際局勢，外加俄羅斯長期實行集權體製的曆史因素，這三者決定新經濟政策必將失敗，蘇俄必將會走向更加嚴格且嚴厲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製。這不是為蘇共領導人意誌為轉移。
現在我們這些後人當然知道他說的沒錯，在斯大林上台之後便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他集中一切力量片麵發展重工業，用高積累與剝奪農民的辦法保證工業化所需的資金。
不過在當時很多人斥之為奇談怪論，認為他是在嘩眾取寵，故意抹黑蘇俄和蘇共。
可是這篇文章卻引起了列寧本人的注意，據說他曾經要求他的同誌們好好讀一下‘那個中國人的文章’，並且告誡說‘如果這個中國人的預言成真，那麽總有一天農民會讓我們去見他媽的鬼的。’。（注釋1）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列寧的說法並不正確。鋼鐵同誌還有一種做法，那就是在農民讓他們去見他媽的鬼之前就把農民變成他媽的鬼……”
——節選自哈耶克的《袁燕倏係列文章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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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1922年11月底列寧和副財政人民委員弗拉基米羅夫在交談中，說過“我們現在有兩個最重要的領域。第一個是商業，這就是學會經商，為的是首先同農村，農民結合。不這樣做有一天農民會讓我們去見他媽的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