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啟二年、後金天命七年(1622年),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來到山海關。


    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後,巡行邊塞,在山海關和八裏鋪轉了一圈後找來了王在晉,並詢問道:“新城修築好以後,是不是要將舊城的兵馬移四萬人來駐守?”


    王在晉說:“我打算另外設立一支四萬人的軍隊來守城。”孫承宗不愧是給皇帝當老師的,一聽就直接點出了問題之所在,並說道:“這樣一來,八裏鋪就有八萬兵了?”王在晉還沒迴味過來,順口答道:“是的,沒錯啊。”孫承宗可能是感覺王大人不太聰明的樣子,點是點不透了,遂直接說道:“這樣一來,八裏鋪就有八萬兵了,可是一片石西北不派兵駐守嗎?在八裏鋪內修築重關,新城後麵就是舊城,舊城前麵埋的地雷是用來對付敵人的,還是用來對付自己新兵的?新城可以守的話,還用得著舊城嗎?新城要是守不住,四萬守軍敗退到舊城城下,你是開門放他們進來,還是閉關守城,看著他們死絕?若四萬守兵倒戈,你是打算開關放敵人進來,還是閉關投降敵人?”


    王在晉可能一時反應不過來,緩了半天說道:“當然不能開門,我可以讓他們從關在的三道關進來,此外,我準備在山上建三座營寨,接應敗退的部隊。”


    孫承宗這下是真的惱火了:“士兵沒有潰敗就修築營寨等待他們,你這是在教士兵逃跑嗎?況且逃跑的士兵可以進來,敵人也可以尾隨他們進來。你現在不為恢複做打算,卻在這閉關自守,把關外防線全部撤離,還天天在朝廷爭鬥,京都以東還有安寧之日嗎?”王在晉無話可說。


    孫承宗於是召集諸將商議關外防守的問題。袁崇煥主張守寧遠,閻鳴泰主張守覺華島,袁崇煥向孫承宗請示:“在寧遠駐紮五千兵力,以壯十三山的聲勢,然後派遣將領帶兵去救援十三山。寧遠距離十三山隻有兩百裏,可以輕易占據錦州,如果不行再退守寧遠。”


    孫承宗采用了袁崇煥的建議,主築寧遠,並上奏王在晉的不足,“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熹宗準奏,並送了王在晉一張飛機票,改任其為南京兵部尚書,遂令孫承宗督師薊遼,照例賜尚方劍一口。


    天啟二年、後金天命七年(1622年)八月,孫承宗督師薊遼,徑至寧遠,以馬世龍為總兵官,令遊擊將軍祖大壽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屯,以閻鳴泰為遼東巡撫,以鹿善繼、王則古為讚畫。又讓袁崇煥建造營房,李秉誠訓練火器裝備,鹿善繼、王則古處理軍需物資,沈棨、杜應芳維修甲仗,孫元化修築炮台,宋獻、程侖購買軍馬,萬有孚采伐樹木,魯之甲拯救難民,楊應乾招募遼人編製成軍隊,“以遼人守遼土”。


    孫承宗發現先前關上的士兵沒有紀律,而且有大量的不符合條件的人冒領軍餉,於是孫承宗閱兵後,將河南、真定等地不符合條件的士兵全部遣迴。將魯之甲所拯救出的難民征召七千人出來去駐守前屯,楊應乾招募的遼人軍隊去鎮守寧遠,請求朝鮮聲援遼東,又犒賞東江鎮的毛文龍,讓他四麵防衛。並傳令給沈有容進據廣鹿島。


    孫承宗更定軍製,申明職守;於寧遠附近,築堡修城,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十頃,兵精糧足,壁壘森嚴。


    登萊巡撫袁可立與孫承宗同為天啟二年殿試同考官,共同主遼期間偶爾哈赤也是經常“為之奈何”。孫承宗將遼海防務委之於袁可立,十分倚重。


    袁可立,字禮卿,號節寰,河南歸德府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縣)人,明萬曆十七年的進士,袁可立曆經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為中國十大清官之一。


    萬曆十九年(1591年)八月,袁可立在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蘇州是當朝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故鄉,背景不是一般複雜,來此赴任的官員無一不是如履薄冰。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連審禦批大案。袁可立“以鋤奸為己任”曾以七品之卑鬥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不僅使他聲名遠揚,也成就他為中國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後袁可立成為蘇州府名宦祠中與文天祥、況鍾、海瑞、於成龍、林則徐等並列的清官廉吏。


    袁可立曾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不敢問,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袁可立不給皇帝留麵子,毅然抗旨將弄臣正法。京師稱“真禦史”。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臣,凡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並彈劾論處。“迨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輪,貴戚斂手。”萬民唿“袁青天”。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此時的登萊已成了與後金占領的遼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擔負起了光複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海前線的後勤轉輸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則剛剛因貪贓被免,此時的遼東又剛剛經曆了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於是於天啟二年(1622年)四月十四日,天啟帝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任袁可立為右僉都禦史以巡撫登萊。


    袁可立拜命就道,從河南睢州出發路經金鄉就遇到白蓮亂軍,袁可立帶領家丁冠帶披甲直衝敵壘,連自己60歲的夫人都親上戰場擂鼓助陣。


    袁可立撫登三載,坐臨登萊,開創東江,厲兵秣馬,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練兵,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師陸戰軍隊,其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裏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製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與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畢自嚴、毛文龍、沈有容等戮力策應。使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


    一方豪傑皆在,士氣自倍,人心自歸。


    此時的努爾哈赤是鬱悶的,名將孫承宗、袁可立守遼,邊境固如金湯,同年七月開國五大臣之一的覺爾察·安費揚古逝世,努爾哈赤再次痛失一將。


    覺爾察·費揚古,瑚濟寨(今遼寧省新賓縣)人,隸屬於滿洲鑲藍旗,完布祿的兒子。隨父歸順努爾哈赤,四處征戰,屢立戰功,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天命元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後,位列五大臣,從努爾哈赤征哈達部、征東海窩集部、滅烏拉部,與扈爾漢征薩哈連部,取河南北三十六寨,參與薩爾滸之戰,滅亡葉赫部,攻取遼沈地區,戰功卓著,屢立戰功。


    努爾哈赤並沒有等太久,魏忠賢再一次在內鬥中幫助了他,然而努爾哈赤也將迎來他的一生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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