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是曆史上得國最快的開國君王。


    他雖然火箭般地登上了帝位,但這個國家,從表到裏,百廢待興。


    這一年,他四十一歲,他將在餘下的二十多年裏,真正開創屬於他自己的人生,也將開創這個帝國輝煌燦爛,讓後世高山仰止的曆史。


    楊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流的名君。


    他的年號叫“開皇”。


    這是一個充滿野心和追求的年號。


    一統六國的秦王名叫始皇,楊堅想重開天地,敢和秦始皇叫板,就叫開皇,是開創盛世,開天辟地的皇帝。


    這個年號有佛教淵源,“號曰開皇,可謂法炬滅而更明,否時還泰者也。”


    同時,開皇又是源自於道教靈寶經的年號。


    這個儒釋道三教合流,唿應曆史,展露野心的年號,象征楊堅將會帶領這個飽經滄桑的國家,登上一個又一個的巔峰。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衣冠。


    人而為人,衣服是第二臉麵,但北周是鮮卑族政權,雖然名義上的政治體製是仿效周朝,但卻隻是包裹了一層似是而非的外衣,內裏基本上都遵循鮮卑舊俗。


    這可以從漢族的高官都被賜與鮮卑姓氏就可以得見一斑。


    楊堅的家族被賜姓普六茹,而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家族,則被賜姓大野,漢人身上鮮卑族清晰的鉻印,也反映在著裝上,放棄了自己的傳統服裝。


    整個社會,被鮮卑族的北周政權改造成不倫不類的混合風格,雖然叫相融,但也有數典忘祖之譏。


    強權即公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而已。


    現在漢族迎來了自己的王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一個漢人。


    改姓名,君臣百姓的乘輿服製服色,全部改迴漢魏舊製,這種煥然一新,重新為人的感情,發自所有人的內心。


    他們驚喜地發現,嶄新鮮豔的色彩和服飾下,新的社會,新的製度,新生的人,是一件多麽值得喜慶和歡樂的事情。


    如果說這是表麵的,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楊堅接下來就做了很多足以讓他名垂青史的偉業。


    他開創性、前瞻性地做了很多堪為後世典範的工作,中國曆史以後一千多年發展,無非是其大江東去的餘波。


    楊堅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政治家,這和北周的政治傳統相吻合。


    因為北周從一開始,整個國家就處於求生存的階段,因而北周的曆任統治者和掌權者,都隻能從現實的角度去考慮政治結構和運作。


    軍政一體,一切以軍事為中心,迴歸鮮卑舊俗,這是北周政治的精義。


    北周雖然在政體上效仿周朝,但卻隻能斷章取義而進行似驢非馬的穿鑿拚湊。


    所有施政的核心都基於解決現實的政治困境。


    楊堅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實用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楊堅開創性的工作,他承受得起後世最崇高的評價。


    總結一句話,他為這個國家,這個現實的社會,也為以後的世界,重新樹立了規矩。


    他開創性地創建了這個國家從上到下,從小到大的無數規範,讓後世不過隻是仰望其項背,加以細分精化深耕而已。


    他改變了中國政體傳統上的分封土地,分享權力,分治領地的“三分治理”模式,而向集中權力,集束管理,集約發展型的“三集政體”發展。


    他首先從根本上改變了政體。


    從曆史角度而言,功高震主,權臣竊國之類事例數不勝數,楊堅本人也是這種體製的受益者。


    這種製度最大的弊端在於皇帝之下,還有一個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熏天的宰相。


    他是百官之首,代表百官的利益,號稱百僚之長,擁有足以和皇權相抗衡的力量。


    但不管是單一宰相製還是北周的大塚宰製度,時日一長,就會出現權臣,當他擁有連皇帝也羨慕的權力的時侯,竊國覆國就成了家常便飯。


    楊堅的構想,就是去掉這個“一”,並讓自己成為這個“一”。


    與其將所有的好牌集中於一人手上,讓他長期坐莊,自己反倒成為旁觀者,還不如重新組織一個牌局,自己當莊家,讓大家輪流玩。


    這就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宰相。


    於是,楊堅實行了宰相集體領導製度。


    他不隻是任命一個宰相,而是組建了一個宰相集團,讓他們互相牽製,然後君主駕淩於宰相之上,平衡權力,就可以達到控製朝政和宰相的目的。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讓宰相由百僚之長,變成了皇帝的幕僚,讓他們成為提供意見和建議的智囊團和超級智庫。


    然後皇帝躲在幕後,成為操縱者。


    這便是中國曆史上的三省六部製的萌芽,這不是楊堅的發明,他隻不過是將南北朝時期的三省製做了發揚和光大。


    尚書,內史(中書),門下三高官官和楊堅指派的官員組成一個宰相集團,但不設唯一宰相。


    楊堅,實際上成為那個高高在上的唯一的大宰相,也是至高無上的君王。


    無規矩不成方圓,既然有了這個做事的框架,就需要定下做事的規矩。


    這就是楊堅要做的第二件事,他製定了全套的律令格式,即建立了整個國家嶄新的製度和法典。


    這也是他做成的一件光耀千古,足為後世模範的大功德,他奠定了此後中國政治製度的基本框架。


    製度和法典,依然有一個核心點,即強調那個“一”。


    這個“一”,就是皇權。


    製度和法典,強調君權和皇權至上,但在楊堅的法典中,規範裏,也充滿了人文關懷。


    這體現了新時代所突顯的那種朝氣蓬勃,生機萬象的精氣神。


    看看實際的成果就足以說明一切。


    楊堅製度的《開皇律》,大約相當於後世的刑法,是國家的重典。


    581年初稿完成,583年修定,然後成為定稿。


    這部國家的大典,成為中國和整個東亞文化圈中的通典,影響力達到上千年之久。


    而第二層次的《開皇令》三十卷,則規定了社會的各種製度和現實生活的準則。


    其下層的格和式,詳細解說、解釋了開皇令中的種種規定。


    這樣整個社會就可以處在一種有法可依,有則可循的規範的世界之中。


    這種詳細的規定,除了楊堅有重開天地的覺悟外,最根本的還是基於現實的政治考量。


    其中的理念,貫徹了楊堅和他最重要的官僚之一蘇威的治國理念——將一切設計好,然後整個社會按照設定好的規則,一絲不苟地運行。


    各級政府按照程式就可以有計劃、有規範地完全複製,從而進行有效管理。


    蘇威和楊堅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絕對意義上的徹底的政治家,他們的一切思想,行為都為政治而生。


    所以,這二個人金風玉露一相逢,成就了一段傳奇。


    蘇威作為官十代,家中連續十代都是二千擔以上的高官,他的父親是北周王朝政治製度和政治風格的奠基者——蘇綽。


    蘇威含著金鎖匙出生,也以帝師自詡。


    蘇威一直在等待一個絕對安全和完美的時機,能讓自己毫無後顧之憂去施展自己的抱負。


    他需要等待一個正確的時代,一個正確的環境,和一個正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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