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走狗的下場，古今同例。
有利用價值時，主人會丟幾根骨頭，搖尾擺首，也能得到幾聲虛假的讚揚，但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就會棄之若敝履。
劉武周的失勢，從兩件事情上顯現出來。
一是在李唐和劉武周戰爭的後期，處羅可汗甚至派了一千多名士兵，協助唐軍的行動。
雖然他們出工不出力，並且在戰爭結束之後，順便在太原城中大肆擄掠了數不清的美女，但他們的出現，對於劉武周一方的震撼，遠遠大過於他們在戰場之上的左衝右突。
這件事情似乎表明突厥和李淵達成了某種暫時性的妥協或聯盟，或者說是一種交易。
從事後來看，應該是李淵對於楊政道的流亡政府，采取了某種程度的認可，甚至臣服，而作為迴報，突厥承諾讓劉武周下台，或是讓他徹底消亡。
劉武周感到不妙，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突厥政策的轉變，讓劉武周沒有選擇，在宋金剛被李世民擊潰之後，他沒有做任何抵抗，直接放棄太原城，一路北逃。
劉武周途中經過馬邑，那是他的大本營，也是他起家之所，但他卻不能在當地重整旗鼓。
顯然，他收到了處羅可汗的命令，讓他繼續北返。
一朝失敗，立成喪家之犬，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他痛心疾首地對馬邑留守，他的妹夫苑君璋說：“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他們馬不停蹄，倉皇北上，逃到突厥。
突厥趁勢接管了石嶺關（在今忻州）以北原劉武周的全部屬地，他們不再需要一個失勢失敗失去希望的漢人可汗。
但突厥的國策一樣信奉以漢製漢。
他們重新扶植了苑君璋做了大行台，依照隋製，開府授官，成為隋王楊政道屬下的重臣。
北逃突厥的劉武周和寧宋金，並剛不甘心在突厥過上一無所有的軟禁生活，他們期待東山再起。
兩個人前後出逃南歸，但人為刀俎，喪家之犬，終是迎來宿命，他們被突厥追斬。
而突厥人支持下的楊政道的流亡政府，似乎迎來了曙光。
要想成為一個可以真正抗衡唐朝的大國，楊政道的流亡政府，就必須南移。
太原就是一個理想的複國基地。
於是，處羅可汗組織了一次計劃縝密，規模空前的進攻。
時機選擇非常好。
正好是李唐傾全國之力，和王世充在洛陽進行慘烈的攻防戰的時候，處羅顯示出自己超卓的政治藝術和能力。
他和王世充結援，並且直接動員突厥所能影響的力量，讓烽火再一次在中原大地燃燒。
於是，王世充在洛陽城下，拖住李世民的主力，竇建德也拋棄成見，和王世充結盟，擬定了二強瓜分天下的計劃。
這讓李唐王朝經受了建國以來，最殘酷最危險的大戰，生死存亡，勝敗一線，即使天縱之才李世民，也贏得僥幸。
更重要的是，處羅可汗是真的下了血本，也動了真格。
他動員如日中天的突厥國家機器，兵分四路，全力南下侵唐。
處羅組成了最龐大，最可怕的反唐聯盟，這個聯盟紙麵上的實力，足以讓李唐國祚覆亡。
這是李唐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是龍是蟲，是曇花一現，還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在此一戰。
處羅可汗的四道，大體上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四條主線。
最西線由莫賀咄設（以後的頡利可汗）從涼州（甘肅武威）沿烏蘭道東行，梁師都從延州（今延安）南下，這二路直奔長安。
東線也有二條道路，一是沿並州南下，這基本就是李淵從太原進入關中的路線，由處羅可汗親自率領，是四路人馬之中的核心主力。
