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涉案片應當追求藝術價值對法律價值的超越
國產涉案影視片的法律敘事 作者：宋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一節 法律敘事的人文內涵
作為一種影視藝術，涉案片的價值不應僅僅局限於於宣揚法律知識、展現法律環節、傳達法律精神的層麵。涉案片應當追求藝術價值對法律價值的超越，這就為法律敘事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本書認為，法律敘事應當承載起一定的人文關懷。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分子，個人的力量總是顯得很弱小。雖說現在是法治社會，但大多數人還缺乏主動參與立法的意識，他們也並非是執法者，更不希望自己是個違法者。多數人隻是法治下的平民百姓。在法律麵前，多數人是受動者。在執法者的麵前，他們是受保護者，在違法者麵前，他們又可能是受害者。所以，法律敘事應當關注這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群，體察這些人的所思所感。因為他們才是涉案片的養育者和評判者。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希望能夠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但世事難料，又有幾人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呢？在法治社會奔湧前進的洪流之中，人的命運總是被迫隨之沉浮。人生苦短、造化弄人，上演了多少命運的悲喜劇！
不過話又說迴來，普通人無助，有時候，違法者也挺不容易的，他們可能也是一群被命運捉弄的可憐人。比如，在《美國往事》中，導演萊昂內就告訴了我們這個道理。作者通過這部作品，把美國猶太裔的罪犯請進了接近於“史詩”的宏大敘事之中。該片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正是在於它對美國“禁酒令”時代的走私犯罪作了全景式的表現和深入的省思。但尤為可貴的，是它對身處於其中的眾多人物的命運的描摹。對此，範誌忠有過一番評論。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頒布的‘禁酒令’，直接造就了美國犯罪世界的一個新的‘家族’，報紙上的頭版新聞幾乎天天都是與販賣私酒有關的案件。大量描寫販賣私酒和犯罪的犯罪片也就應運而生，影片中的強盜們總是腰纏萬貫，有著裝飾精美的住宅和帶著各種華美裝飾物的夫人。他們富有得可以充分享受著常人所渴望享受的現代物質生活，但是實現富有的這種手段卻是販賣私酒……”
在這部影片中，主人公麵條本處於社會的底層，受生活所迫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他小時候喜歡看的一部小說是《馬丁·伊登》。小說的主人公馬丁出身卑賤，一次偶然的機遇結識了上層小姐露絲。愛情的力量促使馬丁發奮寫作。經過一番努力，馬丁的作品在受人唾棄之後又開始受到熱烈的追捧，開始嫌棄他的露絲也來到了他的身邊。不過，好景不長，他的作品又開始被人冷落，好友的死更令他對生活徹底絕望。最後，馬丁選擇了跳海結束自己的生命。馬丁和麵條的命運也出奇地相似。在麵條的心理也深藏著一位美麗的女孩，一心想當明星的德博拉。不過，與奉公守法的馬丁不同，麵條選擇了另外一條人生之路，借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即犯罪。經過多年坑蒙拐騙、打家劫舍的小打小鬧以後，麵條等人終於利用了美國“禁酒”時期這個特殊的時代環境，大肆走私酒類從而迅速發達，很快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金錢、美女應有盡有。不過，隨著禁酒令的廢止，走私酒類已經變得無利可圖，他們的生活於是又一落千丈，團夥內部成員為了爭奪生存空間也不斷地進行著殘酷的洗牌。情人的遠走、朋友的背叛、警察的追捕接踵而至，以往紙醉金迷的生活從此不再。麵條的同伴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死去，他自己也為避禍、隱姓埋名躲避到了鄉間，從此又過上了落魄的生活。
違法者不容易，難道執法者就容易麽？在維護社會安定的職責麵前，他們能夠於危難之處顯身手，但也同樣會遭遇到命運之神的捉弄。不過，堅定的意誌品質，過硬的職業素質，常常可以幫助他們在生活的風霜雪雨中搏擊激流，勇敢地與命運抗爭。《便衣警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平台。故事的主人公青年警察周誌明在“文革”結束前夕因不願與“四人幫”的爪牙同流合汙，迫害參加“四·五”運動的革命群眾，遂利用職務之便私自銷毀了“破案”的重要證據——照相底片。因而長期遭受打擊，直至被清除出警察隊伍。“撥亂反正”之後，周誌明重返工作崗位，當改革開放的大潮來臨之際，他又經受住了金錢、美色的誘惑，始終堅定自己的信仰，為國為民再立新功。這部影片的精彩之處在於把時代轉折關鍵時刻的一些重大事件引入了敘事內容之中，作為整個故事的背景。通過小人物在時代潮流中與命運的抗爭和信念堅守，不僅強化了作品反映時代變遷的史詩意義，也同時讚美了人性價值的魅力永恆。正因為此，該片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歡迎。並榮獲了第八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三等獎、第六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公安部首屆金盾影視獎等多種獎項。主演胡亞捷也憑該劇獲得了第二屆電視十佳演員，演員宋春麗也憑該劇獲得了“飛天獎”優秀女配角獎。而劉歡主唱的主題歌《少年壯誌不言愁》也是別具風采，它不僅讓人從那深情款款的旋律中體味到歲月流逝的苦澀之感，更能傳遞給人灑脫向上的豪邁氣概。
實際上，我們都很清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命運進行的抗爭過程同時也是尋求人生真諦的過程。但問題是，你是否敢於去不顧一切地追求？追求的是一種結果還是一個過程？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很明顯是一個偵破的敘事構架。在整部劇中，偵破的過程被表現為展現人物命運，讚美主人公與命運抗爭的奮鬥曆程。這給當前涉案片的法律敘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劇中，俄狄浦斯王為了解救臣民陷入瘟疫的災難，義無反顧地追查殺害前王、惹怒神靈的兇手。他的睿智、勇敢、執著，終於使他查出了真兇。沒想到，這個天怒人怨的真兇卻是他自己。俄狄浦斯王沒有能夠擺脫命運之神的捉弄，最終還是成了一個殺父娶母、有悖天倫的“罪人”。他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流浪他鄉，留給人們的是對命運的控訴的背影。我們看到，俄狄浦斯偵破案件的整個過程已被升華為主人公對自己的靈魂進行剖析的過程。俄狄浦斯的悲劇告訴我們，有時真相本身並不美，甚至可能是美的反麵，但奮進在求真之路上的人是美的，因為奮鬥的方向是美的，求真是能讓人的靈魂得到淨化的美。上下求索之路，雖九死其猶未悔，這難道不是人生的意義麽？
現實生活中，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有害於社會的穩定，更會給無辜的受害者帶來揮之不去的身心創傷。而僅僅依靠法律的評判並不能完全彌合這種創傷感。受害者的身心創傷需要人們動用更多的愛心和精力去化解。同樣，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也應當把目光指向那些無辜的受害者，通過對其身心創傷的表露，繼而控訴違法犯罪行為的醜惡麵目、撫慰深陷在痛楚之中的靈魂。比如，在波蘭斯基影片的《死亡與少女》中，女主人公在少女時代曾因同情革命者被當局羈押，在遭受了多次酷刑以後，又在毫無反抗能力的情況下被“惡魔”醫生米蘭達強奸了14次。創作者用了大量的膠片去敘述女主人公在出獄多年之後，仍然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驚悸和苦悶。她充滿恐懼的眼神，過於敏感、脆弱的神經使她和丈夫之間的生活搞得一塌糊塗。沒想到一次偶然的機會，米蘭達醫生竟然誤打誤撞地自己送上門來。她想盡了一切辦法將米蘭達製服後對其實施了虐待，與此同時，她在自己的丈夫麵前進行了長時間的控訴。很顯然，整部影片就是一個對暴力犯罪這一現象進行控訴的過程，從中體現出創作者對受害者身心創傷的關注和同情。
德·西卡的影片《偷自行車的人》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該片被認為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傑出代表作之一。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主人公裏奇是意大利羅馬城失業大軍中的一員。他剛剛爭取到了一份刷廣告牌的臨時工作。而做這項工作的主要條件就是他必須要擁有一輛自行車，於是，裏奇花費了所有的積蓄換迴了一輛。第二天，他興衝衝地開始了工作。沒想到，這個車子很快就被人偷走了。對於裏奇來說，這輛自行車是他賴以謀生的唯一希望，同時，車子也是他唯一可以支配的財產了。失去車子也就意味著生活的希望破滅了。對此，向榮做了一番評論：“尋車之路也是尋求希望之路，但裏奇這點卑微的希望卻被冷酷的現實碾得粉碎。裏奇的屢屢受挫，是對整個社會的控訴。警察局的場景充分反映了社會法製形同虛設，麻木不仁的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而裏奇在交易市場及偷車賊所在街區的遭遇，讓我們看到了許多和裏奇一樣饑寒交迫的人，看到了赤貧而滋生的犯罪及人心的冷漠。老實、善良的裏奇在希望一次次被破滅之後，孤注一擲地去當偷車賊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他是裏奇絕望情緒的總爆發，但這一行為卻讓他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不僅受到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淩辱，還讓他可愛的孩子目睹了這殘忍的一幕。天使般的孩子在承受人世間艱辛的同時，又要承受精神的傷害，但他那緊緊護住父親的小手，卻讓人心酸地感到這個小孩才是淒苦無助的裏奇最後的支撐……，他與父親一起到處奔波的小小身影；時時流露的孩童天性；令人酸楚的早熟和懂事；天真無邪的眼睛裏驅之不去的現實陰影——這一切讓裏奇的尋車曆程變得五味俱全：在帶來慰藉的同時，又加重了淒涼心碎之感。”
在這部影片中，創作者以看似中立的姿態，以整體寫實的敘事手法表達著他深刻的現實關懷。影片將觸角深入到了社會底層的多個角落。鏡頭所攝入的一切場景無不讓人感到觸目驚心：20世紀40年代羅馬城市中龐大的失業人群；如潮水般湧進教堂的禱告者；排著長隊等待算命的無助的人；為生計奔波卻仍然一無所獲的裏奇；過早飽嚐了艱辛生活的孩子。當然，也包括更加貧窮，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偷車賊。影片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貧困會迫使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其他的貧困者往往會成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生活的困苦和犯罪行為的侵害已經把主人公推向了絕境，最終使善良的主人公裏奇也成了一名“偷自行車的人”。
我們都有一個感觸，當一個人走進生活的時候，常常會遭遇到一些揮之不去的困惑。不幸的是，很多人可能會一直困惑下去，因為，這一生可能都沒有答案。這可能就是覺醒的痛苦吧？也可能是不敢麵對自己的覺醒。這是一種沉迷的覺醒，還是覺醒的沉迷？捫心自問，當有“人”恩賜你可以重新選擇時，我們是要蒙昧的快樂還是要覺醒的痛苦呢？魯迅在鐵屋子的呐喊覺醒了中國，秋菊追逐到的卻是警車揚起的黃沙……
1992年，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完成上映。這部電影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被認為是代表了該時期涉案片最高水平的探索之作。同時也被公認為是張藝謀導得最成功的影片之一。該片采用了整體寫實的敘事手法，虛構了一個農村婦女進城“討說法”的故事。影片雖以一起暴力事件為由頭，卻沒有出現過一個暴力鏡頭，即使是讓村長和秋菊發生爭訟的那一腳也沒有走入畫麵。可見，作品並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形式趣味的展示上，而是把社會法治的進步帶給主人公的觀念衝擊，即理法衝突擺上了前台。這既賦予了影片“豪華落盡見真淳”的淳樸姿態，也可從中領略到張藝謀在藝術創作的巔峰階段駕馭表現對象的能力和自信。故事講述的是：中國西部，黃土高坡一個閉塞的小山村裏，主人公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村長根據有關規定不允許王慶來在承包地內建房，王慶來就罵村長斷子絕孫。恰恰村長家裏隻有四個女兒。村長一怒之下一腳踢中了王慶來的“下體”。王慶來受傷後隻能躺在床上養病，生活不能自理。主人公秋菊是個心地善良卻“認死理兒”的女人，雖然已經懷有6個月的身孕，可在丈夫被踢傷後，執意要去找村長“討說法”。沒想到村長不肯認錯，秋菊認為這樣的事一定要討個說法。於是，就挺著大肚子去鄉政府告狀。經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醫藥費200元錢。但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了地上，並說：“地上一共20張錢，你撿一張給我低一個頭，這事就算了了。”感到受辱的秋菊沒有去撿錢，轉身重新踏上了告狀之路。看來她討說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錢。那麽是什麽呢？
