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日本“歸國者”和他們的後代
在我所接觸的日本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五金雜品的同行，他們會說中國話，會以中國人的方式與我們研修生交流溝通，我以為他們都是中國人，然而，他們大多數是具有中國血統的日本人。
“歸國者”大都出生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在還活著的人年齡較小的也有七八十歲，這些人普遍失去了勞動能力，現在從事收購和販賣五金雜品行業的大都是“歸國者”的後代，或者與“歸國者”有著親緣關係的在日華人。
歸國者包括二戰結束後日本遺留或遺棄在中國的孤兒和婦女，簡稱“殘留孤兒”和“殘留夫人”。
“歸國者”迴到日本後被恢複了日本國籍。“歸國者”的隨行家屬來到日本後，有一部分人自願加入了日本國籍，有一部分人獲得了在日本永住的簽證。在日本出生的“歸國者”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公民。
由於“歸國者”及其隨行家屬在中國生活了若幹年，雖然他們生活在日本，在他們的家族中仍然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著中國的語言和文化，每當和中國人打交道或者交流的時候，他們仍然用漢語和中國人交談，如果不是他們自己說出巳經加入日本國籍，你不可能想象他們也是日本人，或者說他們是日本籍華人。
與“歸國者”者有直係血親的第二代普遍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血統。這些人出生在中國，結婚生子也大都在中國，不僅他（她）們的另一半是純正的中國人，具有一部分日本人血緣關係的第二代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來到日本後，他們的中國習俗和文化並沒有多大改變，在他們的影響下，歸國者的第三代子孫在日本結婚找對象仍然傾向找華人或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結婚對象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不管歸囯者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是否出生在日本，這些人仍然屬於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後裔。
歸國者的後代來到日本後大多加入了日本國藉，但是，他們卻經過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階段才逐漸適應了日本的生活。對於那些在日本語言學校專門學習過或者善於自學的人，日語表達能力普遍提高的很快。但也有很多歸國者以及他（她）們的隨行家屬日語表達能力很差，雖然他們來到日本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了，日本語仍然會不了幾句，既聽不懂日本人說話，也不會用日本語和當地人溝通。
“歸國者”亦屬於遺華日僑的一部分。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迅速進入東北。日本僑民被迫緊急向大連，安東（丹東）集結，以期乘船迴國。從而在東北各地出現了百萬撤逃的日本難民。
這些難民中既有軍政人員的子女，也有工商界的後裔，但最多的是日本開拓團的後代，分布於中國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其中90%集中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在緊急撤退中，有的地方不通火車，也沒有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使通火車的地方，由於撤逃的人太多，很多婦女兒童擠不上火車，隻能徒步行走，她們（他）跋山涉水，晝伏夜行，一邊躲避戰火，一邊向遠在千裏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饑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們身邊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嶺、街頭巷尾、車站碼頭的孤兒；還有的父母在潰逃中為了不讓孩子病死、餓死、凍死，就把他們送給中國人撫養；也有的父母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於攜帶的嬰幼兒拋棄於荒郊野外或路旁，有的被狼撕狗咬，有的被凍死餓死。僥幸大難不死的孤兒被中國人揀迴家中撫育。有些婦女因為進入當地人家庭而保住了性命。
遺孤們被收養前，有的衣衫襤褸，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纏身，傷痕累累；有的凍餓交加，氣息奄奄。
從檔案材料看，絕大多數的戰爭孤兒在被收養時都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飽嚐了種種磨難。
抗戰勝利後，盡管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極其困難，依然對那些走投無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遺孤伸出仁愛之手，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拯救出來，用自己的**和從口中省下的糧食將他們喂活養大，並節衣縮食，千方百計地供他們上學，把他們培養成有用之才。在他們成年後，又用自己的全部積蓄為其操辦婚嫁，成家立業。
