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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襲珍珠港前的365天 作者：[日]實鬆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天，舊金山的報紙都在頭版版麵刊登了野村大使的照片，並以通欄標題報導他的到來：
“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海軍將領受到熱烈歡迎，和平可望來臨。”
“日美關係大有希望，決非暗淡無光。”
“野村海軍將領是偉大的美國朋友。”
可是，幾天以後，抵達華盛頓時的情景卻同這裏空前歡迎的盛況完全相反，氣氛十分冷淡。
華盛頓這個地方原是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海軍武官的舊地，當時日美兩國都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共同對德作戰。
然而，現今的世界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日、德、意三國已經締結了同盟條約（一九四○年九月）。美國認為，日本已投入美國之不共戴天的敵人——希特勒德國的懷抱裏。因此，野村到達華盛頓時，除禮賓司司長薩馬林外，國務院隻派了一個人去車站迎接。與此相反，德國駐美大使館臨時代辦托姆辛和義大利大使館參事羅希隆吉卻都到車站迎接。對此，美國報紙曾以《軸心國代表在華盛頓車站示威》為題作了諷刺性的報導。
美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對待野材，當然是由於美國政府認為：日本締結三國條約，它已公開變成了德國的盟國，而三國條約的主要目的則是以恫嚇來阻止美國對日本採取鹹逼性行動，並阻撓美國加強對英國的援助。
就這樣，野村大使在抵達氣氛嚴肅的華盛頓——它與夏威夷和美國西海岸那種暖人心懷的歡迎盛況截然不同——以後，連換下旅途服裝的時間也沒有，終於成了一位挺身於為打開日美兩國之間的僵局而進行談判的人物。
在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野村前往國務院，對國務卿赫爾進行禮節性的拜訪。隔了一天（二月十四日），他又在白宮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國書。按照慣例，遞交國書時通常由國務院禮賓司司長陪同，而這天國務卿赫爾卻親自到場，甚為破例。
二十多年前，在日美關係融洽的時代裏，羅斯福總統作為海軍部部長助理與海軍武官野村結下了深交，如今總統以深切關懷的心情對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表示慰問。他說：
“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美國的朋友，你很了解美國，因此我們能坦率地進行交談..”
總統是把野村當作者朋友來歡迎的，他補充說：
“今後不管什麽時候，我都願意高興地會見你。”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羅斯福總統向野村表示那種關切之情，以及在美國西海岸和夏鹹夷受到空前歡迎的盛況的背後，卻潛伏著一股冰涼的暗流。
羅斯福總統當時的判斷是，日本將向海南島（中國廣東省南部）、斯普拉特利島（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印度支那和泰國進軍，在這種形勢下，盡管日本的南進時急時緩，但它大體上已成為日本的既定國策。要想製止日本的這種行動，單靠迸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那是不夠的。他認為：有必要把艦隊的部分兵力（約四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和兩艘航空母艦）派往遠東活動。
關於這個問題，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對總統的想法表示反對。在二月十一日野村到達華盛頓的那一天，他曾向總統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說：
“向遠東派遣一支小部隊，恐怕非但不會收到抑製日本的效果，反而會有促使日本採取敵對行動的可能性。”
對此，最後決定派遣部分艦隊前往澳大利亞進行“友好訪問”。
華盛頓海軍當局未能同意太平洋艦隊司令理查森的這樣一種看法：敵人在戰時不可能將航空母艦駛到珍珠港附近活動，因而沒有必要設置那種使珍珠港的使用受到更多限製的防魚雷網。於是，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便把二月十七日的一份機密文件發給各海軍軍區司令，命令他們：
“對使用防魚雷裝置來保護自己管轄區內的港灣，特別是保護停泊在艦隊主要基地內的大型艦艇這一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意見。”
斯塔克在這份文件中談到：“不能因為艦艇停泊在水深十尋（十八點三米）的水域中，就自以為太平無事，不會遭到魚雷轟炸機的攻擊了。”接著他又補充說：
“英國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在塔蘭托海戰中施放的魚雷，大多在水深十三尋（二十三點八米）到十五尋（二十七點五米）之間，隻有幾枚魚雷在十一尋（二十米）乃至十二尋之間。”二月十七比夏威夷方麵陸軍司令肖特中將通知其所同的各部隊，為了使夏威夷地區的飛機作好最大限度的準備，建議他們根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夏威夷方麵陸軍部隊和第十四海軍軍區聯合製訂的《夏威夷沿岸海域聯防計劃》，就下列幾個方麵製訂出詳細計劃：
空中聯合演習；
通訊；
共同使用機場，
識別飛機；
警戒和值勤；
為飛機提供各種彈藥之類的裝備；
警報和發現敵機；
使用氣球阻塞網和煙幕：
增加戰鬥機和高射炮以及配備防空警報；
陸海軍飛機對敵機空襲採取作戰行動，有效地調整艦艇和地麵防空武器；
