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猶如長江黃河滔滔滾滾,奔流不息,《詩經》就像是這文學江河的源頭,一直流淌著,延伸著,不僅撫育、澆灌了世世代代的詩人作家,也沾溉、浸潤了數千年來不同階層人們的心田。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文學經典中的經典。

    《詩經》收錄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即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大約五百年間的305篇作品,本來叫“詩”或“詩三百”。漢代儒家把它列為必讀經典,因而稱為《詩經》。

    《詩經》中的作品,主要產生和流傳於黃河中下遊地區和漢水流域,流傳地域十分廣闊。《詩經》中的《國風》絕大多數是民歌,《小雅》中有一部分是民歌。民歌一般是由底層民眾集體創作,經過世代流傳加工的,也就是說,這些詩的作者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並且可能是幾代人的創作。另外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詩作留下了作者的姓名,大多數詩歌也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但可以看出這部分詩歌的作者,有的是公卿貴族,有的是下級官吏,有的可能是專業歌手或樂師,有的可能是祭師一類的宗教人士。《詩經》的作者可以說是形形色色,複雜多樣。

    《詩經》這樣一部作品眾多、內容豐富、作者複雜、產生的時間跨度大、流傳的地域廣闊的詩歌總集,要收集、整理並且編輯成書,實在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靠一兩個人的力量,用較短的時間是無法完成的。據《漢書》的說法,周代的時候,每到春天,人們開始下地勞動,朝廷就派專門收集民歌的“行人”,搖動著木製鈴鐺,在路上巡遊,采集民間的歌謠,然後獻給管音樂的太師,由太師配上音樂,演唱給周天子聽。根據漢代經學家何休的說法,還有一種情況,周代的時候,男性到了六十歲,女性到了五十歲,如果沒有子女,就由官府提供吃穿,讓他們到民間搜集詩歌,然後由各地的各級官府層層上報,最後獻給周天子,使天子能夠了解民間疾苦。此外,一些公卿貴族和官吏也把自己寫的詩或了解的詩獻給周天子。通過以上幾種途徑,大量的歌謠和詩歌集中到了周天子那裏,最後由太師選編、整理,結集成書。

    多種證據表明,在孔子之前,《詩經》這部書已經基本定型,但是在音律、字句、排序等方麵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此,孔子對《詩經》作了較為全麵的修訂,使“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同時,孔子對《詩經》進行了大力推廣。在孔子之前,《詩經》主要作為朝廷或各諸侯國宴飲、祭祀、娛樂等場合使用,而孔子興辦私學,以《詩經》作為教材,擴大了它的傳播範圍。孔子還反複對學生強調學習《詩經》的重要性。在《論語》中他說:“興於詩。”(《泰伯》)又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還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由於孔子的修訂和大力推廣,《詩經》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

    《詩經》在春秋戰國時代流行很廣,成為一個人身份、地位、修養和文化水平的標誌,那些公卿貴族、大小官吏常常引用《詩經》中的句子,用來表示讚美、歌頌、諷刺、憤恨、勸誡、感歎、傷懷等情感,還引用《詩經》中的句子作為外交辭令。那些思想家在著書立說的時候,也常常引用《詩經》中的句子,或用來表示觀點,或用來作為證據。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詩經》也成了要焚燒的書。但《詩經》流傳廣泛,又主要通過記憶於心,口頭傳誦,因而能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到了西漢時期,先後出現了傳授和解說《詩經》的四家本子,即魯人申培的《魯詩》、燕人韓嬰的《韓詩》、齊人轅固的《齊詩》和魯人毛亨、趙人毛萇的《毛詩》。除了《毛詩》,其餘三家在曹魏以後到宋,先後失傳,《毛詩》卻一直流傳下來,所以現在我們說的《詩經》,一般指的就是《毛詩》。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曲調樂歌的意思,是各個地方的樂曲,絕大數是民歌。雅是正的意思,周王朝把京都及附近地區的樂曲稱之為正樂,雅指的就是這種樂歌。頌是宗教祭祀歌曲,周頌和魯頌是周朝和魯國(周公旦的後裔,實際上也是周人)祭祀歌頌周族祖先的樂歌,商頌是殷商的後裔宋國人祭祀歌頌商族祖先的樂歌。