日本厚生勞動省將當時被中國人收養的未滿十三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將那些十三歲以上為了生存或自願與中國人結婚或進入東北人家庭當女兒的日本女性，稱為遺留婦女。
從1993年起，日本政府將這些歸國或仍生活在中國的日僑改稱為：中國歸國者、殘留日本人、中國殘留日本人（ちゅうごくざんりゅうにほんじん）。
殘留婦女主要由日本開拓團民的妻子、女兒和從日本派送到東北的女學生和大陸新娘組成。日本政府為了穩定移民，把日本各地的少女短暫培訓後陸續送到了東北，她們就是後來殘留婦女的主要來源。開拓團民大多分散於吉林、黑龍江各地，戰爭後期，日本關東軍由於軍力不足，將開拓團18歲到45歲的男性全都拉到戰場，這些人大多在戰爭中死亡。戰爭後期剩下的開拓團民多為婦女兒童和老弱病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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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日本政府對東北的未歸還者統計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特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地區的未歸還者還有22187人。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介紹，從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有2171人，攜帶配偶和子女人數達7801人。更多的人在中國度過了一生。
2015年7月13日，由54名日本遺孤組成的“東京日中友好之會感恩團”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祭拜了中國養父母公墓。這次來訪的孤兒被遺棄時隻有幾歲或僅有幾個月大，如今他們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在中國養父母公墓前，許多遺孤都十分激動。
73歲的遺孤中春惠子跪在中國養父母公墓前，一邊哭一邊說：“我到媽媽家的時候才3歲，弟弟隻有7個月，我和弟弟沒有血緣關係，都是從難民收容所裏被抱出來的。為撫育我們倆個，我的養父母再也沒有要過孩子，把我們當成親生的孩子撫養。他們把我供到了中師畢業，把我的弟弟送到了大學。我擁有的一切都是中國人給我的。”
遺孤前田明美迴憶說：“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盡管生活困難，但是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養父母都會想著我。我的養母在50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們為了撫養我，沒有享受到生活，卻把生活中能享受到的一切都給了我。作為遺孤和曆史的見證者，我會讓自己成為溝通中日的橋梁，我也會把戰爭曆史講給身邊的日本人。讓生在日本的年輕人感受到戰爭帶來的傷害，不讓悲劇重演。”
長春於德水1986年被確認為遺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本尋親。為贍養中國的養父母，他沒有申請去日本定居。養父母相繼去世後，他又守孝三年，直到1992年才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期間，他無法忘懷第二故鄉，作《思鄉》詩:“身在扶桑心在華，萍蹤萬裏到天涯。櫻花滿目惟催淚，夜夜夢魂到舊家。”
1995年，於德水重返長春投資辦廠，並寫詞明誌:“不欲聲名傳後世，拚將熱血喚和平！”
已經九十歲的呂淑君老人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幾十年，雖然日本是自己的第一故鄉，但中國就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他的丈夫孩子都是中國人。她希望自己死後能夠葬在第二故鄉，因為她嶄新的人生之路是從中國開始的。
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遺華日僑與日本社會長期分離，不會日語，不知道日本當今社會的生活習慣，因此，迴國後大都沒有能力獲得收入，也不容易被原有的日本家庭接受，造成了遺華日僑與日本家庭的隔閡，使她們（他們）的生計十分艱難，每月隻能領受政府的救濟金度日。
許多陷入困境的遺華日僑為此提出控告：指責日本政府二戰時期製定國策移民計劃，迫使他們舉家遷移中國東北，不僅他們的親人在戰爭中喪生，幸存活下來迴歸國家的人日本政府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要求日本政府進行國家賠償並向遺華日僑道歉。
歸國者帶迴日本的子女，在到達日本的最初兩年，大多無法融入日本社會，很難適應日本學校的學習，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的人後悔來到日本，有的人得了抑鬱症，也有人自殺，有的年輕人甚至加入黑社會組織，幹起了違法的行當。但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找到了滿意的工作，有的成為私營業主，其中收購販賣五金雜品就是許多歸國者後代廣泛從事的職業。
