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從土豆這一神物傳入華夏大地之後，大清百姓們的生活是得到改善的。
可清朝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建州女真聯合草原蒙古，在大明內亂之際趁亂奪得了神器。
而且，清朝畢竟是少數民族滿族統治的，為了可以提高八旗子弟的身份地位，保證他們的榮華富貴。
跟著打入京城中的八旗子弟，一般每月可以領到2到4兩銀子以及一石左右的糧食，而不在京城之內的八旗子弟，一半一個月可以領1到2兩銀子，半石左右的糧食，甚至就連他們的家屬們也獲得了一定的特權，他們在清廷入關之後獲得了大量的世襲土地。
根據曆史上的記載，就算是最普通的下等士兵，都可以分配到十餘畝的土地，職位更高，分配到的土地更多。
這些人拿到土地之後，往往會將土地出租給漢人耕種，而自己則像是一個地主老財一樣躺在家裏負責收租也就是了。
隨著安逸的生活過得久了，這些八旗子弟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鬥誌，滿人更是覺得自己比漢人高貴，整天就隻知道吃喝玩樂，整個國家的上層階級，逐漸地失去了奮鬥的想法。
久而久之，這些八旗子弟就成為了清廷專門負責供養，這就與大明末期遇到的情況一樣，甚至比大明遇到的情況還要嚴重，畢竟一個大家族的人數終究是跟整個民族的人比不了的。
除了這些好吃懶做的八旗子弟作為負擔之外，大清還要時刻盯防著比滿人數量多得多的漢人反叛，大元的曆史已經給他們足夠的教訓，漢人，就不是那種會卑躬屈膝、自甘認命的民族。
為了限製漢人的野心，朝廷隻能想盡辦法將每個漢民每年收入多少銀子都算的清清楚楚，在漢民收入的數額下，大清嚴格控製賦稅，給漢民希望又不會讓他們有餘力去思考什麽大事。
而且，清代雖然號稱永不加賦，但自古以來，漢字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永不加賦這條規則不過就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畢竟，賦與稅是兩個東西，永不加賦並不代表著不會加稅啊。
尤其是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實施了一條鞭法開始，之前的糧食以及各類礦產作為稅收已經成為了曆史，而白銀成為了唯一的法定貨幣。
自此之後，其實田賦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稅銀才是朝廷需要的大頭。
更別說大清還在想方設法地要讓漢人生不出別的心思出來。
那種不管怎麽努力，始終卻是實現不了的絕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但那種望山跑死馬的絕望感，真的是會將一個人的任何想法給抹殺的。
“那殿下覺得，我大明以後何去何從？”
朱元璋要求戶部存糧，而且還要存五百年的糧食用來抵抗大災，這件事本就沒有隱瞞他們這些大人，吏部尚書自然會擔心所謂的災年到來之後，大明要怎麽辦。
“其實，不管怎麽做，大明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現在天降祥瑞，真的出現了什麽高產的糧食作物，那大明也不過就是多苟延殘喘幾年，大明會滅亡的最終原因，不過就是一個常見的曆史規律罷了。”
王朝周期，不僅氣候會有周期，就連王朝建立與滅亡，那也是有所謂的王朝周期的。
這種王朝周期，是任何一個王朝都躲不過的，就連表麵上看著像是被外國侵略以及國內反抗力量推翻的大清，要是仔細研究的話，就會發現，要是沒有外部的那些堅槍利炮的影響，想必在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之下，大清就應該滅亡了。
長達五百年的小冰期不過是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就算是沒有小冰期，大明也不會延續多久的。
朱雄英看來，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大明問題，那就是不斷地擴大土地的人口承載極限，通過這種方式，在加上各種科技工藝的發展，逐漸地，後世的那些良種一定會被逐漸地發現。
在高產糧種的支持下，一畝土地可以供養的百姓人數一定會是之前的數十倍。
華夏近代，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出現過三次人口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萬人，平均每年淨增長人口1500多萬；
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萬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
