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的上海聯合租界，工部局董事會隻有三名董事，分別是奧姆（c.w.orne）、吉卜(h.b.gibb)、桑恩（j.thorne）。本屆董事會不設總董，由奧姆代行總董之責。
這三人都是英國商人，因為英國人在租界勢力最大，租地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租地人會議上投票權最大。
按照慣例，聯合租界每年召開一次租地人會議，選舉產生當年董事會成員。如果不出意外，按照各國僑民在租界上的地權大小，英國人將繼續霸占工商局董事會。
這天，丁日昌按照約定，準時來到租界工部局。帝國已經宣布成立上海特別市，丁日昌任上海軍政委員會主任，兼任市長，地位尊崇。
租界工部局不敢怠慢，派總辦弗裏曼出城迎接。
總辦處是工部局的領頭機關，設有總辦一人。工部局設有多個委員會，負責辦理各項具體事務。董事會通過總辦操縱各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此時的總辦弗裏曼，兼任董事會秘書，是工部局的實權人物。不用多想，弗裏曼也是個英國人。
上海輿論界風向已經轉向，大部分人認為中華帝國是一個富有潛力的國家，具備取代滿清的實力。
洋人之間談論最熱烈的話題不是中華帝國能否取代滿清，而是一係列更加尖銳、複雜的問題：
中華帝國需要多久時間能夠推翻滿清？如果采取強有力的幹涉，能否阻止帝國推翻滿清？假如不能阻止，洋人的幹涉又將怎樣影響外國與中華帝國之間的關係？外國能否在複興會與滿清的爭戰中爭取最大的利益……
丁日昌乘坐馬車，在弗裏曼的帶領下，來到工部局大樓前。
奧姆董事已經侯在樓前。他是一個年近五十的英國商人，貴族出身，看到丁日昌不過三十多歲，不免有些意外。
弗裏曼向奧姆介紹過丁日昌，奧姆與丁日昌握手，假裝漫不經心地說道：
“市長先生，幸會幸會。我聽說閣下曾任廣三鐵路的總辦，料想閣下一定是個閱曆豐富的人。想不到，閣下居然如此年輕，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個英文翻譯把奧姆的話準確地譯了出來。
丁日昌神態自若，說道：“我們中華帝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我也是一個年輕的官員。中國尊重英國在華利益，我也尊重閣下在工部局的地位。
“一句話，我們衷心希望建設好上海，也希望工部局服從上海市當局，創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租界。”
丁日昌氣質儒雅，談吐自信，令奧姆感到眼前一亮。隻是，丁日昌的話綿裏藏針，與那些唯唯諾諾的滿清官員截然不同。
奧姆敷衍一番，把丁日昌延請進入工部局大樓會客室內。
坐定以內，印度仆人奉上清茶。
丁日昌略作寒暄，隨即開門見山，轉入正題，問道：“上海市軍政府昨日已經發函工部局，請工部局引渡何桂清。奧姆先生一定已經看過公函了，不知作何應對？”
這咄咄逼人的態度，倒像是洋人逼迫滿清官員。奧姆一向厭煩滿清官員，覺得他們遇事推諉，永遠沒有準信。可麵對著丁日昌的質問，奧姆倒變成了滿清官員，吞吞吐吐地說道：
“何先生是清朝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地位尊貴，目前在租界尋求政治庇難。作為租界的管理機構，工部局有義務保護他的安全。
“上海租界章程是英、法、美三國與清朝政府簽訂的。若有司法引渡，也應該由清朝方麵與租界工部局交涉。因此，從法理上講，我們不能把何先生交給你們。”
丁日昌冷笑一下，對道：“奧姆先生，我們兩國建有外交關係，在司法問題上也有協議。針對罪犯引渡，兩國有著明確的規定，亦有著成熟的機製、豐富的經驗。
“出於對工部局的尊重，我們願意繼續承認租界，繼續由工部局管理租界。但工部局對租界的管理，正如其名，僅限於工程領域。”
聽到這兒，奧姆心頭一震。因為他知道，丁日昌所說不假。
租界工部局原本是辦理工程建築的機構，仿照清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故取名為“工部局”。後來，因滿清上海官府不作為，不願、不敢敢管理租界，工部局便趁機擴大職權，演變為實質性的租界行政機構。
