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伐遼東,铩羽而歸。


    李世民需要正式開始思考和布局,後貞觀時代的國家大事。


    他再一次體悟貞觀之風,進諫納諫的繁華似錦,輝煌燦爛的大唐盛世,他也開始撥亂反正。


    否定自己,再超越自己。


    李世民下了一道詔令,讓魏征的妻子和兒子,從長安動身,覲見自己。


    已經有很久,他沒有這種發自內心的渴望了,這種永不滿足,求賢求知若渴的狀態,已很久不曾出現過了。


    征遼之後,李世民和魏征和解。


    或者,魏征並非鷗鷺忘機,而是心懷機心,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用其長,容其短,不正是自己這一路走來,標榜的執政風格嗎?


    李世民除了親自在迴歸的路上召見魏征的妻子,以示對貞觀一朝風采的懷念外,他還下令,讓人重新將魏征墓前,那塊自己下令推倒的墓碑,再一次樹立起來。


    那是李世民親自書寫,親自製作的碑文。


    那曾經代表了一個時代,也代表了一種永遠不應該逝去的風格。


    即使已逝,即使隻剩追憶,即使不能再複現,那也要成為一種標杆,永遠屹立在魏征的墓前,也矗立在曆史的書頁之上。


    事實上,李世民後期之風,和貞觀之初,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


    除了對於進諫越來越難以心平氣和地容忍和接受外,李世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往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方向,一路狂奔。


    貞觀十八年,李世民一朝的風氣,在魏征已逝之後,已和貞觀之初大不相同。


    李世民曾經召集大臣們,虛心地向他們說:“夫人臣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


    但李世民得到了一個或者可以稱為喜,同時又可以稱為憂的迴答。


    長孫無忌,李世績等大臣都異口同聲地說:“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


    人誰無過,人誰無失、


    但到這個時候,李世民最親近的人,已經沒有人願意和他說說心裏話,或者是犯顏直諫,忤逆龍鱗了。


    大臣們,已不是昔日的大臣,而李世民,或者也不再是貞觀之初的李世民了。


    天子皇帝,蒼天以下,唯此一人,久在其位,大概心理上都會發生一些或多或少不近人情之處,或是早已飄浮在空中,自認神聖了。


    但劉洎站了出來。


    或者,當時的大臣,也隻有他願意說幾句可能惹火李世民的話了,但劉洎似乎也遠比當年的魏征,他講話更有藝術性和委婉度。


    他說的話,可能惹火李世民,但卻絕對不會惹怒李世民。


    劉洎振振有辭地說:“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麵加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也。”


    李世民心中大動,發自內心地說: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可見,到此之時,李世民已由“導人以諫”,至“悅人以諫”,再到“難於納諫”,最後已到“抗拒進諫”的轉變了。


    對於進諫的四段式,李世民一朝的大臣,和他一路走來,心中通透,完全能掌握李世民的心意。


    因而,到貞觀十八年,李世民就基本上很難聽到真心話,了解到最真實的情況了。


    李世民已經逐漸脫離實際,也可能不再實事求是了。


    而一旦脫離了根基,就隻能進化為純粹的政客,很難說會成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


    李世民死於貞觀二十三年,這或者是國家的幸運,也是李世民個人的幸運,如果他再活二十年,說不定,曆史之上,會出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李世民。


    天有陰陽,人也有兩麵,誰能例外?


    但存在即是合理。


    聖人無情,皇帝更無情,治理國家,或者根本就不需要小兒女的真情實感,而是需要站在一種更高的層次,更多的角度,去平衡支協調這世界各種關係。


    但皇帝的個人為政風格,始終還是要和大臣們協調,國家才可以穩步發展。


    李世民在某個時間段,展示出一種完全不同的作風。


    他久居帝位,本人又文武全才,慢慢地就養成了一種習慣。


    喜歡引古論今,和群臣強辯事非。


    劉洎獻上了一篇宏文,洋洋灑灑反對了李世民這種,多才多藝反被所累的壞處。


    “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揚對;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


    明確指出了李世民之失。


    李世民虛心納諫,“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或者,劉洎讓李世民想起了魏征,他想給李治留下這個遺產,或者,劉洎也可以成為李治一朝,一柄剛正不阿的正義之劍。