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億，平均每年淨增加1600萬。
在龐大的人口增長之下，很快地華夏人口數就上漲到了十幾億人口，這與抗戰時期高唿的四萬萬民眾，實在是漲了將近三倍。
可以說，曆史上發展最迅速的，那就是土地供養壓力最小，人口銳減之後急速增長的那段時間。
而根據統計，這個人口增長的周期，其實也就是三百年左右。
所以，王朝周期是因為土地的最大承載力的問題，並不是農作物的問題，因為人口的增長是與農作物的產量正相關的。
“土地承載能力？”
“是的，一個王朝，剛建立之初，肯定是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在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人口、經濟、稅收等一切肯定是會迎來一波巨大的發展的，在發展最快速的那幾十年裏，很容易的就會形成盛世，史書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無一不是剛好碰到了人口銳減、土地供養壓力最小以及人地矛盾緩和之後的產物。”
朱雄英的一番話，徹底地讓眼前的這君臣兩人傻了眼。
在他們的認知中，王朝之所以會形成盛世，無非就是因為君主的聖明、臣子們的輔佐，兩相作用之下，這才造就了這麽一個盛世之景出來。
可沒想到，在朱雄英心裏，這一切原來是那樣的理所當然。
“爺爺，這就是現實！”
朱雄英無意打破他們的三觀，可是事實終究就是事實。
三國演義之中就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說法，說白了，這就是一種王朝周期的表現。
“那你說的這個王朝周期，到底要怎麽樣才能打破？難道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其實想要跳出王朝周期這個怪圈也很容易，隻要我們下定決心，改變大明現在的經濟體製，放棄小農經濟，便可以跳出王朝周期。”
“小農經濟？殿下，不知何為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顧名思義，就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主要是以滿足一家一戶的基本生活需求為目標。”
“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種田養活一大家子的經濟，我們大明主要就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也就屬於小農經濟。”
“不行，農乃民之本，國本不可動！”
明初，朱元璋以及一幹大臣選擇主張重農抑商，那也是有他們自己的考量的：
首先商人這個群體是通過各處奔走獲取大量財富的，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就算有錢朝廷也視其為流民。
其次，商人各處奔走，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廢朝難管理，收稅都找不到人，所以在封建政府眼裏，商人就是毫無價值的社會蛀蟲。
最後，在獲得大量的財富之後，商人們往往會大量的購買土地，這就造成了土地兼並，也就變相的增加了失地農民的數量，造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有這三個原因在前，再加上他早年間的經曆，讓他深知勞苦大眾的不容易，因此自立國以來，太祖高皇帝便實施輕徭薄賦的惠農政策，並讓身邊皇子、大臣深深的銘記住百姓的艱苦要把惠農政策堅持下去。
受到太祖高皇帝的影響，建文帝、成祖高皇帝、仁宗皇帝和宣宗皇帝都實行了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的政策。
不僅如此，古代還歪解了士農工商，明初，四民順序為“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為四民之末，即比奴婢的地位稍高一等。
而且在商人穿衣方麵明文規定，家中有一人經商，全家不可用綢、紗，隻可用絹和棉布;並且大明朝廷承襲古製，規定商人及其後代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就斷了商人企圖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改變階層命運的後路。
“我何時說過要廢除農事了？”
朱雄英很是奇怪，難道剛剛是自己記錯了？！
自己有說過要將農業給廢除嗎？
