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思想統係
民國元年，我發表《厚黑學》，受的影響真是不小，處處遭人疑忌，以致淪落不偶，一事無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才與我相忘於無形。但是常常有人問我，發表此文，動機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憤時嫉俗，有意同社會搗亂，抑或意在改良社會，特將黑幕揭穿。我說：“我寫此文，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
滿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與同班友人，張君列五，（名培爵，民國四年，在北平殉義，重慶浮屠關，有衣冠墓）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畢業，列五對我說道：“將來我們起事，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很高興，就用歸納法，把曆史上的英雄（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一一考察，尋他成功秘訣，久之，無所得。宣統二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一夜臥在監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劉備幾個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學發明了。每逢朋友聚會輒講說之，以供笑樂。友人王君簡恆雲：“你說的道理很不錯，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著你的說法，埋頭做去，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更不可形諸筆墨，否則於你種種不利。”雷君民心也說：“厚黑學，是做得說不得的。”後來我不聽良言，竟把他發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義，重慶響應，列五被舉為蜀軍政府都督，成都跟著反正，成渝合並，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專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電報叫我同廖君緒初上省，其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辦一報曰《公論日報》。我住報社內，社中人，叫我寫點文章，我想不出什麽文章，眾人慫恿我，把厚黑學寫出。我初時很遲疑，緒初說：“你可以寫出，我替你作一序。”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繩趨矩步，簡恆民心諸人，俱唿之為“廖大聖人”。我想，聖人都說寫得，當然寫得。就寫出來開玩笑，哪知所生影響，果不出簡恆民心所料。
我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獨尊”二字，卻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以為我會如何如何，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反成了天地鬼神，臨之在上，置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動念，自己想道：“像這樣做去，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為偉人者，根源實在於此，厚黑學，真把我誤了。
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秘訣，而為辦事上之必要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為“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為“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眾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奈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迴想生平，追悔莫及，隻好著書立說，將此秘訣傳之於人，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反反複複，說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辯的人，《厚黑學》，是以荀子“性惡說”為立足地，許多人以孟子“性善說”來駁我，我說道：“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她親生的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拿糕餅一塊，小孩一見，即伸手來拖，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會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愛親？小孩坐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敬兄？隻要全世尋得出一個小孩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讓孟子的‘性善說’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無一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我口雖這樣說，然而心中也自懷疑，小孩的天性，何以會這樣呢？
後來見小孩見著木頭石塊和銅鐵等物，都取來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現象，豈不等於地心吸力，把外麵任何物件都朝內部吸引一般？因憶在學堂時，教習講心理學，曾說：“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識，都是從外麵來的。例如：看見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經聞過，看見鹽知是鹹的，是我曾經嚐過，某種事該做，某種事不該做，是我曾聽某人說過，抑或在書上見過。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一一考察其來源，從耳入者，仍從耳退出去，從目入者，仍從目退出去，其他從嗅覺味覺感覺入者，一一從其本來路退出，此心即空無所有了。”又憶《圓覺經》雲：“一切眾生，自元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我從此著想，就覺得心之構成，與地球之構成，完全相同。牛頓說：“地心有引力，能將泥土沙石，有形有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地球。”我們何妨說：“人心也有引力，能將耳聞目睹，無形無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心。”我於是把牛頓的公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人事上來，果然處處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和宋儒的“去私說”，繪為甲乙丙三圖而細玩，才知人心現象純是“萬有引力”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民國九年，著一文曰：《心理與力學》，載入《宗吾臆談》內，創一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後來擴大為一單行本，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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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千變萬化，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一個我，一個人，是為數學上之二元，一個x，一個y，依解析幾何，可得五種線：（1)二直線，(2)圓，(3)拋物線，(4)橢圓，(5)雙曲線。人世一切事變，總不出此五種線。我詳加考察，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隻有四種，直線兩種，曲線兩種，除此四線而外，任走何種路線，皆是衝突的，至於世界進化，則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間，三曰時間，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我們每做一事，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才不至與人衝突；主持國家大政的人，規定法令製度，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施行起來，才不至處處窒礙。
達爾文倡互競主義，其弊流於互相衝突；克魯泡特金，倡互助主義，其弊流於互相倚賴；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如射箭然，懸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衝突，而又不相倚賴，則可兼達克二氏之長，而無其流弊。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克魯泡特金，講互助不錯，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互競和互助，其力線是橫的，成立不起政府；由達爾文之學說，有時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則是極端專製的。國中力線，鬱而不伸，斷不能永久安定，我們講合力主義，其力線是縱的，全國有若幹人民，即有若幹力線，根據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之政府，是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經濟也，外交也，亦須取合力主義，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自有曆史以來，皆是人與人相爭，其力線是橫的，我們應取縱的方向，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進攻，把它內部蘊藏的財富，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為合力主義之終點。著者本此主張，曾作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民國十六年載入《宗吾臆談》，十八年擴大為單行本，曰《社會問題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寫《厚黑叢話》，內麵會涉及國際問題。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我寫了一篇《製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以供參考，我打算寫一篇《外交私議》，方著手寫，“七七”事變發生，乃改寫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冊，日《製憲與抗日》。這些書現已售罄。此外我還寫有《中國民族之特性》和《從戰國說起》等文，在日報上發表，現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寫一本《中國主義》，現已不想再寫，茲把各種文字的大意，分經濟、政治、國際三方麵寫出來就是了。
（甲）關於經濟方麵：我們改革經濟製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地球就為人類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由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錢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變以前，請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資夥食，至多不過大洋二元（抗戰期中，生活程度高漲，是暫時現象，當以事變前為準），假令我們請工人，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幹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地球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勞動家隻能享受相當之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勞動家買去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大洋二元，這算是勞力之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非工人之勞力也。當初發明機器之人，業將發明權拋棄，機器成為人類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舊日歸諸廠主所有，是為侵占了公有物，我們應該收歸公有，給工人以相當代價。由機器生出之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勞力既得代價，即與普通人無異，所以“勞工專政”之說，是不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隻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發出來，有兩種力：一日，腦之思考力，二日，手足之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私有物，社會上欲使用之，非出相當代價不可，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於上麵之研究，概括為二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腦力和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我們持此原則以改革經濟製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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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個人之腦力和體力，可以盡量發展，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有金錢的人可購土地以收佃租，可購機器以開工廠，這就未免奪公有物以歸私。