另一條是從幽州（今北京），西進河東，和處羅可汗在山西相會。
這意味著突厥已經將竇建德和王世充的力量，融匯統一於自己的帳下。
四道並進，聚首長安，當時李唐全國的軍隊都被拖於洛陽堅城之下，處羅似乎已經穩操勝算。
更讓唐朝雪上加霜的是，外患剛起，內憂也生。
軍事上的壓力，顯而易見，處羅可汗同時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準備策反並州總管李仲文，治所在太原。
李仲文有一個敏感的身份，他是李密的叔叔。
他也是元老派，早年跟隨李淵的第三個女兒平陽公主在戶縣起兵，在李淵入關時，和平陽公主一起歸順李淵。
他成名於河東。
在李元吉和裴寂被劉武周殺得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整個河東基本全部淪陷時，他守衛的浩州（今山西汾陽）堅挺不屈，獨抗強敵。
李世民擊潰劉武周之後，留他主政太原。
突厥人準備策反他，他們使用反間計，李仲文的屬下，也向朝廷告密說他準備引突厥攻唐。
當日情勢，投靠突厥，引敵攻唐，是可能的選擇。
事實上，楊政道的複辟政權，是名正言順的楊隋正統，加上有突厥的加持，王世充、竇建德都是當世梟雄，以當日事勢而論，李淵的處境，已是危乎殆哉。
李世民也深知其中原委，當塵埃落定，楊政道最終歸唐之後，在突厥投降的胡人中有一個傳言說“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皇後者。”
但李世民卻淡定地說：“天下未定，突厥方強，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定，既往之罪，何須問也。”
顯然，在李唐國內，當時確實存在大批的楊隋舊臣，準備重新站隊。
並且從李世民不願意大肆追究來看，恐怕怕想重新站隊的人數，絕對為數不少，可能還涉及到李唐的高層。
如果深入追究，甚至可能將引發政治上大的動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時間可以治愈一切，大局已定之下，這種難得糊塗的為政方式，也是一種高深的智慧。
李唐王朝內部，或者有很多高層想轉向投靠楊政道的複辟政權，但槍打出頭鳥，李仲文的謀反，卻被李淵定了案。
李淵的反應非常迅速。
太子李建成駐守蒲阪，以防備突厥進擊長安，說明李淵以將防線定在了黃河邊上，已經做好太原淪陷的準備。
李仲文的並州總管府被臨時撤銷，他本人也被征召入朝，反狀明白無誤，李仲文最終被問斬於長安。
雖然多年之後，突厥國內傳出這隻是李淵中了反間計，但曆史長河，滾滾東去，個人的得失成敗，生死榮辱，隻是滄海一粟而已。
李唐危殆萬分，但突厥的軍事行動，在萬事俱備之下，卻嘎然而止。
天佑大唐，或者說機會總是垂青於有準備者。
這場雷場大雨點小的進攻，突然銷聲匿跡，隻是因為一個可能不是意外的意外。
處羅可汗在出征之前，竟然暴斃了。
處羅的暴斃，有征兆可尋，按照傳統和慣例，在大軍出征之前，先要卜筮，但這次卻顯示，不宜出征。
對於這次策劃許久，誌在必得的進攻，處羅可汗信心滿滿，他充滿霸氣和自信地說道：“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
但老天再一次給了他警告。
天上下起了血雨，一直持續了三天三夜，穹廬之下，群狗夜吠，這是大兇之兆。
或者，這個征兆並不是用來警示出征，而是來提醒突厥人，有大事要發生。
不出幾日，處羅可汗就暴斃了。
處羅之死有二種說法廣為流傳，一是他得了急症，吃了義成公主給的五石散後，一命嗚唿。
第二種說法，就意味深長得多。
說是李唐的使臣鄭元壽下毒所致，使臣團無法自證清白，被一直扣留在突厥。
處羅之死，讓李唐危極險極的情勢得到根本的好轉.