不要逗了好吧，就算是那覺得自己天下第一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放言說要將農業給廢除，自己這個小身板怎麽可能會大言不慚地說這種話？！
這事汙蔑！赤裸裸的汙蔑！
這麽大的一頂帽子，朱雄英這個小身板子可承受不住！
“那你的意思是？”
“我說的是改變，也就是說可以將整個大明的著重點轉移到商業、手工業上！”
這次，朱雄英可是一點模糊詞都不敢說，就怕這些人再給自己扣下個什麽黑鍋下來，讓自己好不容易的穿越成為遺臭萬年的存在。
“爺爺，你不覺得現在我們大明的農業有問題嗎？”
曆史書上，確實描寫過古代農民的勞作場景：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複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白居易《觀刈麥》
一家十幾口人，一年到頭就指著家裏的那幾畝良田過活。
從能下地的稚童到步履蹣跚的老嫗，隻要到了農忙之時，那都是要參與到農事之中的。
可這麽多勞動力撒下去，除去家裏人的吃穿嚼用，竟然積攢不下多少銀錢下來。
可要是家裏有人在外經商或有一門拿的出去的手藝，那除去田裏刨出的糧食之外，每個家庭都會多出一份進項。
久而久之，當副業掙到的銀錢比主業掙到的還要多之時，就算是再冥頑不靈的人也知道兩者應該怎樣抉擇。
“這要是商業發展的太快，會不會造成農業的動蕩？！”
處於吏部尚書這個位置，自然清楚下麵的這些商人們跑的活計能有多掙錢。
就算是他們這些世家，那家族裏也是有人專門負責經商的，不然這麽大的一個家族，怎麽可能光是憑著家裏的那些田產就能活的這麽精細。
“所以，我們大明的稅務必須要轉移到商業方麵，對於商稅，我們必須要重視！”
這話，朱雄英早就想說了，可作為大明的皇長孫，要是沒頭沒腦地直接站到爺爺麵前這樣大放厥詞，爺爺肯定會多想，畢竟一個國家的稅務那才是一個國家的重中之重。
“可商人畢竟是四海之內到處跑，我們又不是他們府上的賬房，怎麽可能知道這些商人到底掙到了多少錢，要是這些商人欺上瞞下怎麽辦？”
之前就說了，因為沒有全國性質的權威銀行存在，朝廷並不能得到這些人的準確收入，為了不讓這些人欺上瞞下，朝廷索性就直接重農抑商，從根本上打消這些人逃稅的可能。
“欺上瞞下，可以啊，能裝的了一時有本事他們就裝一輩子，我們不需要知道這些人具體掙到了多少錢，完全可以用入稅錢財的標準來觀察這些商人平時的生活，要是超額太多的話，那就代表他們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株連九族的！”
可清朝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建州女真聯合草原蒙古，在大明內亂之際趁亂奪得了神器。
而且，清朝畢竟是少數民族滿族統治的，為了可以提高八旗子弟的身份地位，保證他們的榮華富貴。
跟著打入京城中的八旗子弟，一般每月可以領到2到4兩銀子以及一石左右的糧食，而不在京城之內的八旗子弟，一半一個月可以領1到2兩銀子，半石左右的糧食，甚至就連他們的家屬們也獲得了一定的特權，他們在清廷入關之後獲得了大量的世襲土地。
根據曆史上的記載，就算是最普通的下等士兵，都可以分配到十餘畝的土地，職位更高，分配到的土地更多。
這些人拿到土地之後，往往會將土地出租給漢人耕種，而自己則像是一個地主老財一樣躺在家裏負責收租也就是了。
隨著安逸的生活過得久了，這些八旗子弟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鬥誌，滿人更是覺得自己比漢人高貴，整天就隻知道吃喝玩樂，整個國家的上層階級，逐漸地失去了奮鬥的想法。
久而久之，這些八旗子弟就成為了清廷專門負責供養，這就與大明末期遇到的情況一樣，甚至比大明遇到的情況還要嚴重，畢竟一個大家族的人數終究是跟整個民族的人比不了的。
除了這些好吃懶做的八旗子弟作為負擔之外，大清還要時刻盯防著比滿人數量多得多的漢人反叛，大元的曆史已經給他們足夠的教訓，漢人，就不是那種會卑躬屈膝、自甘認命的民族。
為了限製漢人的野心，朝廷隻能想盡辦法將每個漢民每年收入多少銀子都算的清清楚楚，在漢民收入的數額下，大清嚴格控製賦稅，給漢民希望又不會讓他們有餘力去思考什麽大事。
而且，清代雖然號稱永不加賦，但自古以來，漢字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永不加賦這條規則不過就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畢竟，賦與稅是兩個東西，永不加賦並不代表著不會加稅啊。
尤其是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實施了一條鞭法開始，之前的糧食以及各類礦產作為稅收已經成為了曆史，而白銀成為了唯一的法定貨幣。
自此之後，其實田賦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稅銀才是朝廷需要的大頭。