我們本著中山先生遺願，定出一原則曰：“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可私有。”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之工廠，一律收歸公有，就成為“共將來不共現在”了。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徑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可供一切應用。
銀行月息多少，依現情為準，茲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說明。存入銀行，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和鄉村銀行，川省有場而無村，則設場銀行，銀行法既確定，即著手收買。
(1)私人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員工人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隻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
(3)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抑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4)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蓋價值之高低，公家操縱在手，取多取少，可適合國家之需要，無須多設機關，多用冗員，向銷售者瑣瑣征取，徒滋中飽營私之弊，而阻商業之發達也，執簡馭繁，固應如此。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士，值百抽百。
綜計收歸國有者，凡四項：(1)銀行，(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3)土地，（4)國際貿易。自學理言之，土地和機器，當然收歸國有，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則本於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製私人資本”之主張。至其他私人資本，應當如何節製，則俟此四者辦到後，再酌量而行之。
上麵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實施時，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對於壯年人，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分別酌發，以防怠工等弊）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法國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則注重生存權。孫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1)需要即生存，(2)安適，(3)奢侈。現在的經濟製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我們發給生活費，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中山先生說：“生存為社會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穩定。
舊日貧富懸殊，我們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富者削低一級，全國人民，一律發給生活費，則貧者升高一級，高低二級之間，為人民活動餘地。語雲：“饑寒起盜心。”我們發給生活費，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衣食足而禮義興，風俗可日趨醇厚，學問家不憂衣食，可專心深造，事業家無內顧憂，可一意圖功。如此則社會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之部分，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我們從舊經濟製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之處，加以治療，其餘則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這即是無病之處，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
世界富豪，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其父為富人，承受有遺產外，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蘭，鋼鐵大王卡匿奇，鐵道大王福介舍爾，汽車大王福特，商業大王瓦納邁爾，銅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等，無不由赤貧之子起家。我們把上述四者收歸國有，這些大王，就無從出現了。歐美之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養成了雄厚之勢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國尚無此種大王出現，然而業已萌芽了。為尷弗榷，為蛇奈何，韓非曰：“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訂立法令規章者，如果對於鼠則防之唯恐不周，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我們規定：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家經營，即所以防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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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否則施行一二百年，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國家所受犧牲，也就不小了。現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歸國家，而移轉佃農手中，並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抑或經營國際貿易，即是發生流弊之根源，負有改革之責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後，兩千餘年，大同尚未出現，其學說之價值，不唯不滅，反益覺其偉大，何也？懸出一個目標，使人望之而走，數千年俱走不到，數千年後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達爾文、尼采和斯密士諸人，所創學說，行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即處處碰壁，無路可走，隻好彼此打戰。規劃國家大計，猶如修一大房子，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按照修之，即說財力不夠，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天生萬物，除了水平麵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主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麵壓下去，成為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此種原則，適用到經濟方麵，不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使國中貧富相等，而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製。因勞動種類之不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或富或貧，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而國家可日益進步。猶之水然，地勢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趨於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認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種自私心，就可把世間利源盡量開發出來，其說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創始者，如聖西門諸人，皆謂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而社會主義之發生，根本原於性善說，故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衝突，不外性善說，和性惡說之衝突。我們知道：“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會善惡而為一。所以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即應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一之，才合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
（乙）關於政治方麵：我國辛亥革命而後，改為民主共和國，意欲取法歐美，這是一種錯誤。我們要行民主共和製，辦法很簡單，隻消把真正君主專製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製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每人各執一塊，我們隻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傷各省，轉傷各縣，以及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川省有場而無村，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場議會，經場議員議決了，即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與君主專製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製時代，軍機大臣議決之案，須奏請皇帝批準，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議決之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之，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最困難的，是如何才能使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投票，直接發表意見，不致為人操縱舞弊，這就大
費研究，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然而我們要想直接行使民權，這種麻煩，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要緊的，是整頓戶籍，每縣分若幹場，場之下分若幹保，每保分若幹甲，每甲轄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權，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權，投票時，以家長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聯二票，記名投票，甲長親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決，某乙家八票否決……榜末合計，本甲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甲長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第二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榜末合計，本保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將榜送之區長，由是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最終以多數決定。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言之，關於省縣市之事，仿此辦理。
我國人民，對於國事向不過問，要他裁決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須訓政。訓之者何人呢？在他省為鄉村議員，在吾川則為場議員。場議員，一方麵為軍機大臣，一方麵又為太師、太傅、太保。凡是場議員，其知識當然比農民為高，對於國事能明了，每當裁決大政時，就白場議員公開講演，使眾人了解真相，應投可決票，或否決票，由各人自行判斷，歸家書票，等候甲長來取。以川省習慣言之，每三天趕場一次，鄉村農民，無事都要趕場，場上發生一事，頃刻傳遍全場，有未趕場者，亦可轉相告語。所以施行此種辦法，在川省尚無何種困難。議會設立在場上，人民有議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議員請問，於人民很便利。以上係人民行使創製權、否決權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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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大總統，由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選舉，投票時，也以家長為代表，每票舉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認為可當大總統者隻有一人，或二人，則票上隻寫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寫趙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則趙一等即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寫錢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則錢二等即為各得八票，用聯二票，甲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即列榜書明：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榜末合計，趙一共若幹票，錢二共得若幹票……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趙一得若幹票，錢二得若幹票……第二甲，孫三得若幹票，李四得若幹票……合計趙一共得若幹票……由保而區，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以最多數之一人為大總統，次多數之二人為副總統，大總統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經全國人民總投票撤職，即以副總統代理，以湊滿四年為止。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以後每滿四年，於該月該日，新任大總統，必須就職，舊任大總統，得票最多數，可以連任。