這個行業可大可小，可以一個人幹，也可一家人或多個人合夥經營，小規模經營可以不需要多大投資，也不需要有多好的日語基礎，很多人為了謀生，來到日本後就選擇了這份職業，一幹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輩子。我們這批研修生到達日本時，在這個行業做的風生水起的大都是歸國者的後代，我們會社的曹社長是中國留學生，在這行業裏屬於異軍突起的一匹黑馬。
從網上查看資料得知，到2017年底，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有70多萬人。實際上居住在日本的華人大約有上百萬人，其中永住者占百分之四十，永住者第二代和第三代占百分之二十；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伴侶簽證占百分之十；留學生占百分之十；工作簽證占百分之二十。還有數萬人是長期居住在日本的黑戶。
在永住者和永住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歸國者的隨行家屬和近親。當這些隨行家屬在日本的生意做到一定規模或者單獨成立會社（公司）時，又給中國一些沾親帶故的親屬辦理了來日本的長住簽證。有些歸國者隨行家屬來到日本後由中國國籍改為日本國籍，這部分人就不會被列入華人的統計範疇，但他們卻被當地人視為中國人，就連他們本人也時常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就是讓人感覺在日本的中國人比實際統計人數多的一個方麵。以我知道的兩個歸國者為例，一個是中山女士，是3歲時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她1997年從中國通化來日本，當年跟隨他來日本的包括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三家共11口人，除她丈夫和女婿及一個兒媳沒加入日本國籍外，餘之8口人全部加入日本國籍。如今中山女士已經78歲，跟隨她來日本的中國老伴已經去世，現在中山女士從中國帶到日本的人數已由當年的11人發展到25人。其中23人為日本國籍。另外一個是鬆田女士，她今年97歲，是殘留夫人。1995年從中國唿倫貝爾迴歸日本，當她在日本定居後的六年時間裏，先後有28個隨行家屬從中國各地來到她的身邊“安家落戶”，多數人都加入了日本國籍，沒加入日籍的都獲得永住簽證，在日本的居住時間不受限製。當鬆田女士過95歲生日時，他28個人的隨行家屬已經發展到80多人。由此可見，有人說到2018年，中國人和華裔血統的人在日本的總數已達到240萬是有根據的。
五金雜品行業在“歸國者”後代的拉動下逐漸形成規模和相應的產業鏈。“歸國者”後代在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的同時，不僅為日本政府減輕了安置負擔，也為國家的環境治理做出了貢獻，為日本的工業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利用乃至出口創匯和稅收創造了價值。當然，經營這個行業不僅僅是“歸國者”的後代，還有更多的日本人參與，也有富洋商行這匹黑馬加入其中。
在我所接觸的日本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五金雜品的同行，他們會說中國話，會以中國人的方式與我們研修生交流溝通，我以為他們都是中國人，然而，他們大多數是具有中國血統的日本人。
“歸國者”大都出生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在還活著的人年齡較小的也有七八十歲，這些人普遍失去了勞動能力，現在從事收購和販賣五金雜品行業的大都是“歸國者”的後代，或者與“歸國者”有著親緣關係的在日華人。
歸國者包括二戰結束後日本遺留或遺棄在中國的孤兒和婦女，簡稱“殘留孤兒”和“殘留夫人”。
“歸國者”迴到日本後被恢複了日本國籍。“歸國者”的隨行家屬來到日本後，有一部分人自願加入了日本國籍，有一部分人獲得了在日本永住的簽證。在日本出生的“歸國者”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公民。
由於“歸國者”及其隨行家屬在中國生活了若幹年，雖然他們生活在日本，在他們的家族中仍然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著中國的語言和文化，每當和中國人打交道或者交流的時候，他們仍然用漢語和中國人交談，如果不是他們自己說出巳經加入日本國籍，你不可能想象他們也是日本人，或者說他們是日本籍華人。
與“歸國者”者有直係血親的第二代普遍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血統。這些人出生在中國，結婚生子也大都在中國，不僅他（她）們的另一半是純正的中國人，具有一部分日本人血緣關係的第二代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來到日本後，他們的中國習俗和文化並沒有多大改變，在他們的影響下，歸國者的第三代子孫在日本結婚找對象仍然傾向找華人或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結婚對象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不管歸囯者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是否出生在日本，這些人仍然屬於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後裔。
歸國者的後代來到日本後大多加入了日本國藉，但是，他們卻經過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階段才逐漸適應了日本的生活。對於那些在日本語言學校專門學習過或者善於自學的人，日語表達能力普遍提高的很快。但也有很多歸國者以及他（她）們的隨行家屬日語表達能力很差，雖然他們來到日本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了，日本語仍然會不了幾句，既聽不懂日本人說話，也不會用日本語和當地人溝通。
