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趙源如果想構建這樣的組織，那簡直就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但是在當下的廣東，反而有促成的可能，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經過鴉片戰爭之後，朝廷對於廣東的控製已經沒有想象中那麽深。
主要原因就一個，廣州距離京師實在太遠了，遠到廣州發生的很多事情，京師完全處於不知情的狀態......
就好比這一次的鴉片戰爭，道光皇帝深居京城，他所了解的情況和實際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不同，以致於在決策上屢屢出現重大失誤——對這場戰爭，從禁煙到斷交，從戰爭開始到和議告成，都是道光帝一手決斷的。
在戰爭之初，道光皇帝本身持有主戰態度，卻對對手壓根一無所知，甚至認為這一戰一定可以讓英國人降服，為此他甚至是最強硬的主戰派，要求‘倘查拿不能淨絕根株，惟林是問，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撫，已降旨盡心嚴密防堵，不留去路矣。’
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通信條件極其不發達，正常驛遞需要足足一個月時間，而百裏加急，則需要二十多天；如果是五百裏加急，也需要十五天左右，這也導致各地軍情既不能及時傳遞到京城，皇帝的諭旨也不能及時抵達前線，這也導致清廷的決策比實際慢了許多。
正因為如此，在前線作戰失利後，主帥奕山為了保住官位，不惜誇大敵情，謊報戰果，甚至為了贖迴廣州城，奕山交出六百萬元贖城費，並全盤接受了英軍提出的條件——而這些情況在奕山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絲毫沒有得到體現，反而欺騙皇帝聲稱英軍在廣州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清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英夷感恩戴德，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
在奕山把喪權辱國的賠款美化成商欠，將英軍稱為‘免冠感伏’時，道光皇帝便與真相徹底無緣，他甚至對奕山大加讚賞。
而除了一個奕山，其他的清廷官員們也都紛紛謊話連篇，真相自然也就越走越遠。
趙源正是因為明白這個道理，他才不會將清廷放在眼裏——隻要他不公然打出造反的旗號來，這些地方官員們又怎麽會想不開與他為難？
說個難聽的，就算是耆英知道了這個消息，他想到的也絕不是上報，而是怎麽從中分潤更多的好處，畢竟千裏做官隻為財.......
趙源將這一樁計劃完善了一番，他自然是率先找到潘老爺子——要做成這件事，沒有潘家的威望可搞不定。
潘正煒在得知趙源要拿出匯豐銀行時，頓時驚訝不已，道：“看不出來，你小子的眼光竟然這麽遠大？”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潘正煒對趙源的能力沒有絲毫懷疑，唯獨對他的眼光有些懷疑，就怕這小子徹底鑽進了錢眼裏。
趙源輕聲感歎道：“隻有人掌控錢的道理，哪有錢掌控人的道理？”
“說的好。”
潘正煒感慨道：“你能有這樣的胸懷，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不過你想好從哪方麵入手嗎？”
廣東工商界千頭萬緒，也可以說是一盤散沙，想要從中找到線頭並不容易。
趙源毫不猶豫道：“自然是十三行。”
潘正煒緩緩點頭，臉上露出了一絲沉思。
廣州十三行固然已經日趨沒落，但此時卻未嚐不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當然，趙源想要從十三行入手，就必須要足夠了解目前廣州十三行所麵對的內外困境，這樣才能真正找到解決的辦法。
在潘正煒看來，主要有兩方麵的緣故，一是粵海關對於行商的壓迫和責任轉移，二則是鴉片戰爭以來越發強勢的外商集團競爭。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開放海禁，特設粵、閩、江、浙四海關，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關閉了其中的閩、江、浙三關，僅僅留下了粵海關對外貿易，而在鴉片戰爭前，粵海關並不直接管理來粵貿易的外國商人，而是通過特許商行十三行進行管理，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
當然，隨著鴉片戰爭結束後，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的製度被廢除，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優勢。但與此同時，粵海關對於行商的敲詐勒索卻始終沒有停止，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種名目。
