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現在缺口有多大?”


    看著朱元璋這愁的不行的樣子,朱雄英也很是不忍心。


    在他看來,心裏有事就容易生出心病,而心病,則是最容易出大問題的一種疾病。


    “我大明大約是要不吃不喝十多年了啊。”


    “這麽嚴重的嗎?”


    “嗯,本來大明北邊的土地就沒有人種植,光靠著南邊這塊土地,每年的稅收實在是有限,建造水師艦隊,實在是一個燒錢的行為。”


    “那為什麽不將北邊的土地也給種起來?”


    朱雄英可是知道,後期的朱元璋那也是有遷都想法的。


    而且,自夏朝開始,我國大大小小的政權就有277個,都城更是有217處。


    縱觀這些古城的選址,一般都建設在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的地方,以便能夠隨時取得糧食和各類物資。


    217處都城中,最主要的都城都分布在北方的黃河流域,這裏是華夏民族起源的地方,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更是處於全國中心,戰略地位重要,能夠控製全國。


    但到了明朝,朱元璋這個開國皇帝竟然是選擇了應天(南京)作為都城。


    這是為什麽呢?


    首先是因為應天是朱元璋真正走向創業之路的起點。明太祖在應天大展拳手,他先後打敗了陳友諒,掃平了張士誠,收了福建、兩廣、雲南、川貴,北上滅了元朝,實現了國家統一。


    可以說應天對於朱元璋來說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所以一開始不止是朱元璋,連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一些臣子也建議都城設在應天,朱元璋也就順水推舟地暫時將應天設為了都城。


    但等到明朝政權穩定之後,朱元璋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識,在意識到以前的王朝都將都城設置在北方之後,朱元璋也有了將都城遷移到北方的想法。


    因此朱元璋稱帝之後的一次北伐,他曾親臨汴梁前線與將領商議北伐,順便考察汴梁是否能作為都城存在,結果令他失望。原因是汴梁剛剛經曆了戰亂,如今破敗不堪,民不聊生。


    但朱元璋並未完全放棄,他做了一個曆朝曆代都沒有做過的事情,那就是下令以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實行兩京製。


    朱元璋暫時的想法是先在南京辦公,在這期間提升開封的政治地位,依靠政治地位使開封迅速恢複。


    可事實上,這個舉措並沒有讓經曆戰火的北方迅速地恢複過來。


    明朝雖然將元朝勢力趕到了北方,但元朝的殘餘勢力始終騷擾著明朝的北部邊防。


    經受過戰亂的百姓們,此時此刻最想要的就是穩定的生活,所以北邊,隻要不是真的活不下去的,基本上沒有人選擇在這些地方定居。


    久而久之,大明就形成了現在這個局麵,大明的大部分百姓定居在南邊,而北邊,隻剩下了時時刻刻保衛邊境的戍邊大軍。


    為了讓這些大軍可以更好的在北邊生活,久而久之,南邊百姓們的稅收就成了供養北邊軍隊的軍費,左手轉右手,一點也沒有給大明國庫給剩下。


    就這一年一百萬白銀的盈餘,那還是因為戶部的那些大人們持“家”有道了。


    “那為什麽不將都城遷移過去呢?”


    這個問題朱雄英早就想問了,明明曆史上朱元璋都有那麽明顯的動靜了,可最後竟然直到朱棣這個永樂大帝持政期間這才將都城給遷移到了北平。


    曆史上,朱元璋的四個兒子之所以會被分別派往了西安、太原、北京和開封四地,無非就是因為這四處皆是朱元璋猶豫的地方。


    等到四個兒子都去了自己的封地後不久,朱元璋便派出了太子主標前往這些地方考察。


    朱標考察完後迴來,向朱元璋遞交了這些地方的詳細報告,還向朱元璋建議,若非遷都不可,那建議以西安作為都城。


    朱元璋認真聽取了太子的意見,正想有所作為的時候,太子卻在這個時候病了,禦醫診斷說是由於太子巡查過於勞累而病倒了。


    這個時候的朱元璋一心在兒子身上,心中十分悔恨讓太子去巡查,因此遷都的事兒就這樣被耽擱下來了。


    不久太子去世,後又發生了藍玉案,緊接著朱樉、朱棡去世,年老的朱元璋再也沒有精力想著遷都了。


    而建文帝,上位之後實在是沒有遷都這個心思,一心都在如此在自己的那些叔伯手裏將封地給討迴來,完全沒有實現大明遷移的這個想法。


    就這麽拖著拖著,直接來到了永樂年間。


    “北元沒有被解決,終究是心頭大患!”


    對於北元,朱元璋一直都是忌憚的,可以說,北元不滅,朱元璋就不會放下。


    “按著孫兒的想法,爺爺還不如直接破釜沉舟,直接將咱大明的都城搬到北方去。”


    “……?”


