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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仰慕顧氏道德學問的士子們紛紛前來求教。萬曆二十五年，顧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與士子們講習學問。由於地方太小，不能滿足需要，顧憲成希望有一個理想的講學場所，有意恢復宋儒楊時在無錫城東創辦的東林書院。楊時是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進士，師事二程，精研孔孟之道。歷史上膾炙人口的“程門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師心切的佳話。他以“龍圖閣直學士”銜告老致仕，在無錫創辦書院，以著述講學為事。因楊時別名龜山，又名龜山書院；後人建道南祠奉祀楊時，又名道南書院。
顧憲成常對高攀龍說：“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他多次憑弔楊時書院的廢墟，嘆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說，理想的講學場所就在這裏。時機終於出現了，萬曆三十年，常州知府歐陽東鳳恢復常州龍城書院成功，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同意，修繕了楊龜山先生祠，又和誌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後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
需要說明的是，在顧憲成之前，已經有人慾興復東林書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間無錫人邵寶，希望恢復楊時的東林書院。高攀龍後來給顧憲成寫傳記時，迴顧東林書院的歷史時說：無錫原來就有東林書院，宋代楊龜山先生在那裏闡述伊洛之學，後來書院停辦，那裏成了僧舍。成化年間“邵莊公圖修復之，不果”。邵莊公就是邵寶，邵寶“圖修復之，不果”雲雲，出於大名鼎鼎的高攀龍之口，是有權威性的。但是身為無錫人的高攀龍隻說對了一半，邵寶恢復楊時書院雖未成功，卻在別處創建了一所東林書院。關於此事，連無錫東林書院舊址的陳列說明，都不明就裏，因此值得一說。
康熙《東林書院誌》的編者嚴彀，第一個對此做了辨析，寫了一篇《兩東林辨》，說無錫有兩個東林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南，城東者為“東林本”，城南者為“東林支”。成化年間邵寶欲恢復楊時書院未果，就在城南錫伯瀆畔另外新建一個東林書院。關於這一點，王守仁：（即王陽明）寫的《城南東林書院記》是最有力的佐證。陽明先生死於嘉靖七年（1528年），比顧憲成創建東林書院早了76年，故他所說的是另一個東林書院，即在城南錫伯瀆畔的東林書院，顧憲成創建的東林書院則在城東弓河畔。王陽明在那篇文章中寫道：“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與舉子復講學於期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先生之舊……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裏。”可見顧憲成創建的東林書院，與邵寶的東林書院毫不相幹。有意思的是，由於顧憲成的東林書院聲名顯赫，遂使曾經有過的城南東林書院銷聲匿跡，以致無人知曉，現今無錫東林書院舊址作為一個文物保護單位，對於自身歷史沿革的解說詞中，沒有一句話提及此事。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有鑑於此，我想告訴讀者諸君，無錫城南錫伯瀆畔曾經出現過一個東林書院，而本文所說的東林書院，則位於城東弓河畔，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更不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 從《東林書院誌》看東林書院的本來麵目
由於顧憲成與其他在東林書院講學的諸君子學問博大精深，東林書院創建後，聲譽日隆，成為東南地區的學術聖地。康熙《東林書院誌》寫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顧憲成希望把這一盛況載入史冊，囑託劉元珍編撰《東林誌》萬曆四十二年，《東林誌》完稿，可惜顧憲成已於兩年前去世，劉元珍隻得請高攀龍為該書作序。令人遺憾的是，劉元珍英年早逝，《東林誌》沒有出版。清初，無錫人嚴彀在劉元珍《東林誌》稿本的基礎上，編成《東林書院誌》，於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這是關於東林書院的第一本誌書，由上卷、下卷及附錄組成，雖然保留了不少珍貴資料，但失之簡略。
東林書院於天啟五年（1625年）被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為了重現東林書院昔日的輝煌，編成洋洋二十二卷的《東林書院誌》，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緒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以上就是目前所見的三種《東林書院誌》，是深入細緻了解東林書院的第一手史料。
筆者細細拜讀這些誌書，所獲得的印象，與先前學術界流行的說法頗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學術界把一個以講習儒家經典為宗旨的學校，誤解為一個議論政治的講壇，甚至誤解為一個“黨”－－“東林黨”。這當然是幾十年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今天新認識東林書院，必須以歷史事實本身來說明歷史，才能揭示真相。
東林書院的宗旨是什麽呢？顧憲成說：“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係焉”，繼承正統學脈是責無旁貸的。他對於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頗多微詞，意欲撥亂反正，推崇朱熹理學。在他的《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王陽明倡言：“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亦不敢以為是也。”他給予這樣的評價；“陽明得力處在此，其未盡處亦在此”：“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開宗明義便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製訂了四要、二惑、九損（或九益）。其要點就在於“尊經”－－尊重儒家經典。