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綜繼續開口道:“隻怕他不是真糊塗而是裝糊塗罷了,畢竟若是此事能由他一手促成,


    他也能在史書上留一個好的清名,為天下請命的好名聲,他一個儒生怎能不想要這些?”


    曹爽想了想又道:“也不能完全怪程季明,這些年校事府內部也出了很多像盧洪、趙達這樣的蛀蟲,方才讓他們有此機會建議朝廷廢校事府,日後還得對校事府加強整頓、約束才是。”


    楊綜繼續道:“仆都記下來了,明日便開始清理校事府內部的蛀蟲,位卑而權重的官署難免會有這樣的弊處,不過對那些世家大族來說這隻是一個借口而已,若是沒有此事,他們也會再尋其他由頭的。”


    當年在曹魏陣營中,曾流傳著這麽一句話:“不怕曹丞相,卻怕盧洪與趙達。”


    而盧洪和趙達兩人,就是校事府之中的校事官,他們相當於後來西廠汪植的地位。


    那這個組織究竟有多厲害,以至於讓人產生的畏懼更勝曹操呢?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有一次,尚書郎徐邈在酒後稱自己是聖人,而這件事被校事官趙達通過耳目聽到了。


    得知消息後,趙達當即告訴了曹操。


    曹操聽後十分生氣,畢竟強勢如曹操都不敢稱自己是聖人,你徐邈算什麽東西?


    於是曹操當即下令,讓人將徐邈收押入獄。


    若非後來有人向曹操說好話,稱徐邈這是醉酒之後說了胡話,而且畢竟徐邈於曹魏有功,功過相抵,曹操才沒有和徐邈多加計較。


    不僅是徐邈,連東漢末年的大臣崔琰與毛玠,都曾被校事告發而慘受牢獄之災,要知道這兩人都是曹魏的有功之臣,在校事的告發下,竟然命喪牢獄之中,可見校事一職的恐怖所在。


    縱觀曹操一生,其雖善於用兵屢摧強敵,但亦時常遭逢部下叛亂、政敵暗殺之事。


    曹操所經曆的叛亂與暗殺雖然都被及時平定,但考察其發生時間,無疑都是出現在如征討徐州、官渡對峙、漢中爭奪戰等敏感時期,給曹操本人及後期建立的魏國都帶來極大的隱患,


    所以對曹操個人而言,設立一套能夠時時監察百官、消除叛亂於萌芽的特務製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應該說,建安末年的耿紀、魏諷密謀起事隻是漢臣的最後反擊,自官渡徐他之後軍中確無行刺之事,這也算是校事設立後的一個明顯效果,即至少保障了曹操本人的安全。


    但校事的危害性也十分明顯:盧洪、趙達二人的隨意構陷,顯然證明程曉替曹操辯白的“檢禦有方,不至縱恣”這一抑製措施僅僅是一句空話,“不畏曹公,但畏盧洪”一語也可看出軍中已是恐怖氣氛蔓延。


    後來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繼位魏王,隨後他逼著漢獻帝禪讓,自己登基稱帝,建立魏國。


    建國之後,曹丕繼續用校事來威懾與駕馭臣子。


    要知道當年一個校事劉慈,就對曹丕告發了上萬次,可見校事一職管轄範圍之廣,權勢之大。


    當然世間哪有那麽多不臣之事,大多都是校事誇大其詞,或者憑空捏造而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潁川太守高柔向曹丕進言,稱校事告發多有不實,而且曹丕曾下令要處死被告者而賞賜告發者,所以他建議曹丕取消這項法令,以免無辜人受害。


    因為校事是要監察百官,所以曹丕雖然采納了高柔部分建議,但卻沒有取消校事製度。


    看起來,校事一職危害極大,校事官若要尋私仇,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實際上,執政者使用校事,是有其目的的。


    比如曹操就使用校事控製軍隊,檢舉貪汙以及防止叛亂。畢竟亂世之中,人心叵測,明麵上對你畢恭畢敬的下屬,暗地裏可能很想在你背後捅刀子。


    而曹操本人就曾經曆過張繡叛亂,丹陽兵兵變等,這樣的情況如果執政者沒有事先提防,很有可能陰溝裏翻船。


    況且除了以上的作用外,校事還有一個最大的作用,那就是製衡門閥士族。要知道在東漢末年,實際的統治者已經不再是漢室,而是傳統的門閥士族。


    而曹操作為新崛起的士族代表,自然不願意重蹈漢室覆轍,讓士族掌握曹魏的命脈。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支絕對忠於自己,並能監控士族的神秘組織,就此出現了。


    河間人沐並為人果敢,不畏強權,曹操任丞相時期曾征召其為署軍謀椽,曹丕登基後改任成皋縣縣令。


    校事劉肇途徑成皋縣,遣人唿縣吏公開勒索穀物,當時成皋縣正值蝗災、旱災,並無多餘的物。劉肇隨從見穀物沒有準備,徑直來到沐並的門庭下吼罵官吏。


    沐並聞聲大怒,持刀帶人抓捕劉肇,劉肇隨即逃離,並向曹丕告發。於是朝廷下詔將沐並逮捕判處死刑,後又改判為髡刑。


    受刑後,沐並複職,但往後十餘年一直閑散不再重用,徹底斷送了仕途。


    上述二事中,劉慈、劉肇等校事官吏動輒勒索地方縣令、告發吏民數以萬計,這完全要歸咎到身為君王的曹丕身上。


    曹丕代漢稱帝,名義上是漢獻帝自願禪讓,實則難逃篡漢惡名。為了皇位穩固,勢必要更加重用校事打壓反對聲音,甚至連民間惡語也不相容,這也讓曹丕時代校事官吏更加的變本加厲。


    曹丕在位時,校事官吏仍然依仗權力大肆查奸舉報,甚至又將舉報層麵擴大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比當初的趙達等人更加的毫無忌憚。


    在曹丕登基後,民間多次發生誹謗朝廷的惡語,曹丕聞聽後非常惱恨,命有司“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


    此時已擔任治書執法負責朝廷奏劾工作的高柔再次上疏請求廢除妖言誹謗和獎賞告發的法令,但依舊未被采納,結果這曹丕一簡單粗暴的法令致使民間“相誣告者滋甚”,造成社會動蕩,朝廷這才下詔廢除。


    而當時的校事劉慈等人利用這一法令大肆誣陷,“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這些被冤屈的吏民又全賴高柔公正處理,這才維係了曹魏政權的穩定。


    魏明帝曹睿時期,校事猖獗依舊,《高柔傳》中又提到,當時個叫劉龜的典農中郎將私自在皇家禁苑中打獵,被其手下功曹張京向校事告發,曹睿聞聽後逮捕劉龜,並隱瞞了張京的名字。


    將本是負責查奸的校事又當做維護皇室私產的工具,更加脫離了其設立的初衷。


    此後,朝中發生了一起更加荒唐離譜的事件:掌管朝集禮儀的殿中監居然擅自逮捕了掌管檔案典籍的蘭台令史!


    光祿大夫衛臻請求嚴辦此事,他在疏表中直接指出一味的縱容校事將會導致“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的危害,


    即朝廷各部門都將會超越職權隨意妄為,會讓整個朝廷陷入衰敗。


    但遺憾的是,自曹操至曹睿時期,都是一味的縱容、默許,甚至是不斷擴大校事的職能,讓這些特務的猖獗有增無減,如今的曹爽總算是要對其有所約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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