    “爺爺,您想,要是我們老朱家都將家給搬到北方了,那那些朝廷百官們是不是也要跟著我們一起過去?而那些世家大族們也一定要在北方建立駐地,一步一步地,北方的經濟自然也就被帶動起來了。”


    作為一個政權存在的基礎,都城對於我國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廣大疆域的神經中樞,也是一個王朝合法性的象征。


    五千多年文明史,兩千多年王朝史,封建王朝你方唱罷我登場,而都城也隨著王朝的興衰榮辱而曆經千年,都城不僅僅是王朝的見證者,也是文明火種的守護者。


    仔細研究華夏曆史的話,你就會發現曆史上各個朝代的王朝都城位置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呈現出東西循環、南北往複的特點。


    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裏,中國封建王朝的都城都離不開黃河流域。


    具體而言、早期統治黃河中下遊絕大部分地區的夏、商、周王朝,發軔於黃河中遊或下遊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當在這個地區。


    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這句話中的三河就是今天晉南、豫北和洛陽地區,這裏農業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統一六國後,王朝疆城空前擴大,選擇都城位置需要考慮的條件就複雜了。


    漢朝建都關中長安則是參考了婁敬、張良兩人的意見:


    一是經濟條件。關中土地膏腰,沃野千裏,為天府之國,萬一山東有亂,關中的物資足以供應順流而下的王師。


    二是形勝條件。關中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隴蜀,三麵可守,獨一麵東製諸侯,可進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條件。地居上遊,猶高屋建築,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


    武帝時降服匈奴,控製西域地區,都與建都長安便於經營西北和製服山東、既利於製內,又便於禦外有關。


    隋唐時期形勢與西漢相似,關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權建立之初,都有對付山東割據勢力和防禦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務、同時隋唐統治集團起於關隴地區,長安當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長安作為全國性首都,自中唐以後漸顯露其不利的一麵,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離經濟最發達的黃河下遊平原稍遠了些。


    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前,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黃河下遊平原,安史之亂後河北地區藩鎮割據,賦稅不入中央,京師所需物資大多仰給數千裏外的東南地區,長安的地理位置顯得更為偏西了。


    晚唐開始江南經濟開始興起,同時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經不再來自西北,而是來自東北的契丹以及後來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區軍事地位日益上升,長安在製內禦外方麵的作用喪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遷都洛陽後,長安從此再也沒有恢複過首都的地位。


    洛陽在經濟、軍事兩方麵雖不如長安,盆地狹小,不如關中平原肥沃廣袤,不及關中險要,但其長處是地居古代中國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薈萃之地。


    東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與他極力要控製河北有關。


    曹魏為了對付西南的蜀漢和東南的孫吳,北魏為了並吞南朝,洛陽的位置顯然優於長安。


    五代前期定都洛陽,後期定都開封,就是因為選擇其水運交通樞紐的地位。


    北宋建都開封,是因為趙宋政權接受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教訓,推行強本弱枝政策,削弱地方兵權,在首都開封駐紮了數十萬禁軍以自衛,而當時江南南經濟發達已超過黃河流域,政府各部門和禁軍所儒各種給養全賴每年從江淮轉運。


    因此必須建都距離江淮地區較近和水運發達的開封不可,故開封替代長安、洛陽和鄴成為都城的首選,是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形勢發展的必然。


    南宋建都杭州,除了貪圖其在五代以來為東南最繁華的城市外,也反映南宋政權無意恢複中原的心理。


    而金、元、清之所以將都城定在北京,那也是因為女真、蒙古、滿族入主中原都有兼顧塞外根據地和新統治區任務,因此定都地點既不能離開塞外過遠,又不能不進入中原地區,而北京的地理位置最為理想。


    可朱元璋選擇的這個金陵,雖然也有一定的好處(朱元璋以江淮集團起家,因此以南京為首都),但總結北京這個地形環境的優勢話,還是不太夠看。


    金陵這個地方還是離北邊太遠,而遠離了皇權中心的地區,就算是名義上還在大明的統治下,但實際上終究還是比不過一句“天高皇帝遠”。


    西安,太原,北京,洛陽,四地,永樂大帝之所以選擇北京,除去此地本就是燕王朱棣時期的封地之外,還因為永樂以後,明一代的外患主要來自蒙古高原上的靼韃,所以無論從防禦或製外角度而言,北京都是大明王都遷都的首選。


    而朱雄英的這個建議,也不過就是想讓朱元璋這個開國皇帝直接解決了遷都這麽一件大事。


    至於遷都之後會不會有朱雄英說的那樣好,那完全不需要擔心的好吧。


    看看後世的那個美利堅合眾國就知道了,要知道一開始這個沒有多久曆史的美利堅合眾國的都城是在費城。


    對m國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後世的m國是由y國在北美洲設立的13個殖民地演化而來的,即在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北美13州”。


    而在那時,費城就已經是這13州裏的佼佼者了,有這樣的背景鋪墊,在y國和殖民地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刻,費城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北美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中心,自然而然地,費城就成了當時m國的都城。


    但是獨立戰爭勝利後,邦聯議會的議員們還繼續留在費城辦公但一次旨在欠餉討薪的兵變最終改變了曆史的走向。


    最後,還是聽聞消息的華盛頓親自出手,才鎮壓了這場討薪行動。


    不管怎麽說,在這場兵變後,議員們都對賓州深惡痛疾,費城從此失去了晉升首都的機會。


    兵變後,議員們搬到了位於費城東北的新澤西州小城普林斯頓辦公,後續又輾轉到了馬裏蘭州的首府安納波利斯和新澤西州的首府特倫頓,但這些城市在當時都太小,擔不起首都的重任。


    最後,1785年1月11日,邦聯會議還是搬到了紐約,並正式定都於此。


    按理來說,紐約是當時m國的第一大城市(現在也是),經濟足夠發達,在13州中位置不算很偏,毗鄰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更是讓其兼具良好的氣候和極佳的交通條件,怎麽看都是天選的首都,m國人應該沒理由繼續折騰了。


    但隨著m國西進運動的展開,邦聯政府內部有不少人都擔心,新開拓的西部土地距離原來的13州太遠,鬆散的邦聯體製很有可能會最終導致m國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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