由於有孕在身，秋菊的妹子陪著她去告狀。他們把賣辣子的錢充作路費，於是來到了幾十裏外的縣公安局。然而，縣裏的“說法”與鄉政府一樣，仍然隻對村長進行了經濟處罰，隻不過多給了50元錢。秋菊不服，拖著沉重的身子又來到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最後仍然維持了鄉、縣的調解與裁決。於是，隻為討一個“說法”的秋菊隻好又一次與妹妹帶著辣椒（盤纏）來到市裏。這一次她找到一個律師，並委托他向人民法院起訴，結果敗訴。秋菊還是不服，又上訴到了市中級人民法院。此時，王慶來的病情已經明顯好轉，勸她不要繼續進城“討說法”。她不聽，於是與家人鬧翻，村民也不斷向她投來異樣的目光。除夕之夜，秋菊難產。王慶來趕緊跑去求村長幫忙。村長忿忿地說：“這時候你想起我來啦？”但村長還是立即組織村民連夜踏雪把秋菊抬到了醫院。秋菊順利地產下了一個男孩兒。秋菊與其家人對村長感激萬分，官司也不再提了。慶賀孩子滿月時，秋菊發話：“誰不請都行，村長必須得請來”。結果村長沒能到場。原來，市中法根據《行政訴訟法》有關規定作出判決，拘留村長15天，且剛剛把人帶走。秋菊追至郊外，眼前隻有警車揚起的灰塵，秋菊站在黃土地那隱約可見的路口，留下了滿眼的困惑……，可見，她也不是要法。那麽，秋菊到底想要什麽“說法”呢？
影片中，秋菊的口頭禪是“討說法”。她不信：“這麽大個中國就沒有個講理的地方。”也就是說，秋菊是想找個講道理、能評理的地方。那麽，這個地方在哪裏呢？村長那兒、鄉政府、市公安局都沒能給秋菊一個滿意的“說法”。很顯然，市中級法院的“說法”，也不是秋菊想要的。那麽，秋菊究竟想要個什麽說法呢？秋菊這樣表白說：“他是村長，照理說打兩下是應該的，可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言外之意，打兩下是可以接受的，踢要命的地方就不妥。你即使是村長也得認這個“理兒”。可見，秋菊的說法是一種樸素的道德標準，當事人做錯了事情得承認錯誤，並對這種錯誤行為造成的後果負責。但是，村長不認錯，秋菊就隻能去找能管他的人討說法了。秋菊不止一次地強調：“他是村長，照理打兩下也是應該的。”可見，在她的觀念當中，村長與傳統家長的地位有些相似，帶有一點宗法式的依附心裏。但村長既不是宗法製下的家長，又十分過分地踢了人家的“下體”。所以，在秋菊眼裏，村長作為傳統家長的身份地位受到了質疑。這正是傳統倫理道德的現狀的一個縮影，村長的地位和他踢人“下體”的行為造成了秋菊的困惑。所以，她真是不知道要向誰討說法了。於是，她毫無章法地（因為不懂法）相繼求助於鄉政府、縣裏、市公安局、市法院，但總是無功而返。在她眼裏，這些地方隻是擁有著更大話語權的家長，市中級人民法院也是一樣。然而，此時的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所謂的家長。
村長在秋菊難產時的表現，使她重新認同了村長作為大家長的合理性。所以，她兒子辦滿月酒時要求必須把村長請來。然而，市中級法院的判決，把這個剛剛被秋菊重新確認的家長給帶走了，並拘留了15天。秋菊的追逐和呆立是其由衷發出的又一次巨大困惑的表達。她不可能了解，法院並不是她所要的家長，似乎也並不是她常念叨的與村長拴在一條線上的“公家人”。法院的判決既否定了村長的踢人行為，也不符合秋菊“討說法”的初衷。實際上，法院隻是擔當著一個仲裁者的角色，它在秋菊與村長之間的中立身份切斷了兩人之間殘存的傳統道德紐帶。所以，秋菊的告狀之路是以道德彌合的籲求開始，卻以法院貌似中立的仲裁而止步。村長、秋菊乃至村裏的人都會感到困惑，到底法律是向著誰說話，為什麽法院的判決會違背所有當事人的意願。
其實，法院的判決代表了一種現代法治社會的價值觀，即實現公平、不偏不倚。村長打人的行為不僅不對，而且違法，應該給予懲戒。法律的仲裁一旦啟動，就不會任由秋菊與村長的自主和解而停步（應該說明的是，這種情況在現在已發生較大變化。民事調解、刑事調解的立法與實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秋菊的困惑是中國民眾法律意識與道德觀念發生糾結的真實狀態，簡單地講就是理法觀念的衝突。然而，無論是現代法律還是傳統道德，都暫時無法滿足主人公秋菊的內心籲求，也就無法獲得秋菊最終的情感歸屬。所以，影片正是通過這種理法觀念的衝突，從而引發了主人公（包括觀眾）情感的激蕩。片中所展示的衝突狀況在當下的社會具有現實性、真實性和代表性。秋菊的求索之路使自己在不經意間走到了傳統倫理道德和現代法律製度的臨界點，並承受著這個時代賦予她的具有典型性的困惑。秋菊的初衷是想讓村長真誠地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從而恢複在她心目中的那個家長的位置。秋菊的內心中有一種被遺棄的悲觀，但她的悲劇在於憑借執著所爭取到的東西，依然非她所求。在理法觀念的衝突中，秋菊在等待、在思索，但她能找到問題的答案麽？觀眾於是參與到故事情節之中，跟她一起停留在那裏，充滿了困惑。張藝謀在本片中對情感介入的無為之舉既拉近了人們困惑的現場感，也給當前涉案片創作中的濫情傾向打了一個問號，影片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價值得以完美呈現。
很顯然，尋求傳統道德歸屬的秋菊最後成為現代法律製度、法律意識向鄉村滲透的契機。消解秋菊困惑的辦法隻能這樣：製定出人性化的法律；構建有現代法治支持的新道德，而這也正是法治建設的發展方向。所以，該片放映之後隨即獲得了國內外人士的一致認可，並成為法學界和藝術研究領域的經典文本。《秋菊打官司》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了為人們觀念“立法”的層麵。理法觀念的衝突既是法治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也是民眾情感激蕩的交匯處。相比法治化程度已經較為完備、民眾法律素養已經相當成熟的西方人來說，秋菊的困惑既顯得陌生也最具中國情調。對於中國觀眾來說，情理法的衝突也是他們最願意思考，也最期待解決的現實矛盾。所以，這無疑是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所應注意的興奮點。事實上，在我國的法治建設、民眾的法律意識都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現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與法律規範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互相抵觸、衝突的地方。在一些人的眼裏，法律是無情的，道德評價是他們情感投遞的郵箱。這種觀念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倫理型的文化有關；與現代法治建設和傳統倫理道德的脫節有關；當然也與民眾法律意識的薄弱有關。新時期以來至今，法律製度的恢複完善、法律意識的啟蒙糾偏都匯總到一起，成為我們必須麵對、必須解決的現實難題。如何使現代法律製度與傳統理論道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當前法治建設的成敗與否的關鍵。
西方（主要是歐美）法律文化、法律製度的形成有著雄厚的宗教、倫理道德做基礎。可以說，西方的法律製度本身就是宗教、倫理觀念的現代化的製度形式。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也是與傳統禮教相互妥協的產物（當然不可否認，禮、法之間也有衝突的一麵）。但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法治建設不僅爆破性的背棄了自有的傳統，對西方現代法律的借鑒也主要流於形式方麵，對其內在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尚淺，甚至存在誤解。我們現在所實施的法律規範與傳統的倫理道德之間出現了脫節、不合拍的現象，這也是涉案片中理法衝突產生的主要背景因素。而在理法觀念的衝突當中，理往往是占先的，法倒變成了束縛自由、遠離情感的一方。但這種觀念是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
對此，樊浩有過一個評論。他說：“由於長期的倫理文化的影響，人們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倫理是萬能的，可以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因而賦予倫理以其不能完成的文化使命。事實恰恰相反……，倫理隻能在法律的前提下，即在法律創造的基本社會環境中履行自己的文化功能……，如果沒有法律對人的行為的基本約束，沒有法律建立的基本的社會秩序，那麽倫理就無法也無力對一些屬於法律範圍的行為進行調節，也無從建立倫理秩序……，法律不僅構成倫理的外部環境，也在內在價值取向上與倫理形成互補互攝、互相支撐的關係。”本書認為，現代法律製度與傳統倫理道德的和諧共生、互依互補應該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倫理道德的抽象性和法律的具體、可操作性之間應該可以實現這種互補的格局，我國的法治建設也十分需要充分吸收傳統倫理道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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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被告山杠爺》也是一部表現理法觀念發生衝突的探索之作。在閉塞的山寨，堆堆坪裏，村支書山杠爺為了製止“歪風邪氣”，把虐待婆婆的婦女強英綁起來遊了街。結果，強英羞愧自殺。雖然山杠爺這種行為的動機符合傳統道德價值，但他的行為本身卻觸犯了法律。反過來說，雖然他觸犯了法律，卻符合堆堆坪多數人的基本道德規範。影片中，當山杠爺戴著手銬走出祠堂，村民們齊刷刷地給他跪下。這種跪拜之禮也顯示出他在村民的心目中是一個大家長的身份。但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由於法律的介入而引發了新的衝突。其結果常常是：倫理道德激發了情感，法律顯示了權威。所以，在這樣的作品中，情感的生成並不是由於對法律的肯定性評價所引發的，倒是由其“對立麵”，倫理道德所引發的。
事實上，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也正越來越多地考慮到傳統倫理道德的因素，人性化的法律是法律向服務型轉變的必然方向。對此，王剛義有過明確的評論。他說：“法律服務指導思想的調整，就是要把和諧社會建設作為法律社會工作的目標，用人道主義、人性化法律社會服務來補充法律的製度性缺陷。”同樣，在美國，羅斯科·龐德也強調說：“法律製定必須完全符合道德的傾向，道德理念隨之融入法律理念的過程，以及將沒有法律製裁內容的道德轉化為有效的法律製度。”但在當前，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主要把焦點定位在情理法衝突的層麵，而對三者基本精神（人文精神）在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關注不多。甚至是在有意地、嘩眾取寵地、十分武斷地將理、法擺在了對立的位置。這導致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法律的價值和道德的價值之間被迫進行著觀眾情感歸屬的爭奪。而在這樣的競爭麵前，創作者又習慣於表現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在俘獲人們情感方麵的優勢（這可能也是實際情況）。雖然法律在表麵上往往占據上風，但它失去了人心也就動搖了存在的基礎。這樣處理的弊端十分明顯，因為它無利於接受者對這個時代的精神作客觀的把握；無利於樹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沒有能把握住公平、公正作為法律的精神實質與倫理道德的內在一致性；也同樣無利於倫理道德在現代法治社會的重新組織建構。所以，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情理法衝突的未來理想狀態應當是表現法律至上與倫理至情的合唱；法律懲戒與倫理修複的彌合；法律公平與倫理正義的交叉；法律理念與倫理價值的和合。應當通過理、法衝突的激化狀態揭示出兩者走向一致的未來趨勢，而不是簡單地把它們擺在對立的位置上。
第二節 法與愛的矛盾
