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後寫信給中央銀行，要銀行撥給他秘密費用各20萬元。1942年他又以財政部長的名義要中央銀行撥給他任董事長的中國興業公司現金600萬元。
除了資源委員會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製和領導的部門也吞併了不少民族工業。如劉鴻生辦的中國毛紡織公司、中國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資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職權向公司貸款，並控製了該公司的大部股份。當時所賺的利潤當然多數也流人了孔祥熙個人的腰包。劉鴻生後來對人講，在上海時我是大老闆，到重慶我變成了小夥計。在上海時我為自己賺錢，在重慶我為別人賺錢。
孔祥熙不僅掌握了經濟大權，還用手中的大權大力發展自己直接控製或間接控製的商業企業，以及為自己的親屬、親信創造條件。這就為他在抗戰期間徇私舞弊，大發橫財奠定了基礎，也創造了條件。
2.田賦--對農民殘酷剝奪
孔祥熙當家理財主要是靠兩手，一手是抓錢，一手是抓糧。抓錢，如上麵所說就是抓增稅、抓借內債外債、抓濫發紙幣、搞通膨脹；而抓糧，就是靠田賦，抓徵實了。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歷代統治者都重視農業，都重視抓糧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築牆、廣積糧”的要訣。當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工業或隻有少量的工廠、手工業，田賦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關於田賦的徵收辦法和改革也特別多。
如明朝以前，田賦多以實物徵收。嘉靖年間實行了“一條鞭”法後，停止徵收實物，改為徵收貨幣--銀子。田賦第一次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但無論實物稅還是貨幣稅，在蔣介石政權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徵收並納入國庫，無地方和中央之分。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後，對田賦進行了改革，即將田賦納人地方收入係統。這樣可以調動各省的積極性，徵收的是貨幣而不是實物。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大片國土淪喪，沿海富庶地區幾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國民黨控製的產糧區日益縮小。加上戰爭對生產的摧殘，軍隊數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內遷，都使大後方的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
起初，孔祥熙以為，隻要手中有了錢，糧食不是問題，生產不出來可以到國際市場購買。但自抗戰以來的情況表明，他的這種看法越來越與實情不符。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1941年，日軍襲擊珍珠港，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爆發。
世界大戰使世界糧食市場遭到破壞，糧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戰略物資，糧食價格也一路上揚。當時對中國來說，即使買到了糧食，怎樣運進來都成了問題。日軍對東南亞地區的占領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海運。
從國內來看，由於糧食日趨緊張，不少大地主奇貨可居，紛紛囤積糧食以求高價出售。原田賦又以徵收貨幣為主，征來了法幣由於不斷貶值，實則買不到實際需要的糧食。於是，田賦改革勢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為國民黨政府主管財政的負責人，對這種情況當然清楚。當時，經常有報告送到他這兒來，要他調運糧食給某省某地，報告都簽著蔣介石等要人的大名。還有就是軍隊，常常抱怨軍糧供不足，新組建的部隊吃不飽。
於是糧食問題關係到民心軍心，關係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穩。因此孔祥熙下決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慮。
1940年，就在美日關係日趨緊張，開戰跡象越來越明顯的時候，孔祥熙曾找到蔣介石，向他當麵匯報糧食問題。
孔祥熙說：“太平洋戰爭如若爆發，一則美國全力對日作戰，軍費劇增，必影響對我國的援助。二則太平洋戰爭勢必影響我國的水上通道，從水路運送國內物資將越未越困難。因此，儲備戰略物資以應將來之需已成為當務之急了。”
當下蔣介石問道：“依庸之弟意該當如何？”
孔祥熙說：“我認為當前最主要的是糧食。大後方幾百萬軍隊，數十萬官員和幾億民眾，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糧食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大……”
孔祥熙將糧食的重要性及怎樣改革田賦的思路向蔣全盤托出。
蔣介石聽了以後說，“好，就由你全權負責這件事。既要辦，就要把它辦好。”
當時，孔祥熙改革田賦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將1927年以來劃歸各省的田賦稅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將明嘉靖以來實行了數百年的貨幣稅恢復成實物稅。
孔祥熙在解釋他為什麽這樣改革時說：“吾國田賦，現以國幣徵收，但目前糧價飛漲，以過去所定之稅率，徵購現在糧價漲後的田賦，顯不妥當……”但通貨膨脹是誰造成的呢？孔祥熙當然不會說了。
孔祥熙實行田賦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來自各省地方官員。長期以來，他們已將收繳田賦做為自己中飽私囊的一個重要途徑，一下讓孔祥熙把財源截走，這些人當然不肯罷休了。