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經場議員議決，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區議會議定，以全區名義，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彈劾案成立，送交大總統，令其自行答辯，由國會將彈勸案，及答辯書，加具按語，刊印成冊，發布全國，由人民裁決之。對於大總統，或留任，或免職，仍總投票，層層發榜，取決於多數。省長、縣長，以至保長、甲長。人民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亦參酌此法辦理。
大總統違法，經人民總投票，正式免職後，可以交付審判，處監禁，處槍斃，都是可以的。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絕對服從，有敢違反者，大總統得依法製裁之。
凡辦事當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遠處著眼，近處著手。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我國人民，向來不問政治，然而也有辦法。我們規定，中央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區之下設場銀行，人民有錢者，應存之本場銀行，又規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場場長投佃。如此則人民因其有切身關係，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場銀行行長，由政府委任，副行長和場長，由人民投票選充，不稱職者，投票撤換，則選舉權，罷免權，人民自能行使了。銀行辦法大綱，和收買土地，承佃土地辦法大綱，由政府規定，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有不合處，共同修改，則創製權，否決權，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權，以本場為見習之地。有舊式縣長，監督其上，自不至發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應納租稅，總數若幹，責成場長繳納，其整理土地，所得盈餘，歸各場公用。各場辦好了，聯而為區，土地收歸全區公有。土地餘利，歸全區公用，區銀行副行長和區長，由全區人民公舉，再進則聯而為縣，土地歸全縣公有，土地餘利，歸全縣公用，縣銀行副行長和縣長，由全縣人民公舉。由是而省，而全國，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則中華民國之憲法，即告完成。倘能再進而將土地收歸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總統，由全世界人民公舉，則世界大同矣。
銀行、工廠、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尚屬容易，惟鄉土地，糾葛萬端，故第一步，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處理，政府握定大綱，自會厘然就緒，隻要各村各場辦好，則基礎穩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製國為原則，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我們即當以司法權界之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人所盡知，今之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之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加之場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訴諸場長，場長調查明白，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場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備文送之縣，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場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以上，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
人民對於任何機關，如有疑點，都可自請往查，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或中央銀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場議會提議，該局或該行，有某點可疑，我要親往徹查，場議會詢明議決，即向區議會提議，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區議會開會議決，即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國會開會議決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聽候徹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彈劾案。如無弊，即中央報紙聲明，我所疑者某點，今日查明無弊，倘不提彈勒案，又不聲明無弊，則某甲應受處分。倘某甲聲明無弊，嗣經某乙查出有弊，則某甲亦應受處分，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仿此行之。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美國製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無善無惡，所以我們製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辦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製國的皇帝，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去留之權，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合而為一。
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運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新發明。物理上，離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與幹涉，二者互相為用。從前歐洲國家，對於工商業，行幹涉主義，以致百業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書，力持放任主義，歐人行其說，驟致富強，無如放任大過，釀成資本家之專橫，社會上擾攘不安。我們運用中山先生兩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一律收歸國有，強製行之，此所謂專製也。私人生活，與夫勞心勞力之營業，一切放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此所謂自由也。兩力平衡，自然安定。
黃老是放任主義，申韓是幹涉主義，二者皆是醫國良藥，用之得當，立可起死迴生，贏秦苛虐，民不聊生，漢承其後，治之以黃老，劉璋暗弱，刑政廢弛，孔明承其後，治之以申韓，因病下藥，皆生了大效。我國今日，病情複雜，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險詐，道德淪亡。應當黃老申韓孔孟，三者同時並進：以申韓之法，治貪官汙吏，悍將驕兵，奸商貴族；以黃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風俗；孔孟之書，更不可少。果如此，則中國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關於國際方麵：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戰國，是今之五洲萬國的縮影。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當先研究春秋戰國如何演變，果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當先研究春秋戰國之糾紛是如何解決。
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到秦始皇時，天下就一統了。曆時越久，國數越少，國之麵積越大，這即是螺旋式進化。“豎的方麵越深，橫的方麵越寬”。豎的方麵者，時間也，橫的方麵者，空間也，照這樣趨勢看去，現在的五洲萬國，勢必混合為一而後止。所異者，古時是君主時代，嬴秦混合為一，是一個人做皇帝，將來五洲萬國，合而為一，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而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捏之，就成為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著嬴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順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製、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之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裏尼也，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人畜，多毀田廬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合，何者不適合，茲討論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則介居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產出之主義，亦遂不同。溫帶折中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能夠折中西洋主義和印度主義之偏。
寒帶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複這個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是何種態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製裁之，因而產生之主義，由孔老以至孫中山先生，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國古人，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創出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之主義，則由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義為主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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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為，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而兩家之書，皆屢屢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之言曰：“智之所貴，存我為貴。”此抵抗之說也。又曰：“力之所賤，侵物為賤。”此不侵略之說也。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公輸九攻之，墨子九禦之，公輸之攻已窮，墨子之守有餘，則又富於抵抗力。二人的主張，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過宣傳主義時，楊子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罷了。戰國紛亂情形，與現在絕似，其時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一般學者研究，覺得舍了楊朱主張，別無辦法，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我們處在現在這個時局，也覺得舍了楊墨主張，別無辦法。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正是所謂善戰者，這兩說豈不衝突嗎？隻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的“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麵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麵言之。拿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舊本軍閥，一律該槍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為孔子，發揮光大之者為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何也？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朱子初見孝宗，即言：“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即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不合乎此種主義。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曆史家群起而非之，為其侵略也；漢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為其不侵略也。秦檜議和，成為千古罪人，為其不抵抗也；嶽飛受萬人崇拜，為其能抵抗也。唐人詩雲“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為墨索裏尼之遠征阿比西尼寫照；又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更不啻為希特勒之侵奪四鄰寫照；至雲“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及至受人侵略，則又變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雲：“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辨此，高堂當日讀何書。”直是斥南宋諸儒隻講理學，不謀恢複。臨死示兒雲：“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生變例，秦皇漢武之侵略，秦檜之不抵抗，皆變例也。
