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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過，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宮廷內外圍繞皇太子的爭鬥，雖然悄無聲息，卻處處閃現出陰森的刀光劍影，朱常洛的日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萬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禮一拖再拖，其實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規格發引。這種事態反映了皇帝對皇太子的冷漠態度。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朱常洛身邊的警衛人員寥寥無幾，慈慶宮一派冷清景象。這些因素，終於誘發了震驚一時的行刺太子的”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黃昏，一個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第一道門寂然無人，第二道門隻有兩名老太監（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把守，這個陌生男子打傷一個老太監，直奔前殿簷下。說時遲那時快，太子內侍韓本用率七八名太監趕來，將兇犯擒獲，押送東華門守門指揮朱雄處。
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立即對案犯進行初審，案犯供稱：本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此人言語顛三倒四，好像瘋子。再三嚴刑審訊，他的供詞仍語無倫次，隻是說些”吃齋討封“、”效勞難為我“之類不著邊際的話。
消息很快傳到宮外，北京城人情洶洶，紛紛揣測鄭貴妃在背後搗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嶽駿聲等奉旨審理此案。張差供稱：被人燒毀供差柴草，氣憤之餘，從薊州來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闖慈慶宮雲雲。胡、嶽二人依照”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擬將張差判處死刑。這是一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僅僅以”瘋癲闖宮“論處，不追究是否有幕後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誌案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輪到他提牢，在獄中仔細察看案犯的動態。此時，正值獄中開王誌案見張差年輕力壯，並無瘋癲跡象，便對他突擊審訊，對他說：”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張差望著邊上的飯菜，低頭不語，少頃，答道：”不敢說。“王誌要隨從人員退去，張差這才招供。他供出了內中的隱情：他的舅舅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帶來一個不知名的老太監，對他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然後就跟隨老太監來到京城，住在一個大宅子裏，另一個老太監說：”你先撞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隨即給我一根棗木棍，領我到厚載門進入內宮，來到慈慶宮，打到一個老公（老太監），老公人多，遂被縛。
從張差的供詞可知，他並非”瘋癲闖宮“，而是受宮中太監收買，闖宮梃擊的。這是重大線索。王誌案立即報告皇上：”太子之勢，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顛不瘋“，”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謂”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宮中太監策劃的陰謀。
隻要把這些太監逮捕審訊，幕後主使人即可現形。萬曆皇帝考慮得更為複雜，既然牽連到太監，追查下去，便是他們的主子。這無論如何是宮闈醜聞，必須淡化處理，因此他對於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誌審訊的情況早已流傳出去，舉朝官員頓時議論紛紛。
署理大理寺事務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遞上奏疏，指出張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宮禁，如入無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評皇上對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的做法，驚嘆：”有此人情乎？“顯然是在指責皇上對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誌、王士昌的議論，反映了外廷大臣對”梃擊案“的關注，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鄭貴妃及其兄弟鄭國泰身上。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敢直犯其鋒。這種局麵很快被敢於披逆鱗的陸大受、何士晉打破了。
戶部官員陸大受對於此案審理中的疑點一一提出疑問：張差已招供有太監策應，為什麽不把他們的姓名公布於眾？那個作為聯絡點的大宅院，為什麽不指明座落何處？他還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兇鋒“，暗指外戚鄭國泰（鄭貴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發。果然，鄭國泰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寫了一個揭帖給皇上，極力為自己洗刷：”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陸大受根本沒有提到”傾儲“、”主使“，他不打自招，欲蓋彌彰。
機敏的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抓住鄭國泰辯詞中的破綻，質問鄭國泰：陸大受並沒有直指鄭國泰”主謀“，何故”心虛膽戰“？既然如此心虛，人們便不能不懷疑鄭國泰了。他步步緊逼，質問鄭國泰：”誰謂其傾陷？誰謂其主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係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辯若供，不幾於欲蓋彌彰耶？“何士晉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把鄭國泰”若辯若供“的醜態暴露無遺。然後進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鄭國泰如此汲汲於自我申辯，幹脆把張差招供的太監龐保、劉成薊親戚馬三道、李守才一幹人等，交給三法司審訊，誰是主謀，誰是助惡，必將水落石出。
