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二章 虛心求教，走不了多遠
爽帝：從高平陵事變開始逆襲 作者：浮生WX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王淩頓了頓繼續開口道：“丞相，恕老夫直言，若是再這樣下去，老夫恐我大魏基業不穩啊。”
曹爽沒有生氣，隻是裝作一副虛心求教的樣子道：“請王司空教我該如何化解此番的危機？”
王淩捋著胡須緩緩開口道：“依老夫之見，丞相應當多給世家子弟一些機會，畢竟那些人也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嘛，若是按當初製定的九品選人之法，必定能在其中為我大魏選出不少好的人才，有了世家之人的支持，我大魏江山亦會更加穩固！”
曹爽笑著迴道：“哦，真是一個好計策啊，若是我不納司空之諫言又會如何呢？”
王淩有些怒意的開口道：“老夫勸丞相還是不要學那王莽，若是沒有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丞相可走不了多遠！”
王莽稱帝後，采取了一係列惠民措施，史稱“王莽改製”。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布：將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一樣，均不得買賣。其後，改革幣製、官製，規定鹽鐵官營，山川河流收歸國有；同時，與民休息。從此，國泰民安。
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並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
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采取了一係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複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後，企圖通過複古西周時代的周禮製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製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製”。
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複井田製；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
其後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
但由於這些政策隻求名目複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因國內已有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而唯獨缺少西海，為了湊全這“四海”，他窮兵贖武地出兵將青海湖一帶的土地占領來設置西海郡。
為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嚴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
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
又收迴並損毀“匈奴單於璽”，改授予“新匈奴單於璽”；甚至將匈奴單於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始建國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議，集天下賢能之士皆來長安，開始編匯《漢語典》《醫典》《婚喪典》《文學典》等重要典籍。天鳳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麗、老窩、浦涯等小國，先後臣服新朝。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
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裏。
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麵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麵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
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攝元年（公元6年），安眾侯劉崇率百餘人攻宛，因人少失敗。
居攝二年（公元7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起兵十餘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餘萬人起而響應。
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
居攝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
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
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
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王莽改製沒有解決西漢末年以來的土地兼並以及流民問題。
相反，由於他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大興土木，還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甚至造成成千上萬的百姓死於非命。
例如征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人。
人禍加上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
到王莽末年，更達到了每斛價值黃金一斤。
天災人禍迫使百姓流落他鄉，人相食的慘狀史不絕書。
麵對這種現象，王莽無計可施，竟然異想天開，派人教流落關中的饑民“煮木為酪”。
這種悲慘的生活，怎麽能使百姓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呢！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於新莽政權頻繁的征發，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其中並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內蒙一部）等邊境地區尤甚。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頭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騷擾，數千人起而造反，捕盜將軍孔仁經過一年多的圍剿，才將盜賊平定下去。
天鳳四年（公元17年）以後，天下愈愁，盜賊起，各地人民紛紛起而反抗。
在這一年，瓜田儀在會稽長洲（江蘇蘇州）率眾起義，堅持長達數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婦女呂母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攻破縣城，處死縣宰，自稱將軍，出沒於海上，其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
呂母是中國曆史上出現的農民起義的第一個女領袖。
天鳳五年（公元18年），東海（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率眾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活躍於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現數十支起義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東北）的起義、羊牧在江夏（今湖北雲夢）的起義、秦豐在南郡的起義、王州公在廬江（今安徽廬江西南）的起義。
這些義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其活動範圍往往跨州連郡，活躍於廣大地區。
在國都附近的“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數。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盜賊出沒，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
在當時遍布全國的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成為農民起義的主流，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
曹爽沒有生氣，隻是裝作一副虛心求教的樣子道：“請王司空教我該如何化解此番的危機？”
王淩捋著胡須緩緩開口道：“依老夫之見，丞相應當多給世家子弟一些機會，畢竟那些人也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嘛，若是按當初製定的九品選人之法，必定能在其中為我大魏選出不少好的人才，有了世家之人的支持，我大魏江山亦會更加穩固！”
曹爽笑著迴道：“哦，真是一個好計策啊，若是我不納司空之諫言又會如何呢？”
王淩有些怒意的開口道：“老夫勸丞相還是不要學那王莽，若是沒有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丞相可走不了多遠！”
王莽稱帝後，采取了一係列惠民措施，史稱“王莽改製”。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宣布：將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一樣，均不得買賣。其後，改革幣製、官製，規定鹽鐵官營，山川河流收歸國有；同時，與民休息。從此，國泰民安。
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並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
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采取了一係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複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後，企圖通過複古西周時代的周禮製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製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製”。
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複井田製；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
其後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
但由於這些政策隻求名目複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因國內已有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而唯獨缺少西海，為了湊全這“四海”，他窮兵贖武地出兵將青海湖一帶的土地占領來設置西海郡。
為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嚴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
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
又收迴並損毀“匈奴單於璽”，改授予“新匈奴單於璽”；甚至將匈奴單於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始建國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議，集天下賢能之士皆來長安，開始編匯《漢語典》《醫典》《婚喪典》《文學典》等重要典籍。天鳳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麗、老窩、浦涯等小國，先後臣服新朝。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
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裏。
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麵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麵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
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攝元年（公元6年），安眾侯劉崇率百餘人攻宛，因人少失敗。
居攝二年（公元7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起兵十餘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餘萬人起而響應。
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
居攝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
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
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
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王莽改製沒有解決西漢末年以來的土地兼並以及流民問題。
相反，由於他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大興土木，還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甚至造成成千上萬的百姓死於非命。
例如征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人。
人禍加上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
到王莽末年，更達到了每斛價值黃金一斤。
天災人禍迫使百姓流落他鄉，人相食的慘狀史不絕書。
麵對這種現象，王莽無計可施，竟然異想天開，派人教流落關中的饑民“煮木為酪”。
這種悲慘的生活，怎麽能使百姓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呢！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於新莽政權頻繁的征發，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其中並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內蒙一部）等邊境地區尤甚。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頭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騷擾，數千人起而造反，捕盜將軍孔仁經過一年多的圍剿，才將盜賊平定下去。
天鳳四年（公元17年）以後，天下愈愁，盜賊起，各地人民紛紛起而反抗。
在這一年，瓜田儀在會稽長洲（江蘇蘇州）率眾起義，堅持長達數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今山東日照）婦女呂母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攻破縣城，處死縣宰，自稱將軍，出沒於海上，其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
呂母是中國曆史上出現的農民起義的第一個女領袖。
天鳳五年（公元18年），東海（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率眾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活躍於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現數十支起義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東北）的起義、羊牧在江夏（今湖北雲夢）的起義、秦豐在南郡的起義、王州公在廬江（今安徽廬江西南）的起義。
這些義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其活動範圍往往跨州連郡，活躍於廣大地區。
在國都附近的“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數。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盜賊出沒，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
在當時遍布全國的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成為農民起義的主流，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