西洋人性剛，印度人性柔，中國古人，將剛柔二字處置得恰好。《易經》一書，以內剛外柔為美德，泰卦內陽而外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謙卦山在地下，既濟水在火上，無一非內剛外柔之表現。孔老為中國兩大教主，老子被褐懷玉，孔子衣錦尚綱，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塵，而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此皆外柔內剛之精神也。我國受此種教育數千年，養成一種民族性，故中國人態度溫和，謙讓有禮，此外柔之表現也；一旦義之所在，奮不顧身，此內剛之表現也。唯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來節節退讓，若無抵抗能力；惟其內剛也，故盧溝橋事變而後，全國抗戰，再接再厲，為世界各國所震驚。我國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醜胡也，遼金也，蒙古也，滿清也，雖肆其暴力，侵入我國，終而無一不被驅出，故我國對日抗戰，其必勝蓋決然無疑者。
西人倡天演競爭之說，知有己不知有人，蓋純乎利己主義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蓋純乎利人主義也。中國主義則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也。印度學者，開口即說恆河沙數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國因以滅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講個人主義者，看不見國家和社會，於是乎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互不相容之三個物體，因而生出種種糾紛。中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種主義，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隻有返求之中國主義。中國主義者，大同主義也。我們應將這種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使世界各國一齊走入中國主義，才可以樹大同之基礎，而謀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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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曰“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是“心理戰爭”學說之起點，而其原理，是自戰國時已發明了。《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曰：“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堅兵利，而曰製挺可撻，豈非怪話？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倒，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嬴秦之兵力，推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眾，振臂一唿，而一統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孟子有知，當亦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出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登峰造極，鬥力鬥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出孟子的“心戰哲學”。惜乎，當時無人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曰：隻需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業已全麵抗戰，應當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之人民，傾心此種主義，是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隻要中國主義一戰勝，世界大同之基礎，就算確定了。十九世紀上半世紀，是西洋主義盛行時代，下半世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進化趨勢觀之，蓋決然無疑者。
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即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問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一之。”這就是“非武力的統一”。主張“武力統一”者，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統一。主張“非武力的統一”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惡殺，主張“殺”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學說，惜乎無人用之。後來贏秦統一，是用“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國，正循著亡秦途徑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之學理，乘其弱點而推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敗何待？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麵，達爾文之弱肉強食，尼采之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麵；中國方麵，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麵。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生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療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做事，注重“於身有益”四字；中國人著書做事，注重“問心有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西人群起信從，為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為其“問心無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人劇場跳一場為樂，中國則以讀書為樂，為善為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為樂，故中國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二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麵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間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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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複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截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饑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為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為何物。德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從而信之，墨索裏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1)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為限；(2)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為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恍然覺悟，知道：舍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現情者，擷其精華，成為係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為必大大的流血，隻因主義完善，宣傳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
世界紛紛大亂者，病根有三：（1）經濟方麵。（2）政治方麵，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3）國際方麵，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麵抗戰，一麵製定憲法。憲法內容：（1）經濟方麵，國中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私。（2）政治方麵，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為一。（3）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人口出口，兩相平衡，人超則為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為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為出人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製成，一麵實行，一麵昭示萬國，世界人士，正尋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著走來，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孫中山先生，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日全麵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起走，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迫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國際戰爭有三種：(1)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2)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戰爭。(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於第一種，這次大戰，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著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第二次大戰終了後，跟著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製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布出來，即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即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即徹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麵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時，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誌得意滿，不複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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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我發表《厚黑學》，受的影響真是不小，處處遭人疑忌，以致淪落不偶，一事無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才與我相忘於無形。但是常常有人問我，發表此文，動機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憤時嫉俗，有意同社會搗亂，抑或意在改良社會，特將黑幕揭穿。我說：“我寫此文，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