陸海軍部隊每周至少進行一次旨在防禦敵機空襲的聯合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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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海軍將領受到熱烈歡迎，和平可望來臨。”
“日美關係大有希望，決非暗淡無光。”
“野村海軍將領是偉大的美國朋友。”
可是，幾天以後，抵達華盛頓時的情景卻同這裏空前歡迎的盛況完全相反，氣氛十分冷淡。
華盛頓這個地方原是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海軍武官的舊地，當時日美兩國都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共同對德作戰。
然而，現今的世界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日、德、意三國已經締結了同盟條約（一九四○年九月）。美國認為，日本已投入美國之不共戴天的敵人——希特勒德國的懷抱裏。因此，野村到達華盛頓時，除禮賓司司長薩馬林外，國務院隻派了一個人去車站迎接。與此相反，德國駐美大使館臨時代辦托姆辛和義大利大使館參事羅希隆吉卻都到車站迎接。對此，美國報紙曾以《軸心國代表在華盛頓車站示威》為題作了諷刺性的報導。
美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對待野材，當然是由於美國政府認為：日本締結三國條約，它已公開變成了德國的盟國，而三國條約的主要目的則是以恫嚇來阻止美國對日本採取鹹逼性行動，並阻撓美國加強對英國的援助。
就這樣，野村大使在抵達氣氛嚴肅的華盛頓——它與夏威夷和美國西海岸那種暖人心懷的歡迎盛況截然不同——以後，連換下旅途服裝的時間也沒有，終於成了一位挺身於為打開日美兩國之間的僵局而進行談判的人物。
在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野村前往國務院，對國務卿赫爾進行禮節性的拜訪。隔了一天（二月十四日），他又在白宮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國書。按照慣例，遞交國書時通常由國務院禮賓司司長陪同，而這天國務卿赫爾卻親自到場，甚為破例。
二十多年前，在日美關係融洽的時代裏，羅斯福總統作為海軍部部長助理與海軍武官野村結下了深交，如今總統以深切關懷的心情對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表示慰問。他說：
“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美國的朋友，你很了解美國，因此我們能坦率地進行交談..”
總統是把野村當作者朋友來歡迎的，他補充說：
“今後不管什麽時候，我都願意高興地會見你。”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羅斯福總統向野村表示那種關切之情，以及在美國西海岸和夏鹹夷受到空前歡迎的盛況的背後，卻潛伏著一股冰涼的暗流。
羅斯福總統當時的判斷是，日本將向海南島（中國廣東省南部）、斯普拉特利島（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印度支那和泰國進軍，在這種形勢下，盡管日本的南進時急時緩，但它大體上已成為日本的既定國策。要想製止日本的這種行動，單靠迸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那是不夠的。他認為：有必要把艦隊的部分兵力（約四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和兩艘航空母艦）派往遠東活動。
關於這個問題，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對總統的想法表示反對。在二月十一日野村到達華盛頓的那一天，他曾向總統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說：
“向遠東派遣一支小部隊，恐怕非但不會收到抑製日本的效果，反而會有促使日本採取敵對行動的可能性。”
對此，最後決定派遣部分艦隊前往澳大利亞進行“友好訪問”。
華盛頓海軍當局未能同意太平洋艦隊司令理查森的這樣一種看法：敵人在戰時不可能將航空母艦駛到珍珠港附近活動，因而沒有必要設置那種使珍珠港的使用受到更多限製的防魚雷網。於是，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便把二月十七日的一份機密文件發給各海軍軍區司令，命令他們：
“對使用防魚雷裝置來保護自己管轄區內的港灣，特別是保護停泊在艦隊主要基地內的大型艦艇這一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意見。”
斯塔克在這份文件中談到：“不能因為艦艇停泊在水深十尋（十八點三米）的水域中，就自以為太平無事，不會遭到魚雷轟炸機的攻擊了。”接著他又補充說：
“英國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在塔蘭托海戰中施放的魚雷，大多在水深十三尋（二十三點八米）到十五尋（二十七點五米）之間，隻有幾枚魚雷在十一尋（二十米）乃至十二尋之間。”二月十七比夏威夷方麵陸軍司令肖特中將通知其所同的各部隊，為了使夏威夷地區的飛機作好最大限度的準備，建議他們根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夏威夷方麵陸軍部隊和第十四海軍軍區聯合製訂的《夏威夷沿岸海域聯防計劃》，就下列幾個方麵製訂出詳細計劃：
空中聯合演習；
通訊；
共同使用機場，
識別飛機；
警戒和值勤；
為飛機提供各種彈藥之類的裝備；
警報和發現敵機；
使用氣球阻塞網和煙幕：
增加戰鬥機和高射炮以及配備防空警報；
陸海軍飛機對敵機空襲採取作戰行動，有效地調整艦艇和地麵防空武器；
陸海軍部隊每周至少進行一次旨在防禦敵機空襲的聯合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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