他解釋道：“經，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經，程朱表彰四書”，就是為了“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從中不難看出，顧憲成創辦書院的宗旨，在於正本清源，使士子們了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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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常對高攀龍說：“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他多次憑弔楊時書院的廢墟，嘆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說，理想的講學場所就在這裏。時機終於出現了，萬曆三十年，常州知府歐陽東鳳恢復常州龍城書院成功，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同意，修繕了楊龜山先生祠，又和誌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後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
需要說明的是，在顧憲成之前，已經有人慾興復東林書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間無錫人邵寶，希望恢復楊時的東林書院。高攀龍後來給顧憲成寫傳記時，迴顧東林書院的歷史時說：無錫原來就有東林書院，宋代楊龜山先生在那裏闡述伊洛之學，後來書院停辦，那裏成了僧舍。成化年間“邵莊公圖修復之，不果”。邵莊公就是邵寶，邵寶“圖修復之，不果”雲雲，出於大名鼎鼎的高攀龍之口，是有權威性的。但是身為無錫人的高攀龍隻說對了一半，邵寶恢復楊時書院雖未成功，卻在別處創建了一所東林書院。關於此事，連無錫東林書院舊址的陳列說明，都不明就裏，因此值得一說。
康熙《東林書院誌》的編者嚴彀，第一個對此做了辨析，寫了一篇《兩東林辨》，說無錫有兩個東林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南，城東者為“東林本”，城南者為“東林支”。成化年間邵寶欲恢復楊時書院未果，就在城南錫伯瀆畔另外新建一個東林書院。關於這一點，王守仁：（即王陽明）寫的《城南東林書院記》是最有力的佐證。陽明先生死於嘉靖七年（1528年），比顧憲成創建東林書院早了76年，故他所說的是另一個東林書院，即在城南錫伯瀆畔的東林書院，顧憲成創建的東林書院則在城東弓河畔。王陽明在那篇文章中寫道：“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與舉子復講學於期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先生之舊……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裏。”可見顧憲成創建的東林書院，與邵寶的東林書院毫不相幹。有意思的是，由於顧憲成的東林書院聲名顯赫，遂使曾經有過的城南東林書院銷聲匿跡，以致無人知曉，現今無錫東林書院舊址作為一個文物保護單位，對於自身歷史沿革的解說詞中，沒有一句話提及此事。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有鑑於此，我想告訴讀者諸君，無錫城南錫伯瀆畔曾經出現過一個東林書院，而本文所說的東林書院，則位於城東弓河畔，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更不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 從《東林書院誌》看東林書院的本來麵目
由於顧憲成與其他在東林書院講學的諸君子學問博大精深，東林書院創建後，聲譽日隆，成為東南地區的學術聖地。康熙《東林書院誌》寫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顧憲成希望把這一盛況載入史冊，囑託劉元珍編撰《東林誌》萬曆四十二年，《東林誌》完稿，可惜顧憲成已於兩年前去世，劉元珍隻得請高攀龍為該書作序。令人遺憾的是，劉元珍英年早逝，《東林誌》沒有出版。清初，無錫人嚴彀在劉元珍《東林誌》稿本的基礎上，編成《東林書院誌》，於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這是關於東林書院的第一本誌書，由上卷、下卷及附錄組成，雖然保留了不少珍貴資料，但失之簡略。
東林書院於天啟五年（1625年）被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為了重現東林書院昔日的輝煌，編成洋洋二十二卷的《東林書院誌》，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緒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以上就是目前所見的三種《東林書院誌》，是深入細緻了解東林書院的第一手史料。
筆者細細拜讀這些誌書，所獲得的印象，與先前學術界流行的說法頗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學術界把一個以講習儒家經典為宗旨的學校，誤解為一個議論政治的講壇，甚至誤解為一個“黨”－－“東林黨”。這當然是幾十年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今天新認識東林書院，必須以歷史事實本身來說明歷史，才能揭示真相。
東林書院的宗旨是什麽呢？顧憲成說：“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係焉”，繼承正統學脈是責無旁貸的。他對於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頗多微詞，意欲撥亂反正，推崇朱熹理學。在他的《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王陽明倡言：“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亦不敢以為是也。”他給予這樣的評價；“陽明得力處在此，其未盡處亦在此”：“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開宗明義便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製訂了四要、二惑、九損（或九益）。其要點就在於“尊經”－－尊重儒家經典。他解釋道：“經，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經，程朱表彰四書”，就是為了“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從中不難看出，顧憲成創辦書院的宗旨，在於正本清源，使士子們了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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