滿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與同班友人，張君列五，（名培爵，民國四年，在北平殉義，重慶浮屠關，有衣冠墓）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畢業，列五對我說道：“將來我們起事，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很高興，就用歸納法，把曆史上的英雄（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一一考察，尋他成功秘訣，久之，無所得。宣統二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一夜臥在監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劉備幾個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學發明了。每逢朋友聚會輒講說之，以供笑樂。友人王君簡恆雲：“你說的道理很不錯，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著你的說法，埋頭做去，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更不可形諸筆墨，否則於你種種不利。”雷君民心也說：“厚黑學，是做得說不得的。”後來我不聽良言，竟把他發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義，重慶響應，列五被舉為蜀軍政府都督，成都跟著反正，成渝合並，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專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電報叫我同廖君緒初上省，其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辦一報曰《公論日報》。我住報社內，社中人，叫我寫點文章，我想不出什麽文章，眾人慫恿我，把厚黑學寫出。我初時很遲疑，緒初說：“你可以寫出，我替你作一序。”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繩趨矩步，簡恆民心諸人，俱唿之為“廖大聖人”。我想，聖人都說寫得，當然寫得。就寫出來開玩笑，哪知所生影響，果不出簡恆民心所料。
我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獨尊”二字，卻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以為我會如何如何，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反成了天地鬼神，臨之在上，置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動念，自己想道：“像這樣做去，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為偉人者，根源實在於此，厚黑學，真把我誤了。
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秘訣，而為辦事上之必要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為“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為“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眾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奈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迴想生平，追悔莫及，隻好著書立說，將此秘訣傳之於人，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反反複複，說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辯的人，《厚黑學》，是以荀子“性惡說”為立足地，許多人以孟子“性善說”來駁我，我說道：“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她親生的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拿糕餅一塊，小孩一見，即伸手來拖，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會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愛親？小孩坐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請問：這種現象，是否敬兄？隻要全世尋得出一個小孩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讓孟子的‘性善說’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無一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我口雖這樣說，然而心中也自懷疑，小孩的天性，何以會這樣呢？
後來見小孩見著木頭石塊和銅鐵等物，都取來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現象，豈不等於地心吸力，把外麵任何物件都朝內部吸引一般？因憶在學堂時，教習講心理學，曾說：“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識，都是從外麵來的。例如：看見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經聞過，看見鹽知是鹹的，是我曾經嚐過，某種事該做，某種事不該做，是我曾聽某人說過，抑或在書上見過。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一一考察其來源，從耳入者，仍從耳退出去，從目入者，仍從目退出去，其他從嗅覺味覺感覺入者，一一從其本來路退出，此心即空無所有了。”又憶《圓覺經》雲：“一切眾生，自元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我從此著想，就覺得心之構成，與地球之構成，完全相同。牛頓說：“地心有引力，能將泥土沙石，有形有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地球。”我們何妨說：“人心也有引力，能將耳聞目睹，無形無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為心。”我於是把牛頓的公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人事上來，果然處處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和宋儒的“去私說”，繪為甲乙丙三圖而細玩，才知人心現象純是“萬有引力”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民國九年，著一文曰：《心理與力學》，載入《宗吾臆談》內，創一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後來擴大為一單行本，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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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千變萬化，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一個我，一個人，是為數學上之二元，一個x，一個y，依解析幾何，可得五種線：（1)二直線，(2)圓，(3)拋物線，(4)橢圓，(5)雙曲線。人世一切事變，總不出此五種線。我詳加考察，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隻有四種，直線兩種，曲線兩種，除此四線而外，任走何種路線，皆是衝突的，至於世界進化，則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間，三曰時間，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我們每做一事，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才不至與人衝突；主持國家大政的人，規定法令製度，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施行起來，才不至處處窒礙。
達爾文倡互競主義，其弊流於互相衝突；克魯泡特金，倡互助主義，其弊流於互相倚賴；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如射箭然，懸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衝突，而又不相倚賴，則可兼達克二氏之長，而無其流弊。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克魯泡特金，講互助不錯，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互競和互助，其力線是橫的，成立不起政府；由達爾文之學說，有時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則是極端專製的。國中力線，鬱而不伸，斷不能永久安定，我們講合力主義，其力線是縱的，全國有若幹人民，即有若幹力線，根據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之政府，是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經濟也，外交也，亦須取合力主義，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自有曆史以來，皆是人與人相爭，其力線是橫的，我們應取縱的方向，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進攻，把它內部蘊藏的財富，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為合力主義之終點。著者本此主張，曾作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民國十六年載入《宗吾臆談》，十八年擴大為單行本，曰《社會問題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寫《厚黑叢話》，內麵會涉及國際問題。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我寫了一篇《製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以供參考，我打算寫一篇《外交私議》，方著手寫，“七七”事變發生，乃改寫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冊，日《製憲與抗日》。這些書現已售罄。此外我還寫有《中國民族之特性》和《從戰國說起》等文，在日報上發表，現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寫一本《中國主義》，現已不想再寫，茲把各種文字的大意，分經濟、政治、國際三方麵寫出來就是了。
（甲）關於經濟方麵：我們改革經濟製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地球就為人類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由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錢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變以前，請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資夥食，至多不過大洋二元（抗戰期中，生活程度高漲，是暫時現象，當以事變前為準），假令我們請工人，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幹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地球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勞動家隻能享受相當之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勞動家買去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大洋二元，這算是勞力之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非工人之勞力也。當初發明機器之人，業將發明權拋棄，機器成為人類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舊日歸諸廠主所有，是為侵占了公有物，我們應該收歸公有，給工人以相當代價。由機器生出之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勞力既得代價，即與普通人無異，所以“勞工專政”之說，是不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隻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發出來，有兩種力：一日，腦之思考力，二日，手足之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私有物，社會上欲使用之，非出相當代價不可，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於上麵之研究，概括為二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腦力和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我們持此原則以改革經濟製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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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個人之腦力和體力，可以盡量發展，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有金錢的人可購土地以收佃租，可購機器以開工廠，這就未免奪公有物以歸私。