首先，粵海關常常借征收稅餉及“規禮”名目敲詐勒索，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比如1801年，粵海關勒令加征貨物稅餉有294種，同年，行商每年備貢銀由5.5萬兩增至9.5萬兩，連嘉慶皇帝的五十歲大壽，行商也需要進貢12萬兩壽銀，60歲大壽須進貢13萬兩壽銀；
其次，粵海關針對行商們定下了一百多項規禮，其中各項規禮加起來就多達十餘萬兩，以致於後來英國商人洪任輝向朝廷投訴粵海關勒索“規禮”的腐敗行為，引起了廣泛的熱潮。
再其次，粵海關還常常借捐款賑災的名義敲詐勒索，像曾經的粵海關監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領、萬和行的蔡世文破產，以致於蔡吞服鴉片自殺，就連後來潘家也被勒索過，要求行商首領潘有度毫無理由的捐款五十萬兩銀子。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怡和行首領伍秉鑒，為了求得一份平安，接連從1801年至1843年，不得不向官吏賄賂和送禮，前後共達一千六百餘萬兩，甚至在鴉片戰爭結束後，還被勒令舊行商償還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三百萬兩，其中伍家就要單獨承擔一百萬兩。而在伍家出了這一筆前後，粵海關卻仍然沒有放過他，繼續勒逼伍家償還煙價餘款，導致伍秉鑒含恨而亡。
可以說，這樣長期持續的敲詐勒索在行商中是時長發生的，行商們為了保住身價財產，甚至還創設行傭基金，即從各行商進出口貨物交易中抽收款項，專門用來應對官府的勒索，而這一筆銀子後來又被官府挪走了。
即便如此，行商們的破產也是接二連三，像裕源行、萬成行、會隆行、達成行以及福隆行都為此破產，就連身價厚實的潘家還有盧家都曾經一度停業，像早年間開業的二十六家行商，到了1801年僅有8家開業，1829年僅存7家，其他大部分都破產倒閉。
除了粵海關的勒索以外，西方外商大規模進入中國，他們大批來到廣州，用各種方式展開競爭，使原已極狹小的西方工業品市場更為擁擠，又扶植行外商人與行商抗爭，給行商們的經營也帶來了重大的困難和損失，甚至連東印度公司也阻擋不住自由商人的競爭，競爭之激烈殘酷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清政府下令斷絕中英貿易，廣州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對手，洋貨來源寥寥，而後製定的《江寧條約》，更是讓廣州十三行逐漸成為曆史名詞，而國際貿易的物流中心也漸漸被香港和上海所取代。
談論起這些辛酸往事，潘正煒這樣經曆過風雨的老人都忍不住老淚縱橫，他迴想起當年潘家被朝廷壓榨，被外商們圍剿後，導致同孚行不得不停業，心中都極為不甘，後來潘家之所以轉型，從商賈之家轉入仕途，便也是存著這般心思。
“秀山，老夫倒也不是托大，匯豐行發家太快，以致於粵海關的人還沒有特別重視，亦或者他們存著別的想法，但是將來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找到你，到了那個時候，哪怕是耆英，隻怕也很難護住你的匯豐行。”
潘正煒輕輕歎了一口氣，道：“若是真能打造出一個這樣的工商同盟會出來，老夫願為你奔走，相信他們那些還在的家夥，總能給老夫一點薄麵——隻是接下來的路，還得你自己走。”
趙源並沒有多麽開心，他的心中已經蒙上了一層陰影——潘正煒的這一番話，無疑於點出了他麵對的真正對手，那就是大清朝。
大清皇帝的確距離廣東很遠，但是放在廣東的粵海關監督，無疑就是一條餓狼，時時刻刻盯著廣州的行商們，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衝殺來撕咬一口。
趙源已經明白過來，他眼下所麵臨的情況其實都是一體兩麵，他需要發展工商業，來積蓄力量，但是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也會得到朝廷的關注，進而導致朝廷提前動手，將他發展的果子給提前摘掉。
一想到這裏，趙源頓時有些為難，太平天國運動還有五年時間才會爆發，直到那時候清廷才會將目光轉移出去，可是現在卻怎麽辦？
趙源不是沒有想過提前舉事的可能，但是一想到提前舉事將會麵臨全麵的反撲，他心中就有些擔憂，說起來，他趙源也不是聖人，自然不想做為他人嫁衣裳的偉大事業。
忽然，他想起來了鄭芷和洪仁玕，或許可以利用他們來折騰折騰，至少先為他轉移轉移注意力，至少不能讓官府一直盯著自己的舉動。
但是在當下的廣東，反而有促成的可能，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經過鴉片戰爭之後，朝廷對於廣東的控製已經沒有想象中那麽深。
主要原因就一個，廣州距離京師實在太遠了，遠到廣州發生的很多事情，京師完全處於不知情的狀態......
