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五章 出頭鳥，建初寺落成
爽帝：從高平陵事變開始逆襲 作者：浮生WX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程曉當“出頭鳥”上奏疏一事若是放在投其所好的世家大族掌權之時便是大功一件，
若是司馬懿順利上台，那肯定會想方設法的搞一個暗箱操作將校事府廢除的，
畢竟這些世家大族可是一直就對校事府監視他們一事深惡痛絕的，可曹爽就不同了，他不是世家，怎麽說也算是半個大魏宗室吧，
若是曹爽是士族出身，想必也會廢校事府，這就要看當權者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邊了。
晚飯之時，曹爽吩咐廚房將晚飯送來西廳，與楊綜在西廳吃了，飯菜很簡單，隻有三菜一湯，二人把各自桌案上的飯菜用的很幹淨，曹爽對飯菜的要求也不高，隻要可口管飽便可，
待楊綜告辭迴府之時，曹爽又開口道：“天色已晚，吾派幾名親兵送伯初迴去罷。”
楊綜抱拳道：“如此便多謝丞相了。”……………
昨夜的建業剛下過一場雨，但對夏季的溫度也好像沒有絲毫的作用，今天是個好天氣，這是孫權在幾個月之前便命人選的好日子，
孫權耗時三年，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建初寺終於在淮水（秦淮河）畔建成了，孫權特地命人選了八月十五的好日子率群臣前來觀禮，
建初寺院落中嶄新的青石板地麵上還有著一些積水，新植的菩提樹上還不斷往下滴落著水珠，池塘中的荷花在怒放，一切都很新，
寺院高台上的鍾聲被不斷的撞響，“咚—咚—咚”的聲音響徹整個建業城，不遠處還有幾座高大的佛塔，香煙嫋嫋不斷升到天空，讓人有一種置身於異域佛國之中的錯覺，畢竟這可是江東地界的第一座佛寺，
主持康僧會著一身僧袍於主殿台基之上對一旁正拾級而上的孫權雙手合十欣喜的道：“陛下，如今佛教在江東大興，必能讓太夫人的在天之靈得到告慰，亦能讓吾國百姓能夠沐浴在佛法之下安享太平，讓吾國國運比以往更加昌盛啊！”
孫權也不看他，隻是自顧自的說道：“希望上天能夠眷顧朕吧。”其實孫權也不是如何的癡迷佛法，隻是在三年前聽了康僧會的一番佛理，覺得有些道理，
方才為康僧會在淮河（今秦淮河）畔修了一座偌大的佛寺、修幾座佛塔供奉康僧會從萬裏之外天竺請來的舍利，但這些最終對孫權來說也不過是穩定統治的工具而已，更是為他焦慮不安的內心求一個安慰。
一旁的博士支謙雙手合十道：“我佛必會護佑眷顧陛下的。”
漢朝的衰敗不僅僅是政治上、經濟上的，而且是思想的和文化的。
儒家正統文化的衰落與玄學的興起，政治上的爭權奪利與頻繁的戰爭，民眾的流離失所與士大夫的朝不保夕，
這一切都為佛教的傳播和佛教在組織上、教義上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當然也不僅僅是外來的佛教，還有土生土長的道教，
北方魏國對一切宗教活動(包括佛教）持反對的態度，但事實上在民間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譯經等活動從未中止，洛陽城外便有不少的寺院，城內的白馬寺也依然香火鼎盛。
“初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
而偏安江東的孫吳政權對於佛教比較支持，著名僧人支謙與康僧會等均在此地受到禮遇並都有所作為，集中表現在譯經和佛教音樂方麵。
支謙在孫吳期間共譯經數十部，其中《大明度無極經》和《維摩詰經》最為重要。
《大明度無極經》是《道行般若》的改譯本，支謙在改譯過程中一是將“原譯的晦澀詰詘處“改得通暢可讀，二是將原來的“胡語音譯“改為意譯。
在中國佛教譯經史的所謂“質樸“與“文麗“二派中，支謙屬於後者，東晉支敏度讚揚他說：“才學深澈，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
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盡管支謙的譯經被後人(如鳩摩羅什、僧肇等）指責為“理滯於文“、失於忠信，
但支謙所開創的譯風實際上代表了外來的佛教主動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向，佛教通過調整自身來適應漢地老百姓、漢地士大夫、乃至漢地統治者的口味。
這是一種雙向的文化親和或說文化認同，由此佛教逐步中國化，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支謙所譯《維摩詰經》並非隨意的選擇，此經與《般若》的空觀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視世俗觀念是其特色。