    《詩經》的內容十分豐富複雜,展示的社會生活極其廣闊,使我們能夠真切地了解和感受到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習俗、愛情、信仰、追求、歡愉、幸福、痛苦、憂慮和憤怒等等。從主要方麵來說,《詩經》中不論是風,還是雅、頌,很大一部分作品都是歌頌農業生產和祈求豐收的,說明了農業在當時是多麽的重要,也說明和那些小米高粱、禾麻菽麥一樣,這些詩篇是大地的產物。這類詩中,有的詩歌頌了集體勞動的快樂,有的表現了一年四季農村生產的活動過程和生活的艱難與歡愉,有的則表達了對耕種的全身心投入和對豐收的虔誠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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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愛情和婚姻的詩篇,在《詩經》中也占有較大的比例,這在“風”類詩中較為突出。《詩經》中那些青年男女的愛情是那麽的真誠質樸,充滿了泥土的氣息和莊稼草木的芬芳。在花開鳥鳴、春水渙渙的季節,或在田間邂逅相逢,或渡過河水,或在山丘,或在桑林,他們彼此對歌,一起跳舞,相互傾訴著愛慕之情。追求有時會落空,他們便憂愁歎息,傷心落淚,徹夜難眠,但不會悲觀,往往自我寬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使困難重重,意中人就像在河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他們仍然一次次去努力,一次次去追尋,使我們看到美好理想的求索是多麽的不容易。在許多詩篇中,也描繪出和諧的婚姻是多麽令人幸福,男子耕種打獵,女子績麻送飯,夫妻煮雁飲酒,彈琴鼓瑟,生活是這樣的安寧美好。但婚姻不總是如意的,不少詩篇控訴了負心男子對妻子的背叛和拋棄,使無助的棄婦遭受了心靈的巨大折磨和痛苦,甚至遭到了自己親兄弟的冷落和嘲諷。

    除了歌頌農業生產、祈求豐收和表現愛情婚姻的詩篇以外,《詩經》第三方麵的主要內容是對現實社會的憂慮、不滿和諷刺。有的詩歌以衰落的桑樹來比喻周王朝的衰敗,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憂慮。相當一部分詩作描寫了西周末年的政治混亂、社會動蕩不安以及民生疾苦。有的詩辛辣地諷刺了統治階級的不勞而獲,和對民眾無休止的剝削。還有的詩諷刺了一些君主荒淫醜惡的行為。這些詩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人心向背、黎民百姓是否安居樂業幸福康寧作為準則,來對社會進行評價,這實際上是一種樸素的人本主義,值得我們珍視。

    《詩經》第四方麵的主要內容是對戰爭的反映。這一類詩歌作者的身份地位不一,寫到的戰爭時代不一,背景不一,對戰爭的態度和感受就有所不同。《周頌》中那些歌頌和誇耀周王朝征戰勝利的詩篇,顯然是貴族公卿寫的。大部分寫戰爭的詩篇所表現的感情和態度十分複雜,有的寫了慷慨從軍、同仇敵愾的豪情壯誌,有的描繪了戰爭的激烈、前線生活的艱苦和兵士們對舊家鄉親人的思念,有的則抒發了戰爭和沉重的兵役、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以及人民對和平安寧社會、對溫馨家庭生活的向往,這些詩感情真摯,體驗真切,真實地表現了征夫思婦們的悲歡離合。

    《詩經》第五方麵的主要內容是對曆史和祖先的歌頌。《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五首詩實際上是有聯係的組詩,可以說是周族的史詩。這組詩都寫定於西周初期,它們描寫和歌頌了周族祖先誕生、創業、農耕、遷徙、定居、建設、征戰的曆史過程,具有明顯的史詩性質。由於中國古代的史詩作品保存下來的非常少,有些國外學者甚至說中國古代沒有史詩,所以這組詩無論在研究史詩還是研究中國古代史方麵都具有十分珍貴的價值。除此之外,《大雅》、《周頌》、《魯頌》中的一些詩篇也虔誠而熱烈地歌頌了周朝曆代有成就的先王的恩德和功績。《商頌》中的一些詩篇則是對殷商祖先偉大功績的歌頌,也具有史詩的性質。

    《詩經》的藝術成就最為人稱道的就是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賦,就是對事物進行直接的陳述描寫,這是《詩經》中基本的常用手法。比如,《豳風·七月》主要采用了賦的手法,全詩描述古代農民一年四季的生產和生活,基本上是直接鋪陳敘述,把事情直接擺出來。比,就是打比方,對事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以突出事物的特征。《詩經》中的比多種多樣,有的是一句、幾句或一章(一個段落)使用比,也有的是全篇使用比。《詩經》中使用比的句子很多,比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有女同車,顏如舜英”等等。《衛風·碩人》第二章整章都使用比,用各種事物來比喻莊薑之美。《魏風·碩鼠》、《豳風·鴟鴞》則可以說全詩都使用了比的手法。興,就是“起”,有起頭和引起啟動感情的意思。就是說,或者用一兩句話為詩歌起個頭,或者先用一兩句話描繪觸動自己思想感情的外在景物,然後再抒發由這種外在景物引發啟動的思想感情。《周南·桃夭》開頭兩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主要作用就是為詩歌開個頭。再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引發了詩中的青年男子對“窈窕淑女”的徹夜難眠的思念。無論是賦還是比興,所描寫的環境和事件,都是極其普遍和平凡的,所攝取的事物和景物,都是大自然中極為常見的,因而給人以十分真實、親切、自然的感受。《詩經》的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成了後來中國文學中被反複學習、反複應用的基本方法。