我們本著中山先生遺願，定出一原則曰：“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可私有。”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之工廠，一律收歸公有，就成為“共將來不共現在”了。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徑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可供一切應用。
銀行月息多少，依現情為準，茲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說明。存入銀行，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和鄉村銀行，川省有場而無村，則設場銀行，銀行法既確定，即著手收買。
(1)私人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員工人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隻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
(3)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抑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4)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蓋價值之高低，公家操縱在手，取多取少，可適合國家之需要，無須多設機關，多用冗員，向銷售者瑣瑣征取，徒滋中飽營私之弊，而阻商業之發達也，執簡馭繁，固應如此。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士，值百抽百。
綜計收歸國有者，凡四項：(1)銀行，(2)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3)土地，（4)國際貿易。自學理言之，土地和機器，當然收歸國有，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則本於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製私人資本”之主張。至其他私人資本，應當如何節製，則俟此四者辦到後，再酌量而行之。
上麵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實施時，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對於壯年人，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分別酌發，以防怠工等弊）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法國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則注重生存權。孫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1)需要即生存，(2)安適，(3)奢侈。現在的經濟製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我們發給生活費，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中山先生說：“生存為社會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穩定。
舊日貧富懸殊，我們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富者削低一級，全國人民，一律發給生活費，則貧者升高一級，高低二級之間，為人民活動餘地。語雲：“饑寒起盜心。”我們發給生活費，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衣食足而禮義興，風俗可日趨醇厚，學問家不憂衣食，可專心深造，事業家無內顧憂，可一意圖功。如此則社會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之部分，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我們從舊經濟製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之處，加以治療，其餘則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這即是無病之處，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
世界富豪，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其父為富人，承受有遺產外，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蘭，鋼鐵大王卡匿奇，鐵道大王福介舍爾，汽車大王福特，商業大王瓦納邁爾，銅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等，無不由赤貧之子起家。我們把上述四者收歸國有，這些大王，就無從出現了。歐美之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養成了雄厚之勢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國尚無此種大王出現，然而業已萌芽了。為尷弗榷，為蛇奈何，韓非曰：“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訂立法令規章者，如果對於鼠則防之唯恐不周，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我們規定：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家經營，即所以防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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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否則施行一二百年，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國家所受犧牲，也就不小了。現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歸國家，而移轉佃農手中，並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抑或經營國際貿易，即是發生流弊之根源，負有改革之責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後，兩千餘年，大同尚未出現，其學說之價值，不唯不滅，反益覺其偉大，何也？懸出一個目標，使人望之而走，數千年俱走不到，數千年後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達爾文、尼采和斯密士諸人，所創學說，行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即處處碰壁，無路可走，隻好彼此打戰。規劃國家大計，猶如修一大房子，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按照修之，即說財力不夠，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天生萬物，除了水平麵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主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麵壓下去，成為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此種原則，適用到經濟方麵，不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使國中貧富相等，而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製。因勞動種類之不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或富或貧，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而國家可日益進步。猶之水然，地勢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趨於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認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種自私心，就可把世間利源盡量開發出來，其說是以性惡說為立足點；社會主義創始者，如聖西門諸人，皆謂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說為立足點。而社會主義之發生，根本原於性善說，故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衝突，不外性善說，和性惡說之衝突。我們知道：“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會善惡而為一。所以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即應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一之，才合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
（乙）關於政治方麵：我國辛亥革命而後，改為民主共和國，意欲取法歐美，這是一種錯誤。我們要行民主共和製，辦法很簡單，隻消把真正君主專製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製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每人各執一塊，我們隻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傷各省，轉傷各縣，以及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川省有場而無村，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場議會，經場議員議決了，即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與君主專製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製時代，軍機大臣議決之案，須奏請皇帝批準，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議決之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之，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最困難的，是如何才能使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投票，直接發表意見，不致為人操縱舞弊，這就大
費研究，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然而我們要想直接行使民權，這種麻煩，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要緊的，是整頓戶籍，每縣分若幹場，場之下分若幹保，每保分若幹甲，每甲轄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權，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權，投票時，以家長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聯二票，記名投票，甲長親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決，某乙家八票否決……榜末合計，本甲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甲長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第二甲可決者若幹票，否決者若幹票……榜末合計，本保可決者共若幹票，否決者共若幹票，將榜送之區長，由是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最終以多數決定。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言之，關於省縣市之事，仿此辦理。
我國人民，對於國事向不過問，要他裁決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須訓政。訓之者何人呢？在他省為鄉村議員，在吾川則為場議員。場議員，一方麵為軍機大臣，一方麵又為太師、太傅、太保。凡是場議員，其知識當然比農民為高，對於國事能明了，每當裁決大政時，就白場議員公開講演，使眾人了解真相，應投可決票，或否決票，由各人自行判斷，歸家書票，等候甲長來取。以川省習慣言之，每三天趕場一次，鄉村農民，無事都要趕場，場上發生一事，頃刻傳遍全場，有未趕場者，亦可轉相告語。所以施行此種辦法，在川省尚無何種困難。議會設立在場上，人民有議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議員請問，於人民很便利。以上係人民行使創製權、否決權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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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大總統，由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選舉，投票時，也以家長為代表，每票舉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認為可當大總統者隻有一人，或二人，則票上隻寫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寫趙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則趙一等即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寫錢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則錢二等即為各得八票，用聯二票，甲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即列榜書明：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榜末合計，趙一共若幹票，錢二共得若幹票……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趙一得若幹票，錢二得若幹票……第二甲，孫三得若幹票，李四得若幹票……合計趙一共得若幹票……由保而區，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以最多數之一人為大總統，次多數之二人為副總統，大總統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經全國人民總投票撤職，即以副總統代理，以湊滿四年為止。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以後每滿四年，於該月該日，新任大總統，必須就職，舊任大總統，得票最多數，可以連任。