丁日昌繼續說道：“常州士紳指控何桂清犯有故意殺人罪，人證物證口供俱在。此案件涉及十九條人命，早已鬧得沸沸揚揚。
“上海的報紙對此廣有報道，輿論反響強烈，民憤極大。常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屢有民眾前往當局請願，要求懲辦何桂清。
“我們上海市軍政府麵臨的壓力很大，此事不能拖延。引渡何桂清勢在必行，若不能懲處何桂清，我就是曆史的罪人。如果奧姆先生感到困難，不能作主，我將立即麵見貴國公使包令。”
英國翻譯小心謹慎地把丁日昌的話翻譯成英語。奧姆聽過之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丁日昌的話暗含諷刺，意指奧姆地位不高，不能決定大事，也不夠格與丁日昌對話。
奧姆本是英國洋行老板，在中國闖蕩多年。他深知，做生意必須與官府搞好關係。如果為了何桂清而得罪丁市長，怎麽算都劃不來。
不過，奧姆以往與滿清官員打交道，總是無往不勝。這是他第一次與丁日昌打交道，若是束手就擒，豈不大失麵子？
因此，奧姆打定主意，要給丁日昌個軟釘子碰碰，便說道：“是否引渡何桂清，租界工部局就能決定。隻是，敝人要與其他董事一起商量，有結果後再通知丁市長也不遲。”
丁日昌冷笑一下，早預料到英國人會拖延，不慌不忙地說道：“奧姆先生，聽說年初因為時局不穩，租地人會議一直拖延未開。現在時局穩定，新的租地人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我聽到風聲，說法國人對英國僑民獨霸工部局董事會不滿已久，法租界打算脫離公共租界。經過‘富賓號’事件，我們與法國人不打不相識，彼此已經消除了誤會，在很多問題上取得了更加深刻、更加廣泛的共識。
“恰巧的是，怡和公司這兩年生意很好，在租界內也辦了工廠，租賃了不少土地，將在新一屆租地人會議上擁有很大的投票權。
“必要時，我們將遊說怡和公司，包括旗昌洋行等其他洋行，勸他們在租地人會議上投下神聖的一票。總辦先生，如果新一屆董事會大換血，您的董事之位、包括弗裏曼的總辦之位，恐怕都要受到影響吧。”
弗裏曼一直坐在一旁做筆錄，此刻也不由得抬起了頭，臉上露出一絲憂戚之色。
工部局董事是個相當重要的崗位，不僅有助於提高奧姆在外僑中的地位，對他的生意亦很有幫助。為此，奧姆曾積極購買土地，提高自己在租地人大會上的投票權，並串聯英國商人，最終成功擔任工部局董事。
至於總辦弗裏曼，則是奧姆的心腹。若奧姆不能連任董事，弗裏曼也難保總辦之位。
丁日昌不顧英國人顏麵已失，繼續說道：“何桂清的罪行神人共憤，不管放在什麽時候，不管放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原諒的，都是必須嚴懲的。
“況且，這是一項刑事犯罪，走正常引渡程序即可。當前，江蘇常州民怨沸騰，各地輿情強烈。工部局寧可違反民心，也要保護何桂清這種人渣嗎？”
聽到民怨沸騰、民心等字，弗裏曼不禁心有餘悸。
革命軍占領上海後，租界內外的華人群體突然變得集體亢奮，組織了接二連三的遊行、罷工、靜坐等示威活動。
一向都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輿論界、新聞界，突然出現了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上海輿論界、新聞界莫名其妙地脫離了洋人的控製，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飛向了革命軍的陣營。
工部局事後調查，發現這些異常背後都有中華帝國的影子。相比於法國艦隊的戰敗，洋人對輿論、新聞的失控更加警惕。
在洋人看來，法國“富賓號”隻是一艘並不十分先進的戰艦。戰船沉沒了，可以接著再造。
但輿論陣地的丟失、新聞傳播權的喪失，則意味著西方文化的失敗。而文化上的失敗，是無法通過簡單的再造而彌補、挽迴的。
奧姆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說道：“市長先生，我本人願意向貴國引渡何桂清。工部局董事會將盡快召開緊急會議，就此事展開討論。一有結論，我會立即通知市長先生。”
討論的結果自然是正常引渡何桂清。這雖然是件小事，卻意味著華人的勝利，也意味著華人在上海恢複了主導權。