茫茫人海，真愛難求。什麽才是真正的愛？愛需要整個的人生來實踐，需要整個的身心來體驗。愛是人世間最美的語言，人們總是會用最美好的語言來描繪愛、傳遞愛。愛是美麗心靈的象征，愛是奉獻不是索取，愛是追求不是占有。有的人苦苦追尋著愛，卻迷失在“求”愛的路上，被送上了審判席。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愛與法的衝突是一個永不會言盡的話題。其中，有的人被愛的假象所蒙蔽，迷失了自己，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比如，在《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中，呂月月本是一名頗有發展前途的警察，在與黑幫成員潘小偉的接觸中卻萌生了難以割舍的愛戀。雖然她在關鍵時刻撥通了報警電話，配合刑警隊的戰友們擊斃了潘大偉，也迫使潘小偉絕望地自殺。但是，她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自責、懊喪的情緒揮之不去。遂不得不辭去警察的工作。此後，她又受潘氏家族的蠱惑，帶著兒子遠赴香港，本以為能給潘家延續香火，迴報潘小偉對她的“愛”，沒想到卻成了黑幫內部鬥爭的犧牲品，母子二人落得個慘死街頭。當然，也有的人以愛為由，因愛生恨、不擇手段，以身試法，終於惡貫滿盈。比如，在《玉觀音》中，毒販毛傑自覺被所愛之人欺騙，起了殺機，對安心及其家人展開了兇殘地報複行動，頻繁地殺戮早已使他失去了理智，最後竟然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沒有放過，喪子之痛也讓毛傑徹底地崩潰了。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也是被愛的衝動所左右，一言不合，情急之下錯手殺了女友小明。也有的人不懂如何去愛，讓愛成了害。比如，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高兵也是出於“愛”的初衷，先是強奸後又越獄綁架了梅湘南。他的所作所為給對方造成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這恰恰是走到了愛的反麵。
其實，愛與法之間並非總是衝突的。有時候，法正是愛的守護神。1942年，陝甘寧邊區發生了一起令人矚目的婚姻上訴案。華池縣村民封彥貴在女兒封芝琴3歲時，與鄰村張金才的次子張柏訂立了“娃娃親”。多年後，封彥貴為了多撈聘禮，以邊區政府提倡“婚姻自主”為由，與張家解除了婚約。爾後，又私自將女兒許給慶陽財主朱壽昌。封芝琴與張柏在一次巧遇後產生了愛慕之情，並相約自主結婚。當聽說父親已將自己許配給別人時，封芝琴不願意，並將情況告訴了張家人。於是，張金才糾集了20多位親友，夜奔40餘裏，闖入封家將封芝琴搶迴成親。封彥貴立即向縣司法處告發了此事。當地的裁判員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以搶親罪判處張金才6個月徒刑，並宣布張柏與封芝琴的婚姻無效。判決下達之後，原被告雙方都不滿意，群眾也憤憤不平。此時，陝甘寧邊區隴東專屬專員馬錫五恰好在此處調研，封芝琴隨即將此案口頭上訴到他那裏。馬錫五在授理該案之後，走村串戶向當地幹部群眾廣泛地了解了情況。在保護自主婚姻的基礎上，對封彥貴和張金才進行了說服教育。一方麵批評了封彥貴把女兒當財物的行為，勸他應為女兒幸福著想；一方麵批評張金才動機雖好，但搶親的方法不當。二人表示心悅誠服之後，馬錫五展開了群眾性的公開審判。判決結果是：封芝琴與張柏雙方因是自願結合，判為婚姻有效；張金才黑夜搶親，妨礙社會治安，判處有期徒刑；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違反婚姻法規，判處勞役。馬錫五通過這個案子的審理，既保護了婚姻自由，宣傳了邊區的婚姻法律，又懲戒了違法的行為，大大地提高了邊區民眾的法律意識。後來，這個案件被改編成了戲曲電影，就是膾炙人口的《劉巧兒》（2009年，電視片《蒼天》播出，這是一部集中反映馬錫五辦案故事的作品）。
在現實中，封芝琴是在一次別人的婚筵上與張柏偶遇，兩人彼此印象不錯。但在藝術作品中，創作者卻對劉巧兒與趙振華的情感曆程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表現。影片一開始，劉巧兒從勞模會上迴來經過小橋，一路上所表達的都是對趙振華的愛慕之情。由於此時巧兒並不知道趙振華就是與她從小訂立了娃娃親的“柱兒”。於是聽信了父親的蠱惑，決定與“柱兒”退婚。但巧兒的初衷還是要與趙振華結合的。這個小小的誤會竟造成了此後悔婚、私會、搶親、打官司等一係列事件。但是這些磨難也使雙方加深了了解，感情也越走越近。正是因為這樣的藝術加工，馬專員的審判結果才顯得既符合法律規定，又顯得十分符合情理，情理法三者在此處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再加上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趙麗蓉等人那溫婉舒緩的評劇唱腔，把劉巧兒尋求婚姻幸福與孝順父親的情感矛盾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遂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作品。
法與愛之間一旦出現了相互衝突的局麵，必然會有一方選擇讓步的行動方式。在國產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退讓的常常是“愛”這一方。而這就必須要提到海岩的創作。改革開放以來，海岩的係列作品對執法者（主要是警察）的愛情世界有較為集中的展現。據某些人士透露：“海岩是個‘業餘’作家，他的真正身份是錦江集團北方公司的總裁，手上管理著數十家飯店，五星級飯店就有好幾家。他在旅遊飯店業的影響頗大，本身兼著旅遊飯店協會的會長。”海岩的個人經曆也帶有一點傳奇色彩。他當過兵，複員後當過工人，後來又幹過警察，一直做到公安部某局的局長。很明顯，他個人的成長經曆也為其創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礎。從20世紀80年代的《便衣警察》開始，海岩已經創作出《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觀音》、《拿什麽拯救你我的愛人》、《深牢大獄》等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很多作品已經被拍攝成影視片，同樣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特別是青少年觀眾。海岩片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警察的身份或者與警察有著直接的關係。但作品的立意卻始終是在探索他們不同的內心世界，並著重表現這些人在日常生活與執法過程中發生的情感衝突。如表現初入警隊的女警安心與毒販毛傑的偷情關係（《玉觀音》）；女刑警歐慶春與普通大學生肖童之間的若即若離的情感狀態（《永不瞑目》）；女警呂月月與黑幫老大潘小偉之間的愛恨交織的情感糾葛（《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人們常說愛情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而海岩片的優勢就在於，它能把警察的情愛世界表現得非常的豐富、非常的細膩。比如，在《玉觀音》中，作者就將一個初進警隊的緝毒警察安心的矛盾心理展示得細致入微。安心在抓捕情人毛傑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作為一名警察的“執法必嚴、大義滅親”的職業操守。同時，也表現出作為一個普通女性的害羞、敏感、猶豫和脆弱的性格特點。海岩片中既有偵破案件的驚險刺激，又有夢幻般的愛情故事。敘事內容中一般都貫穿了雙線索，即感情線索和破案線索。一方麵是血淋淋的警匪對決，另一方麵則是感情的纏綿悱惻。在高潮處，主人公總是要在法律、愛情、道德、欲望和使命之間進行一次艱難的抉擇，但結局，個人的情感總會作出犧牲。在這裏，個人情感的後撤帶來的卻是人間之愛的綻放，舍棄小愛而成就大愛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精神境界。
有時候，不公正的社會及其治下的法律製度蛻變成了壓抑愛的桎梏。在這種情況之下，追求真愛必須得選擇超越法律。波蘭斯基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影片《苔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平台。他把一個出身低微的少女為了追求愛情而遭遇的不幸經曆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出來。控訴了隱藏在尊貴外衣下的醜惡靈魂，表達了對下層女性命運的關切，讚美了超越一切的愛情理想。故事最後，苔絲殺死了先是誘奸後又包養自己的花花公子亞曆克，並與心愛的安吉爾開始了希望渺茫的逃亡生活。逃亡的故事片段已然遠遠超越了警匪之間追與逃的敘事框架。作者對他們本次短暫的旅程傾注了大量的情感，逃亡之路也被唯美地表現成通往愛情、幸福的希望之路，路上充滿了陽光、花香，還有鄉間古堡中童話般的一夜浪漫。這些場景雖然溫馨，但又暗涵著一絲苦澀。但溫馨又不斷地壓抑著苦澀的感覺，因為有愛情相伴，此時此刻，愛情的力量超越了法律的評判。
苔絲經曆了多少磨難才品嚐到了這短暫的甜蜜，但有時命運會賜予你所想要得到的東西，爾後又無情地從你手中剝奪，這怎能不讓人慨歎、黯然。最後，他們的希望之路在異教徒的巨石陣中迷失了，幸福的逃亡走到了盡頭，警察在這裏找到了他們，生命也到了盡頭。當太陽升起的時刻，他們被警察帶走，原路折迴，往迴的每一步路都充滿了蕭瑟、淒美的情調。苔絲的背影越拉越長，幾乎鋪滿了整個大地。這些場景無不是主人公內在情感的外放。創作者調動如此強烈、密集的意象群向觀眾表達著自己的情感關懷，以此實現與觀眾的情感溝通。把一個罪犯的逃亡過程表現得如此唯美、深情。這的確是藝術大師才有的氣度和風采。苔絲為了真愛大膽地選擇了死於青春，在死亡之前又大膽地作出最後一次努力。她拚盡了全力所得到的東西雖曇花一現卻至真至美，雖死無憾。她的這種行為是對社會法治不公正的控訴，她用生命的代價換來了人生之中最美的一次綻放。其實，她所追求的東西很簡單，不過是一種本應該屬於她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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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人的尊嚴的肯定
俗話說，法律無情人有情。執法者是人，違法者同樣也是人。違反了法律的人雖然應當受到法律的製裁。但是，除非是那些惡貫滿盈、窮兇極惡之人，絕大多數的違法者也應當享受基本的人權，我們也應當肯定其做人的尊嚴。而在過去的很多年裏，違法犯罪者的基本人權並沒有受到有效的保護。他們一旦伏法，往往會受到許多非人的待遇。羞辱、體罰、打罵、嚴刑逼供、暴露個人隱私等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無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尊嚴也有比較悠久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偵查主要靠眼線和懸賞，斷案主要靠打、靠嚇、靠詐。踐踏人權、無視人格的行為觀念也被“合法化”了。受此影響，人們對公案藝術作品中出現的酷刑、鬼神、用譎等內容，不僅沒有作過深刻地反思，反而表示了高度地認同。以至於出現了拿酷刑、鬼魅、詐術當欣賞趣味的現象。比如，人們所稱頌的清官包拯就是一位擅用酷刑拷問、鬼神之術、奇謀詐力斷案的高手。在《三俠五義》中，公孫策見郭槐重刑之後仍不肯招認，便獻上了一種酷刑，名叫“杏花雨”。包拯見過之後，笑道：“這樣惡刑，卻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結果，用在郭槐的身上果然奏效。在《烏盆記》中，包拯先是審問附在烏盆中的鬼魂，從中了解到死者劉世昌的冤情。爾後，又采取詐術分別套取了趙大夫婦的供詞。
新中國成立以後，法治建設屢受挫折。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階級鬥爭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法治生活。就連奉公守法之人都會動輒得咎，更何況是觸犯了法律的人了。比如，在《小街》中，主人公小夏隻不過是偷了一根唱樣板戲用的假辮子，就活生生地讓人把眼睛給踢壞了。小俞的母親被人誣陷是“黑幫分子”，受盡欺淩、毒打。小俞也被剃了“陰陽頭”，遭人嘲笑，從此扮起了“男孩”。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人的尊嚴被踐踏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無視人權的現象至今也沒有真正被杜絕。有時候，人的尊嚴還是會遭受到無情地踐踏，佘祥林冤案、“躲貓貓”事件就是現實中的例子。我們在改革開放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也能看到一些這樣的故事情節。比如，在影片《小武》的結尾處，警察將正在實施盜竊行為的小武抓獲後，將他銬在了馬路中間，讓人圍觀，警察的這個舉動就明顯帶有體罰和羞辱的成分。創作者以此作為故事的結尾，顯然有一定的深意。對此，崔衛平予以了揭示。他說：“賈樟柯這個為人稱道的細節是用來揭露的，揭露社會現實及製度的殘酷和不盡人情。”在《白粉妹》中，曾小丹因被控害死生父接受審判。宣判時，法官居然當眾揭露其個人隱私，曾小丹當庭心力衰竭而死。在《法官媽媽》中，張帥因搶劫被判刑三年，出獄之後，當年的主審法官安慧想給他找一份工作。於是，她去求賣電子產品的小老板幫忙。小老板聽說張帥有“前科”，有些不願意接受，但還是答應了。不久，張帥因被懷疑盜竊電子產品被小老板蠻橫解雇。後來，事實證明此事並非張帥所為，安慧再次請求小老板接收張帥卻遭到了拒絕。在情急之下，安慧突然說了一句：“你不也是我判過的麽！”隨即憤然轉身離開。她的這個舉動與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總是有那麽一點不相稱。
