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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作者：時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很明顯，是梁啓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總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樂。
梁啓超是才子，思維細膩，內心敏感，相對玩政治的人，還是相當地脆弱。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確確有不少挫折，對此，梁啓超產生了悲情，而李鴻章是漠然的。這也恰恰是梁啓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鴻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過厚厚的史料，我始終看到的是李鴻章的政治家麵目，他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這裏，我用了“合格”一詞，因為這種表述更多地帶有價值判斷的色彩，而不是“好壞”這個簡單而粗暴的詞彙。
國人做事，總喜歡在道德上進行pk，評出個是非對錯，仿佛一旦占據了“道德”的高位，便可為所欲為，做什麽都是對了，都有道理了。與此對應，如果要反對什麽，一定要將對方“妖魔化”，因此起義軍們一定要將皇帝稱為“昏君”，而統治者一定也會將造反者斥為“賊寇”。對李鴻章之評價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負重、臥薪嚐膽的改革派；而反對他，自己就成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愛國者了。無非就是想從一個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見識遠遠不如幾十年前之梁任公（註：即梁啓超）。
《李鴻章像》李鴻章，他不僅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以現代政治理論武裝頭腦去搞政治，以市場經濟學武裝頭腦去搞洋務，也不可能超越職務權限，對一切決策負責，他要聽皇太後的領導，要向皇太後匯報工作，要受一大群守舊派的鉗製。夠不容易的了！換一智商情商平平的當這份差，說不定沒幾天就推午門外邊了。
或許，真正值得悲哀的是，習氣，民族習氣——從來不指責那些什麽都不幹的人。
對李鴻章的另一個罵點，在於發跡歷程過於血腥。
嘿嘿，誰也別說誰了，電影《無間道》裏，琛哥“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一聲長嘆，盡顯黑老大的飽含滄桑的厚重。哪個大人物的原始積累不是血腥的呢？專製政府的事情，向來是成就了個人，苦了百姓。李鴻章也不例外。最誠實直白的，還是董卓。他說：“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
首先，李鴻章的原始積累，跟師傅曾國藩一樣，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場子，也就是殺人起家。中國人寫歷史，比較會黑色幽默，往往喜歡把“殺人無算”作為被描寫者的功績，毫無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樂道，渾然不知其中的危險和恐怖。
對此有深刻反思和精闢見解的，在魯迅之前，便隻有梁啓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鴻章傳》中有這麽一段話：
抑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以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至道鹹末葉，而所謂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為官吏所淩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隻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視為故常，敗則為寇，成則為王。漢高明太，皆起無賴，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惟強是祟，他靡所雲，以此習俗，以此人心，故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戶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禦下有術，以小恩小惠僥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即復承起，故數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為諱者也。本朝既能興關外，入主中華，以我國民自尊自大蔑視他族之心，自不能無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後，其遺民即有結為秘密黨會、以圖恢復者，二百餘年不絕，蔓延於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雖屢有所煽動，而英主繼踵，無所得逞，鬱積既久，必有所發。及道鹹以後，官吏之庸劣不足憚，既已顯著，而秕政稠疊，國恥紛來，熱誠者欲掃雰霧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覬非分，此殆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於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於是一世之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因之而起。
梁啓超先生的這段話說得何等好啊！我幹脆把話說得更絕一些——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誰也別罵誰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頭當球踢的主兒。”
當然，追究李鴻章之“原罪”從而在所謂的道德上否定李鴻章決非筆者的本意，筆者隻是要提醒一下李鴻章的粉絲們，喜歡一個人，崇拜一個人並沒有什麽錯，但是當這個人是靠殺你的頭來成就他的事業時，可能你就不會這麽想了。
不過，敢於殺別人的頭並非成就事業的充要條件，不然幾千年來那麽多暴徒豈不都成器了？
第7節：通權達變才能因事製宜
（二）通權達變才能因事製宜