因為現在突厥最大和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立即選擇，並確立新的可汗。
至高無上的王位鬥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算術題，是各方勢力之間，非常複雜的利益博弈。
這給李唐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李世民得以在河南一舉擊潰生擒，王世充和竇建德這二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李唐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土世界的巨無霸。
等到突厥國內塵埃落定時，他們傻眼了。
天還是原來的天，但今時不同往日了。
有利用價值時，主人會丟幾根骨頭，搖尾擺首，也能得到幾聲虛假的讚揚，但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就會棄之若敝履。
劉武周的失勢，從兩件事情上顯現出來。
一是在李唐和劉武周戰爭的後期，處羅可汗甚至派了一千多名士兵，協助唐軍的行動。
雖然他們出工不出力，並且在戰爭結束之後，順便在太原城中大肆擄掠了數不清的美女，但他們的出現，對於劉武周一方的震撼，遠遠大過於他們在戰場之上的左衝右突。
這件事情似乎表明突厥和李淵達成了某種暫時性的妥協或聯盟，或者說是一種交易。
從事後來看，應該是李淵對於楊政道的流亡政府，采取了某種程度的認可，甚至臣服，而作為迴報，突厥承諾讓劉武周下台，或是讓他徹底消亡。
劉武周感到不妙，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突厥政策的轉變，讓劉武周沒有選擇，在宋金剛被李世民擊潰之後，他沒有做任何抵抗，直接放棄太原城，一路北逃。
劉武周途中經過馬邑，那是他的大本營，也是他起家之所，但他卻不能在當地重整旗鼓。
顯然，他收到了處羅可汗的命令，讓他繼續北返。
一朝失敗，立成喪家之犬，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他痛心疾首地對馬邑留守，他的妹夫苑君璋說：“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他們馬不停蹄，倉皇北上，逃到突厥。
突厥趁勢接管了石嶺關（在今忻州）以北原劉武周的全部屬地，他們不再需要一個失勢失敗失去希望的漢人可汗。
但突厥的國策一樣信奉以漢製漢。
他們重新扶植了苑君璋做了大行台，依照隋製，開府授官，成為隋王楊政道屬下的重臣。
北逃突厥的劉武周和寧宋金，並剛不甘心在突厥過上一無所有的軟禁生活，他們期待東山再起。
兩個人前後出逃南歸，但人為刀俎，喪家之犬，終是迎來宿命，他們被突厥追斬。
而突厥人支持下的楊政道的流亡政府，似乎迎來了曙光。
要想成為一個可以真正抗衡唐朝的大國，楊政道的流亡政府，就必須南移。
太原就是一個理想的複國基地。
於是，處羅可汗組織了一次計劃縝密，規模空前的進攻。
時機選擇非常好。
正好是李唐傾全國之力，和王世充在洛陽進行慘烈的攻防戰的時候，處羅顯示出自己超卓的政治藝術和能力。
他和王世充結援，並且直接動員突厥所能影響的力量，讓烽火再一次在中原大地燃燒。
於是，王世充在洛陽城下，拖住李世民的主力，竇建德也拋棄成見，和王世充結盟，擬定了二強瓜分天下的計劃。
這讓李唐王朝經受了建國以來，最殘酷最危險的大戰，生死存亡，勝敗一線，即使天縱之才李世民，也贏得僥幸。
更重要的是，處羅可汗是真的下了血本，也動了真格。
他動員如日中天的突厥國家機器，兵分四路，全力南下侵唐。
處羅組成了最龐大，最可怕的反唐聯盟，這個聯盟紙麵上的實力，足以讓李唐國祚覆亡。
這是李唐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是龍是蟲，是曇花一現，還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在此一戰。
處羅可汗的四道，大體上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四條主線。
最西線由莫賀咄設（以後的頡利可汗）從涼州（甘肅武威）沿烏蘭道東行，梁師都從延州（今延安）南下，這二路直奔長安。
東線也有二條道路，一是沿並州南下，這基本就是李淵從太原進入關中的路線，由處羅可汗親自率領，是四路人馬之中的核心主力。
另一條是從幽州（今北京），西進河東，和處羅可汗在山西相會。