這使得丁日昌感到異常得意，也異常興奮。開局良好，他要再接再厲，全力推進大上海計劃了。
這三人都是英國商人，因為英國人在租界勢力最大，租地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租地人會議上投票權最大。
按照慣例，聯合租界每年召開一次租地人會議，選舉產生當年董事會成員。如果不出意外，按照各國僑民在租界上的地權大小，英國人將繼續霸占工商局董事會。
這天，丁日昌按照約定，準時來到租界工部局。帝國已經宣布成立上海特別市，丁日昌任上海軍政委員會主任，兼任市長，地位尊崇。
租界工部局不敢怠慢，派總辦弗裏曼出城迎接。
總辦處是工部局的領頭機關，設有總辦一人。工部局設有多個委員會，負責辦理各項具體事務。董事會通過總辦操縱各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此時的總辦弗裏曼，兼任董事會秘書，是工部局的實權人物。不用多想，弗裏曼也是個英國人。
上海輿論界風向已經轉向，大部分人認為中華帝國是一個富有潛力的國家，具備取代滿清的實力。
洋人之間談論最熱烈的話題不是中華帝國能否取代滿清，而是一係列更加尖銳、複雜的問題：
中華帝國需要多久時間能夠推翻滿清？如果采取強有力的幹涉，能否阻止帝國推翻滿清？假如不能阻止，洋人的幹涉又將怎樣影響外國與中華帝國之間的關係？外國能否在複興會與滿清的爭戰中爭取最大的利益……
丁日昌乘坐馬車，在弗裏曼的帶領下，來到工部局大樓前。
奧姆董事已經侯在樓前。他是一個年近五十的英國商人，貴族出身，看到丁日昌不過三十多歲，不免有些意外。
弗裏曼向奧姆介紹過丁日昌，奧姆與丁日昌握手，假裝漫不經心地說道：
“市長先生，幸會幸會。我聽說閣下曾任廣三鐵路的總辦，料想閣下一定是個閱曆豐富的人。想不到，閣下居然如此年輕，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個英文翻譯把奧姆的話準確地譯了出來。
丁日昌神態自若，說道：“我們中華帝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我也是一個年輕的官員。中國尊重英國在華利益，我也尊重閣下在工部局的地位。
“一句話，我們衷心希望建設好上海，也希望工部局服從上海市當局，創造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租界。”
丁日昌氣質儒雅，談吐自信，令奧姆感到眼前一亮。隻是，丁日昌的話綿裏藏針，與那些唯唯諾諾的滿清官員截然不同。
奧姆敷衍一番，把丁日昌延請進入工部局大樓會客室內。
坐定以內，印度仆人奉上清茶。
丁日昌略作寒暄，隨即開門見山，轉入正題，問道：“上海市軍政府昨日已經發函工部局，請工部局引渡何桂清。奧姆先生一定已經看過公函了，不知作何應對？”
這咄咄逼人的態度，倒像是洋人逼迫滿清官員。奧姆一向厭煩滿清官員，覺得他們遇事推諉，永遠沒有準信。可麵對著丁日昌的質問，奧姆倒變成了滿清官員，吞吞吐吐地說道：
“何先生是清朝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地位尊貴，目前在租界尋求政治庇難。作為租界的管理機構，工部局有義務保護他的安全。
“上海租界章程是英、法、美三國與清朝政府簽訂的。若有司法引渡，也應該由清朝方麵與租界工部局交涉。因此，從法理上講，我們不能把何先生交給你們。”
丁日昌冷笑一下，對道：“奧姆先生，我們兩國建有外交關係，在司法問題上也有協議。針對罪犯引渡，兩國有著明確的規定，亦有著成熟的機製、豐富的經驗。
“出於對工部局的尊重，我們願意繼續承認租界，繼續由工部局管理租界。但工部局對租界的管理，正如其名，僅限於工程領域。”
聽到這兒，奧姆心頭一震。因為他知道，丁日昌所說不假。
租界工部局原本是辦理工程建築的機構，仿照清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故取名為“工部局”。後來，因滿清上海官府不作為，不願、不敢敢管理租界，工部局便趁機擴大職權，演變為實質性的租界行政機構。
丁日昌繼續說道：“常州士紳指控何桂清犯有故意殺人罪，人證物證口供俱在。此案件涉及十九條人命，早已鬧得沸沸揚揚。