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經場議員議決，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區議會議定，以全區名義，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彈劾案成立，送交大總統，令其自行答辯，由國會將彈勸案，及答辯書，加具按語，刊印成冊，發布全國，由人民裁決之。對於大總統，或留任，或免職，仍總投票，層層發榜，取決於多數。省長、縣長，以至保長、甲長。人民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亦參酌此法辦理。
大總統違法，經人民總投票，正式免職後，可以交付審判，處監禁，處槍斃，都是可以的。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絕對服從，有敢違反者，大總統得依法製裁之。
凡辦事當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遠處著眼，近處著手。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我國人民，向來不問政治，然而也有辦法。我們規定，中央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區之下設場銀行，人民有錢者，應存之本場銀行，又規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場場長投佃。如此則人民因其有切身關係，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場銀行行長，由政府委任，副行長和場長，由人民投票選充，不稱職者，投票撤換，則選舉權，罷免權，人民自能行使了。銀行辦法大綱，和收買土地，承佃土地辦法大綱，由政府規定，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有不合處，共同修改，則創製權，否決權，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權，以本場為見習之地。有舊式縣長，監督其上，自不至發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應納租稅，總數若幹，責成場長繳納，其整理土地，所得盈餘，歸各場公用。各場辦好了，聯而為區，土地收歸全區公有。土地餘利，歸全區公用，區銀行副行長和區長，由全區人民公舉，再進則聯而為縣，土地歸全縣公有，土地餘利，歸全縣公用，縣銀行副行長和縣長，由全縣人民公舉。由是而省，而全國，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則中華民國之憲法，即告完成。倘能再進而將土地收歸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總統，由全世界人民公舉，則世界大同矣。
銀行、工廠、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尚屬容易，惟鄉土地，糾葛萬端，故第一步，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處理，政府握定大綱，自會厘然就緒，隻要各村各場辦好，則基礎穩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製國為原則，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我們即當以司法權界之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人所盡知，今之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之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加之場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訴諸場長，場長調查明白，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場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備文送之縣，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場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以上，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
人民對於任何機關，如有疑點，都可自請往查，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或中央銀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場議會提議，該局或該行，有某點可疑，我要親往徹查，場議會詢明議決，即向區議會提議，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區議會開會議決，即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國會開會議決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聽候徹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彈劾案。如無弊，即中央報紙聲明，我所疑者某點，今日查明無弊，倘不提彈勒案，又不聲明無弊，則某甲應受處分。倘某甲聲明無弊，嗣經某乙查出有弊，則某甲亦應受處分，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仿此行之。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美國製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無善無惡，所以我們製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辦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製國的皇帝，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去留之權，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合而為一。
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運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新發明。物理上，離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與幹涉，二者互相為用。從前歐洲國家，對於工商業，行幹涉主義，以致百業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書，力持放任主義，歐人行其說，驟致富強，無如放任大過，釀成資本家之專橫，社會上擾攘不安。我們運用中山先生兩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一律收歸國有，強製行之，此所謂專製也。私人生活，與夫勞心勞力之營業，一切放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此所謂自由也。兩力平衡，自然安定。
黃老是放任主義，申韓是幹涉主義，二者皆是醫國良藥，用之得當，立可起死迴生，贏秦苛虐，民不聊生，漢承其後，治之以黃老，劉璋暗弱，刑政廢弛，孔明承其後，治之以申韓，因病下藥，皆生了大效。我國今日，病情複雜，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險詐，道德淪亡。應當黃老申韓孔孟，三者同時並進：以申韓之法，治貪官汙吏，悍將驕兵，奸商貴族；以黃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風俗；孔孟之書，更不可少。果如此，則中國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關於國際方麵：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戰國，是今之五洲萬國的縮影。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當先研究春秋戰國如何演變，果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當先研究春秋戰國之糾紛是如何解決。
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到秦始皇時，天下就一統了。曆時越久，國數越少，國之麵積越大，這即是螺旋式進化。“豎的方麵越深，橫的方麵越寬”。豎的方麵者，時間也，橫的方麵者，空間也，照這樣趨勢看去，現在的五洲萬國，勢必混合為一而後止。所異者，古時是君主時代，嬴秦混合為一，是一個人做皇帝，將來五洲萬國，合而為一，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而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捏之，就成為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著嬴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順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製、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之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裏尼也，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人畜，多毀田廬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合，何者不適合，茲討論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則介居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產出之主義，亦遂不同。溫帶折中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能夠折中西洋主義和印度主義之偏。
寒帶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複這個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是何種態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製裁之，因而產生之主義，由孔老以至孫中山先生，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國古人，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創出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之主義，則由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義為主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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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為，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而兩家之書，皆屢屢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之言曰：“智之所貴，存我為貴。”此抵抗之說也。又曰：“力之所賤，侵物為賤。”此不侵略之說也。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公輸九攻之，墨子九禦之，公輸之攻已窮，墨子之守有餘，則又富於抵抗力。二人的主張，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過宣傳主義時，楊子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罷了。戰國紛亂情形，與現在絕似，其時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一般學者研究，覺得舍了楊朱主張，別無辦法，所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我們處在現在這個時局，也覺得舍了楊墨主張，別無辦法。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正是所謂善戰者，這兩說豈不衝突嗎？隻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的“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麵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麵言之。拿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舊本軍閥，一律該槍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為孔子，發揮光大之者為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何也？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朱子初見孝宗，即言：“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即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不合乎此種主義。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曆史家群起而非之，為其侵略也；漢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為其不侵略也。秦檜議和，成為千古罪人，為其不抵抗也；嶽飛受萬人崇拜，為其能抵抗也。唐人詩雲“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為墨索裏尼之遠征阿比西尼寫照；又雲“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更不啻為希特勒之侵奪四鄰寫照；至雲“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及至受人侵略，則又變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雲：“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寧辨此，高堂當日讀何書。”直是斥南宋諸儒隻講理學，不謀恢複。臨死示兒雲：“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生變例，秦皇漢武之侵略，秦檜之不抵抗，皆變例也。