何士晉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條分縷析，層層剝離，字字句句直逼鄭國泰，使他無地容身，不由人們不信鄭國泰與此案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輿論普遍認為，梃擊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與先前一係列圍繞皇太子的陰謀，若即若離，或許就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誌傳》所說：”東宮（皇太子）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張）差被執，舉朝驚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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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黃昏，一個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第一道門寂然無人，第二道門隻有兩名老太監（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把守，這個陌生男子打傷一個老太監，直奔前殿簷下。說時遲那時快，太子內侍韓本用率七八名太監趕來，將兇犯擒獲，押送東華門守門指揮朱雄處。
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立即對案犯進行初審，案犯供稱：本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此人言語顛三倒四，好像瘋子。再三嚴刑審訊，他的供詞仍語無倫次，隻是說些”吃齋討封“、”效勞難為我“之類不著邊際的話。
消息很快傳到宮外，北京城人情洶洶，紛紛揣測鄭貴妃在背後搗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嶽駿聲等奉旨審理此案。張差供稱：被人燒毀供差柴草，氣憤之餘，從薊州來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闖慈慶宮雲雲。胡、嶽二人依照”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擬將張差判處死刑。這是一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僅僅以”瘋癲闖宮“論處，不追究是否有幕後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誌案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輪到他提牢，在獄中仔細察看案犯的動態。此時，正值獄中開王誌案見張差年輕力壯，並無瘋癲跡象，便對他突擊審訊，對他說：”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張差望著邊上的飯菜，低頭不語，少頃，答道：”不敢說。“王誌要隨從人員退去，張差這才招供。他供出了內中的隱情：他的舅舅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帶來一個不知名的老太監，對他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然後就跟隨老太監來到京城，住在一個大宅子裏，另一個老太監說：”你先撞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隨即給我一根棗木棍，領我到厚載門進入內宮，來到慈慶宮，打到一個老公（老太監），老公人多，遂被縛。
從張差的供詞可知，他並非”瘋癲闖宮“，而是受宮中太監收買，闖宮梃擊的。這是重大線索。王誌案立即報告皇上：”太子之勢，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顛不瘋“，”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謂”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宮中太監策劃的陰謀。
隻要把這些太監逮捕審訊，幕後主使人即可現形。萬曆皇帝考慮得更為複雜，既然牽連到太監，追查下去，便是他們的主子。這無論如何是宮闈醜聞，必須淡化處理，因此他對於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誌審訊的情況早已流傳出去，舉朝官員頓時議論紛紛。
署理大理寺事務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遞上奏疏，指出張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宮禁，如入無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評皇上對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的做法，驚嘆：”有此人情乎？“顯然是在指責皇上對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誌、王士昌的議論，反映了外廷大臣對”梃擊案“的關注，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鄭貴妃及其兄弟鄭國泰身上。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敢直犯其鋒。這種局麵很快被敢於披逆鱗的陸大受、何士晉打破了。
戶部官員陸大受對於此案審理中的疑點一一提出疑問：張差已招供有太監策應，為什麽不把他們的姓名公布於眾？那個作為聯絡點的大宅院，為什麽不指明座落何處？他還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兇鋒“，暗指外戚鄭國泰（鄭貴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發。果然，鄭國泰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寫了一個揭帖給皇上，極力為自己洗刷：”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陸大受根本沒有提到”傾儲“、”主使“，他不打自招，欲蓋彌彰。
機敏的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抓住鄭國泰辯詞中的破綻，質問鄭國泰：陸大受並沒有直指鄭國泰”主謀“，何故”心虛膽戰“？既然如此心虛，人們便不能不懷疑鄭國泰了。他步步緊逼，質問鄭國泰：”誰謂其傾陷？誰謂其主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係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辯若供，不幾於欲蓋彌彰耶？“何士晉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把鄭國泰”若辯若供“的醜態暴露無遺。然後進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鄭國泰如此汲汲於自我申辯，幹脆把張差招供的太監龐保、劉成薊親戚馬三道、李守才一幹人等，交給三法司審訊，誰是主謀，誰是助惡，必將水落石出。
何士晉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條分縷析，層層剝離，字字句句直逼鄭國泰，使他無地容身，不由人們不信鄭國泰與此案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輿論普遍認為，梃擊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與先前一係列圍繞皇太子的陰謀，若即若離，或許就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誌傳》所說：”東宮（皇太子）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張）差被執，舉朝驚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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