更別說大清還在想方設法地要讓漢人生不出別的心思出來。
那種不管怎麽努力，始終卻是實現不了的絕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但那種望山跑死馬的絕望感，真的是會將一個人的任何想法給抹殺的。
“那殿下覺得，我大明以後何去何從？”
朱元璋要求戶部存糧，而且還要存五百年的糧食用來抵抗大災，這件事本就沒有隱瞞他們這些大人，吏部尚書自然會擔心所謂的災年到來之後，大明要怎麽辦。
“其實，不管怎麽做，大明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現在天降祥瑞，真的出現了什麽高產的糧食作物，那大明也不過就是多苟延殘喘幾年，大明會滅亡的最終原因，不過就是一個常見的曆史規律罷了。”
王朝周期，不僅氣候會有周期，就連王朝建立與滅亡，那也是有所謂的王朝周期的。
這種王朝周期，是任何一個王朝都躲不過的，就連表麵上看著像是被外國侵略以及國內反抗力量推翻的大清，要是仔細研究的話，就會發現，要是沒有外部的那些堅槍利炮的影響，想必在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之下，大清就應該滅亡了。
長達五百年的小冰期不過是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就算是沒有小冰期，大明也不會延續多久的。
朱雄英看來，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大明問題，那就是不斷地擴大土地的人口承載極限，通過這種方式，在加上各種科技工藝的發展，逐漸地，後世的那些良種一定會被逐漸地發現。
在高產糧種的支持下，一畝土地可以供養的百姓人數一定會是之前的數十倍。
華夏近代，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出現過三次人口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萬人，平均每年淨增長人口1500多萬；
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萬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
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億，平均每年淨增加1600萬。
在龐大的人口增長之下，很快地華夏人口數就上漲到了十幾億人口，這與抗戰時期高唿的四萬萬民眾，實在是漲了將近三倍。
可以說，曆史上發展最迅速的，那就是土地供養壓力最小，人口銳減之後急速增長的那段時間。
而根據統計，這個人口增長的周期，其實也就是三百年左右。
所以，王朝周期是因為土地的最大承載力的問題，並不是農作物的問題，因為人口的增長是與農作物的產量正相關的。
“土地承載能力？”
“是的，一個王朝，剛建立之初，肯定是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在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人口、經濟、稅收等一切肯定是會迎來一波巨大的發展的，在發展最快速的那幾十年裏，很容易的就會形成盛世，史書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無一不是剛好碰到了人口銳減、土地供養壓力最小以及人地矛盾緩和之後的產物。”
朱雄英的一番話，徹底地讓眼前的這君臣兩人傻了眼。
在他們的認知中，王朝之所以會形成盛世，無非就是因為君主的聖明、臣子們的輔佐，兩相作用之下，這才造就了這麽一個盛世之景出來。
可沒想到，在朱雄英心裏，這一切原來是那樣的理所當然。
“爺爺，這就是現實！”
朱雄英無意打破他們的三觀，可是事實終究就是事實。
三國演義之中就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說法，說白了，這就是一種王朝周期的表現。
“那你說的這個王朝周期，到底要怎麽樣才能打破？難道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其實想要跳出王朝周期這個怪圈也很容易，隻要我們下定決心，改變大明現在的經濟體製，放棄小農經濟，便可以跳出王朝周期。”
“小農經濟？殿下，不知何為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顧名思義，就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主要是以滿足一家一戶的基本生活需求為目標。”