“它認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於深入世間，解救眾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發出家，隻要證得佛教義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資財無量“的世俗生活樂趣中，就能達到涅盤解脫的境界。因為佛國與世間，無二無別，離開世間的佛國，是不存在的；“如來種“存在於“塵勞“(煩惱）之中，離開“塵勞“，也就無所謂“如來“。
《維摩詰經》高度的入世精神與靈活性使之在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層中，大受歡迎，其影響比《般若》還要深遠，直到隋唐“其風猶酣“。
在時間上稍晚於支謙的康僧會祖居天竺，其父經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記載的第一個自南而北傳播佛教的僧侶。
赤烏十年(247年）康僧會來到建業，孫權為其建“建初寺“，是為“江南有寺之始“。
在佛教音樂方麵創製“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這些成就使康僧會在江南佛教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最能體現其佛教思想的，是他編譯的《六度集經》。
《六度集經》共8卷，按大乘菩薩“六度“分為6章，編譯各種佛經91篇。
其宗旨在於用佛教的菩薩行發揮儒家的“仁道“說，並以“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的觀點將佛教的中國化進程又向前推進一步。
康僧會把佛教的“悲湣眾生“作為出發點，同時將孟子的“仁道“奉為“三界上寶“，他一方麵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另一方麵又主張臣民可以“起而棄之“那些“利己殘民，貪而不仁“的君王。
這種協調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努力、這種“將佛教中的消極頹廢因素改造成為可以容納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為中國佛教的發展，開辟了另一蹊徑“。
東吳赤烏十年，西域高僧康僧會大師來到建業（今南京）傳播佛法，應吳帝孫權之請，求得感應舍利，孫權為其建造寺塔，賜名建初，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懷念自己的母親…………………
若是司馬懿順利上台，那肯定會想方設法的搞一個暗箱操作將校事府廢除的，
畢竟這些世家大族可是一直就對校事府監視他們一事深惡痛絕的，可曹爽就不同了，他不是世家，怎麽說也算是半個大魏宗室吧，
若是曹爽是士族出身，想必也會廢校事府，這就要看當權者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邊了。
晚飯之時，曹爽吩咐廚房將晚飯送來西廳，與楊綜在西廳吃了，飯菜很簡單，隻有三菜一湯，二人把各自桌案上的飯菜用的很幹淨，曹爽對飯菜的要求也不高，隻要可口管飽便可，
待楊綜告辭迴府之時，曹爽又開口道：“天色已晚，吾派幾名親兵送伯初迴去罷。”
楊綜抱拳道：“如此便多謝丞相了。”……………
昨夜的建業剛下過一場雨，但對夏季的溫度也好像沒有絲毫的作用，今天是個好天氣，這是孫權在幾個月之前便命人選的好日子，
孫權耗時三年，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建初寺終於在淮水（秦淮河）畔建成了，孫權特地命人選了八月十五的好日子率群臣前來觀禮，
建初寺院落中嶄新的青石板地麵上還有著一些積水，新植的菩提樹上還不斷往下滴落著水珠，池塘中的荷花在怒放，一切都很新，
寺院高台上的鍾聲被不斷的撞響，“咚—咚—咚”的聲音響徹整個建業城，不遠處還有幾座高大的佛塔，香煙嫋嫋不斷升到天空，讓人有一種置身於異域佛國之中的錯覺，畢竟這可是江東地界的第一座佛寺，
主持康僧會著一身僧袍於主殿台基之上對一旁正拾級而上的孫權雙手合十欣喜的道：“陛下，如今佛教在江東大興，必能讓太夫人的在天之靈得到告慰，亦能讓吾國百姓能夠沐浴在佛法之下安享太平，讓吾國國運比以往更加昌盛啊！”
孫權也不看他，隻是自顧自的說道：“希望上天能夠眷顧朕吧。”其實孫權也不是如何的癡迷佛法，隻是在三年前聽了康僧會的一番佛理，覺得有些道理，
方才為康僧會在淮河（今秦淮河）畔修了一座偌大的佛寺、修幾座佛塔供奉康僧會從萬裏之外天竺請來的舍利，但這些最終對孫權來說也不過是穩定統治的工具而已，更是為他焦慮不安的內心求一個安慰。
一旁的博士支謙雙手合十道：“我佛必會護佑眷顧陛下的。”
漢朝的衰敗不僅僅是政治上、經濟上的，而且是思想的和文化的。
儒家正統文化的衰落與玄學的興起，政治上的爭權奪利與頻繁的戰爭，民眾的流離失所與士大夫的朝不保夕，