“上海的報紙對此廣有報道，輿論反響強烈，民憤極大。常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屢有民眾前往當局請願，要求懲辦何桂清。
“我們上海市軍政府麵臨的壓力很大，此事不能拖延。引渡何桂清勢在必行，若不能懲處何桂清，我就是曆史的罪人。如果奧姆先生感到困難，不能作主，我將立即麵見貴國公使包令。”
英國翻譯小心謹慎地把丁日昌的話翻譯成英語。奧姆聽過之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丁日昌的話暗含諷刺，意指奧姆地位不高，不能決定大事，也不夠格與丁日昌對話。
奧姆本是英國洋行老板，在中國闖蕩多年。他深知，做生意必須與官府搞好關係。如果為了何桂清而得罪丁市長，怎麽算都劃不來。
不過，奧姆以往與滿清官員打交道，總是無往不勝。這是他第一次與丁日昌打交道，若是束手就擒，豈不大失麵子？
因此，奧姆打定主意，要給丁日昌個軟釘子碰碰，便說道：“是否引渡何桂清，租界工部局就能決定。隻是，敝人要與其他董事一起商量，有結果後再通知丁市長也不遲。”
丁日昌冷笑一下，早預料到英國人會拖延，不慌不忙地說道：“奧姆先生，聽說年初因為時局不穩，租地人會議一直拖延未開。現在時局穩定，新的租地人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我聽到風聲，說法國人對英國僑民獨霸工部局董事會不滿已久，法租界打算脫離公共租界。經過‘富賓號’事件，我們與法國人不打不相識，彼此已經消除了誤會，在很多問題上取得了更加深刻、更加廣泛的共識。
“恰巧的是，怡和公司這兩年生意很好，在租界內也辦了工廠，租賃了不少土地，將在新一屆租地人會議上擁有很大的投票權。
“必要時，我們將遊說怡和公司，包括旗昌洋行等其他洋行，勸他們在租地人會議上投下神聖的一票。總辦先生，如果新一屆董事會大換血，您的董事之位、包括弗裏曼的總辦之位，恐怕都要受到影響吧。”
弗裏曼一直坐在一旁做筆錄，此刻也不由得抬起了頭，臉上露出一絲憂戚之色。
工部局董事是個相當重要的崗位，不僅有助於提高奧姆在外僑中的地位，對他的生意亦很有幫助。為此，奧姆曾積極購買土地，提高自己在租地人大會上的投票權，並串聯英國商人，最終成功擔任工部局董事。
至於總辦弗裏曼，則是奧姆的心腹。若奧姆不能連任董事，弗裏曼也難保總辦之位。
丁日昌不顧英國人顏麵已失，繼續說道：“何桂清的罪行神人共憤，不管放在什麽時候，不管放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原諒的，都是必須嚴懲的。
“況且，這是一項刑事犯罪，走正常引渡程序即可。當前，江蘇常州民怨沸騰，各地輿情強烈。工部局寧可違反民心，也要保護何桂清這種人渣嗎？”
聽到民怨沸騰、民心等字，弗裏曼不禁心有餘悸。
革命軍占領上海後，租界內外的華人群體突然變得集體亢奮，組織了接二連三的遊行、罷工、靜坐等示威活動。
一向都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輿論界、新聞界，突然出現了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上海輿論界、新聞界莫名其妙地脫離了洋人的控製，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飛向了革命軍的陣營。
工部局事後調查，發現這些異常背後都有中華帝國的影子。相比於法國艦隊的戰敗，洋人對輿論、新聞的失控更加警惕。
在洋人看來，法國“富賓號”隻是一艘並不十分先進的戰艦。戰船沉沒了，可以接著再造。
但輿論陣地的丟失、新聞傳播權的喪失，則意味著西方文化的失敗。而文化上的失敗，是無法通過簡單的再造而彌補、挽迴的。
奧姆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說道：“市長先生，我本人願意向貴國引渡何桂清。工部局董事會將盡快召開緊急會議，就此事展開討論。一有結論，我會立即通知市長先生。”
討論的結果自然是正常引渡何桂清。這雖然是件小事，卻意味著華人的勝利，也意味著華人在上海恢複了主導權。
這使得丁日昌感到異常得意，也異常興奮。開局良好，他要再接再厲，全力推進大上海計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