不過，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推進，民眾的人權意識也正逐步增強，不把犯人當成人看、隨意踐踏別人尊嚴的行為觀念正在受到批判。本書認為，樹立起人道主義精神，肯定違法犯罪者的人的尊嚴固然必要，但與此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慎重地思考一下，如何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難道靠違法犯罪麽？這顯然不行。依靠非法手段所得到的隻能是暫時的“變泰發跡”，隻不過是一種虛偽的體麵和別人的懼怕，卻無法贏得真正的尊重。比如，在《美國往事》中，麵條等人出身於市井流氓，成年之後開始依靠販賣私酒、殺人越貨成為“富豪”。麵條覺得誌得意滿之後開始顯示實力。一日，他在海濱酒店宴請自己的所愛，歌舞明星德博拉。晚宴中，麵條一擲千金。不僅包下了整個酒店，還專門安排小提琴手在旁邊伺候。雖然排場極為豪華，極有情調，他自己打扮得也是紳士味兒十足，但這些行為卻隻能換來對方的暗自嘲笑。當麵條向她表達愛意之時，德博拉竟然當眾奚落他一番，說他心慈手軟，不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受到侮辱的麵條原形畢露，在送德博拉離開的汽車上強奸了她。在德博拉的眼裏，麵條的紳士樣兒顯得有些滑稽，一點兒都不真實。雖然她對麵條也有很深的感情，但十分鄙視他這種“做作”的行為。不過，麵條當著汽車司機的麵強奸她，倒是讓她真地感到害怕了，而且顯得很無助。德博拉沒有辦法自救，因為她知道這才是麵條的流氓本色，這一套他倒是十分在行。看來，靠違法犯罪堆積出來的“本錢”隻不過是一種假象，有時候還會成為極易被人揭穿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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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人的尊嚴也不是依靠別人的施舍而得來的，而是需要倚賴自己的奮鬥贏得。波蘭斯基根據狄更斯同名小說改編的影片《霧都孤兒》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經典的範例。影片中，從小失去父母的“棄兒”奧列弗·特維斯特雖曆經磨難，屢屢被犯罪團夥所挾製，卻依然未泯向善、向真的純美之心，悲慘的身世也從未降低他對人的尊嚴的渴求，而這些努力最終也使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故事是從他在孤兒院的生活開始的。寄居在這裏的孩子們，最大的麻煩來自於永遠填不飽的肚子。於是，孩子們私下作出一個決定，通過抓鬮選出一個人來向孤兒院的管理員乞求加一點稀飯。不幸的是，奧列弗被選中了，他也無奈地去做了。管理員為此大為惱火，發誓要把他弄走，此後，奧列弗開始了夢魘般的流浪生活。經過一陣波折之後，奧列弗被寄養到了棺材鋪老板的家中，雖然每天隻能吃“狗食”度日，但這已經使他很滿足了，因為這裏的夥食要比孤兒院強多了，而且能吃飽。但是好景不長，由於他不堪忍受別人詆毀他的母親，於是打了那個人一拳，雖然他也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在被逼出走之後，又饑又渴的奧列弗來到了倫敦，沒想到又誤入小偷組織的魔窟。在這裏，他開始被培訓各種偷竊的技巧。結果，他在第一次行竊時就被人抓獲了。後來，奧列弗因禍得福，他在警察局被有錢有勢的布朗羅先生看中，把他收養在家。可盜竊組織仍然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孩子，又幾次三番地把他抓迴魔窟，甚至逼他到布朗羅先生家中偷盜。在這個過程中，影片多次上演了人性的謀殺與拯救的對決，劇中人靈魂的高尚與卑鄙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多次深陷魔掌的奧列弗意誌稍有鬆懈就會徹底沉倫下去，但他沒有。他那執著的向善之心怎能不叫人感歎，而這種堅定的自救力量卻是從一個弱不禁風的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為了拯救奧列弗，小偷組織中的南希姑娘向布朗羅先生透露了魔窟的所在，她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樣，布朗羅先生以及跟他同樣老弱的女仆也想盡了一切辦法營救奧列弗。即使是魔窟中那個麵目猙獰、狀似魔鬼的老頭費金，對奧列弗也隱隱地表現出了長者般的慈愛之心。在善良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奧列弗得救了。他從遍布迷霧、陰暗潮濕的魔窟中重又迴到了陽光底下，在充滿花香的園中靜靜地讀書、酣眠。雖然眼神中仍然留有無法抹去的憂鬱，但他過於平靜的前額、略顯稚嫩的莊重終於讓觀眾們尋找到了內心的安寧。奧列弗的奮爭是對人生意義、人的價值的追求，在命運之神的捉弄之下，他始終堅定地尋找著健康向上的人生之路，最終也為自己贏得了做人的尊嚴。
第四節 人性感化與靈魂救贖
休謨說：“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係，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迴到人性。”但是，凡塵總是會遲鈍我們的敏感，得見人生的真諦常常需要付出血的代價。優秀的藝術作品往往會從不同的角度挖掘人性，以彰顯人存在的價值、意義，進而指明人生奮進的方向。涉案片的法律敘事對於人性的挖掘常常是通過違法犯罪行為對於人性的摧殘來體現的。比如，在《老無所依》中，主人公摩斯為了一箱得而複失的贓款，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完全不受人類的理智約束。其實，他的行為已經走到了人性的反麵。摩斯結束了一個又一個無辜者的生命，顯然沒有將他的侵犯對象當成人來看。在他那裏，殺人簡直成了一種動物性的本能行為。不過，他在“否定”他人人性的同時，其實也否定了自己的人性。由此可見，創作者的真正意圖在於表現違法犯罪行為的反人性本質。而隻有當他采用猜硬幣的方法放過了撞到其麵前的一位老人時，觀眾才從他的這種已經顯得十分怪異的“仁慈”舉動中間尋找到一點人性的影子。在摩斯“反人性”的整體行為框架中，這一點帶有人情味的片段就成為一處非常細小的焦點和亮點。我們發現，本部影片正是從犯罪活動所造成的人性匱乏的狀態中審視這點殘存的人性，引發觀眾對人性價值的特別關注和可以量化的思考，這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顯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雖然涉案片法律敘事所展現的犯罪世界裏麵都有虛構的成分，但它絕不會脫離人群，而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人性的存在，哪怕是以殘破、扭曲的形式存在。即使在一些犯罪者的身上也常常會表現出忠誠義氣、棄惡從善、愛情至上、孝道人倫等人性的閃光點。不過，這種人性的表露似乎僅僅局限於“圈內”。比如，在《教父2》中，作者以深情的筆墨迴顧了克裏昂黑幫家族的發跡史。早年，老克裏昂也曾試圖憑借“勤勞本分”的工作為家人創造正常、幸福的生活。但這根本無法讓一家子人填飽肚子。而且還總會遭到黑道分子的盤剝。克裏昂是在無可奈何之下才走上了殺人犯罪的道路。片中不止一次地展現這樣的場景：一麵是克裏昂的妻子抱著、領著一大群兒女站在家門前翹首等待著克裏昂的歸來；一麵是克裏昂在殺人、收保護費等鏡頭，克裏昂對家人的關愛和對對手的兇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這樣處理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訴觀眾，克裏昂的行為是為了一家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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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由吳永剛導演的影片《浪淘沙》也是一部探討人性的佳作。故事描寫一個水手出海迴到家裏，結果發現妻子與一男子有染，一怒之下失手殺了那個奸夫，他也因此成為偵探追捕下的逃犯。為了躲避偵探，水手逃到一艘船上當了夥夫，偵探發覺後一路追到船上。結果兩人又在船上展開了追者與逃者的鬥智鬥勇。沒料想，船在海上觸礁沉沒。水手和偵探先後被衝到了一個荒無人煙的海島之上。他們起初仍是互相敵視，之後卻慢慢地成了朋友，也開始對對方的行為表示了理解和同情。然而，這種融洽的氣氛竟被打破。當二人發現遠處有輪船駛過時，偵探的腦子裏立即閃現出他將水手抓獲後，迴到陸地受眾人敬仰的風光景象。於是，他趁水手不備，從背後猛然將其擊倒，爾後又把自己與水手拷在了一起，這才開始拚命地唿救。無奈，那條船距離海島太遠，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於是，兩人就永遠被遺棄在了荒島上。最後，海灘上留下的隻是他們的白骨和戴在枯骨上的鐐銬。該片對西方偵探片的模仿痕跡仍然很重。私家偵探的人物形象仍然采用叼煙鬥、穿風衣等類似福爾摩斯那樣的經典造型。但這位偵探胖胖乎乎，顯得有些笨拙，還不時地會鬧出點笑話。從中也可以看到福爾摩斯的搭檔，華生醫生的影子。不過，創作者並沒有簡單化地處理這個偵探的形象。在追捕罪犯的過程中，偵探曾經麵臨著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即放棄追捕求得生存，抑或繼續追捕麵對死亡。而偵探最後選擇了後者。對於罪犯，創作者也沒有僅僅去表現他的窮兇極惡。而是比較客觀地表現了水手殺人的原因以及心中的懊悔。所以說，該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在展示偵破趣味的同時，還加強了對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乃至人性的挖掘。創作者在片中以這樣的字幕示人：“一個善良的人，在偶然不幸的遭遇中會犯罪；一個奉公守法的偵探，永遠追逐著他所要逮捕的罪犯，當他們兩個人站在同一的生命線上時，他們會放棄了敵視，而變成極高貴的友誼，但是一旦遇到利害的衝突，人欲的激動，他們馬上恢複了敵意。這一類的悲劇，永遠在人與人之間產生著。”在片頭和片尾部分，演職員名單都被創作者寫在了海灘上。每遭一次海水的衝刷，都有一組人員的名單隨之消逝。爾後，又有別的姓名被補充上去。作者進行這樣的處理也帶有明顯的寓意。很顯然，它唿應了《浪淘沙》這個片名，述說著生命的易逝。可見，這部影片正是通過對一起案件的表現，進而反思犯罪、反思人性、追索人生的價值。對此，李少白強調說：“《浪淘沙》是需要重新研究、評價的……，在今天看來……，（它）更可能是作者所具有的普遍人道主義思想在這個具體題材中的一種釋義。”
本書認為，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創作者應當高揚起人性的旗幟。人所以為人，不為禽獸，肯定也有它積極向上的一麵。善良、美好的人性往往也會讓人為之動容、動情。在從真的、從善的人性當中，我們才能真正地體會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奮鬥的意義。人性雖可能會被遮蔽，同樣也能被重新喚醒。執法者們在運用法律的武器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懲戒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對犯罪者進行勸解、引導和拯救。從而使他們真正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過失，鼓勵他們走向新生，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我們常會看到這樣的故事情節：一些人由於缺少社會、家庭的溫暖，在壞人的蠱惑之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過，在人們的關愛之下，這些違法犯罪人員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過錯，服刑之後洗心革麵、重新做人了。《少年犯》就是這樣的例子。片中，創作者通過對幾個少年犯的服刑經曆及犯罪原因的追索，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自責。影片鮮明地亮出了這樣的觀點，即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與其缺少社會關愛和家庭溫暖是分不開的，繼而還發出了具有當代意義的“救救孩子”的唿籲。《尋找迴來的世界》與此片也有某些類似之處。在工讀學校的學習和生活中，那些失足青年體驗到了人間的真情和社會的關愛，這使他們樹立起走向新生的自信。該劇有一段非常醒目的旁白：“我為什麽那麽愛笑呢？爸爸，人家都說我愛笑……，那是因為你在這個世界上，並且愛它……，那為什麽有的人不笑？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這個世界……，爸爸，世界還會失去嗎？……，會的，孩子。會的，有時一切都會失去的……，那我們怎麽辦呢？……，去找。幫助他們找迴來，去找迴那失去的世界。”今天，當我們再來看這段話，還是能夠從中體會到創作者拯救失足者的拳拳之心和使命意識。此外，還有很多相似的例子。比如，在《走過嚴冬》中，社會和家庭對染上毒癮的羅天陽不拋棄、不放棄，終於幫助他戒除了毒癮、尋迴了自信。在《天下無賊》中，原為小偷、騙子的王薄、王麗夫婦，受到淳樸善良的農民工傻根的觸動，不僅放棄了犯罪的生涯，而且還與盜竊團夥展開了殊死的搏鬥。同樣，我們在《月光下的小屋》、《法官媽媽》等片中也能看到，執法者把罪犯繩之以法依然不是結局，他們不惜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感化、教育罪犯，使其尋迴曾經迷失、卻依然未泯的向善之心。
