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冷笑道:“哼,若是不答應那些世家的要求,他們豈不是要將大魏拱手送給他人了?”


    王淩咳嗽幾聲急忙擺手:“咳咳,那倒不至於,丞相言重了,但依老夫所想,丞相的這個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以他們的實力,多半會重新選一個人來坐這個位置,甚至是自己坐上來也不是不可能的。”


    曹爽聽罷隨即又開口道:“若是答應了他們所請,在朝中多給世家的人安排些位置,他們又當如何來迴報?”


    王淩的臉色隨即又陰轉晴笑著道:“合則兩利這自然是再好不過的,若是丞相答應了,他們也自然會盡心擁護丞相,甚至丞相想要那個位置,他們也會效仿王莽當初的造神運動盡快替丞相實現這個願望的。”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蕩,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


    因此於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義軍(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脫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最後隨從王莽的千餘人全部戰死或者被殺。王莽被起義軍戰士(商縣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就向杜吳問王莽的屍身在哪,杜吳告訴他在“室中西北陬間”,公賓就斬了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殺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屍體。百姓們聽說王莽的首級在宛市,‘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滅亡,王莽的頭顱,被後來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現在都還收藏在洛陽的府庫中。


    西漢王朝已經行至強弩之末,關於漢家中衰的讖語比比皆是,有的還給出了具體的時間表,“三七之厄”“百六之災阸”即將來臨。


    漢哀帝下罪己詔,罷免宰輔,以當其禍,建平二年(前5),曾一度易號而“再受命”,但這些舉措無濟於事。在民間,為旱澇、饑荒、盜賊、盤剝所折磨的百姓,在現世無望後,選擇拜伏在西王母腳下。


    建平四年的春天,關東遭遇了持續大旱,隨之,一場浩浩蕩蕩的傳詔籌的群體性事件爆發。民眾仿佛著了魔一般,四方奔走,手持木條或麻稈,互相傳遞,稱為“行詔籌”,並且紛紛往長安奔走,路上相遇可達千人,他們披發赤足,行色匆匆。經郡國二十六,在夏季來臨時,趕到京師長安。在長安,西王母的信徒們在街巷阡陌間舉行祭祀,設博局,行樂舞,來拜祠西王母。此外,他們還傳遞符書,稱“佩戴此符書者,可以不死,如果不信,在門樞下可以看到白發”。如此這般,直到秋天事件才平息下去。


    這仿佛是民間自發的宗教狂熱,細究之,卻是一場組織嚴密的政治運動,關東二三十個郡國(約占全國郡國數的三分之一)百姓忽然間為同一個信念所驅動,以傳詔籌的形式迅速串聯,千裏奔馳,甚至能動用官家的驛站傳行,齊聚長安,在天子腳下,歌舞祭祀,擊鼓喧嘩,鬧騰達數月之久,竟然無國家機器出動遏製?若無係統組織和資金支持,若無幕後主使的強大勢力,難以想象,平民可以掀起如此浩大洪波。


    奇怪的是,這場運動卻倏而來忽而逝,秋後事去無痕跡。那麽,問題就來了,誰是幕後主使呢?他為何要操縱這樣一場運動呢?史書的記載於此晦澀不明。若觀察漢哀帝建平四年前後的政治形勢,或許就能尋出幕後主使的蛛絲馬跡。


    在整個漢成帝時代,因為孝元太後王政君的緣故,外戚王家攝控權力,“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繼王鳳、王音、王商、王根之後,後起之秀王莽成為這個家族的帶頭人。


    但是時局變易了。漢成帝駕崩而無子,侄兒漢哀帝即位。哀帝自然親近自己的母家,傅、丁外戚崛起,試圖挑戰王家。王莽不得不下野。三年間,他杜門自守,等待時機。其間官吏上書為王莽鳴不平者仍數以百計,可見王家勢力的根深蒂固。傳詔籌事件發生時,王莽在野,看似無關。


    該事件後數月,元壽元年,天空顯示了日食的異象,哀帝下詔罪己。周護、宋崇趁機大力頌揚王莽的功德,於是,一道詔令下,王莽又迴到了權力的中心。


    可見,在時間軸上,傳詔籌事件正坐落於王莽否極泰來的轉折點上。那麽,此事真的與王莽無關麽?


    在傳詔籌事件中,有一個人的感受非常重要,那就是漢哀帝。在建平四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他感到無形的壓力正在步步緊逼。在第二年,被恐慌折磨的漢哀帝詔令王莽迴朝。顯然,在這場政治的角力中,他敗下陣來。那麽誰是此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誰就可能是事件的製造者,答案就是:王莽。


    在野的王莽,絕不安於閑雲野鶴,他一定極力尋找機會重新奪迴權力。組織官吏上書鳴不平是一例,但是看起來效果並不明顯。於是,民眾對西王母的崇拜,成為王莽野心的助力。


    從後來的作為來看,王莽是很善於組織和利用民眾的,他不方便明確表達的欲望,就靠發動民眾表達出來。


    漢平帝時,王莽想讓女兒成為皇後,但他假意謙虛,不讓女兒參與采選。


    此皇帝家事,竟然招來了大規模的上書言事,“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於是乎,王莽如願以償。


    王莽假意推辭新野的封地,其實所謀者更大,“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於是乎,王莽獲得了加九錫的榮耀。


    此動輒成千上萬人的上書,並不代表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真的如此之高。


    事實上,可能在王莽下野期間,他就開始利用王家遍天下的人脈,經營起一張遍布全國的網絡,如他需要,便可號令天下。


    建平四年春,大旱,王莽的時機到來了。


    大旱之年,民不聊生,稍以利誘,最易煽動。於是,霎時傳詔籌成燎原之勢。盡管傳詔籌事件如野火蔓延,但王莽仍然能控製局勢。在適當時候,便可收手。秋後,眾人各自散去。若非究其原因,該事件就如流星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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