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下來不記得籍貫的人是個問題,也不能就此不管。


    蒙毅仔細思索以後,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讓這群人跟著趙泗一塊去鹹陽種地。


    沒辦法,記不清籍貫也得開身份證明,不可能就因為他們記不清楚籍貫就讓他們當黑戶。


    留在琅琊當然也可以,但是這群人說實話各個都是人才,領了新的驗傳歸家的人都單獨備冊了。


    畢竟他們是目前大秦境內僅存的擁有豐富遠洋航行經驗的水手。


    以後如果有什麽事情,還要單獨抽調出來的,記得清楚籍貫的讓他們歸家是始皇帝的仁慈,記不清楚籍貫連自己家在哪裏都找不到就壓根沒必要打散進入地方,還不如直接籍貫錄入鹹陽附近,日後征召抽調也省的麻煩。


    另外,紅薯土豆玉米三種新糧,這些水手大部分也都有一定的經驗,最起碼見過不是?


    趙泗負責耕種新糧,總得有能用的人手。


    至於出海歸來的船隻,自然被琅琊當地官府保留保養維護。


    趙泗出海環遊世界,人手不足工具不足,航行途中靠岸也沒有正經的港口可用,以至於大部分船隻都破破爛爛。


    有些船隻稍微修補都還能使用,卻限於條件不足,最終隻能遺留海外,分外可惜。


    眼下十六艘海船雖然破舊,但是好歹能用,也是大秦目前僅存的具備遠洋能力的大船,當然要妥善對待。


    “海船妥善修複,另外於琅琊再行營建四艘海船,補足二十艘海船。”


    “大巡未完,但農時不可誤,你帶趙泗一行折返關內,交付王賁,種植新糧。”


    始皇帝一一吩咐。


    趙泗獻上了世界地圖和航海圖,對於大秦來說是一次新的開擴和探索,同時可以極大程度上豐富大九州說的實際理論支持。


    大九州說於秦朝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大秦一統天下以後,因為製度原因不可避免的繼續向外擴張探索。


    南北之地,加起來將近百萬秦軍。


    若隻是為了自保,腦子抽了才會在邊境放置那麽多秦軍。


    說句不好聽的,現在大秦的科技水平對於周邊國家呈碾壓狀,北方胡人也是亂成一片,匈奴雖然已有崛起之勢,但距離草原諸部皆稱匈奴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不客氣的說,大秦的邊軍再降低三分之二自保都綽綽有餘。


    最起碼現在來看經濟支出和收獲已經完全不成正比,南北百萬秦軍,如今就像一個無底洞一般。


    耕戰製度成就了大秦,但又不可避免的將大秦推向了另一個深淵。


    而九州說,很顯然和大秦的耕戰體係有所違背。


    若按九州說,大秦一統天下,已經占據了天底下最為富碩的土地和疆域,其他地區皆為蠻荒之地,得不償失,大秦的耕戰體係崩塌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而大九州說能夠盛行說白了就是契合了大秦的耕戰體係。


    跨過隔絕赤縣神州的汪洋和高山以後,還有和赤縣神州一般富饒的土地等待征服。


    大秦南北齊發力,北邊是草原荒漠雪山,南邊是毒蟲瘴氣深山老林。


    大秦已經正在嚐試跨過南北的天然屏障尋找新的大州。


    而徐福出海尋仙,或許也並不簡單的是出海求仙,探索新的世界或許也是任務中的一環。


    眼下大秦一統天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本就沒有什麽可以借鑒的例子。


    而始皇帝又本能的察覺到大秦帝國的隱患,亦或者察覺到了商鞅法的隱患。


    如果始皇帝是商鞅法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壓根就不會有天下一統以後大儒淳於越和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朝堂鬥法。


    始皇帝自己本身也在不斷的取舍當中,否則淳於越根本沒有鬥法的機會,更不會成為長公子扶蘇的老師。


    而李斯,能夠從這次鬥法中獲勝,必然不僅僅是單純的推崇商鞅之法,必然也主導了大秦律法一定的改革。


    秦國以法家治國,但法並非一成不變。


    律法也是一改再改,商鞅沒那個本事製定出隻要照本宣科一成不改就能讓秦國一統天下的製度。


    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人能夠製定出來。


    秦國每一次國君的更換,主政人員的更換,都會導致律法一次一次的補充修訂。


    甚至很多商君時期製定下來的法律到了現在李斯當政早已經麵目全非,獎罰程度也區別甚大。


    其不變的是耕戰體係和吏治體係。


    耕戰體係保證了秦國的戰爭動員力,數量充足基礎知識完備的吏員保證了秦國律法的執行和獎罰製度的執行。


    而現在,秦國的耕戰體係和吏治體係同時出了問題。


    一統天下以後,可供征服的土地皆已納入王土,可是有功之士太多了,等待著立功的人更多。根深蒂固的老成軍功世家倒是渴望階級固化,但是那些新興的軍功貴族明顯有更多的渴望。


    甚至於涉及底層有功將士的土地分配上也出了問題,因為原來秦國的本土良田都被封賞的差不多了,六國那裏倒是有地,可是誰願意把地分到國外去?


    而相比較於耕戰體係的岌岌可危,大秦的吏治體係早已經千瘡百孔。


    或者說,早在秦始皇繼位初期吏治體係就已經開始不斷爆雷了。


    秦國令人稱道的製度執行力是要靠大量的吏員來推動的。


    故而,秦國吏治的最巔峰時期即為商鞅主政的時期。


    爾後每一次土地的開擴本質上來說都是一次吏治的倒退。


    人口和土地的增加付出的代價就是政府執行力和中央掌控力的降低。


    隻有花費大量時間重新在新土推行秦法,培養吏員,才能夠彌補空缺。


    始皇帝繼位以後,出現成蟜判亂,昌平君反秦。


    成蟜尚且聲勢不大,勉強在控製範圍之內,昌平君反秦甚至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伐楚戰爭的失敗。


    二者反叛不可避免,但能夠掀起如此浩大的聲勢就說明秦國的吏治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監察力度和中央掌控力度下降極為明顯。


    而在秦國一統六國以後更加明顯,項家私兵,張良刺殺,會稽太守包藏禍心……


    這都說明秦國的吏治已經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崩壞。


    而這些,始皇帝都能夠很明顯的感覺出來,但他驕傲的認為,在自己的鎮壓之下,這些都不是問題。


    耕戰體係停滯?那就征服新的土地?


    吏治倒退?那就花費人力物力繼續培養。


    十年?二十年?隻要時間充足,他就有自信解決這些問題。


    而趙泗這次帶迴來的東西,也相應的顯得彌足珍貴。


    不管是世界地圖,還是三種新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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