作為一種影視藝術，涉案片的價值不應僅僅局限於於宣揚法律知識、展現法律環節、傳達法律精神的層麵。涉案片應當追求藝術價值對法律價值的超越，這就為法律敘事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本書認為，法律敘事應當承載起一定的人文關懷。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分子，個人的力量總是顯得很弱小。雖說現在是法治社會，但大多數人還缺乏主動參與立法的意識，他們也並非是執法者，更不希望自己是個違法者。多數人隻是法治下的平民百姓。在法律麵前，多數人是受動者。在執法者的麵前，他們是受保護者，在違法者麵前，他們又可能是受害者。所以，法律敘事應當關注這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群，體察這些人的所思所感。因為他們才是涉案片的養育者和評判者。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希望能夠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但世事難料，又有幾人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呢？在法治社會奔湧前進的洪流之中，人的命運總是被迫隨之沉浮。人生苦短、造化弄人，上演了多少命運的悲喜劇！
不過話又說迴來，普通人無助，有時候，違法者也挺不容易的，他們可能也是一群被命運捉弄的可憐人。比如，在《美國往事》中，導演萊昂內就告訴了我們這個道理。作者通過這部作品，把美國猶太裔的罪犯請進了接近於“史詩”的宏大敘事之中。該片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正是在於它對美國“禁酒令”時代的走私犯罪作了全景式的表現和深入的省思。但尤為可貴的，是它對身處於其中的眾多人物的命運的描摹。對此，範誌忠有過一番評論。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頒布的‘禁酒令’，直接造就了美國犯罪世界的一個新的‘家族’，報紙上的頭版新聞幾乎天天都是與販賣私酒有關的案件。大量描寫販賣私酒和犯罪的犯罪片也就應運而生，影片中的強盜們總是腰纏萬貫，有著裝飾精美的住宅和帶著各種華美裝飾物的夫人。他們富有得可以充分享受著常人所渴望享受的現代物質生活，但是實現富有的這種手段卻是販賣私酒……”
在這部影片中，主人公麵條本處於社會的底層，受生活所迫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他小時候喜歡看的一部小說是《馬丁·伊登》。小說的主人公馬丁出身卑賤，一次偶然的機遇結識了上層小姐露絲。愛情的力量促使馬丁發奮寫作。經過一番努力，馬丁的作品在受人唾棄之後又開始受到熱烈的追捧，開始嫌棄他的露絲也來到了他的身邊。不過，好景不長，他的作品又開始被人冷落，好友的死更令他對生活徹底絕望。最後，馬丁選擇了跳海結束自己的生命。馬丁和麵條的命運也出奇地相似。在麵條的心理也深藏著一位美麗的女孩，一心想當明星的德博拉。不過，與奉公守法的馬丁不同，麵條選擇了另外一條人生之路，借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即犯罪。經過多年坑蒙拐騙、打家劫舍的小打小鬧以後，麵條等人終於利用了美國“禁酒”時期這個特殊的時代環境，大肆走私酒類從而迅速發達，很快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金錢、美女應有盡有。不過，隨著禁酒令的廢止，走私酒類已經變得無利可圖，他們的生活於是又一落千丈，團夥內部成員為了爭奪生存空間也不斷地進行著殘酷的洗牌。情人的遠走、朋友的背叛、警察的追捕接踵而至，以往紙醉金迷的生活從此不再。麵條的同伴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死去，他自己也為避禍、隱姓埋名躲避到了鄉間，從此又過上了落魄的生活。
違法者不容易，難道執法者就容易麽？在維護社會安定的職責麵前，他們能夠於危難之處顯身手，但也同樣會遭遇到命運之神的捉弄。不過，堅定的意誌品質，過硬的職業素質，常常可以幫助他們在生活的風霜雪雨中搏擊激流，勇敢地與命運抗爭。《便衣警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平台。故事的主人公青年警察周誌明在“文革”結束前夕因不願與“四人幫”的爪牙同流合汙，迫害參加“四·五”運動的革命群眾，遂利用職務之便私自銷毀了“破案”的重要證據——照相底片。因而長期遭受打擊，直至被清除出警察隊伍。“撥亂反正”之後，周誌明重返工作崗位，當改革開放的大潮來臨之際，他又經受住了金錢、美色的誘惑，始終堅定自己的信仰，為國為民再立新功。這部影片的精彩之處在於把時代轉折關鍵時刻的一些重大事件引入了敘事內容之中，作為整個故事的背景。通過小人物在時代潮流中與命運的抗爭和信念堅守，不僅強化了作品反映時代變遷的史詩意義，也同時讚美了人性價值的魅力永恆。正因為此，該片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歡迎。並榮獲了第八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三等獎、第六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公安部首屆金盾影視獎等多種獎項。主演胡亞捷也憑該劇獲得了第二屆電視十佳演員，演員宋春麗也憑該劇獲得了“飛天獎”優秀女配角獎。而劉歡主唱的主題歌《少年壯誌不言愁》也是別具風采，它不僅讓人從那深情款款的旋律中體味到歲月流逝的苦澀之感，更能傳遞給人灑脫向上的豪邁氣概。
實際上，我們都很清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命運進行的抗爭過程同時也是尋求人生真諦的過程。但問題是，你是否敢於去不顧一切地追求？追求的是一種結果還是一個過程？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很明顯是一個偵破的敘事構架。在整部劇中，偵破的過程被表現為展現人物命運，讚美主人公與命運抗爭的奮鬥曆程。這給當前涉案片的法律敘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劇中，俄狄浦斯王為了解救臣民陷入瘟疫的災難，義無反顧地追查殺害前王、惹怒神靈的兇手。他的睿智、勇敢、執著，終於使他查出了真兇。沒想到，這個天怒人怨的真兇卻是他自己。俄狄浦斯王沒有能夠擺脫命運之神的捉弄，最終還是成了一個殺父娶母、有悖天倫的“罪人”。他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流浪他鄉，留給人們的是對命運的控訴的背影。我們看到，俄狄浦斯偵破案件的整個過程已被升華為主人公對自己的靈魂進行剖析的過程。俄狄浦斯的悲劇告訴我們，有時真相本身並不美，甚至可能是美的反麵，但奮進在求真之路上的人是美的，因為奮鬥的方向是美的，求真是能讓人的靈魂得到淨化的美。上下求索之路，雖九死其猶未悔，這難道不是人生的意義麽？
現實生活中，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有害於社會的穩定，更會給無辜的受害者帶來揮之不去的身心創傷。而僅僅依靠法律的評判並不能完全彌合這種創傷感。受害者的身心創傷需要人們動用更多的愛心和精力去化解。同樣，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也應當把目光指向那些無辜的受害者，通過對其身心創傷的表露，繼而控訴違法犯罪行為的醜惡麵目、撫慰深陷在痛楚之中的靈魂。比如，在波蘭斯基影片的《死亡與少女》中，女主人公在少女時代曾因同情革命者被當局羈押，在遭受了多次酷刑以後，又在毫無反抗能力的情況下被“惡魔”醫生米蘭達強奸了14次。創作者用了大量的膠片去敘述女主人公在出獄多年之後，仍然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驚悸和苦悶。她充滿恐懼的眼神，過於敏感、脆弱的神經使她和丈夫之間的生活搞得一塌糊塗。沒想到一次偶然的機會，米蘭達醫生竟然誤打誤撞地自己送上門來。她想盡了一切辦法將米蘭達製服後對其實施了虐待，與此同時，她在自己的丈夫麵前進行了長時間的控訴。很顯然，整部影片就是一個對暴力犯罪這一現象進行控訴的過程，從中體現出創作者對受害者身心創傷的關注和同情。
德·西卡的影片《偷自行車的人》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該片被認為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傑出代表作之一。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主人公裏奇是意大利羅馬城失業大軍中的一員。他剛剛爭取到了一份刷廣告牌的臨時工作。而做這項工作的主要條件就是他必須要擁有一輛自行車，於是，裏奇花費了所有的積蓄換迴了一輛。第二天，他興衝衝地開始了工作。沒想到，這個車子很快就被人偷走了。對於裏奇來說，這輛自行車是他賴以謀生的唯一希望，同時，車子也是他唯一可以支配的財產了。失去車子也就意味著生活的希望破滅了。對此，向榮做了一番評論：“尋車之路也是尋求希望之路，但裏奇這點卑微的希望卻被冷酷的現實碾得粉碎。裏奇的屢屢受挫，是對整個社會的控訴。警察局的場景充分反映了社會法製形同虛設，麻木不仁的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而裏奇在交易市場及偷車賊所在街區的遭遇，讓我們看到了許多和裏奇一樣饑寒交迫的人，看到了赤貧而滋生的犯罪及人心的冷漠。老實、善良的裏奇在希望一次次被破滅之後，孤注一擲地去當偷車賊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他是裏奇絕望情緒的總爆發，但這一行為卻讓他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不僅受到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淩辱，還讓他可愛的孩子目睹了這殘忍的一幕。天使般的孩子在承受人世間艱辛的同時，又要承受精神的傷害，但他那緊緊護住父親的小手，卻讓人心酸地感到這個小孩才是淒苦無助的裏奇最後的支撐……，他與父親一起到處奔波的小小身影；時時流露的孩童天性；令人酸楚的早熟和懂事；天真無邪的眼睛裏驅之不去的現實陰影——這一切讓裏奇的尋車曆程變得五味俱全：在帶來慰藉的同時，又加重了淒涼心碎之感。”
在這部影片中，創作者以看似中立的姿態，以整體寫實的敘事手法表達著他深刻的現實關懷。影片將觸角深入到了社會底層的多個角落。鏡頭所攝入的一切場景無不讓人感到觸目驚心：20世紀40年代羅馬城市中龐大的失業人群；如潮水般湧進教堂的禱告者；排著長隊等待算命的無助的人；為生計奔波卻仍然一無所獲的裏奇；過早飽嚐了艱辛生活的孩子。當然，也包括更加貧窮，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偷車賊。影片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貧困會迫使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其他的貧困者往往會成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生活的困苦和犯罪行為的侵害已經把主人公推向了絕境，最終使善良的主人公裏奇也成了一名“偷自行車的人”。
我們都有一個感觸，當一個人走進生活的時候，常常會遭遇到一些揮之不去的困惑。不幸的是，很多人可能會一直困惑下去，因為，這一生可能都沒有答案。這可能就是覺醒的痛苦吧？也可能是不敢麵對自己的覺醒。這是一種沉迷的覺醒，還是覺醒的沉迷？捫心自問，當有“人”恩賜你可以重新選擇時，我們是要蒙昧的快樂還是要覺醒的痛苦呢？魯迅在鐵屋子的呐喊覺醒了中國，秋菊追逐到的卻是警車揚起的黃沙……
1992年，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完成上映。這部電影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被認為是代表了該時期涉案片最高水平的探索之作。同時也被公認為是張藝謀導得最成功的影片之一。該片采用了整體寫實的敘事手法，虛構了一個農村婦女進城“討說法”的故事。影片雖以一起暴力事件為由頭，卻沒有出現過一個暴力鏡頭，即使是讓村長和秋菊發生爭訟的那一腳也沒有走入畫麵。可見，作品並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形式趣味的展示上，而是把社會法治的進步帶給主人公的觀念衝擊，即理法衝突擺上了前台。這既賦予了影片“豪華落盡見真淳”的淳樸姿態，也可從中領略到張藝謀在藝術創作的巔峰階段駕馭表現對象的能力和自信。故事講述的是：中國西部，黃土高坡一個閉塞的小山村裏，主人公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村長根據有關規定不允許王慶來在承包地內建房，王慶來就罵村長斷子絕孫。恰恰村長家裏隻有四個女兒。村長一怒之下一腳踢中了王慶來的“下體”。王慶來受傷後隻能躺在床上養病，生活不能自理。主人公秋菊是個心地善良卻“認死理兒”的女人，雖然已經懷有6個月的身孕，可在丈夫被踢傷後，執意要去找村長“討說法”。沒想到村長不肯認錯，秋菊認為這樣的事一定要討個說法。於是，就挺著大肚子去鄉政府告狀。經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醫藥費200元錢。但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了地上，並說：“地上一共20張錢，你撿一張給我低一個頭，這事就算了了。”感到受辱的秋菊沒有去撿錢，轉身重新踏上了告狀之路。看來她討說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錢。那麽是什麽呢？