地方官員雖然不願意，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再說這是在抗戰時期，誰膽敢抵抗就以破壞抗戰論處。所以，在1941年初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賦改革方案時竟以全票通過，並從1941年夏糧收購時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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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資源委員會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製和領導的部門也吞併了不少民族工業。如劉鴻生辦的中國毛紡織公司、中國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資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職權向公司貸款，並控製了該公司的大部股份。當時所賺的利潤當然多數也流人了孔祥熙個人的腰包。劉鴻生後來對人講，在上海時我是大老闆，到重慶我變成了小夥計。在上海時我為自己賺錢，在重慶我為別人賺錢。
孔祥熙不僅掌握了經濟大權，還用手中的大權大力發展自己直接控製或間接控製的商業企業，以及為自己的親屬、親信創造條件。這就為他在抗戰期間徇私舞弊，大發橫財奠定了基礎，也創造了條件。
2.田賦--對農民殘酷剝奪
孔祥熙當家理財主要是靠兩手，一手是抓錢，一手是抓糧。抓錢，如上麵所說就是抓增稅、抓借內債外債、抓濫發紙幣、搞通膨脹；而抓糧，就是靠田賦，抓徵實了。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歷代統治者都重視農業，都重視抓糧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築牆、廣積糧”的要訣。當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工業或隻有少量的工廠、手工業，田賦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關於田賦的徵收辦法和改革也特別多。
如明朝以前，田賦多以實物徵收。嘉靖年間實行了“一條鞭”法後，停止徵收實物，改為徵收貨幣--銀子。田賦第一次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但無論實物稅還是貨幣稅，在蔣介石政權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徵收並納入國庫，無地方和中央之分。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後，對田賦進行了改革，即將田賦納人地方收入係統。這樣可以調動各省的積極性，徵收的是貨幣而不是實物。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大片國土淪喪，沿海富庶地區幾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國民黨控製的產糧區日益縮小。加上戰爭對生產的摧殘，軍隊數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內遷，都使大後方的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
起初，孔祥熙以為，隻要手中有了錢，糧食不是問題，生產不出來可以到國際市場購買。但自抗戰以來的情況表明，他的這種看法越來越與實情不符。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1941年，日軍襲擊珍珠港，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爆發。
世界大戰使世界糧食市場遭到破壞，糧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戰略物資，糧食價格也一路上揚。當時對中國來說，即使買到了糧食，怎樣運進來都成了問題。日軍對東南亞地區的占領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海運。
從國內來看，由於糧食日趨緊張，不少大地主奇貨可居，紛紛囤積糧食以求高價出售。原田賦又以徵收貨幣為主，征來了法幣由於不斷貶值，實則買不到實際需要的糧食。於是，田賦改革勢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為國民黨政府主管財政的負責人，對這種情況當然清楚。當時，經常有報告送到他這兒來，要他調運糧食給某省某地，報告都簽著蔣介石等要人的大名。還有就是軍隊，常常抱怨軍糧供不足，新組建的部隊吃不飽。
於是糧食問題關係到民心軍心，關係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穩。因此孔祥熙下決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慮。
1940年，就在美日關係日趨緊張，開戰跡象越來越明顯的時候，孔祥熙曾找到蔣介石，向他當麵匯報糧食問題。
孔祥熙說：“太平洋戰爭如若爆發，一則美國全力對日作戰，軍費劇增，必影響對我國的援助。二則太平洋戰爭勢必影響我國的水上通道，從水路運送國內物資將越未越困難。因此，儲備戰略物資以應將來之需已成為當務之急了。”
當下蔣介石問道：“依庸之弟意該當如何？”
孔祥熙說：“我認為當前最主要的是糧食。大後方幾百萬軍隊，數十萬官員和幾億民眾，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糧食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大……”
孔祥熙將糧食的重要性及怎樣改革田賦的思路向蔣全盤托出。
蔣介石聽了以後說，“好，就由你全權負責這件事。既要辦，就要把它辦好。”
當時，孔祥熙改革田賦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將1927年以來劃歸各省的田賦稅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將明嘉靖以來實行了數百年的貨幣稅恢復成實物稅。
孔祥熙在解釋他為什麽這樣改革時說：“吾國田賦，現以國幣徵收，但目前糧價飛漲，以過去所定之稅率，徵購現在糧價漲後的田賦，顯不妥當……”但通貨膨脹是誰造成的呢？孔祥熙當然不會說了。
孔祥熙實行田賦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來自各省地方官員。長期以來，他們已將收繳田賦做為自己中飽私囊的一個重要途徑，一下讓孔祥熙把財源截走，這些人當然不肯罷休了。
地方官員雖然不願意，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再說這是在抗戰時期，誰膽敢抵抗就以破壞抗戰論處。所以，在1941年初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賦改革方案時竟以全票通過，並從1941年夏糧收購時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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