就好比這一次的鴉片戰爭，道光皇帝深居京城，他所了解的情況和實際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不同，以致於在決策上屢屢出現重大失誤——對這場戰爭，從禁煙到斷交，從戰爭開始到和議告成，都是道光帝一手決斷的。
在戰爭之初，道光皇帝本身持有主戰態度，卻對對手壓根一無所知，甚至認為這一戰一定可以讓英國人降服，為此他甚至是最強硬的主戰派，要求‘倘查拿不能淨絕根株，惟林是問，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撫，已降旨盡心嚴密防堵，不留去路矣。’
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通信條件極其不發達，正常驛遞需要足足一個月時間，而百裏加急，則需要二十多天；如果是五百裏加急，也需要十五天左右，這也導致各地軍情既不能及時傳遞到京城，皇帝的諭旨也不能及時抵達前線，這也導致清廷的決策比實際慢了許多。
正因為如此，在前線作戰失利後，主帥奕山為了保住官位，不惜誇大敵情，謊報戰果，甚至為了贖迴廣州城，奕山交出六百萬元贖城費，並全盤接受了英軍提出的條件——而這些情況在奕山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絲毫沒有得到體現，反而欺騙皇帝聲稱英軍在廣州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清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英夷感恩戴德，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
在奕山把喪權辱國的賠款美化成商欠，將英軍稱為‘免冠感伏’時，道光皇帝便與真相徹底無緣，他甚至對奕山大加讚賞。
而除了一個奕山，其他的清廷官員們也都紛紛謊話連篇，真相自然也就越走越遠。
趙源正是因為明白這個道理，他才不會將清廷放在眼裏——隻要他不公然打出造反的旗號來，這些地方官員們又怎麽會想不開與他為難？
說個難聽的，就算是耆英知道了這個消息，他想到的也絕不是上報，而是怎麽從中分潤更多的好處，畢竟千裏做官隻為財.......
趙源將這一樁計劃完善了一番，他自然是率先找到潘老爺子——要做成這件事，沒有潘家的威望可搞不定。
潘正煒在得知趙源要拿出匯豐銀行時，頓時驚訝不已，道：“看不出來，你小子的眼光竟然這麽遠大？”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潘正煒對趙源的能力沒有絲毫懷疑，唯獨對他的眼光有些懷疑，就怕這小子徹底鑽進了錢眼裏。
趙源輕聲感歎道：“隻有人掌控錢的道理，哪有錢掌控人的道理？”
“說的好。”
潘正煒感慨道：“你能有這樣的胸懷，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不過你想好從哪方麵入手嗎？”
廣東工商界千頭萬緒，也可以說是一盤散沙，想要從中找到線頭並不容易。
趙源毫不猶豫道：“自然是十三行。”
潘正煒緩緩點頭，臉上露出了一絲沉思。
廣州十三行固然已經日趨沒落，但此時卻未嚐不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當然，趙源想要從十三行入手，就必須要足夠了解目前廣州十三行所麵對的內外困境，這樣才能真正找到解決的辦法。
在潘正煒看來，主要有兩方麵的緣故，一是粵海關對於行商的壓迫和責任轉移，二則是鴉片戰爭以來越發強勢的外商集團競爭。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開放海禁，特設粵、閩、江、浙四海關，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關閉了其中的閩、江、浙三關，僅僅留下了粵海關對外貿易，而在鴉片戰爭前，粵海關並不直接管理來粵貿易的外國商人，而是通過特許商行十三行進行管理，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
當然，隨著鴉片戰爭結束後，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的製度被廢除，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優勢。但與此同時，粵海關對於行商的敲詐勒索卻始終沒有停止，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種名目。