由於有孕在身，秋菊的妹子陪著她去告狀。他們把賣辣子的錢充作路費，於是來到了幾十裏外的縣公安局。然而，縣裏的“說法”與鄉政府一樣，仍然隻對村長進行了經濟處罰，隻不過多給了50元錢。秋菊不服，拖著沉重的身子又來到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最後仍然維持了鄉、縣的調解與裁決。於是，隻為討一個“說法”的秋菊隻好又一次與妹妹帶著辣椒（盤纏）來到市裏。這一次她找到一個律師，並委托他向人民法院起訴，結果敗訴。秋菊還是不服，又上訴到了市中級人民法院。此時，王慶來的病情已經明顯好轉，勸她不要繼續進城“討說法”。她不聽，於是與家人鬧翻，村民也不斷向她投來異樣的目光。除夕之夜，秋菊難產。王慶來趕緊跑去求村長幫忙。村長忿忿地說：“這時候你想起我來啦？”但村長還是立即組織村民連夜踏雪把秋菊抬到了醫院。秋菊順利地產下了一個男孩兒。秋菊與其家人對村長感激萬分，官司也不再提了。慶賀孩子滿月時，秋菊發話：“誰不請都行，村長必須得請來”。結果村長沒能到場。原來，市中法根據《行政訴訟法》有關規定作出判決，拘留村長15天，且剛剛把人帶走。秋菊追至郊外，眼前隻有警車揚起的灰塵，秋菊站在黃土地那隱約可見的路口，留下了滿眼的困惑……，可見，她也不是要法。那麽，秋菊到底想要什麽“說法”呢？
影片中，秋菊的口頭禪是“討說法”。她不信：“這麽大個中國就沒有個講理的地方。”也就是說，秋菊是想找個講道理、能評理的地方。那麽，這個地方在哪裏呢？村長那兒、鄉政府、市公安局都沒能給秋菊一個滿意的“說法”。很顯然，市中級法院的“說法”，也不是秋菊想要的。那麽，秋菊究竟想要個什麽說法呢？秋菊這樣表白說：“他是村長，照理說打兩下是應該的，可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言外之意，打兩下是可以接受的，踢要命的地方就不妥。你即使是村長也得認這個“理兒”。可見，秋菊的說法是一種樸素的道德標準，當事人做錯了事情得承認錯誤，並對這種錯誤行為造成的後果負責。但是，村長不認錯，秋菊就隻能去找能管他的人討說法了。秋菊不止一次地強調：“他是村長，照理打兩下也是應該的。”可見，在她的觀念當中，村長與傳統家長的地位有些相似，帶有一點宗法式的依附心裏。但村長既不是宗法製下的家長，又十分過分地踢了人家的“下體”。所以，在秋菊眼裏，村長作為傳統家長的身份地位受到了質疑。這正是傳統倫理道德的現狀的一個縮影，村長的地位和他踢人“下體”的行為造成了秋菊的困惑。所以，她真是不知道要向誰討說法了。於是，她毫無章法地（因為不懂法）相繼求助於鄉政府、縣裏、市公安局、市法院，但總是無功而返。在她眼裏，這些地方隻是擁有著更大話語權的家長，市中級人民法院也是一樣。然而，此時的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所謂的家長。
村長在秋菊難產時的表現，使她重新認同了村長作為大家長的合理性。所以，她兒子辦滿月酒時要求必須把村長請來。然而，市中級法院的判決，把這個剛剛被秋菊重新確認的家長給帶走了，並拘留了15天。秋菊的追逐和呆立是其由衷發出的又一次巨大困惑的表達。她不可能了解，法院並不是她所要的家長，似乎也並不是她常念叨的與村長拴在一條線上的“公家人”。法院的判決既否定了村長的踢人行為，也不符合秋菊“討說法”的初衷。實際上，法院隻是擔當著一個仲裁者的角色，它在秋菊與村長之間的中立身份切斷了兩人之間殘存的傳統道德紐帶。所以，秋菊的告狀之路是以道德彌合的籲求開始，卻以法院貌似中立的仲裁而止步。村長、秋菊乃至村裏的人都會感到困惑，到底法律是向著誰說話，為什麽法院的判決會違背所有當事人的意願。
其實，法院的判決代表了一種現代法治社會的價值觀，即實現公平、不偏不倚。村長打人的行為不僅不對，而且違法，應該給予懲戒。法律的仲裁一旦啟動，就不會任由秋菊與村長的自主和解而停步（應該說明的是，這種情況在現在已發生較大變化。民事調解、刑事調解的立法與實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秋菊的困惑是中國民眾法律意識與道德觀念發生糾結的真實狀態，簡單地講就是理法觀念的衝突。然而，無論是現代法律還是傳統道德，都暫時無法滿足主人公秋菊的內心籲求，也就無法獲得秋菊最終的情感歸屬。所以，影片正是通過這種理法觀念的衝突，從而引發了主人公（包括觀眾）情感的激蕩。片中所展示的衝突狀況在當下的社會具有現實性、真實性和代表性。秋菊的求索之路使自己在不經意間走到了傳統倫理道德和現代法律製度的臨界點，並承受著這個時代賦予她的具有典型性的困惑。秋菊的初衷是想讓村長真誠地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從而恢複在她心目中的那個家長的位置。秋菊的內心中有一種被遺棄的悲觀，但她的悲劇在於憑借執著所爭取到的東西，依然非她所求。在理法觀念的衝突中，秋菊在等待、在思索，但她能找到問題的答案麽？觀眾於是參與到故事情節之中，跟她一起停留在那裏，充滿了困惑。張藝謀在本片中對情感介入的無為之舉既拉近了人們困惑的現場感，也給當前涉案片創作中的濫情傾向打了一個問號，影片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價值得以完美呈現。
很顯然，尋求傳統道德歸屬的秋菊最後成為現代法律製度、法律意識向鄉村滲透的契機。消解秋菊困惑的辦法隻能這樣：製定出人性化的法律；構建有現代法治支持的新道德，而這也正是法治建設的發展方向。所以，該片放映之後隨即獲得了國內外人士的一致認可，並成為法學界和藝術研究領域的經典文本。《秋菊打官司》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了為人們觀念“立法”的層麵。理法觀念的衝突既是法治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也是民眾情感激蕩的交匯處。相比法治化程度已經較為完備、民眾法律素養已經相當成熟的西方人來說，秋菊的困惑既顯得陌生也最具中國情調。對於中國觀眾來說，情理法的衝突也是他們最願意思考，也最期待解決的現實矛盾。所以，這無疑是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所應注意的興奮點。事實上，在我國的法治建設、民眾的法律意識都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現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與法律規範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互相抵觸、衝突的地方。在一些人的眼裏，法律是無情的，道德評價是他們情感投遞的郵箱。這種觀念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倫理型的文化有關；與現代法治建設和傳統倫理道德的脫節有關；當然也與民眾法律意識的薄弱有關。新時期以來至今，法律製度的恢複完善、法律意識的啟蒙糾偏都匯總到一起，成為我們必須麵對、必須解決的現實難題。如何使現代法律製度與傳統理論道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當前法治建設的成敗與否的關鍵。
西方（主要是歐美）法律文化、法律製度的形成有著雄厚的宗教、倫理道德做基礎。可以說，西方的法律製度本身就是宗教、倫理觀念的現代化的製度形式。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也是與傳統禮教相互妥協的產物（當然不可否認，禮、法之間也有衝突的一麵）。但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法治建設不僅爆破性的背棄了自有的傳統，對西方現代法律的借鑒也主要流於形式方麵，對其內在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尚淺，甚至存在誤解。我們現在所實施的法律規範與傳統的倫理道德之間出現了脫節、不合拍的現象，這也是涉案片中理法衝突產生的主要背景因素。而在理法觀念的衝突當中，理往往是占先的，法倒變成了束縛自由、遠離情感的一方。但這種觀念是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
對此，樊浩有過一個評論。他說：“由於長期的倫理文化的影響，人們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倫理是萬能的，可以解決社會中的一切問題，因而賦予倫理以其不能完成的文化使命。事實恰恰相反……，倫理隻能在法律的前提下，即在法律創造的基本社會環境中履行自己的文化功能……，如果沒有法律對人的行為的基本約束，沒有法律建立的基本的社會秩序，那麽倫理就無法也無力對一些屬於法律範圍的行為進行調節，也無從建立倫理秩序……，法律不僅構成倫理的外部環境，也在內在價值取向上與倫理形成互補互攝、互相支撐的關係。”本書認為，現代法律製度與傳統倫理道德的和諧共生、互依互補應該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倫理道德的抽象性和法律的具體、可操作性之間應該可以實現這種互補的格局，我國的法治建設也十分需要充分吸收傳統倫理道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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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被告山杠爺》也是一部表現理法觀念發生衝突的探索之作。在閉塞的山寨，堆堆坪裏，村支書山杠爺為了製止“歪風邪氣”，把虐待婆婆的婦女強英綁起來遊了街。結果，強英羞愧自殺。雖然山杠爺這種行為的動機符合傳統道德價值，但他的行為本身卻觸犯了法律。反過來說，雖然他觸犯了法律，卻符合堆堆坪多數人的基本道德規範。影片中，當山杠爺戴著手銬走出祠堂，村民們齊刷刷地給他跪下。這種跪拜之禮也顯示出他在村民的心目中是一個大家長的身份。但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由於法律的介入而引發了新的衝突。其結果常常是：倫理道德激發了情感，法律顯示了權威。所以，在這樣的作品中，情感的生成並不是由於對法律的肯定性評價所引發的，倒是由其“對立麵”，倫理道德所引發的。
事實上，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也正越來越多地考慮到傳統倫理道德的因素，人性化的法律是法律向服務型轉變的必然方向。對此，王剛義有過明確的評論。他說：“法律服務指導思想的調整，就是要把和諧社會建設作為法律社會工作的目標，用人道主義、人性化法律社會服務來補充法律的製度性缺陷。”同樣，在美國，羅斯科·龐德也強調說：“法律製定必須完全符合道德的傾向，道德理念隨之融入法律理念的過程，以及將沒有法律製裁內容的道德轉化為有效的法律製度。”但在當前，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主要把焦點定位在情理法衝突的層麵，而對三者基本精神（人文精神）在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關注不多。甚至是在有意地、嘩眾取寵地、十分武斷地將理、法擺在了對立的位置。這導致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法律的價值和道德的價值之間被迫進行著觀眾情感歸屬的爭奪。而在這樣的競爭麵前，創作者又習慣於表現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在俘獲人們情感方麵的優勢（這可能也是實際情況）。雖然法律在表麵上往往占據上風，但它失去了人心也就動搖了存在的基礎。這樣處理的弊端十分明顯，因為它無利於接受者對這個時代的精神作客觀的把握；無利於樹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沒有能把握住公平、公正作為法律的精神實質與倫理道德的內在一致性；也同樣無利於倫理道德在現代法治社會的重新組織建構。所以，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情理法衝突的未來理想狀態應當是表現法律至上與倫理至情的合唱；法律懲戒與倫理修複的彌合；法律公平與倫理正義的交叉；法律理念與倫理價值的和合。應當通過理、法衝突的激化狀態揭示出兩者走向一致的未來趨勢，而不是簡單地把它們擺在對立的位置上。
第二節 法與愛的矛盾