    劉洎或者是,但有人不想讓這把劍存在,剛而易折,白而易染。


    李治這個皇太子,是長孫無忌著力推舉,他絕不容許自己的自留地裏,出現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是人就有弱點,劉洎當然一樣也有。


    正如李世民曾經客觀地評價劉洎說:“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可見,雖然李世民非常看重劉洎,用他為宰相,但對於他的弱點,未免有些擔心。


    因為,貴為當朝宰輔,劉洎似乎還有是非對錯之分,或者說他具有的私人的主觀感情,可能壓倒了政治的正確。


    劉洎是一個真實的人,但可能不是一個適合搞政治權謀的政客。


    這種性格,或者說是有追求的人,一旦碰上精於權術,善於陰謀的政治家,大概率是沒有還手之力的。


    劉洎很快走到他人生的最高點,也是他最輝煌的時刻。


    但高處不勝寒,盛極而衰,卻是大為可惜的事。


    貞觀十八年,李世民征伐高句麗,皇太子李治於定州監國。


    李世民命令劉洎和馬周輔佐李治,在分別之時,李世民殷殷囑咐劉洎說:“我今遠征,使卿翼輔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


    劉洎以天下為己任,心中存有為李世民分憂之心,他心無掛礙,口無遮攔地說:“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


    劉洎此言,權臣之意過重,大有天下之大,隻要有利於社稷,就可以為所欲為。


    李世民久經政壇,老於政事,心中大有不爽,便直言點醒劉洎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


    這是李世民對劉洎最後的勸告,也是期許。


    但該來的還是要來的。


    貞觀十九年,李世民征伐遼東歸來,在營州休整了一段時間。


    太子李治立即從定州飛奔北上,以迎接李世民的歸來。


    貞觀十九年,十月二十一。


    李世民展示出他一代王者和強者的風範,親自率領三千鐵騎,雄赳赳,氣昂昂地進入臨榆關,和李治相見。


    此次見麵,和上次定州一別,已曆六個多月,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李世民當日和李治分別之時,曾經有過一個約定,就是不見麵,不易袍的豪言壯語。


    李世民曾經指著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對李治說:“俟見汝,乃易此袍耳。”


    也許,當日在李世民心中,早就做好了速戰速決的打算。


    在遼東時,即使在大熱天,汗流浹背之時,他也不曾脫下過此袍,到秋天時分,外袍早就經風吹日曬,破弊不堪了,左右大臣,也請求更換此袍,卻被李世民拒絕。


    “軍士衣多弊,吾獨禦新衣,可乎?”


    至十月份,地見到李治之後,李世民才兌現了當初的諾言,更換了新衣。


    但想來李世民當時心境,應該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此次征遼,雖然失敗,但作為一代戰略大家的李世民,在心中應該已經構思了下一步討伐的方案。


    思路決定出路。


    高句麗必須從這個世界上被抹去。


    李世民高屋建瓴,對於軍隊和將士們在高句麗所得的私有財產,主要是合法搶錢搶糧搶女人時,占有的人口,李世民展示了難得的同情。


    這部分人口的總數,達到了驚人的一萬四千人,本來他們已經注定終身為奴,子子孫孫也隻能世代為奴。


    但李世民給了他們一個重新做人,成為自由人的機會。


    他讓官府出錢,按照市場價值為每個人估價,給予他們的主人,同等的錢財和布帛。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恩典,重獲新生的高句麗人歡欣鼓舞。


    當李世民車駕達到幽州時,高句麗之民,齊聚幽州,拜舞唿號,宛轉投地,歌功頌德,塵埃漲天。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十一月二十二,在李治的陪同下,李世民抵達定州。


    然後,李世民取道河東道的並州(太原),那是李唐的龍興之地,也是他夢想開始的地方。


    但人是鐵,總會生鏽,李世民終於老了,他生病了。


    十二月初七,他的癰病發作,隻能乘坐步輦而行,這本身是一個小病,經過太醫精心的治療和修養,十天之後,就已經痊愈了。


    小小之病,不過是虛驚一場。


    但這個小病,卻要了一個大臣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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