“歸國者”亦屬於遺華日僑的一部分。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迅速進入東北。日本僑民被迫緊急向大連，安東（丹東）集結，以期乘船迴國。從而在東北各地出現了百萬撤逃的日本難民。
這些難民中既有軍政人員的子女，也有工商界的後裔，但最多的是日本開拓團的後代，分布於中國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其中90%集中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在緊急撤退中，有的地方不通火車，也沒有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使通火車的地方，由於撤逃的人太多，很多婦女兒童擠不上火車，隻能徒步行走，她們（他）跋山涉水，晝伏夜行，一邊躲避戰火，一邊向遠在千裏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饑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們身邊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嶺、街頭巷尾、車站碼頭的孤兒；還有的父母在潰逃中為了不讓孩子病死、餓死、凍死，就把他們送給中國人撫養；也有的父母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於攜帶的嬰幼兒拋棄於荒郊野外或路旁，有的被狼撕狗咬，有的被凍死餓死。僥幸大難不死的孤兒被中國人揀迴家中撫育。有些婦女因為進入當地人家庭而保住了性命。
遺孤們被收養前，有的衣衫襤褸，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纏身，傷痕累累；有的凍餓交加，氣息奄奄。
從檔案材料看，絕大多數的戰爭孤兒在被收養時都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飽嚐了種種磨難。
抗戰勝利後，盡管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極其困難，依然對那些走投無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遺孤伸出仁愛之手，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拯救出來，用自己的**和從口中省下的糧食將他們喂活養大，並節衣縮食，千方百計地供他們上學，把他們培養成有用之才。在他們成年後，又用自己的全部積蓄為其操辦婚嫁，成家立業。
日本厚生勞動省將當時被中國人收養的未滿十三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將那些十三歲以上為了生存或自願與中國人結婚或進入東北人家庭當女兒的日本女性，稱為遺留婦女。
從1993年起，日本政府將這些歸國或仍生活在中國的日僑改稱為：中國歸國者、殘留日本人、中國殘留日本人（ちゅうごくざんりゅうにほんじん）。
殘留婦女主要由日本開拓團民的妻子、女兒和從日本派送到東北的女學生和大陸新娘組成。日本政府為了穩定移民，把日本各地的少女短暫培訓後陸續送到了東北，她們就是後來殘留婦女的主要來源。開拓團民大多分散於吉林、黑龍江各地，戰爭後期，日本關東軍由於軍力不足，將開拓團18歲到45歲的男性全都拉到戰場，這些人大多在戰爭中死亡。戰爭後期剩下的開拓團民多為婦女兒童和老弱病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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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日本政府對東北的未歸還者統計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特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地區的未歸還者還有22187人。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介紹，從昭和47年至平成7年（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有2171人，攜帶配偶和子女人數達7801人。更多的人在中國度過了一生。
2015年7月13日，由54名日本遺孤組成的“東京日中友好之會感恩團”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祭拜了中國養父母公墓。這次來訪的孤兒被遺棄時隻有幾歲或僅有幾個月大，如今他們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在中國養父母公墓前，許多遺孤都十分激動。
73歲的遺孤中春惠子跪在中國養父母公墓前，一邊哭一邊說：“我到媽媽家的時候才3歲，弟弟隻有7個月，我和弟弟沒有血緣關係，都是從難民收容所裏被抱出來的。為撫育我們倆個，我的養父母再也沒有要過孩子，把我們當成親生的孩子撫養。他們把我供到了中師畢業，把我的弟弟送到了大學。我擁有的一切都是中國人給我的。”