茫茫人海，真愛難求。什麽才是真正的愛？愛需要整個的人生來實踐，需要整個的身心來體驗。愛是人世間最美的語言，人們總是會用最美好的語言來描繪愛、傳遞愛。愛是美麗心靈的象征，愛是奉獻不是索取，愛是追求不是占有。有的人苦苦追尋著愛，卻迷失在“求”愛的路上，被送上了審判席。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愛與法的衝突是一個永不會言盡的話題。其中，有的人被愛的假象所蒙蔽，迷失了自己，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比如，在《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中，呂月月本是一名頗有發展前途的警察，在與黑幫成員潘小偉的接觸中卻萌生了難以割舍的愛戀。雖然她在關鍵時刻撥通了報警電話，配合刑警隊的戰友們擊斃了潘大偉，也迫使潘小偉絕望地自殺。但是，她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自責、懊喪的情緒揮之不去。遂不得不辭去警察的工作。此後，她又受潘氏家族的蠱惑，帶著兒子遠赴香港，本以為能給潘家延續香火，迴報潘小偉對她的“愛”，沒想到卻成了黑幫內部鬥爭的犧牲品，母子二人落得個慘死街頭。當然，也有的人以愛為由，因愛生恨、不擇手段，以身試法，終於惡貫滿盈。比如，在《玉觀音》中，毒販毛傑自覺被所愛之人欺騙，起了殺機，對安心及其家人展開了兇殘地報複行動，頻繁地殺戮早已使他失去了理智，最後竟然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沒有放過，喪子之痛也讓毛傑徹底地崩潰了。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也是被愛的衝動所左右，一言不合，情急之下錯手殺了女友小明。也有的人不懂如何去愛，讓愛成了害。比如，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高兵也是出於“愛”的初衷，先是強奸後又越獄綁架了梅湘南。他的所作所為給對方造成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這恰恰是走到了愛的反麵。
其實，愛與法之間並非總是衝突的。有時候，法正是愛的守護神。1942年，陝甘寧邊區發生了一起令人矚目的婚姻上訴案。華池縣村民封彥貴在女兒封芝琴3歲時，與鄰村張金才的次子張柏訂立了“娃娃親”。多年後，封彥貴為了多撈聘禮，以邊區政府提倡“婚姻自主”為由，與張家解除了婚約。爾後，又私自將女兒許給慶陽財主朱壽昌。封芝琴與張柏在一次巧遇後產生了愛慕之情，並相約自主結婚。當聽說父親已將自己許配給別人時，封芝琴不願意，並將情況告訴了張家人。於是，張金才糾集了20多位親友，夜奔40餘裏，闖入封家將封芝琴搶迴成親。封彥貴立即向縣司法處告發了此事。當地的裁判員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以搶親罪判處張金才6個月徒刑，並宣布張柏與封芝琴的婚姻無效。判決下達之後，原被告雙方都不滿意，群眾也憤憤不平。此時，陝甘寧邊區隴東專屬專員馬錫五恰好在此處調研，封芝琴隨即將此案口頭上訴到他那裏。馬錫五在授理該案之後，走村串戶向當地幹部群眾廣泛地了解了情況。在保護自主婚姻的基礎上，對封彥貴和張金才進行了說服教育。一方麵批評了封彥貴把女兒當財物的行為，勸他應為女兒幸福著想；一方麵批評張金才動機雖好，但搶親的方法不當。二人表示心悅誠服之後，馬錫五展開了群眾性的公開審判。判決結果是：封芝琴與張柏雙方因是自願結合，判為婚姻有效；張金才黑夜搶親，妨礙社會治安，判處有期徒刑；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違反婚姻法規，判處勞役。馬錫五通過這個案子的審理，既保護了婚姻自由，宣傳了邊區的婚姻法律，又懲戒了違法的行為，大大地提高了邊區民眾的法律意識。後來，這個案件被改編成了戲曲電影，就是膾炙人口的《劉巧兒》（2009年，電視片《蒼天》播出，這是一部集中反映馬錫五辦案故事的作品）。
在現實中，封芝琴是在一次別人的婚筵上與張柏偶遇，兩人彼此印象不錯。但在藝術作品中，創作者卻對劉巧兒與趙振華的情感曆程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表現。影片一開始，劉巧兒從勞模會上迴來經過小橋，一路上所表達的都是對趙振華的愛慕之情。由於此時巧兒並不知道趙振華就是與她從小訂立了娃娃親的“柱兒”。於是聽信了父親的蠱惑，決定與“柱兒”退婚。但巧兒的初衷還是要與趙振華結合的。這個小小的誤會竟造成了此後悔婚、私會、搶親、打官司等一係列事件。但是這些磨難也使雙方加深了了解，感情也越走越近。正是因為這樣的藝術加工，馬專員的審判結果才顯得既符合法律規定，又顯得十分符合情理，情理法三者在此處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再加上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趙麗蓉等人那溫婉舒緩的評劇唱腔，把劉巧兒尋求婚姻幸福與孝順父親的情感矛盾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遂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作品。
法與愛之間一旦出現了相互衝突的局麵，必然會有一方選擇讓步的行動方式。在國產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退讓的常常是“愛”這一方。而這就必須要提到海岩的創作。改革開放以來，海岩的係列作品對執法者（主要是警察）的愛情世界有較為集中的展現。據某些人士透露：“海岩是個‘業餘’作家，他的真正身份是錦江集團北方公司的總裁，手上管理著數十家飯店，五星級飯店就有好幾家。他在旅遊飯店業的影響頗大，本身兼著旅遊飯店協會的會長。”海岩的個人經曆也帶有一點傳奇色彩。他當過兵，複員後當過工人，後來又幹過警察，一直做到公安部某局的局長。很明顯，他個人的成長經曆也為其創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礎。從20世紀80年代的《便衣警察》開始，海岩已經創作出《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觀音》、《拿什麽拯救你我的愛人》、《深牢大獄》等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很多作品已經被拍攝成影視片，同樣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特別是青少年觀眾。海岩片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警察的身份或者與警察有著直接的關係。但作品的立意卻始終是在探索他們不同的內心世界，並著重表現這些人在日常生活與執法過程中發生的情感衝突。如表現初入警隊的女警安心與毒販毛傑的偷情關係（《玉觀音》）；女刑警歐慶春與普通大學生肖童之間的若即若離的情感狀態（《永不瞑目》）；女警呂月月與黑幫老大潘小偉之間的愛恨交織的情感糾葛（《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人們常說愛情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而海岩片的優勢就在於，它能把警察的情愛世界表現得非常的豐富、非常的細膩。比如，在《玉觀音》中，作者就將一個初進警隊的緝毒警察安心的矛盾心理展示得細致入微。安心在抓捕情人毛傑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作為一名警察的“執法必嚴、大義滅親”的職業操守。同時，也表現出作為一個普通女性的害羞、敏感、猶豫和脆弱的性格特點。海岩片中既有偵破案件的驚險刺激，又有夢幻般的愛情故事。敘事內容中一般都貫穿了雙線索，即感情線索和破案線索。一方麵是血淋淋的警匪對決，另一方麵則是感情的纏綿悱惻。在高潮處，主人公總是要在法律、愛情、道德、欲望和使命之間進行一次艱難的抉擇，但結局，個人的情感總會作出犧牲。在這裏，個人情感的後撤帶來的卻是人間之愛的綻放，舍棄小愛而成就大愛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精神境界。
有時候，不公正的社會及其治下的法律製度蛻變成了壓抑愛的桎梏。在這種情況之下，追求真愛必須得選擇超越法律。波蘭斯基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影片《苔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平台。他把一個出身低微的少女為了追求愛情而遭遇的不幸經曆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出來。控訴了隱藏在尊貴外衣下的醜惡靈魂，表達了對下層女性命運的關切，讚美了超越一切的愛情理想。故事最後，苔絲殺死了先是誘奸後又包養自己的花花公子亞曆克，並與心愛的安吉爾開始了希望渺茫的逃亡生活。逃亡的故事片段已然遠遠超越了警匪之間追與逃的敘事框架。作者對他們本次短暫的旅程傾注了大量的情感，逃亡之路也被唯美地表現成通往愛情、幸福的希望之路，路上充滿了陽光、花香，還有鄉間古堡中童話般的一夜浪漫。這些場景雖然溫馨，但又暗涵著一絲苦澀。但溫馨又不斷地壓抑著苦澀的感覺，因為有愛情相伴，此時此刻，愛情的力量超越了法律的評判。
苔絲經曆了多少磨難才品嚐到了這短暫的甜蜜，但有時命運會賜予你所想要得到的東西，爾後又無情地從你手中剝奪，這怎能不讓人慨歎、黯然。最後，他們的希望之路在異教徒的巨石陣中迷失了，幸福的逃亡走到了盡頭，警察在這裏找到了他們，生命也到了盡頭。當太陽升起的時刻，他們被警察帶走，原路折迴，往迴的每一步路都充滿了蕭瑟、淒美的情調。苔絲的背影越拉越長，幾乎鋪滿了整個大地。這些場景無不是主人公內在情感的外放。創作者調動如此強烈、密集的意象群向觀眾表達著自己的情感關懷，以此實現與觀眾的情感溝通。把一個罪犯的逃亡過程表現得如此唯美、深情。這的確是藝術大師才有的氣度和風采。苔絲為了真愛大膽地選擇了死於青春，在死亡之前又大膽地作出最後一次努力。她拚盡了全力所得到的東西雖曇花一現卻至真至美，雖死無憾。她的這種行為是對社會法治不公正的控訴，她用生命的代價換來了人生之中最美的一次綻放。其實，她所追求的東西很簡單，不過是一種本應該屬於她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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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人的尊嚴的肯定
俗話說，法律無情人有情。執法者是人，違法者同樣也是人。違反了法律的人雖然應當受到法律的製裁。但是，除非是那些惡貫滿盈、窮兇極惡之人，絕大多數的違法者也應當享受基本的人權，我們也應當肯定其做人的尊嚴。而在過去的很多年裏，違法犯罪者的基本人權並沒有受到有效的保護。他們一旦伏法，往往會受到許多非人的待遇。羞辱、體罰、打罵、嚴刑逼供、暴露個人隱私等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無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尊嚴也有比較悠久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偵查主要靠眼線和懸賞，斷案主要靠打、靠嚇、靠詐。踐踏人權、無視人格的行為觀念也被“合法化”了。受此影響，人們對公案藝術作品中出現的酷刑、鬼神、用譎等內容，不僅沒有作過深刻地反思，反而表示了高度地認同。以至於出現了拿酷刑、鬼魅、詐術當欣賞趣味的現象。比如，人們所稱頌的清官包拯就是一位擅用酷刑拷問、鬼神之術、奇謀詐力斷案的高手。在《三俠五義》中，公孫策見郭槐重刑之後仍不肯招認，便獻上了一種酷刑，名叫“杏花雨”。包拯見過之後，笑道：“這樣惡刑，卻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結果，用在郭槐的身上果然奏效。在《烏盆記》中，包拯先是審問附在烏盆中的鬼魂，從中了解到死者劉世昌的冤情。爾後，又采取詐術分別套取了趙大夫婦的供詞。
新中國成立以後，法治建設屢受挫折。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階級鬥爭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法治生活。就連奉公守法之人都會動輒得咎，更何況是觸犯了法律的人了。比如，在《小街》中，主人公小夏隻不過是偷了一根唱樣板戲用的假辮子，就活生生地讓人把眼睛給踢壞了。小俞的母親被人誣陷是“黑幫分子”，受盡欺淩、毒打。小俞也被剃了“陰陽頭”，遭人嘲笑，從此扮起了“男孩”。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人的尊嚴被踐踏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無視人權的現象至今也沒有真正被杜絕。有時候，人的尊嚴還是會遭受到無情地踐踏，佘祥林冤案、“躲貓貓”事件就是現實中的例子。我們在改革開放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也能看到一些這樣的故事情節。比如，在影片《小武》的結尾處，警察將正在實施盜竊行為的小武抓獲後，將他銬在了馬路中間，讓人圍觀，警察的這個舉動就明顯帶有體罰和羞辱的成分。創作者以此作為故事的結尾，顯然有一定的深意。對此，崔衛平予以了揭示。他說：“賈樟柯這個為人稱道的細節是用來揭露的，揭露社會現實及製度的殘酷和不盡人情。”在《白粉妹》中，曾小丹因被控害死生父接受審判。宣判時，法官居然當眾揭露其個人隱私，曾小丹當庭心力衰竭而死。在《法官媽媽》中，張帥因搶劫被判刑三年，出獄之後，當年的主審法官安慧想給他找一份工作。於是，她去求賣電子產品的小老板幫忙。小老板聽說張帥有“前科”，有些不願意接受，但還是答應了。不久，張帥因被懷疑盜竊電子產品被小老板蠻橫解雇。後來，事實證明此事並非張帥所為，安慧再次請求小老板接收張帥卻遭到了拒絕。在情急之下，安慧突然說了一句：“你不也是我判過的麽！”隨即憤然轉身離開。她的這個舉動與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總是有那麽一點不相稱。