“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種田養活一大家子的經濟，我們大明主要就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也就屬於小農經濟。”
“不行，農乃民之本，國本不可動！”
明初，朱元璋以及一幹大臣選擇主張重農抑商，那也是有他們自己的考量的：
首先商人這個群體是通過各處奔走獲取大量財富的，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就算有錢朝廷也視其為流民。
其次，商人各處奔走，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廢朝難管理，收稅都找不到人，所以在封建政府眼裏，商人就是毫無價值的社會蛀蟲。
最後，在獲得大量的財富之後，商人們往往會大量的購買土地，這就造成了土地兼並，也就變相的增加了失地農民的數量，造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有這三個原因在前，再加上他早年間的經曆，讓他深知勞苦大眾的不容易，因此自立國以來，太祖高皇帝便實施輕徭薄賦的惠農政策，並讓身邊皇子、大臣深深的銘記住百姓的艱苦要把惠農政策堅持下去。
受到太祖高皇帝的影響，建文帝、成祖高皇帝、仁宗皇帝和宣宗皇帝都實行了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的政策。
不僅如此，古代還歪解了士農工商，明初，四民順序為“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為四民之末，即比奴婢的地位稍高一等。
而且在商人穿衣方麵明文規定，家中有一人經商，全家不可用綢、紗，隻可用絹和棉布;並且大明朝廷承襲古製，規定商人及其後代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就斷了商人企圖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改變階層命運的後路。
“我何時說過要廢除農事了？”
朱雄英很是奇怪，難道剛剛是自己記錯了？！
自己有說過要將農業給廢除嗎？
不要逗了好吧，就算是那覺得自己天下第一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放言說要將農業給廢除，自己這個小身板怎麽可能會大言不慚地說這種話？！
這事汙蔑！赤裸裸的汙蔑！
這麽大的一頂帽子，朱雄英這個小身板子可承受不住！
“那你的意思是？”
“我說的是改變，也就是說可以將整個大明的著重點轉移到商業、手工業上！”
這次，朱雄英可是一點模糊詞都不敢說，就怕這些人再給自己扣下個什麽黑鍋下來，讓自己好不容易的穿越成為遺臭萬年的存在。
“爺爺，你不覺得現在我們大明的農業有問題嗎？”
曆史書上，確實描寫過古代農民的勞作場景：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複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白居易《觀刈麥》
一家十幾口人，一年到頭就指著家裏的那幾畝良田過活。
從能下地的稚童到步履蹣跚的老嫗，隻要到了農忙之時，那都是要參與到農事之中的。
可這麽多勞動力撒下去，除去家裏人的吃穿嚼用，竟然積攢不下多少銀錢下來。
可要是家裏有人在外經商或有一門拿的出去的手藝，那除去田裏刨出的糧食之外，每個家庭都會多出一份進項。
久而久之，當副業掙到的銀錢比主業掙到的還要多之時，就算是再冥頑不靈的人也知道兩者應該怎樣抉擇。
“這要是商業發展的太快，會不會造成農業的動蕩？！”
處於吏部尚書這個位置，自然清楚下麵的這些商人們跑的活計能有多掙錢。
就算是他們這些世家，那家族裏也是有人專門負責經商的，不然這麽大的一個家族，怎麽可能光是憑著家裏的那些田產就能活的這麽精細。
“所以，我們大明的稅務必須要轉移到商業方麵，對於商稅，我們必須要重視！”
這話，朱雄英早就想說了，可作為大明的皇長孫，要是沒頭沒腦地直接站到爺爺麵前這樣大放厥詞，爺爺肯定會多想，畢竟一個國家的稅務那才是一個國家的重中之重。
“可商人畢竟是四海之內到處跑，我們又不是他們府上的賬房，怎麽可能知道這些商人到底掙到了多少錢，要是這些商人欺上瞞下怎麽辦？”
之前就說了，因為沒有全國性質的權威銀行存在，朝廷並不能得到這些人的準確收入，為了不讓這些人欺上瞞下，朝廷索性就直接重農抑商，從根本上打消這些人逃稅的可能。
“欺上瞞下，可以啊，能裝的了一時有本事他們就裝一輩子，我們不需要知道這些人具體掙到了多少錢，完全可以用入稅錢財的標準來觀察這些商人平時的生活，要是超額太多的話，那就代表他們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株連九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