西洋人性剛，印度人性柔，中國古人，將剛柔二字處置得恰好。《易經》一書，以內剛外柔為美德，泰卦內陽而外陰，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謙卦山在地下，既濟水在火上，無一非內剛外柔之表現。孔老為中國兩大教主，老子被褐懷玉，孔子衣錦尚綱，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塵，而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此皆外柔內剛之精神也。我國受此種教育數千年，養成一種民族性，故中國人態度溫和，謙讓有禮，此外柔之表現也；一旦義之所在，奮不顧身，此內剛之表現也。唯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來節節退讓，若無抵抗能力；惟其內剛也，故盧溝橋事變而後，全國抗戰，再接再厲，為世界各國所震驚。我國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醜胡也，遼金也，蒙古也，滿清也，雖肆其暴力，侵入我國，終而無一不被驅出，故我國對日抗戰，其必勝蓋決然無疑者。
西人倡天演競爭之說，知有己不知有人，蓋純乎利己主義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蓋純乎利人主義也。中國主義則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也。印度學者，開口即說恆河沙數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國因以滅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講個人主義者，看不見國家和社會，於是乎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互不相容之三個物體，因而生出種種糾紛。中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成為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種主義，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隻有返求之中國主義。中國主義者，大同主義也。我們應將這種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使世界各國一齊走入中國主義，才可以樹大同之基礎，而謀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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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曰“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是“心理戰爭”學說之起點，而其原理，是自戰國時已發明了。《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曰：“可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堅兵利，而曰製挺可撻，豈非怪話？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倒，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嬴秦之兵力，推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眾，振臂一唿，而一統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孟子有知，當亦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出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登峰造極，鬥力鬥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出孟子的“心戰哲學”。惜乎，當時無人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曰：隻需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業已全麵抗戰，應當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之人民，傾心此種主義，是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隻要中國主義一戰勝，世界大同之基礎，就算確定了。十九世紀上半世紀，是西洋主義盛行時代，下半世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進化趨勢觀之，蓋決然無疑者。
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即是說：“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問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一之。”這就是“非武力的統一”。主張“武力統一”者，是用一個“殺”字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統一。主張“非武力的統一”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惡殺，主張“殺”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學說，惜乎無人用之。後來贏秦統一，是用“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國，正循著亡秦途徑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之學理，乘其弱點而推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敗何待？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麵，達爾文之弱肉強食，尼采之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是建築在“殺”字上麵；中國方麵，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楊朱為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麵。我們讀達爾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生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療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走，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做事，注重“於身有益”四字；中國人著書做事，注重“問心有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剿滅弱者，為強者天職”。西人群起信從，為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為其“問心無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人劇場跳一場為樂，中國則以讀書為樂，為善為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為樂，故中國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子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二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麵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間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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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複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截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饑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為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為何物。德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從而信之，墨索裏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1)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為限；(2)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為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恍然覺悟，知道：舍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現情者，擷其精華，成為係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為必大大的流血，隻因主義完善，宣傳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
世界紛紛大亂者，病根有三：（1）經濟方麵。（2）政治方麵，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3）國際方麵，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麵抗戰，一麵製定憲法。憲法內容：（1）經濟方麵，國中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私。（2）政治方麵，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為一。（3）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人口出口，兩相平衡，人超則為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為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為出人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製成，一麵實行，一麵昭示萬國，世界人士，正尋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著走來，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孫中山先生，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日全麵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起走，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迫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國際戰爭有三種：(1)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2)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戰爭。(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於第一種，這次大戰，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著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第二次大戰終了後，跟著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製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布出來，即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即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即徹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麵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時，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誌得意滿，不複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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