不過，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推進，民眾的人權意識也正逐步增強，不把犯人當成人看、隨意踐踏別人尊嚴的行為觀念正在受到批判。本書認為，樹立起人道主義精神，肯定違法犯罪者的人的尊嚴固然必要，但與此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慎重地思考一下，如何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難道靠違法犯罪麽？這顯然不行。依靠非法手段所得到的隻能是暫時的“變泰發跡”，隻不過是一種虛偽的體麵和別人的懼怕，卻無法贏得真正的尊重。比如，在《美國往事》中，麵條等人出身於市井流氓，成年之後開始依靠販賣私酒、殺人越貨成為“富豪”。麵條覺得誌得意滿之後開始顯示實力。一日，他在海濱酒店宴請自己的所愛，歌舞明星德博拉。晚宴中，麵條一擲千金。不僅包下了整個酒店，還專門安排小提琴手在旁邊伺候。雖然排場極為豪華，極有情調，他自己打扮得也是紳士味兒十足，但這些行為卻隻能換來對方的暗自嘲笑。當麵條向她表達愛意之時，德博拉竟然當眾奚落他一番，說他心慈手軟，不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受到侮辱的麵條原形畢露，在送德博拉離開的汽車上強奸了她。在德博拉的眼裏，麵條的紳士樣兒顯得有些滑稽，一點兒都不真實。雖然她對麵條也有很深的感情，但十分鄙視他這種“做作”的行為。不過，麵條當著汽車司機的麵強奸她，倒是讓她真地感到害怕了，而且顯得很無助。德博拉沒有辦法自救，因為她知道這才是麵條的流氓本色，這一套他倒是十分在行。看來，靠違法犯罪堆積出來的“本錢”隻不過是一種假象，有時候還會成為極易被人揭穿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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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人的尊嚴也不是依靠別人的施舍而得來的，而是需要倚賴自己的奮鬥贏得。波蘭斯基根據狄更斯同名小說改編的影片《霧都孤兒》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經典的範例。影片中，從小失去父母的“棄兒”奧列弗·特維斯特雖曆經磨難，屢屢被犯罪團夥所挾製，卻依然未泯向善、向真的純美之心，悲慘的身世也從未降低他對人的尊嚴的渴求，而這些努力最終也使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故事是從他在孤兒院的生活開始的。寄居在這裏的孩子們，最大的麻煩來自於永遠填不飽的肚子。於是，孩子們私下作出一個決定，通過抓鬮選出一個人來向孤兒院的管理員乞求加一點稀飯。不幸的是，奧列弗被選中了，他也無奈地去做了。管理員為此大為惱火，發誓要把他弄走，此後，奧列弗開始了夢魘般的流浪生活。經過一陣波折之後，奧列弗被寄養到了棺材鋪老板的家中，雖然每天隻能吃“狗食”度日，但這已經使他很滿足了，因為這裏的夥食要比孤兒院強多了，而且能吃飽。但是好景不長，由於他不堪忍受別人詆毀他的母親，於是打了那個人一拳，雖然他也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在被逼出走之後，又饑又渴的奧列弗來到了倫敦，沒想到又誤入小偷組織的魔窟。在這裏，他開始被培訓各種偷竊的技巧。結果，他在第一次行竊時就被人抓獲了。後來，奧列弗因禍得福，他在警察局被有錢有勢的布朗羅先生看中，把他收養在家。可盜竊組織仍然不肯放過這個可憐的孩子，又幾次三番地把他抓迴魔窟，甚至逼他到布朗羅先生家中偷盜。在這個過程中，影片多次上演了人性的謀殺與拯救的對決，劇中人靈魂的高尚與卑鄙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多次深陷魔掌的奧列弗意誌稍有鬆懈就會徹底沉倫下去，但他沒有。他那執著的向善之心怎能不叫人感歎，而這種堅定的自救力量卻是從一個弱不禁風的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為了拯救奧列弗，小偷組織中的南希姑娘向布朗羅先生透露了魔窟的所在，她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樣，布朗羅先生以及跟他同樣老弱的女仆也想盡了一切辦法營救奧列弗。即使是魔窟中那個麵目猙獰、狀似魔鬼的老頭費金，對奧列弗也隱隱地表現出了長者般的慈愛之心。在善良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奧列弗得救了。他從遍布迷霧、陰暗潮濕的魔窟中重又迴到了陽光底下，在充滿花香的園中靜靜地讀書、酣眠。雖然眼神中仍然留有無法抹去的憂鬱，但他過於平靜的前額、略顯稚嫩的莊重終於讓觀眾們尋找到了內心的安寧。奧列弗的奮爭是對人生意義、人的價值的追求，在命運之神的捉弄之下，他始終堅定地尋找著健康向上的人生之路，最終也為自己贏得了做人的尊嚴。
第四節 人性感化與靈魂救贖
休謨說：“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係，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迴到人性。”但是，凡塵總是會遲鈍我們的敏感，得見人生的真諦常常需要付出血的代價。優秀的藝術作品往往會從不同的角度挖掘人性，以彰顯人存在的價值、意義，進而指明人生奮進的方向。涉案片的法律敘事對於人性的挖掘常常是通過違法犯罪行為對於人性的摧殘來體現的。比如，在《老無所依》中，主人公摩斯為了一箱得而複失的贓款，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完全不受人類的理智約束。其實，他的行為已經走到了人性的反麵。摩斯結束了一個又一個無辜者的生命，顯然沒有將他的侵犯對象當成人來看。在他那裏，殺人簡直成了一種動物性的本能行為。不過，他在“否定”他人人性的同時，其實也否定了自己的人性。由此可見，創作者的真正意圖在於表現違法犯罪行為的反人性本質。而隻有當他采用猜硬幣的方法放過了撞到其麵前的一位老人時，觀眾才從他的這種已經顯得十分怪異的“仁慈”舉動中間尋找到一點人性的影子。在摩斯“反人性”的整體行為框架中，這一點帶有人情味的片段就成為一處非常細小的焦點和亮點。我們發現，本部影片正是從犯罪活動所造成的人性匱乏的狀態中審視這點殘存的人性，引發觀眾對人性價值的特別關注和可以量化的思考，這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顯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雖然涉案片法律敘事所展現的犯罪世界裏麵都有虛構的成分，但它絕不會脫離人群，而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人性的存在，哪怕是以殘破、扭曲的形式存在。即使在一些犯罪者的身上也常常會表現出忠誠義氣、棄惡從善、愛情至上、孝道人倫等人性的閃光點。不過，這種人性的表露似乎僅僅局限於“圈內”。比如，在《教父2》中，作者以深情的筆墨迴顧了克裏昂黑幫家族的發跡史。早年，老克裏昂也曾試圖憑借“勤勞本分”的工作為家人創造正常、幸福的生活。但這根本無法讓一家子人填飽肚子。而且還總會遭到黑道分子的盤剝。克裏昂是在無可奈何之下才走上了殺人犯罪的道路。片中不止一次地展現這樣的場景：一麵是克裏昂的妻子抱著、領著一大群兒女站在家門前翹首等待著克裏昂的歸來；一麵是克裏昂在殺人、收保護費等鏡頭，克裏昂對家人的關愛和對對手的兇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這樣處理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訴觀眾，克裏昂的行為是為了一家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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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由吳永剛導演的影片《浪淘沙》也是一部探討人性的佳作。故事描寫一個水手出海迴到家裏，結果發現妻子與一男子有染，一怒之下失手殺了那個奸夫，他也因此成為偵探追捕下的逃犯。為了躲避偵探，水手逃到一艘船上當了夥夫，偵探發覺後一路追到船上。結果兩人又在船上展開了追者與逃者的鬥智鬥勇。沒料想，船在海上觸礁沉沒。水手和偵探先後被衝到了一個荒無人煙的海島之上。他們起初仍是互相敵視，之後卻慢慢地成了朋友，也開始對對方的行為表示了理解和同情。然而，這種融洽的氣氛竟被打破。當二人發現遠處有輪船駛過時，偵探的腦子裏立即閃現出他將水手抓獲後，迴到陸地受眾人敬仰的風光景象。於是，他趁水手不備，從背後猛然將其擊倒，爾後又把自己與水手拷在了一起，這才開始拚命地唿救。無奈，那條船距離海島太遠，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於是，兩人就永遠被遺棄在了荒島上。最後，海灘上留下的隻是他們的白骨和戴在枯骨上的鐐銬。該片對西方偵探片的模仿痕跡仍然很重。私家偵探的人物形象仍然采用叼煙鬥、穿風衣等類似福爾摩斯那樣的經典造型。但這位偵探胖胖乎乎，顯得有些笨拙，還不時地會鬧出點笑話。從中也可以看到福爾摩斯的搭檔，華生醫生的影子。不過，創作者並沒有簡單化地處理這個偵探的形象。在追捕罪犯的過程中，偵探曾經麵臨著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即放棄追捕求得生存，抑或繼續追捕麵對死亡。而偵探最後選擇了後者。對於罪犯，創作者也沒有僅僅去表現他的窮兇極惡。而是比較客觀地表現了水手殺人的原因以及心中的懊悔。所以說，該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在展示偵破趣味的同時，還加強了對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乃至人性的挖掘。創作者在片中以這樣的字幕示人：“一個善良的人，在偶然不幸的遭遇中會犯罪；一個奉公守法的偵探，永遠追逐著他所要逮捕的罪犯，當他們兩個人站在同一的生命線上時，他們會放棄了敵視，而變成極高貴的友誼，但是一旦遇到利害的衝突，人欲的激動，他們馬上恢複了敵意。這一類的悲劇，永遠在人與人之間產生著。”在片頭和片尾部分，演職員名單都被創作者寫在了海灘上。每遭一次海水的衝刷，都有一組人員的名單隨之消逝。爾後，又有別的姓名被補充上去。作者進行這樣的處理也帶有明顯的寓意。很顯然，它唿應了《浪淘沙》這個片名，述說著生命的易逝。可見，這部影片正是通過對一起案件的表現，進而反思犯罪、反思人性、追索人生的價值。對此，李少白強調說：“《浪淘沙》是需要重新研究、評價的……，在今天看來……，（它）更可能是作者所具有的普遍人道主義思想在這個具體題材中的一種釋義。”
本書認為，在涉案片的法律敘事中，創作者應當高揚起人性的旗幟。人所以為人，不為禽獸，肯定也有它積極向上的一麵。善良、美好的人性往往也會讓人為之動容、動情。在從真的、從善的人性當中，我們才能真正地體會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奮鬥的意義。人性雖可能會被遮蔽，同樣也能被重新喚醒。執法者們在運用法律的武器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懲戒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對犯罪者進行勸解、引導和拯救。從而使他們真正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過失，鼓勵他們走向新生，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我們常會看到這樣的故事情節：一些人由於缺少社會、家庭的溫暖，在壞人的蠱惑之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過，在人們的關愛之下，這些違法犯罪人員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過錯，服刑之後洗心革麵、重新做人了。《少年犯》就是這樣的例子。片中，創作者通過對幾個少年犯的服刑經曆及犯罪原因的追索，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自責。影片鮮明地亮出了這樣的觀點，即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與其缺少社會關愛和家庭溫暖是分不開的，繼而還發出了具有當代意義的“救救孩子”的唿籲。《尋找迴來的世界》與此片也有某些類似之處。在工讀學校的學習和生活中，那些失足青年體驗到了人間的真情和社會的關愛，這使他們樹立起走向新生的自信。該劇有一段非常醒目的旁白：“我為什麽那麽愛笑呢？爸爸，人家都說我愛笑……，那是因為你在這個世界上，並且愛它……，那為什麽有的人不笑？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這個世界……，爸爸，世界還會失去嗎？……，會的，孩子。會的，有時一切都會失去的……，那我們怎麽辦呢？……，去找。幫助他們找迴來，去找迴那失去的世界。”今天，當我們再來看這段話，還是能夠從中體會到創作者拯救失足者的拳拳之心和使命意識。此外，還有很多相似的例子。比如，在《走過嚴冬》中，社會和家庭對染上毒癮的羅天陽不拋棄、不放棄，終於幫助他戒除了毒癮、尋迴了自信。在《天下無賊》中，原為小偷、騙子的王薄、王麗夫婦，受到淳樸善良的農民工傻根的觸動，不僅放棄了犯罪的生涯，而且還與盜竊團夥展開了殊死的搏鬥。同樣，我們在《月光下的小屋》、《法官媽媽》等片中也能看到，執法者把罪犯繩之以法依然不是結局，他們不惜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感化、教育罪犯，使其尋迴曾經迷失、卻依然未泯的向善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