    《詩經》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麵的,除了賦比興的手法,它的質樸自然的藝術風格,鮮明的寫實特點,簡約而又富於表現力的語言,迴旋起落的複遝章法,四言為主而又變化多樣的句式,豐富的詞匯,和諧的韻律,都讓後人驚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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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在文學表現上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手法,都具有突出的典範性,使人們在了解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文化麵貌和特點方麵具有巨大價值,在中國數千年文化發展中起過重要的經典作用。因此,我們要傳承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認識中國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特質和價值,推動並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理想,都應該重新認識和闡釋《詩經》和其他中國文化經典,特別要引導青少年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重新認識和闡釋中國文化經典,首先要閱讀和理解,但由於《詩經》這樣的經典,產生年代久遠,時代背景和環境與現在相比有著巨大的差異,閱讀起來從字詞句到篇章,都會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這樣,給《詩經》作注釋,或翻譯為現代白話文,就成了幫助和引導人們特別是青少年閱讀和入門的較為便捷的途徑。這就是我們這本書選編《詩經》的部分作品進行注釋和翻譯的主要出發點。

    這本書的選編、題解、注釋、翻譯等工作,主要參考的著作有《毛詩正義》(李學勤主編標點本)、朱熹《詩經集傳》、方玉潤《詩經原始》、高亨《詩經今注》、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譯)、公木、趙雨《詩經全解》、餘冠英《詩經選譯》、趙浩如《詩經選譯》、何新《風——華夏上古情歌》等,還參考了聞一多《詩經研究》、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周滿江《詩經》、(法)葛蘭西《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等的一些相關內容。由於本書的體例所限,對上述著作引用之處未能明確標出,特此說明。謹對上述古今學者深表敬意和感謝。上述著作對本書的選編、題解、注釋、翻譯等工作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啟發,使我也能偶有體會,間或有所闡釋。

    本書選取了《詩經》中具有代表性的121篇作品,約占《詩經》全部詩篇的39.7%,大致能夠看出《詩經》的基本麵貌。這121篇作品中,《風》選有96首,《雅》20首,《頌》5首。從風、雅、頌的選擇比例看,《風》詩比例最大,《雅》詩次之,《頌》又次之。這主要是考慮到《風》詩一般較為簡短,內容較為簡明;而《雅》、《頌》一般較長,字句艱深古奧,內容較為複雜,有的詩主要是歌頌君王和祭祀祖先。選編的詩篇順序仍按風、雅、頌三部分先後排列,作品選自何種國風,大雅還是小雅,周頌、魯頌還是商頌,以標題後括號的形式表示,如“關雎(周南)”、“七月(豳風)”、“鹿鳴(小雅)”、“臣工(周頌)”等。

    本書體例采用以單篇作品為獨立單位的形式,每篇作品包括:標題、題解、作品原文、注釋和譯文等五個部分。標題,為詩篇名稱;題解,用簡明扼要的文字說明這篇作品的主題和主要內容;作品原文,主要根據《毛詩正義》(李學勤主編標點本)錄出,有些字句也參考了朱熹、高亨、程俊英等其他版本;注釋,包括注音和釋義,在難讀的字後以括號內漢語拚音的形式注音,字音的讀法主要以《辭海》(語詞分冊)、《辭源》的相關讀音為依據,並參考上述今人著作中的有關注音。為便於讀者閱讀和掌握,有些字詞在文中多次重複注音。釋義即是對字詞句的解釋,主要參考上述諸家的注釋,再根據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進行解釋,力求意思簡明通達,不作繁瑣的考據和引證。在多篇作品中出現的難字難句,如果前後兩篇次序相鄰,則前篇作過注釋,後篇中不再注釋;如果前後兩篇次序相隔較遠,則前篇雖作過注釋,後篇中仍再作注釋,以便讀者閱讀;譯文,以盡量接近原作的原意為原則,主要采用現代自由體的詩歌形式,盡可能在譯文的偶數句尾押韻,力求通暢明白,傳達原意,存其詩味,朗朗上口。

    應該指出,由於《詩經》產生的語境同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有了極大的差異,使用的語體也有了極大的不同,因此雖然我們一再強調要接近原著原意,但今人的注釋和翻譯實際上都不可能完全忠實於原著,特別是用現代漢語翻譯《詩經》作品,譯文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原來的作品了,不是原汁原味了。但是,對了解《詩經》不多的讀者來說,一下子就去閱讀原著,困難確實太大,而通過今人的注釋和翻譯,可以減少困難,培養興趣,較為便捷地閱讀和了解《詩經》。也就是說,今人對《詩經》的注釋和翻譯,是幫助那些閱讀《詩經》還有較多困難的讀者入門的一條有效途徑。我們希望,本書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我們更希望讀者通過閱讀本書,打下基礎,培養興趣,進而閱讀全部《詩經》作品,結合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對《詩經》作出自己的詮釋。

    《詩經》這一偉大經典的魅力是無窮的,它能為後人提供不斷進行闡釋的多種可能性,在闡釋中不斷產生新的意義,提供新的價值。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閱讀,去體味,去作出自己的闡釋。

    段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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