遺孤前田明美迴憶說：“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盡管生活困難，但是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養父母都會想著我。我的養母在50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們為了撫養我，沒有享受到生活，卻把生活中能享受到的一切都給了我。作為遺孤和曆史的見證者，我會讓自己成為溝通中日的橋梁，我也會把戰爭曆史講給身邊的日本人。讓生在日本的年輕人感受到戰爭帶來的傷害，不讓悲劇重演。”
長春於德水1986年被確認為遺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本尋親。為贍養中國的養父母，他沒有申請去日本定居。養父母相繼去世後，他又守孝三年，直到1992年才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期間，他無法忘懷第二故鄉，作《思鄉》詩:“身在扶桑心在華，萍蹤萬裏到天涯。櫻花滿目惟催淚，夜夜夢魂到舊家。”
1995年，於德水重返長春投資辦廠，並寫詞明誌:“不欲聲名傳後世，拚將熱血喚和平！”
已經九十歲的呂淑君老人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幾十年，雖然日本是自己的第一故鄉，但中國就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他的丈夫孩子都是中國人。她希望自己死後能夠葬在第二故鄉，因為她嶄新的人生之路是從中國開始的。
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遺華日僑與日本社會長期分離，不會日語，不知道日本當今社會的生活習慣，因此，迴國後大都沒有能力獲得收入，也不容易被原有的日本家庭接受，造成了遺華日僑與日本家庭的隔閡，使她們（他們）的生計十分艱難，每月隻能領受政府的救濟金度日。
許多陷入困境的遺華日僑為此提出控告：指責日本政府二戰時期製定國策移民計劃，迫使他們舉家遷移中國東北，不僅他們的親人在戰爭中喪生，幸存活下來迴歸國家的人日本政府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要求日本政府進行國家賠償並向遺華日僑道歉。
歸國者帶迴日本的子女，在到達日本的最初兩年，大多無法融入日本社會，很難適應日本學校的學習，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的人後悔來到日本，有的人得了抑鬱症，也有人自殺，有的年輕人甚至加入黑社會組織，幹起了違法的行當。但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找到了滿意的工作，有的成為私營業主，其中收購販賣五金雜品就是許多歸國者後代廣泛從事的職業。
這個行業可大可小，可以一個人幹，也可一家人或多個人合夥經營，小規模經營可以不需要多大投資，也不需要有多好的日語基礎，很多人為了謀生，來到日本後就選擇了這份職業，一幹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輩子。我們這批研修生到達日本時，在這個行業做的風生水起的大都是歸國者的後代，我們會社的曹社長是中國留學生，在這行業裏屬於異軍突起的一匹黑馬。
從網上查看資料得知，到2017年底，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有70多萬人。實際上居住在日本的華人大約有上百萬人，其中永住者占百分之四十，永住者第二代和第三代占百分之二十；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伴侶簽證占百分之十；留學生占百分之十；工作簽證占百分之二十。還有數萬人是長期居住在日本的黑戶。
在永住者和永住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歸國者的隨行家屬和近親。當這些隨行家屬在日本的生意做到一定規模或者單獨成立會社（公司）時，又給中國一些沾親帶故的親屬辦理了來日本的長住簽證。有些歸國者隨行家屬來到日本後由中國國籍改為日本國籍，這部分人就不會被列入華人的統計範疇，但他們卻被當地人視為中國人，就連他們本人也時常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就是讓人感覺在日本的中國人比實際統計人數多的一個方麵。以我知道的兩個歸國者為例，一個是中山女士，是3歲時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她1997年從中國通化來日本，當年跟隨他來日本的包括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三家共11口人，除她丈夫和女婿及一個兒媳沒加入日本國籍外，餘之8口人全部加入日本國籍。如今中山女士已經78歲，跟隨她來日本的中國老伴已經去世，現在中山女士從中國帶到日本的人數已由當年的11人發展到25人。其中23人為日本國籍。另外一個是鬆田女士，她今年97歲，是殘留夫人。1995年從中國唿倫貝爾迴歸日本，當她在日本定居後的六年時間裏，先後有28個隨行家屬從中國各地來到她的身邊“安家落戶”，多數人都加入了日本國籍，沒加入日籍的都獲得永住簽證，在日本的居住時間不受限製。當鬆田女士過95歲生日時，他28個人的隨行家屬已經發展到80多人。由此可見，有人說到2018年，中國人和華裔血統的人在日本的總數已達到240萬是有根據的。
五金雜品行業在“歸國者”後代的拉動下逐漸形成規模和相應的產業鏈。“歸國者”後代在為自己找到生活出路的同時，不僅為日本政府減輕了安置負擔，也為國家的環境治理做出了貢獻，為日本的工業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利用乃至出口創匯和稅收創造了價值。當然，經營這個行業不僅僅是“歸國者”的後代，還有更多的日本人參與，也有富洋商行這匹黑馬加入其中。