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多爾袞在北京城升殿入座,擺設前明鑾駕,鳴鍾奏樂,剛離朝迴宮,忽由部將呈上密報,多爾袞一瞧,即召入範文程、洪承疇並遞閱密報。範文程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將來定與我為難,這事頗要費手。”


    洪承疇道:“朱由崧是個酒色之徒,不足深慮,隻是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素具忠誠,未知他曾任要職否?”


    多爾袞道:“洪先生諒識此人。”


    承疇道:“他是祥符縣人,素來就職南京,所以不甚熟識。唯他有一弟在京,日前已會晤過了。”


    多爾袞袞道:“最好令其弟招降了他。”


    承疇道:“恐他未必肯降。但事在人謀,當先與商議便是。”多爾袞點頭,二人隨即退出。


    過了數日,由探馬報稱明福王稱帝南京,改元弘光。


    南明建立這事還要從正月說起,當時農民軍進攻懷慶,朱由崧遂逃亡到衛輝投奔潞王朱常淓。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載垕之孫,明神宗朱翊鈞侄,潞簡王朱翊鏐第三子,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閏四月襲封潞王。三月初四,衛輝也有農民軍進攻的警報,朱由崧隨潞王朱常淓逃往淮安,與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於湖嘴舟中,後福王朱由崧上岸,住在杜光紹園中。


    三月十九(陽曆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殉國的消息傳至淮安。崇禎帝在北京殉國後,留都南京以及南方各省仍在明朝的控製之下。四月,南京諸臣皆認為國家不可一日無君,議立新帝。但對帝位誰屬則有一番論戰。


    從血統上來說,明光宗朱常洛(明神宗朱翊鈞長子)有天啟帝朱由校、崇禎帝朱由檢二子,天啟帝朱由校無子,而崇禎帝朱由檢也殉國了,崇禎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又陷入李自成及清兵之手,所以應從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諸子中選擇,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弟弟中選擇一個繼承皇位。


    福王朱常洵為明神宗第三子,朱由崧為朱常洵長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因此在崇禎太子及定、永二王無法至南京繼位的情況下,福王本為第一順位。然而東林黨人卻持相反意見,以東林領袖錢謙益為首,以立賢為名,主張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並稱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


    但潞王朱常淓血統偏遠,自然缺乏繼立的理由。但他的賢名為他贏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當時政治以內閣負責,即使皇帝不能處理朝政,負責的臣下仍可以維持政治機構的正常運轉。以局勢而論,留都諸臣需要的隻是一個形式上的精神領袖。而並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賢君不可。


    於是大批的野心家趁機上下其手,借擁立爭功。朱由崧在原總督京營太監盧九德的幫助下,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鎮總兵求助。高傑、黃得功本就是野心勃勃的流竄軍閥,見有“定策擁立”的大買賣可做,真是無本而有萬利的好機會。於是一拍即合,甩開他們的頂頭上司——正與史可法密商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勳。消息傳到南京,所有人無不大驚失色。馬士英老於官場,見自己部將窩裏反,想來爭也沒用,連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跡,成為從龍文臣第一人。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張慎言、高弘圖、薑曰廣、李沾、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讚周等在朝中會議,李沾、劉孔昭、韓讚周議立福王,議遂定以福王繼統,告廟並修武英殿。鳳陽總督馬士英與江北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禮部率百司迎福王,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至浦口,魏國公徐弘基等渡江迎接。史可法一開始還蒙在鼓裏,指手畫腳的不服,隨即馬士英便帶領大軍殺氣騰騰的護送朱由崧來到南京浦口。大勢已定,滿心悔恨的史可法和東林黨人也隻好接受這個現實了。


    四月三十日,南京百官迎見朱由崧於龍江關舟中,請其為監國。朱由崧身穿角巾葛衣,坐於臥榻之上,推說自己未攜宮眷一人,準備避難浙東。眾臣力勸,朱由崧同意。


    五月初一,朱由崧騎馬自三山門環城向東,拜謁孝陵和懿文太子陵,隨後經朝陽門入東華門,謁奉先殿,出西華門,以南京內守備府為行宮。五月初二群臣至行宮勸進,朱由崧以太子及定王、永王不知下落,且瑞王、惠王、桂王均為叔父行,應擇賢迎立。諸臣再三勸進,朱由崧根據明代宗即位的故事監國。同日,清攝政王多爾袞進入北京。五月初三庚寅自大明門入大內,至武英殿行監國禮。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於南京紫禁城武英殿,年號弘光,以次年為弘光元年。其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戶部尚書高弘圖與史可法、馬士英等被推入閣,史可法仍掌兵部事,馬士英仍督師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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