“機遇”與“能力”是公認的成功路上的兩個必備條件。你再能，也離不了別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處都是成功人士了。機遇，才是稀缺性資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準備好了才下鍋。機遇來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養也成，否則就算上了位，也幹不了多久。有首詩可以引在這裏：“如果花兒要等春天來了它才開／如果春天要等花兒開了它才來／那麽／春天永遠也不會來／花兒永遠也不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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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是才子，思維細膩，內心敏感，相對玩政治的人，還是相當地脆弱。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確確有不少挫折，對此，梁啓超產生了悲情，而李鴻章是漠然的。這也恰恰是梁啓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鴻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過厚厚的史料，我始終看到的是李鴻章的政治家麵目，他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這裏，我用了“合格”一詞，因為這種表述更多地帶有價值判斷的色彩，而不是“好壞”這個簡單而粗暴的詞彙。
國人做事，總喜歡在道德上進行pk，評出個是非對錯，仿佛一旦占據了“道德”的高位，便可為所欲為，做什麽都是對了，都有道理了。與此對應，如果要反對什麽，一定要將對方“妖魔化”，因此起義軍們一定要將皇帝稱為“昏君”，而統治者一定也會將造反者斥為“賊寇”。對李鴻章之評價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負重、臥薪嚐膽的改革派；而反對他，自己就成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愛國者了。無非就是想從一個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見識遠遠不如幾十年前之梁任公（註：即梁啓超）。
《李鴻章像》李鴻章，他不僅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以現代政治理論武裝頭腦去搞政治，以市場經濟學武裝頭腦去搞洋務，也不可能超越職務權限，對一切決策負責，他要聽皇太後的領導，要向皇太後匯報工作，要受一大群守舊派的鉗製。夠不容易的了！換一智商情商平平的當這份差，說不定沒幾天就推午門外邊了。
或許，真正值得悲哀的是，習氣，民族習氣——從來不指責那些什麽都不幹的人。
對李鴻章的另一個罵點，在於發跡歷程過於血腥。
嘿嘿，誰也別說誰了，電影《無間道》裏，琛哥“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一聲長嘆，盡顯黑老大的飽含滄桑的厚重。哪個大人物的原始積累不是血腥的呢？專製政府的事情，向來是成就了個人，苦了百姓。李鴻章也不例外。最誠實直白的，還是董卓。他說：“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
首先，李鴻章的原始積累，跟師傅曾國藩一樣，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場子，也就是殺人起家。中國人寫歷史，比較會黑色幽默，往往喜歡把“殺人無算”作為被描寫者的功績，毫無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樂道，渾然不知其中的危險和恐怖。
對此有深刻反思和精闢見解的，在魯迅之前，便隻有梁啓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鴻章傳》中有這麽一段話：
抑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以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至道鹹末葉，而所謂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為官吏所淩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隻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視為故常，敗則為寇，成則為王。漢高明太，皆起無賴，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惟強是祟，他靡所雲，以此習俗，以此人心，故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戶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禦下有術，以小恩小惠僥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即復承起，故數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為諱者也。本朝既能興關外，入主中華，以我國民自尊自大蔑視他族之心，自不能無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後，其遺民即有結為秘密黨會、以圖恢復者，二百餘年不絕，蔓延於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雖屢有所煽動，而英主繼踵，無所得逞，鬱積既久，必有所發。及道鹹以後，官吏之庸劣不足憚，既已顯著，而秕政稠疊，國恥紛來，熱誠者欲掃雰霧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覬非分，此殆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於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於是一世之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因之而起。
梁啓超先生的這段話說得何等好啊！我幹脆把話說得更絕一些——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誰也別罵誰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頭當球踢的主兒。”
當然，追究李鴻章之“原罪”從而在所謂的道德上否定李鴻章決非筆者的本意，筆者隻是要提醒一下李鴻章的粉絲們，喜歡一個人，崇拜一個人並沒有什麽錯，但是當這個人是靠殺你的頭來成就他的事業時，可能你就不會這麽想了。
不過，敢於殺別人的頭並非成就事業的充要條件，不然幾千年來那麽多暴徒豈不都成器了？
第7節：通權達變才能因事製宜
（二）通權達變才能因事製宜
“機遇”與“能力”是公認的成功路上的兩個必備條件。你再能，也離不了別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處都是成功人士了。機遇，才是稀缺性資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準備好了才下鍋。機遇來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養也成，否則就算上了位，也幹不了多久。有首詩可以引在這裏：“如果花兒要等春天來了它才開／如果春天要等花兒開了它才來／那麽／春天永遠也不會來／花兒永遠也不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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