首先，粵海關常常借征收稅餉及“規禮”名目敲詐勒索，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比如1801年，粵海關勒令加征貨物稅餉有294種，同年，行商每年備貢銀由5.5萬兩增至9.5萬兩，連嘉慶皇帝的五十歲大壽，行商也需要進貢12萬兩壽銀，60歲大壽須進貢13萬兩壽銀；
其次，粵海關針對行商們定下了一百多項規禮，其中各項規禮加起來就多達十餘萬兩，以致於後來英國商人洪任輝向朝廷投訴粵海關勒索“規禮”的腐敗行為，引起了廣泛的熱潮。
再其次，粵海關還常常借捐款賑災的名義敲詐勒索，像曾經的粵海關監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領、萬和行的蔡世文破產，以致於蔡吞服鴉片自殺，就連後來潘家也被勒索過，要求行商首領潘有度毫無理由的捐款五十萬兩銀子。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怡和行首領伍秉鑒，為了求得一份平安，接連從1801年至1843年，不得不向官吏賄賂和送禮，前後共達一千六百餘萬兩，甚至在鴉片戰爭結束後，還被勒令舊行商償還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三百萬兩，其中伍家就要單獨承擔一百萬兩。而在伍家出了這一筆前後，粵海關卻仍然沒有放過他，繼續勒逼伍家償還煙價餘款，導致伍秉鑒含恨而亡。
可以說，這樣長期持續的敲詐勒索在行商中是時長發生的，行商們為了保住身價財產，甚至還創設行傭基金，即從各行商進出口貨物交易中抽收款項，專門用來應對官府的勒索，而這一筆銀子後來又被官府挪走了。
即便如此，行商們的破產也是接二連三，像裕源行、萬成行、會隆行、達成行以及福隆行都為此破產，就連身價厚實的潘家還有盧家都曾經一度停業，像早年間開業的二十六家行商，到了1801年僅有8家開業，1829年僅存7家，其他大部分都破產倒閉。
除了粵海關的勒索以外，西方外商大規模進入中國，他們大批來到廣州，用各種方式展開競爭，使原已極狹小的西方工業品市場更為擁擠，又扶植行外商人與行商抗爭，給行商們的經營也帶來了重大的困難和損失，甚至連東印度公司也阻擋不住自由商人的競爭，競爭之激烈殘酷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清政府下令斷絕中英貿易，廣州十三行因此失去了主要的交易對手，洋貨來源寥寥，而後製定的《江寧條約》，更是讓廣州十三行逐漸成為曆史名詞，而國際貿易的物流中心也漸漸被香港和上海所取代。
談論起這些辛酸往事，潘正煒這樣經曆過風雨的老人都忍不住老淚縱橫，他迴想起當年潘家被朝廷壓榨，被外商們圍剿後，導致同孚行不得不停業，心中都極為不甘，後來潘家之所以轉型，從商賈之家轉入仕途，便也是存著這般心思。
“秀山，老夫倒也不是托大，匯豐行發家太快，以致於粵海關的人還沒有特別重視，亦或者他們存著別的想法，但是將來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找到你，到了那個時候，哪怕是耆英，隻怕也很難護住你的匯豐行。”
潘正煒輕輕歎了一口氣，道：“若是真能打造出一個這樣的工商同盟會出來，老夫願為你奔走，相信他們那些還在的家夥，總能給老夫一點薄麵——隻是接下來的路，還得你自己走。”
趙源並沒有多麽開心，他的心中已經蒙上了一層陰影——潘正煒的這一番話，無疑於點出了他麵對的真正對手，那就是大清朝。
大清皇帝的確距離廣東很遠，但是放在廣東的粵海關監督，無疑就是一條餓狼，時時刻刻盯著廣州的行商們，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衝殺來撕咬一口。
趙源已經明白過來，他眼下所麵臨的情況其實都是一體兩麵，他需要發展工商業，來積蓄力量，但是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也會得到朝廷的關注，進而導致朝廷提前動手，將他發展的果子給提前摘掉。
一想到這裏，趙源頓時有些為難，太平天國運動還有五年時間才會爆發，直到那時候清廷才會將目光轉移出去，可是現在卻怎麽辦？
趙源不是沒有想過提前舉事的可能，但是一想到提前舉事將會麵臨全麵的反撲，他心中就有些擔憂，說起來，他趙源也不是聖人，自然不想做為他人嫁衣裳的偉大事業。
忽然，他想起來了鄭芷和洪仁玕，或許可以利用他們來折騰折騰，至少先為他轉移轉移注意力，至少不能讓官府一直盯著自己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