這一切都為佛教的傳播和佛教在組織上、教義上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當然也不僅僅是外來的佛教，還有土生土長的道教，
北方魏國對一切宗教活動(包括佛教）持反對的態度，但事實上在民間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譯經等活動從未中止，洛陽城外便有不少的寺院，城內的白馬寺也依然香火鼎盛。
“初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
而偏安江東的孫吳政權對於佛教比較支持，著名僧人支謙與康僧會等均在此地受到禮遇並都有所作為，集中表現在譯經和佛教音樂方麵。
支謙在孫吳期間共譯經數十部，其中《大明度無極經》和《維摩詰經》最為重要。
《大明度無極經》是《道行般若》的改譯本，支謙在改譯過程中一是將“原譯的晦澀詰詘處“改得通暢可讀，二是將原來的“胡語音譯“改為意譯。
在中國佛教譯經史的所謂“質樸“與“文麗“二派中，支謙屬於後者，東晉支敏度讚揚他說：“才學深澈，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
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盡管支謙的譯經被後人(如鳩摩羅什、僧肇等）指責為“理滯於文“、失於忠信，
但支謙所開創的譯風實際上代表了外來的佛教主動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向，佛教通過調整自身來適應漢地老百姓、漢地士大夫、乃至漢地統治者的口味。
這是一種雙向的文化親和或說文化認同，由此佛教逐步中國化，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支謙所譯《維摩詰經》並非隨意的選擇，此經與《般若》的空觀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視世俗觀念是其特色。
“它認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於深入世間，解救眾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發出家，隻要證得佛教義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資財無量“的世俗生活樂趣中，就能達到涅盤解脫的境界。因為佛國與世間，無二無別，離開世間的佛國，是不存在的；“如來種“存在於“塵勞“(煩惱）之中，離開“塵勞“，也就無所謂“如來“。
《維摩詰經》高度的入世精神與靈活性使之在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層中，大受歡迎，其影響比《般若》還要深遠，直到隋唐“其風猶酣“。
在時間上稍晚於支謙的康僧會祖居天竺，其父經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記載的第一個自南而北傳播佛教的僧侶。
赤烏十年(247年）康僧會來到建業，孫權為其建“建初寺“，是為“江南有寺之始“。
在佛教音樂方麵創製“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這些成就使康僧會在江南佛教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最能體現其佛教思想的，是他編譯的《六度集經》。
《六度集經》共8卷，按大乘菩薩“六度“分為6章，編譯各種佛經91篇。
其宗旨在於用佛教的菩薩行發揮儒家的“仁道“說，並以“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的觀點將佛教的中國化進程又向前推進一步。
康僧會把佛教的“悲湣眾生“作為出發點，同時將孟子的“仁道“奉為“三界上寶“，他一方麵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另一方麵又主張臣民可以“起而棄之“那些“利己殘民，貪而不仁“的君王。
這種協調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努力、這種“將佛教中的消極頹廢因素改造成為可以容納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為中國佛教的發展，開辟了另一蹊徑“。
東吳赤烏十年，西域高僧康僧會大師來到建業（今南京）傳播佛法，應吳帝孫權之請，求得感應舍利，孫權為其建造寺塔，賜名建初，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懷念自己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