這意味著突厥已經將竇建德和王世充的力量，融匯統一於自己的帳下。
四道並進，聚首長安，當時李唐全國的軍隊都被拖於洛陽堅城之下，處羅似乎已經穩操勝算。
更讓唐朝雪上加霜的是，外患剛起，內憂也生。
軍事上的壓力，顯而易見，處羅可汗同時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準備策反並州總管李仲文，治所在太原。
李仲文有一個敏感的身份，他是李密的叔叔。
他也是元老派，早年跟隨李淵的第三個女兒平陽公主在戶縣起兵，在李淵入關時，和平陽公主一起歸順李淵。
他成名於河東。
在李元吉和裴寂被劉武周殺得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整個河東基本全部淪陷時，他守衛的浩州（今山西汾陽）堅挺不屈，獨抗強敵。
李世民擊潰劉武周之後，留他主政太原。
突厥人準備策反他，他們使用反間計，李仲文的屬下，也向朝廷告密說他準備引突厥攻唐。
當日情勢，投靠突厥，引敵攻唐，是可能的選擇。
事實上，楊政道的複辟政權，是名正言順的楊隋正統，加上有突厥的加持，王世充、竇建德都是當世梟雄，以當日事勢而論，李淵的處境，已是危乎殆哉。
李世民也深知其中原委，當塵埃落定，楊政道最終歸唐之後，在突厥投降的胡人中有一個傳言說“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皇後者。”
但李世民卻淡定地說：“天下未定，突厥方強，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定，既往之罪，何須問也。”
顯然，在李唐國內，當時確實存在大批的楊隋舊臣，準備重新站隊。
並且從李世民不願意大肆追究來看，恐怕怕想重新站隊的人數，絕對為數不少，可能還涉及到李唐的高層。
如果深入追究，甚至可能將引發政治上大的動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時間可以治愈一切，大局已定之下，這種難得糊塗的為政方式，也是一種高深的智慧。
李唐王朝內部，或者有很多高層想轉向投靠楊政道的複辟政權，但槍打出頭鳥，李仲文的謀反，卻被李淵定了案。
李淵的反應非常迅速。
太子李建成駐守蒲阪，以防備突厥進擊長安，說明李淵以將防線定在了黃河邊上，已經做好太原淪陷的準備。
李仲文的並州總管府被臨時撤銷，他本人也被征召入朝，反狀明白無誤，李仲文最終被問斬於長安。
雖然多年之後，突厥國內傳出這隻是李淵中了反間計，但曆史長河，滾滾東去，個人的得失成敗，生死榮辱，隻是滄海一粟而已。
李唐危殆萬分，但突厥的軍事行動，在萬事俱備之下，卻嘎然而止。
天佑大唐，或者說機會總是垂青於有準備者。
這場雷場大雨點小的進攻，突然銷聲匿跡，隻是因為一個可能不是意外的意外。
處羅可汗在出征之前，竟然暴斃了。
處羅的暴斃，有征兆可尋，按照傳統和慣例，在大軍出征之前，先要卜筮，但這次卻顯示，不宜出征。
對於這次策劃許久，誌在必得的進攻，處羅可汗信心滿滿，他充滿霸氣和自信地說道：“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
但老天再一次給了他警告。
天上下起了血雨，一直持續了三天三夜，穹廬之下，群狗夜吠，這是大兇之兆。
或者，這個征兆並不是用來警示出征，而是來提醒突厥人，有大事要發生。
不出幾日，處羅可汗就暴斃了。
處羅之死有二種說法廣為流傳，一是他得了急症，吃了義成公主給的五石散後，一命嗚唿。
第二種說法，就意味深長得多。
說是李唐的使臣鄭元壽下毒所致，使臣團無法自證清白，被一直扣留在突厥。
處羅之死，讓李唐危極險極的情勢得到根本的好轉.
因為現在突厥最大和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立即選擇，並確立新的可汗。
至高無上的王位鬥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算術題，是各方勢力之間，非常複雜的利益博弈。
這給李唐贏得了最寶貴的時間，李世民得以在河南一舉擊潰生擒，王世充和竇建德這二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李唐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土世界的巨無霸。
等到突厥國內塵埃落定時，他們傻眼了。
天還是原來的天，但今時不同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